伊朗現在的失敗，根本原因在於鬥爭手段錯誤_風聞

　　伊朗現在處境很慘，態度很怪。抵抗之弧瓦解了，自身還在受美以直接軍事威脅，官方反稱“準備用永不製造核武，換取美解除經濟制裁”，這讓很多中國人連哀其不幸之心都難有，紛紛指責其缺乏鬥爭勇氣和決心，我認為這種指責太過表面，完全沒找對其錯誤根源。而其真正最根本的錯誤，也不會被現在多數中國人認為是錯誤。所以我認為有必要把這個道理講清楚。

　　先説理論認識。鬥爭，要區分鬥爭目標和鬥爭手段，這二者可不是一回事。

　　一個國家需要和敵對勢力鬥爭，且與根本利益密切相關的，鬥爭的目標當然是不允許有妥協的，在目標上妥協就是賣國和叛國。這一點相信大多數都有共識，只是在自己佔優勢時，也有一少部分人會將實現目標的代價排除在目標之外，這至少會讓勝利付出不該有的代價，甚至可能顛覆勝利本身，這種認識也是不對的。

　　但鬥爭手段，卻是可以選擇的，而且必須從實際出發作選擇，而不能不顧客觀條件亂選或一概而論，否則目標再正確也至少很難成功，失敗才是更通常的結果。這一點上我認為大多數人應該會搞錯——他們或者沒有意識到鬥爭手段存在多樣性，或者執拗地將最直接的對抗當作最好鬥爭手段。

　　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建設的成功，都首先源自於我們不僅選對了目標，也選對了手段。作為中國人必須更能理解這種選擇的重要性。

　　然後回到伊朗問題。

　　鬥爭，伊朗自1979年以來一直堅持到現在，它選擇的鬥爭手段就是直接對抗——站在反美、反以立場上，與伊拉克打代理人戰爭，扶持真主黨、哈馬斯和敍利亞構建了抵抗之弧。這種直接對抗的鬥爭手段就是錯誤的——我這裏絕不是説事到臨頭可以不直接對抗，而是説長期以對抗為態度和手段不可取。

　　很多人在用毛澤東的“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來諷刺伊朗的現在，但這種諷刺只是落在最近這幾年很短的時間段上才似乎成立，這些諷刺者們看不到自1979年以來這幾十年之間戰略選擇的問題：伊朗人積累鬥爭了幾十年，怎麼可能因偶然的投降派官員出現而毀於一旦？難道不該再深入問一下，這些投降派官員是怎麼產生和壯大的嗎？系統存在顛覆性的弱點，本身就説明系統的整體設計和構建存在問題，長期鬥爭的結果是功虧一簣，背後主因肯定是必然性而不是偶然。

　　鬥爭手段正確，一個必然的結果就是鬥爭的成果會越積越多，國內的支持者會越來越多，國家實力會越來越強大，而且這些必須主要源自於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外部的運氣。投降派勢力逐漸增長以至於可以控制政府，連哈梅內伊都無可奈何，伊朗發展到這一步，這個事實就説明它鬥爭手段錯了：鬥爭帶來的是沒出路的結果，因而相當多的民眾因自身感受不好而越來越背離這種鬥爭。

　　那麼，伊朗錯在哪裏呢？

　　前面説過，要把手段選擇正確，必須從實際出發作選擇。而伊朗的客觀條件是什麼呢？

　　在世界上，伊朗不是大國也不是強國，雖然在中東局部地區有影響力，但中東也有其他影響力相當的國家存在。而且，它的敵人美國西方和以色列加在一起遠遠比它強大，潛在的有一定力量的地區盟友也因歷史原因於伊朗有種種矛盾。這是個敵強我弱且不易獲得外部有力支援的客觀環境，並且這個外部環境不易被改變，尤其不易被伊斯蘭世界本身的努力所改變。伊朗還是落後國家，儘管在中東本地有一定優勢（以1979年而論），即使沒有外部制裁和封鎖，也很難短期改變。這就是真正的客觀實際。

　　敵強我弱，先謀其生，這是我們都知道的道理。伊朗人反其道而行，直接和強敵對抗，也和可能是盟友且實力更強的遜尼派國家直接對抗，這難道還不是戰略錯誤？如果沒有外部勢力支援，這種對抗會有好結果嗎？即使有外部勢力想幫忙但力量有限，又能支撐多久？

　　我們是從歷史上落後捱打的窘境裏以弱勝強打敗所有侵略者而崛起復興的，但問題在於，伊朗，甚至任何一個伊斯蘭世界或中東地區的國家，和我們比都有太多的實踐欠賬，因而民眾整體認識上存在差距鴻溝，這絕不是能輕易改變的。我們有的優勢，比如文明整體統一性和凝聚力、實踐能力、地域遼闊、人口基數等等，他們都沒有，反而他們卻有很多我們沒有的缺陷。這可不是可以隨便能套用《論持久戰》結論的——那些套用者們所犯的第一條錯誤，就是根本沒有像毛澤東當年那樣完全實事求是地面對自己和敵人的優勢和劣勢，光這一個錯誤就足以顛覆結論，並毀掉隨後的一切實踐努力。

　　伊朗也絕不是多堅持一些時間就行的。鬥爭手段的戰略選擇錯誤是有後果的，它的一個後果就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投降思維——這種投降思維本來是對錯誤鬥爭手段的否定，但民眾沒有那麼深的思考能力，總是簡單化二選一把鬥爭本身也給否定掉——這和美國的拜登不行就換特朗普是異曲同工。這種後果是社會性的，你從外部支持鼓勁或怒其不爭是起不到關鍵作用的。

　　國際上，也有別的和伊朗類似的錯選鬥爭手段的例子。

　　前蘇聯不顧民生髮展而只有冷戰對抗思維（我是指它比西方人更執拗和嚴重），最終同樣引發民眾不滿和反動，才把投降派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推上了領導崗位。

　　當今世界上，“誰敢打我我打誰、鐵棍橫掃／加粗”和“以超強硬對強硬”，以及靠宗教傳統將不同侵略者耗走的國家，都依然存在着，但境遇都不夠好，相同的問題就是發展沒出路，不可能靠自己努力實現國家逐步強大，最終也不能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對抗敵人。他們都是錯選戰略的具體例子。

　　還需要説的是，不管是伊朗也好，其他類似的國家也罷，錯選鬥爭手段的結果，儘管都不好，但都遠比本應有的結果要好很多。這原因就在於他們不僅僅是靠自己的努力在鬥爭，國際間大國博弈，也起到了為他們延壽的功效，但延壽也畢竟不能讓其永存。而最終可能轉變他們命運的（我只説理論上的可能，不管概率大小），恐怕只能是我們了。而且，應該説，我們至少也曾在一定程度上錯選鬥爭手段——國內大搞階級鬥爭，國外輸出革命，但所幸中途把錯誤改正了，最終走上了以發展為核心的正確道路。這樣的經歷，實踐上我們並不缺少什麼，但認識上，顯然我們忽視了不該被忽視的東西。

　　那麼，伊朗在1979年正確的鬥爭手段是什麼呢？這個問題，我是有確定看法的，但肯定不為多數人認同。

　　還是從伊朗的客觀條件出發來定鬥爭手段的選擇。既然和我們落後捱打時比，優勢遠比我們少而缺陷遠比我們多，它就絕不能選擇太直接容易引發衝突的鬥爭手段，至少不能像我們的游擊戰運動戰那樣直接，除非直接危及國家根本利益而又沒有選擇餘地。鬥爭，無論對內對外，或者無論是尖鋭和緩和，都必須對鬥爭手段保持足夠靈活性，這些靈活性必須以伊朗自身發展為核心，不可隨意靈活和極端死板。

　　具體地説，伊朗在巴以問題上過分專注和極端，也曾在對遜尼派國家的關係及對美關係上過於極端，還有曾對外部世界的文化過於缺乏包容性，都是嚴重偏離了發展核心的行為。伊朗真正犯錯誤和犯最大錯誤的，其實是霍梅尼和哈梅內伊，而不是佩澤希齊揚‌，並且正是前者的錯誤造就了後者——這是從1979年以來的整個歷史來看的，錯誤的大小是從整體和事實上的影響來論的。如果只看現實利益，佩澤希齊揚‌當然是令人不齒之徒——畢竟前者犯錯誤，其本心也是在努力維護伊朗根本利益，後者則是在出賣伊朗。只是很不幸，前者的整體後果太大，並且後者的出現也是前者錯誤的必然結果。伊朗雖然近些年事實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斷做出調整和修正，但並未徹底改變錯誤本身，哈梅內伊的年齡也無法做到。

　　對比之下，埃及是最早做出部分正確選擇的國家——它從自己國家利益出發和以色列建交，順利和平拿回了西奈半島，並且不再成為阿以對抗的最前線，有了發展自身的機會。但無論埃及還是沙特，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都沒有讓自己的國家發展起來，石油資源沒那麼豐富的埃及更糟糕，這不是鬥爭手段正確還是錯誤的問題，而是發展能力本身的問題——所有的穆斯林國家都有同樣的問題，在外部衝突影響更大時，內部的這種問題只是沒有顯現在人們面前而已。但不管怎樣，有機會還是沒機會發展，對不夠大的國家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伊朗現在的人均GDP與沙特等其他沒有與西方對抗的海灣國家比相去甚遠，是很清楚的事實。

　　我知道看到這裏會有很多人會説，我説的不極端就是投降。這樣想的人，我覺得首先該問下自己，美國人事實上都一直是台獨的幕後支持者和慫恿着，他們還炸我們的使館、撞我們的戰機、非法搜查我們的貨船，在我們邊疆地區搞分離和動亂，佩洛西還明目張膽落到台灣去了，我們幹嘛不斷交、宣戰？我們幹嘛不隨便去做一切對美國有害的事情？我該反問你們的是，我們自己一直都走在正確道路上，你們為什麼還看不出別人的錯誤？

　　這裏還有個更重要的問題：大國必須獨立自主，小國絕不能獨立自主，即使未來最終目標是能夠獨立自主。這是個生存方式必須從實際出發的問題。我們是大國，有很多人錯誤地將自己基於大國國情的認識照搬到了小國身上，而且，還不管歷史上我們經濟體量仍不是大國的時代曾經怎麼做過。而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下，成功生存下來才是小國最重要的事，執拗地想獨立自主幹想幹的事而不顧自己的生存，這是連最基本的文明本位都沒堅持好。而即使是要結盟對抗敵人，把更強的遜尼派排斥到對手那邊去，以及不和我們做利益綁定來尋求發展和安全，則是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戰略錯誤。

　　所以，真正的事實是，抵抗之弧的確是反霸權的正義鬥爭，但錯誤的戰略選擇讓這種正義實效欠佳，它給巴解／哈馬斯的直接反抗提供了更久的生存機會，但代價是敍利亞成為廢墟一片，也門陷入長期內戰，伊拉克始終擺脱不掉貧窮和動盪，伊朗自己也始終沒機會發展，而巴以及其衍射出的問題越來越趨於激化和擴大，巴勒斯坦人們的抵抗力量長期趨勢卻是逐漸衰亡。

　　而當我們逐漸有實力介入中東之時，最有實力和意願與我們合作的，卻大多是那些所謂“投降”美國西方的國家——他們其實從未投降和放棄，只是做出了更有利於自身生存發展的選擇，當然，他們因為沒有鬥爭能力而不能像我們做得一樣好，但這不該因此被定位為“投降派”。這樣的事實，也是不容易看明白的。

 　　一直走在正確道路上的我們中都有這麼人看不明白，伊朗人更看不明白，這就沒辦法了，歷史上實踐積累不夠，不是隻講正確道理就行。但犯錯誤就是犯錯誤，伊朗人幾十年以來在用錯誤戰略為自己的國家謀求生存發展出路，這是個事實，而承認事實的基礎上才可能把今後的路走對。我們應該比伊朗人自己更容易承認這樣的事實。

　　伊朗自身的道理到這裏基本結束了，下面也同時説下幾個相關問題。

　　首先，是巴勒斯坦的真正正確戰略選擇，這是不該回避的。

　　巴勒斯坦比伊朗的實際條件還要遠遠更差，我認為它幾乎沒有任何現實的優勢可言，只能寄希望於很遠的未來培養出潛在可能的優勢，才能和以色列直接對抗——這當然是在沒有外部有利勢力介入的情況下，我這裏説的戰略選擇，主要針對幾十年前。這裏的核心問題，則仍是發展——可不僅僅是人口上要發展，而是社會或文明整體上的發展進步。在發展上不能和以色列抗衡，還要用直接對抗的辦法去鬥爭，只能越鬥爭力量越弱（這就是事實）。以色列是中東最發達的國家，但它依然是個宗教影響非常嚴重的國家，其內部也存在着眾多相當落後的羣體，所以絕不是完美的發展典範，是可能被超越的。因而，巴勒斯坦正確戰略選擇一直都存在，那就是絕不放棄鬥爭目標，但至少在幾十年內放棄直接對抗手段，逐步摒棄宗教傳統，用新的現代化認識改造巴勒斯坦人，最終在外部阿拉伯世界發展起來的機遇下和以色列拼發展——在自己有能力對抗並有理由對抗的時候再直接對抗。

　　這個戰略選擇聽起來很科幻，但在我們落後捱打的時代讓中國人放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來接受社會主義，也同樣科幻。

　　哈馬斯選擇了直接抵抗，戰略上是選錯了手段；法塔赫與以色列人籤的協議，則相當於部分放棄了鬥爭的目標，也不是正確選擇。巴勒斯坦人的失敗，根源上説都是認識水平和能力的不足，無法內部自發產生類似1921年中共這樣具備先進意識形態的組織，這是內因缺陷。內因存在缺陷不等於正確戰略選擇不存在，只是用錯誤戰略走到如今地步的巴勒斯坦人，在特朗普執政的時期內以色列又為所欲為，其前途是令人擔心的，現在也沒有重拾正確戰略的現實可能。

　　其次，是第一次中東戰爭阿拉伯世界的戰略選擇問題，我認為選擇戰爭是錯誤的。

　　理由是，就算不管阿拉伯國家內部各懷私心，當時西方遠比阿拉伯國家聯合在一起強大，即使能將以色列政權消滅，也抵抗不了西方人的反撲；更重要的是，在猶太人事實上已經大量定居在巴勒斯坦地區之後，消滅其政權甚至驅除其族羣根本沒有道義上的理由。聯合國決議的不公正問題，則不是一定要用這樣的戰爭來解決的。阿拉伯國家以自己國家根本利益為重謹慎處理和從長計議，才是我認為的當時正確選擇。

　　這種戰略錯誤選擇，在隨後一定時期內將本來巴勒斯坦人佔理的巴以問題攪糊塗了。發展才是核心，這個道理隨時代越來越清晰，而人們的相關決策也越早越包含更多錯誤。

　　第三，不同時間尺度下的是非評判可以有差異。

　　在過去絕對的敵強我弱時，應該選擇迂迴的鬥爭手段，但在我們已經崛起並逐漸有能力介入中東，以及美國西方衰落得無力到處插手之時，仍然選擇向西方妥協，則是毫無道理的。這種是非評判差異，是所針對的時間尺度不同造成的。伊朗現在選擇更不妥協的鬥爭，也是更符合其生存發展需要的。

　　在有更好發展機會時直接對抗，在需要對抗時妥協和屈服，都是錯誤的戰略選擇。是非曲直，必須考慮這種時代變遷的不同，絕不是一成不變普世的。

　　第四，相關的核武器問題。我認為很多人以為的小國有核武器能自保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大國有核武器而小國沒有，很多人是從公平角度考慮問題。但事實上更重要的是人類整體的安全問題——小國利益被犧牲，哪怕是根本利益，人類依然可以有安全；但一旦小國有核武器而又與大國有根本利益衝突，雙方不存在核平衡，就一定會爆發核戰爭，這很容易導致人類整體都不安全。

　　我這裏説人類整體，你可以反駁説人類整體利益還沒最終確定，這倒是事實，但這只是個更冠冕些的説法而已，更直接點説，我們這樣的大國要因小國堅持自身利益而倒大黴，這你允許嗎？國家間根本利益可能不一致是事實，在這個事實下該以什麼利益為重，這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

　　小國擁有核武器的越多，世界可以引發核戰或全面核戰的門檻會越低，整體上所有人都會越不安全。“沒有俄羅斯的世界沒必要存在”其實不大要緊，因為能讓俄羅斯不存在的國家太少，也有足夠確定性，不會那麼瘋狂地真要去做。但倘若是一個小國這樣講那就令人擔心了，因為可能和有能力侵犯這個小國利益的太多了，都要搞成“這個世界沒必要存在”的話，即使不是衝突方也絕不接受。這個世界就是不公平的，它可以也應該越來越公平，但絕不該以公平為核心。

　　具體到伊核問題，在世界是和平發展的年代，伊朗若以自身國家安全需要為由擁核並引發相關重大問題，我覺得至少絕不該被我們支持，伊朗在維護其正當利益基礎上尋求談判和解才是正道。

　　但在現在的條件下，這的確稍微有點複雜。美國是否真要對伊朗發動戰爭這首先就是未知數；伊朗自身問題，也相當程度上是它自己早期戰略、戰術選擇錯誤的後果——不僅是鬥爭手段錯誤，還有對中國態度問題，對敍利亞等“小弟”們的支持問題，對以色列和美國鬥爭不徹底、不堅定問題；伊朗若沒有核武器，中東應該不至於發生核戰，但一旦擁有，很難説以色列會不會首先發動核戰——首先發起核戰的當然是罪魁，但我們及世界其他國家需要的是沒有核戰，而且伊朗本來就該為自己過去的錯誤選擇負責（我指的是可能和美國、以色列發生直接常規衝突而受損，不是遭受核打擊）。所以我仍然認為伊朗不擁有核武器才是正確的，當然這不符合伊朗現實利益——已經做過錯事還想不承擔後果，反而讓中東更容易爆發核戰，這當然不是正確想法。

　　有人拿利比亞和朝鮮做對比來説事，這是完全不顧事實。利比亞背後或者沒大國支持，或者大國有一定利益但無力維護，但朝鮮背後可有兩個大國，都是有重大戰略利益的，這是兩者結局不同的根本原因。沒這種根本差別的話，研製核武器首先就需要時間和場地的，美國什麼時候想打就打，哪裏容得你把核武和載具都研製到位？就算有了核武的小國，若挑戰大國根本利益，大國一樣該打就打，該升級就升級，我們對印度難道還不是這樣嗎？

　　而烏克蘭，若它保留核武至今，挑戰俄羅斯根本利益，普京會怎樣選擇？問這問題的，該首先反問下自己：美國若軍事幹涉台灣問題的解決我們會怎麼做？烏克蘭比美國強大嗎？

　　核威懾是有限度的，真正損害到根本利益足夠大，威懾一樣失效。與其窮死硬搞核武，不如通過發展讓自己全方位強大，這一點俄羅斯和朝鮮恰恰都是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