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日本經濟學家德地立人_風聞

環球時報：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時，很多人就聯想到上世紀發生的日美貿易戰。2025年，我們似乎又一次來到了相似的“十字路口”。能否為我們梳理一下當年的日美貿易摩擦經歷了哪些關鍵轉折？今天的中美貿易戰和當年的日美貿易戰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點？

德地立人：要理解上世紀的日美貿易戰，必須回到二戰後的國際經濟格局。作為戰敗國，日本在美國的扶持與主導下重建經濟。五六年後，日本逐步復甦，但由於資源匱乏、內需有限，只能依賴大量進口原材料，加工製造後出口，而美國是日本最大出口市場。

日本的出口結構經歷了從紡織品、服裝等低附加值產品，逐步轉向電子產品、收音機、電視、相機，最終進入汽車和半導體等高附加值產業。對於早期的紡織品出口，美國雖有不滿，但尚可容忍。但隨着日本高品質、價格相對低廉的汽車和半導體產品大舉進入美國市場，美國感受到巨大壓力，貿易摩擦由此加劇。美方不斷對日施壓，要求日本增加對美進口、限制對美出口，以及赴美建廠以減少出口衝擊。

日美貿易衝突逐步升級，直至出現一系列實質性的政策妥協。這一過程在某些方面與當今的中美貿易摩擦類似，但兩者也存在本質差異。日本是美國的盟友，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方，這使其在關鍵問題上不得不作出讓步。而中國並非美國盟友，在對外戰略上具有更大的獨立性，這是中日之間最根本的區別。

1985年的“廣場協議”是日美貿易戰的重要轉折點。協議促使日元對美元急劇升值，從1美元兑240多日元迅速升至不足120日元，95年甚至突破1美元兑79日元。這種劇烈的匯率變化對日本出口導向型經濟造成深遠衝擊，成為後來“失去的三十年”的重要誘因之一，堪稱沉痛教訓。

匯率問題在今天的中美關係中同樣敏感。我不確定此輪日內瓦會談是否已談及這一議題，但我認為美國遲早會提出。所不同的是，中國有能力也應堅持按照本國經濟基本面穩定管理人民幣匯率。只要匯率未嚴重偏離國內實際，便不構成系統性風險。事實上，在這一問題上，美國也缺乏實質性干預手段。

總體而言，中國已在2018年的貿易摩擦中積累了應對經驗。目前來看，中國政府對美國關税施壓的應對是成功的。中國已展現出清晰、堅定的立場，這本身也構成對美方的壓力，有助於推動談判進程。

環球時報：在討論中美貿易摩擦時，除了上世紀的日美貿易戰，您是否還認為歷史上有其他值得借鑑的前車之鑑？

德地立人：我認為一段更值得今天的我們警惕的歷史教訓是1929年的大蕭條。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霸權國家是英國，但由於一戰過度消耗實力經濟陷入困境，英國已無能承擔穩定世界經濟的責任，於是選擇中止金本位，不再以英鎊兑換黃金，導致壓低匯率，引發了全球範圍的“競爭性貶值”和關税壁壘，最終使全球貿易規模驟減至原來的五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這一國際經濟秩序的破壞，不僅對世界各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且成為爆發二戰的經濟背景。

今天美國的處境和當年的英國有類似之處：二戰後，美國之所以能建立美元主導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一大原因是它願意承擔穩定世界經濟的責任，因為這體系對美國有利。而現在，由於鉅額貿易逆差和政府負債，美國感覺維持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成本過高，似乎在逐步退出這一角色，至少想用不現實的辦法扭轉局面。

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世界經濟體系將會陷入混亂。尤其是中美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如果繼續對抗，不僅兩敗俱傷，更可能動搖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的根基。因為人民幣雖然在逐步國際化，但短期內仍難以全面取代美元。我相信中國政府是清楚這一點的:它雖然在態度上保持堅定，但一直強調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就是明證。今天的世界，需要剋制和戰略判斷，在吸取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理性選擇。

環球時報：在您看來，這一輪中美關税戰的走向更可能是哪種：長期維持較高的關税、關税短期內就有望大幅下滑，還是關税在暫緩和加碼之間反覆？為什麼？

德地立人：很難預判本屆美國政府接下來幾個月或幾周的政策走向——也許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世界上任何政策，如果違背經濟規律、缺乏合理性，那它就不可能持久。所謂“對等關税”不可能長期維持。因為它像是在美國的邊境修了一堵高牆，但這堵牆並不完整——有高，有低，還有很多“漏洞”。

其他國家可以很快適應美國的關税政策：一方面努力加強除與美國以外各國經貿合作降低關税擴大非美國貿易，另一方面通過轉口貿易，把中國生產的產品通過關税較低的地方貼標繼續進入美國。除個別戰略性物資外，大部分產品都可找到這樣的路徑。因此，“對等關税”註定失敗。

我認為，美國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它實質上已經放棄“對等關税”的做法，接下來更可能做的是把所謂的“小院高牆”政策擴展成“中院圍牆”，即把關税戰壓縮在一定區間，把“在半導體等被認為關係到美國國家安全和霸權關鍵領域嚴格對華限制”，擴大到在鋼鋁、汽車等領域“維護美國本土關鍵產業”，但這是否真的對它自身有益？我要打上一個問號。

環球時報：我們也很關注其他國家和美國的貿易談判進展，比如日美貿易談判。您怎麼看待日美貿易談判的前景？

德地立人：日本當前的策略可以概括為“拖”和“磨”。在一些關鍵領域，比如汽車和大米，日本幾乎不可能輕易妥協。儘管可以象徵性地增加一點美國產品進口，但不會做出永久性、大規模讓步。相對的，日本在努力通過其他方式釋放善意，如加大在美投資，比如軟銀在AI領域的投入、日本鋼鐵收購美國企業等，以此顯示出某種程度上的合作意願。但問題在於，美國方面在具體政策上前後不一，比如鋼鋁問題就讓日本非常頭疼。此外，日本也不願意接受阿拉斯加油管等美國推動的議題。

整體來看，日本採取的是“組合拳”：一方面儘量維持談判節奏，另一方面避免在核心利益上讓步。與上世紀80年代不同，這一次美國並不能簡單“摁着日本的頭”要求讓步。日本不急，美國也無可奈何。尤其是當前自民黨即將面臨參議院選舉，如果在這時對美讓步，可能影響選情，甚至影響執政地位。日本有可能把談判拖到選後再處理。

環球時報：被美國加徵關税的國家，比如中、日、韓，還有東南亞國家，有多大可能展開合作，應對美國的關税威脅？

德地立人：“合作無間”恐怕不太現實，但也有空間。相比之下，日韓之間的合作可能要比日中更容易推進一些，因為日韓都是美國的盟友。這一層身份限制了它們在對美問題上與中國站到一起的可能性。

不過，美國如今對各國的貿易壓力是全面性的，各國都在尋找應對之道。中國採取冷靜、務實的態度，反而能為與鄰國或歐洲的合作創造條件。我們已經看到，中歐關係前幾年一度緊張，但現在已有緩和跡象，説明合作空間的確存在。

日本也有自己的國際合作空間：日本是一個重視國際規則和秩序的國家，它在亞洲又是西方體制中的一員，受益於國際秩序，也有動力維護它。日本正在努力擴大《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希望吸納歐洲、韓國等更多經濟體加入，在美國之外構建一個更高標準、更具穩定性的貿易和投資制度框架，推動全球經濟發展。這個趨勢已經初步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