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歷史！這片能在國內上映，就算贏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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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我是影小妹
1970年的巴西，陽光傾灑在里約熱內盧的沙灘上，海風輕拂，裹挾着孩童歡快的嬉鬧聲與排球落地的沉悶聲響。
這個看似普通尋常的南美家庭，卻在歷史的褶皺裏，悄然成為一樁政治冤案的微小縮影。
由巴西名導沃爾特·塞勒斯執導的影片《我仍在此》，以冷靜且剋制的鏡頭語言，將一段被軍政府獨裁陰影深深籠罩的真實故事，搬上了銀幕——
《我仍在此》
這部影片改編自馬塞洛·魯本斯·派瓦的回憶錄，一舉斬獲第25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
它憑藉對日常生活的細膩描摹，以及對權力壓迫的深刻揭露，在2024年的全球影壇中脱穎而出，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該片是巴西曆史上首部斬獲奧斯卡大獎的電影，頒獎典禮當天，整個巴西舉國沸騰。
故事的主角魯本斯·派瓦，曾是一位國會議員，因早年遭受政治迫害而選擇隱退，轉而成為一名工程師。
他與妻子尤妮絲以及五個孩子，過着平靜而安寧的生活。
影片開場，便是一系列瑣碎而温馨的家庭日常：
沙灘上一家人歡快地打着排球，孩子們撿到流浪小狗時的興奮尖叫，深夜時分父子倆偷偷玩桌上足球時的默契互動。
導演塞勒斯賦予這些場景一種賈樟柯式的現實主義質感，沒有宏大的敍事架構，只有煙火氣中緩緩流淌的温情。
然而，這份平靜卻在某個清晨被無情打破。
幾名軍官手持證件闖入家中，以“審問”為由帶走了魯本斯。家人起初以為這只是一次例行公事，卻未曾料到，這竟是與魯本斯的永別。
尤妮絲，這位文學系畢業的高知女性，在丈夫失蹤後，不得不直面巴西軍政府的暴力機器。
起初，她以傳統家庭主婦的方式應對這場危機：四處求助朋友，不辭辛勞地蒐集證據，努力維持着家庭的正常運轉。
當軍方宣稱魯本斯“可能犧牲”時，她甚至試圖帶着孩子們去冰淇淋店，以此來慶祝“父親還活着”這一渺茫的希望。
這一情節，成為影片的第一次情感震顫。在冰淇淋店裏，尤妮絲望向鄰桌完整家庭時，那一抹含淚的微笑，將她強撐着的脆弱暴露無遺。
導演用極簡的鏡頭語言，將個體在強權碾壓下的無力感，具象化為一位母親剋制顫抖的肩膀，讓觀眾感同身受。
隨着時間的推移，尤妮絲的抗爭逐漸從被動轉為主動。
她開始剪貼報紙上的證據，努力修讀法律學位，還積極為土著權利奔走呼籲，最終成為了一名國際人權顧問。
影片通過三次“照鏡子”的隱喻，細膩地刻畫了她的蜕變。
第一次，是在事發前與丈夫討論逃亡計劃時，鏡中映出她作為“完美妻子”的精緻外表，那時的她，還生活在看似安穩的假象中；
第二次，是在受審歸來後，鏡中分裂的身影象徵着她被“母親”“妻子”身份割裂的自我，內心的掙扎與痛苦在這一刻顯露無遺；
第三次，是25年後，鏡中白髮蒼蒼的她目光堅定，完成了從依附者到獨立個體的重建。
這種“日常化反抗”成為影片的核心張力，沒有激烈的口號，只有剪報本上一頁頁累積的真相，以及深夜書桌前為他人撰寫訴狀的沙沙聲，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卻構成了最有力量的抗爭。
影片的高潮並非是一場戲劇性的平反，而是一張全家福。
當紐約記者要求拍攝“悲痛的表情”以控訴政府時，尤妮絲堅持讓全家笑着入鏡。
孩子們因新奇而雀躍不已，母親的笑容卻暗含深意。
這笑容，既是對子女純真的保護，也是對權力機器的無聲嘲諷——活着本身，即是對暴政最有力的反擊。
這一場景與另一意象形成巧妙的互文：小女兒脱落的乳牙被父親珍藏於火柴盒，象徵着創傷中的新生。
正如尤妮絲在法庭上擲地有聲地説：“我即證據。”
她的存在本身，便是對2萬名酷刑受害者的悼念，對434個被抹殺名字的銘記。
2005年，尤妮絲終於拿到了丈夫的死亡證明：1971年1月21日，魯本斯在軍營被五名軍官折磨致死，卻無人擔責。
當鏡頭掠過她將證明放入貼滿剪報的厚冊時，歷史的塵埃彷彿被輕輕拂去。
然而，影片並未止步於個體的勝利。
結尾處，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老年尤妮絲在電視新聞中突然握緊拳頭——即便記憶逐漸消散，身體仍留存着對抗不公的本能。
這種“肉體的記憶”與全家福中的笑容形成閉環，前者是歷史暴行的傷疤，時刻提醒着人們曾經的苦難；後者是面向未來的宣言，傳遞着希望與堅韌。
《我仍在此》的價值，遠遠超出了對一部家庭悲劇的呈現。
在巴西軍政府統治的21年間（1964 - 1985），2萬人遭受酷刑的冰冷統計數據，與尤妮絲剪報本上的隻言片語形成殘酷的對應。
導演塞勒斯通過日常細節的解構，深刻揭示了極權主義的運作邏輯：
它不僅僅是軍營裏的刑具，更是滲透在搜查者隨意翻動私人物品的手勢中，隱藏在審訊官語焉不詳的威脅裏。
當尤妮絲試圖以法律程序維權時，“有權保持沉默”的常識在權力碾壓下淪為荒誕。
這種荒誕感在當今世界依然能找到迴響，從系統性種族歧視到戰爭中的平民傷亡，權力對個體的異化從未消失。
但影片的真正力量，在於對“微小抗爭”的禮讚。
尤妮絲沒有推翻政權的能力，她的武器是留存每一份報紙，撰寫每一封申訴信，在孩子的畢業照上堅持微笑。
這種韌勁讓人想起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的白頭巾，智利婦女縫製碎布拼圖的“阿連德圍巾”。
當宏大敍事試圖將受害者簡化為數字時，個體的生活痕跡——一顆乳牙、一本相冊、一件蜜月外套——構成了最具體的歷史證詞。
正如老年尤妮絲在遺忘中仍對電視新聞產生生理性反應，記憶的存續從不依賴完美的紀念碑，而是依靠普通人日復一日對真相的撿拾。
沃爾特·塞勒斯用這部電影踐行了他的創作理念：記錄即抵抗。
當片尾字幕緩緩升起時，觀眾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巴西家庭的故事，更是所有在權力陰影下倔強生存的普通人。
他們或許沒有改變時代洪流的偉力，但正如海明威筆下“被打倒卻不被擊敗”的老人，每一次對記憶的堅守、每一個剋制的微笑，都在書寫着“我仍在此”的永恆宣言。
這是對暴政最優雅的反叛，也是對人類尊嚴最温柔的捍衞，讓我們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