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接受TRT採訪：關税戰暫停！90天“冷靜期”將如何影響中美貿易？_風聞

2025年5月15日，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接受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TRT）採訪，就中美達成關税暫緩協議對兩國貿易的影響分享見解。以下為採訪全文：

**主持人：**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後，雙方同意大幅降低雙邊關税水平，目前那種極高的關税已不再被考慮。美對中關税已降至30%，但30%的關税水平仍然是相當高的。問題在於，這是否已足夠令人滿意？抑或我們只是被從145%驟降至30%的落差所震撼，而忽視了30%本身依然是一個較高的關税標準？

**王輝耀：**當前中美之間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結構性競爭，但此次關税的下調、削減以及為期90天的“冷靜期”，實際上為全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實驗機會，也是一種深刻的現實檢驗——它讓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當今世界的各國經濟早已高度融合、密不可分，任何“脱鈎”主張在現實中都難以真正實現。

在貿易戰初期，特朗普總統很快意識到，高關税政策不僅打擊了中國，也直接損害了美國自身利益，尤其是眾多美國跨國企業的運營。例如，在對中國電子產業鏈揮舞關税大棒不到10天，特朗普政府便宣佈對中國電子產品豁免關税，涉及的商品價值1000多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由蘋果、特斯拉、沃爾瑪等美國大型企業生產和銷售，涵蓋多個關鍵產業鏈環節。同時，美國製造業對中間產品的依賴較深，港口通關效率下降也造成了物流放緩，對聖誕節、感恩節等消費季構成嚴重影響，甚至可能導致零售貨架空置。這一連串後果無疑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讓美國再次偉大”以及打造“經濟繁榮總統”形象的初衷。

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迅速做出調整，暫停進一步加徵關税。同樣，對於中國而言，中方始終主張開放合作，不願挑起貿易爭端，但在必要時也會堅決應對。

此次調整表明，雙方都逐漸意識到，我們已不再處於19世紀或20世紀，而是在一個全球化高度發展的21世紀。在30年前，全球貿易額約為5萬億美元，而如今已超過33萬億美元，全球經濟的高度互聯已成常態。因此，當前政府在處理中美經貿關係時所展現出的理性思維，值得肯定，也為未來更具建設性的對話留下了空間。

**主持人：**除了當前對抗性的中美關係之外，有觀點認為，這種局勢可能為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提供一個契機——通過與中國建立更加穩固的合作關係，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對於歐盟而言，這是否是一個可取的選擇？輝耀，我也想請教你，如果歐盟也逐步減少對中國進口的依賴，那麼這將對中國產生怎樣的影響？

**王輝耀：**我認為，這場貿易戰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中歐雙方的關係更加緊密。近期，中國領導人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以及其他歐洲領導人互致問候，此外，雙方此前互相實施的一些制裁措施也已逐步解除。同時，我們也看到多位歐洲高級領導人近期訪問中國，進一步加強了高層交流。

歐洲企業本身在中國有着深厚的商業參與度，未來甚至有可能與中方開展合作，將投資迴流至歐洲。當前特朗普政府的做法確實帶來了全球範圍內的緊張局勢，但他試圖“重塑”全球貿易體系，這種意圖反而促使中國、歐盟，甚至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家，探索如何在不徹底顛覆現有體系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優化和改進。我們應當在承認體系不完美的前提下，推動其演進，而不是徹底推翻。

我認為歐洲現在面臨一個戰略機遇期。中國不僅可以在中歐貿易方面加深合作，也有潛力在國際事務上發揮調解作用——比如在俄烏衝突、中東問題上提供建設性方案。因此，中歐之間的合作不僅限於貿易，還可拓展至和平、安全等更廣領域。

與此同時，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力量也可以在全球治理結構的重塑過程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動態重構的階段，各方都在探索不同路徑。儘管特朗普採取了激進的嘗試，但現在更加需要各方之間穩健的協商與合作，以維護和平、穩定與繁榮。

值得欣慰的是，美方似乎也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並作出了相應調整。我們希望這90天的關税窗口期能夠取得進一步進展。例如有關芬太尼的問題，拜登政府時期雙方已取得顯著成果。美國官方也已表態中國正與國土安全部合作良好，去年美國因芬太尼死亡的比率大幅下降。我們正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現在需要進一步澄清責任，集中打擊毒品製造團伙和犯罪集團。中美在這一點上完全可以展開更深入的合作。

**主持人：**好的，我還想問最後一個問題。關於全球化，美國如今希望建立一種全新的全球經濟模式，在很多方面都更加傾向於孤立主義。那麼，我們所熟知的那種全球化，是否已經結束了？

**王輝耀：**不，我並不認為全球化已經結束。儘管全球化在發展過程中確實暴露出一些問題，這在許多複雜體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全球化仍然是當今維護世界和平與繁榮最可靠的機制之一。

舉例而言，自中美貿易摩擦開始以來，已有數千億甚至超過兩千億美元的美中商業活動高度交織。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曾在華盛頓指出，去年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本地的銷售額達到了4000多億美元，已經超過中國企業在美的銷售額，這一數據幾乎與美方統計的對華貿易逆差相當。

這説明貿易利益的衡量方式多種多樣。美國在服務貿易、海外投資、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也大量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約30%的美國人工智能人才來自中國。因此，美國無法在全球體系中追求絕對性的全方位優勢。

此外，美國早已將大量“高污染、高強度、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轉移到海外，這一過程最初是由中國承接，而如今也逐步向越南等新興經濟體轉移。這種產業鏈的重新配置是全球經濟發展中正常且不可逆的過程。畢竟，如今的美國工人也已不再願意從事這些類型的崗位。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全球化的發展起初由美國推動，並逐步影響至歐洲、日本、澳大利亞、中國、東盟及非洲國家。這一趨勢本身是全球協作與分工的自然結果。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在這一進程中實現更有效的治理與管理。

回顧80年前聯合國體系的建立，如今世界已發生巨大變化，原有的制度架構在一些方面已不再適應當前的全球現實。我們需要做的並不是徹底推翻並重建現有體系，而是對其進行“量體裁衣”式的調整與優化，使其更加契合新時代的國際格局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