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歷史!這片能在國內上映,就算贏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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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我是影小妹
1970年的巴西,陽光傾灑在里約熱內盧的沙灘上,海風輕拂,裹挾着孩童歡快的嬉鬧聲與排球落地的沉悶聲響。

這個看似普通尋常的南美家庭,卻在歷史的褶皺裏,悄然成為一樁政治冤案的微小縮影。
由巴西名導沃爾特·塞勒斯執導的影片《我仍在此》,以冷靜且剋制的鏡頭語言,將一段被軍政府獨裁陰影深深籠罩的真實故事,搬上了銀幕——
《我仍在此》

這部影片改編自馬塞洛·魯本斯·派瓦的回憶錄,一舉斬獲第25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
它憑藉對日常生活的細膩描摹,以及對權力壓迫的深刻揭露,在2024年的全球影壇中脱穎而出,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該片是巴西曆史上首部斬獲奧斯卡大獎的電影,頒獎典禮當天,整個巴西舉國沸騰。
故事的主角魯本斯·派瓦,曾是一位國會議員,因早年遭受政治迫害而選擇隱退,轉而成為一名工程師。

他與妻子尤妮絲以及五個孩子,過着平靜而安寧的生活。
影片開場,便是一系列瑣碎而温馨的家庭日常:
沙灘上一家人歡快地打着排球,孩子們撿到流浪小狗時的興奮尖叫,深夜時分父子倆偷偷玩桌上足球時的默契互動。
導演塞勒斯賦予這些場景一種賈樟柯式的現實主義質感,沒有宏大的敍事架構,只有煙火氣中緩緩流淌的温情。

然而,這份平靜卻在某個清晨被無情打破。
幾名軍官手持證件闖入家中,以“審問”為由帶走了魯本斯。家人起初以為這只是一次例行公事,卻未曾料到,這竟是與魯本斯的永別。
尤妮絲,這位文學系畢業的高知女性,在丈夫失蹤後,不得不直面巴西軍政府的暴力機器。

起初,她以傳統家庭主婦的方式應對這場危機:四處求助朋友,不辭辛勞地蒐集證據,努力維持着家庭的正常運轉。
當軍方宣稱魯本斯“可能犧牲”時,她甚至試圖帶着孩子們去冰淇淋店,以此來慶祝“父親還活着”這一渺茫的希望。
這一情節,成為影片的第一次情感震顫。在冰淇淋店裏,尤妮絲望向鄰桌完整家庭時,那一抹含淚的微笑,將她強撐着的脆弱暴露無遺。

導演用極簡的鏡頭語言,將個體在強權碾壓下的無力感,具象化為一位母親剋制顫抖的肩膀,讓觀眾感同身受。
隨着時間的推移,尤妮絲的抗爭逐漸從被動轉為主動。
她開始剪貼報紙上的證據,努力修讀法律學位,還積極為土著權利奔走呼籲,最終成為了一名國際人權顧問。

影片通過三次“照鏡子”的隱喻,細膩地刻畫了她的蜕變。
第一次,是在事發前與丈夫討論逃亡計劃時,鏡中映出她作為“完美妻子”的精緻外表,那時的她,還生活在看似安穩的假象中;
第二次,是在受審歸來後,鏡中分裂的身影象徵着她被“母親”“妻子”身份割裂的自我,內心的掙扎與痛苦在這一刻顯露無遺;
第三次,是25年後,鏡中白髮蒼蒼的她目光堅定,完成了從依附者到獨立個體的重建。

這種“日常化反抗”成為影片的核心張力,沒有激烈的口號,只有剪報本上一頁頁累積的真相,以及深夜書桌前為他人撰寫訴狀的沙沙聲,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卻構成了最有力量的抗爭。
影片的高潮並非是一場戲劇性的平反,而是一張全家福。
當紐約記者要求拍攝“悲痛的表情”以控訴政府時,尤妮絲堅持讓全家笑着入鏡。
孩子們因新奇而雀躍不已,母親的笑容卻暗含深意。

這笑容,既是對子女純真的保護,也是對權力機器的無聲嘲諷——活着本身,即是對暴政最有力的反擊。

這一場景與另一意象形成巧妙的互文:小女兒脱落的乳牙被父親珍藏於火柴盒,象徵着創傷中的新生。
正如尤妮絲在法庭上擲地有聲地説:“我即證據。”
她的存在本身,便是對2萬名酷刑受害者的悼念,對434個被抹殺名字的銘記。

2005年,尤妮絲終於拿到了丈夫的死亡證明:1971年1月21日,魯本斯在軍營被五名軍官折磨致死,卻無人擔責。
當鏡頭掠過她將證明放入貼滿剪報的厚冊時,歷史的塵埃彷彿被輕輕拂去。
然而,影片並未止步於個體的勝利。
結尾處,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老年尤妮絲在電視新聞中突然握緊拳頭——即便記憶逐漸消散,身體仍留存着對抗不公的本能。

這種“肉體的記憶”與全家福中的笑容形成閉環,前者是歷史暴行的傷疤,時刻提醒着人們曾經的苦難;後者是面向未來的宣言,傳遞着希望與堅韌。
《我仍在此》的價值,遠遠超出了對一部家庭悲劇的呈現。
在巴西軍政府統治的21年間(1964 - 1985),2萬人遭受酷刑的冰冷統計數據,與尤妮絲剪報本上的隻言片語形成殘酷的對應。
導演塞勒斯通過日常細節的解構,深刻揭示了極權主義的運作邏輯:
它不僅僅是軍營裏的刑具,更是滲透在搜查者隨意翻動私人物品的手勢中,隱藏在審訊官語焉不詳的威脅裏。
當尤妮絲試圖以法律程序維權時,“有權保持沉默”的常識在權力碾壓下淪為荒誕。
這種荒誕感在當今世界依然能找到迴響,從系統性種族歧視到戰爭中的平民傷亡,權力對個體的異化從未消失。

但影片的真正力量,在於對“微小抗爭”的禮讚。
尤妮絲沒有推翻政權的能力,她的武器是留存每一份報紙,撰寫每一封申訴信,在孩子的畢業照上堅持微笑。
這種韌勁讓人想起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的白頭巾,智利婦女縫製碎布拼圖的“阿連德圍巾”。
當宏大敍事試圖將受害者簡化為數字時,個體的生活痕跡——一顆乳牙、一本相冊、一件蜜月外套——構成了最具體的歷史證詞。

正如老年尤妮絲在遺忘中仍對電視新聞產生生理性反應,記憶的存續從不依賴完美的紀念碑,而是依靠普通人日復一日對真相的撿拾。
沃爾特·塞勒斯用這部電影踐行了他的創作理念:記錄即抵抗。
當片尾字幕緩緩升起時,觀眾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巴西家庭的故事,更是所有在權力陰影下倔強生存的普通人。
他們或許沒有改變時代洪流的偉力,但正如海明威筆下“被打倒卻不被擊敗”的老人,每一次對記憶的堅守、每一個剋制的微笑,都在書寫着“我仍在此”的永恆宣言。
這是對暴政最優雅的反叛,也是對人類尊嚴最温柔的捍衞,讓我們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