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經濟學原理》的三大缺陷（上篇）_風聞

昆《經濟學原理》的三大缺陷（上篇）原創 張廣柱 和合主義與制度變遷 2025年05月19日 15:49 北京

上篇目錄：

“循環流量圖”及產權理論的缺陷

——“兩種生產”與市場經濟的底層邏輯

（一）兩個經濟學基礎理論模型比較

（二）曼昆產權理論的基礎性錯誤                      

1、所有制理論與產權理論                          

2、家庭是勞動力的天然私有者，但不一定是資本、土地所有者    

3、中國的產權制度改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兼容的路徑          

（三）家庭理性行為：人口再生產的經濟規律                

1、產權與家庭行為                             

2、基於幸福最大化的工資最大化                      

3、工作與生活均衡曲線

4、養育孩子模式與家庭人口可能性邊界

5、從人口爆炸到人口萎縮：宏觀人口增長模式轉型

（四）家庭與企業兩種生產的對立統一運動

1、生產要素市場與生活要素市場                      

2、“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市場失靈與兩種生產的非均衡運動 

3、曼昆對短期勞動市場分析的失誤                    

4、經濟危機與商業週期：兩種敍事背後針對市場失靈的解決方案   

5、中國的宏觀經濟管理：供給側向需求側轉型？

曼昆《經濟學原理》的三大缺陷

——對現代（西方）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學習、借鑑、批判與創新

當代人類社會存在“三種生產”：以家庭為單位的人口人力資源生產；以企業為單位的物品和服務生產；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產品生產。

市場經濟下，家庭、企業、政府互為供給與需求，形成以貨幣為媒介的勞動力人力資本供求、企業產品供求、公共產品供求三大供需關係。其中，勞動力人力資本和企業產品供需，主要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公共產品供需，則在政府主導下以非市場方式配置資源。

家庭權利、企業權利、政府權力的配置結構，決定三大供求關係的均衡與非均衡鐘擺運動，由此構建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經制度和運行機制。

現代（西方）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缺陷，在於主要關注市場經濟下的“一種生產”，即企業生產及其產品供求均衡和價格，對資源配置效率和財富增長的作用；而對家庭與企業“兩種生產的辨證運動”、公共產品的“非市場供求均衡”、以及三大供求關係的矛盾統一運動，雖有涉及但關注程度和研究深度嚴重不足，因而無法解釋中國的現實經濟問題，更無法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建議和解決方案。中國自己的經濟學體系還不成熟，經濟理論遠遠落後於經濟實踐，不得不“摸着石頭過河”。

本文以國內外廣泛流行和使用的經濟學教科書N.格里高利.曼昆的《經濟學原理》為樣本展開討論[1]，旨在學習和借鑑現代（西方）經濟學優秀成果的同時，指出其中的缺陷和謬誤，並找到彌補缺陷的路徑和方法，嘗試為中國自己的經濟學體系建設做一點貢獻。

上篇：“循環流量圖”及產權理論的缺陷

——“兩種生產”與市場經濟的底層邏輯

經濟模型，是用來描述和解釋經濟體的組織結構及運行機制的理論工具。循環流量圖（Circular Flow Diagram）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模型，它通過簡化經濟系統，展示了經濟活動的核心邏輯和循環機制，不僅是學習經濟學的入門工具，也是理解更復雜經濟模型和分析經濟問題的基礎框架。

作為基礎模型，循環流量圖是整個經濟學理論大廈的基石和立論基礎。然而，如果這個模型存在“非假設條件的結構性缺陷”，意味着以此為基石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也可能存在結構性缺陷。

（一）兩個經濟學基礎理論模型比較

曼昆在《經濟學原理》微觀經濟學分冊第一篇導言中，展示了一個最簡單也最基本的兩部門循環流量圖：

圖2-1 循環流量圖，引自曼昆《經濟學原理》微觀經濟學分冊（P24）

如何解讀這個圖形？曼昆寫道：“在這個模型中，經濟被簡化為只有兩類決策者——企業和家庭——組成。企業用勞動，土地和資本（建築物和機器）等投入品來生產物品和服務。這些投入品被稱為生產要素。家庭則擁有生產要素並消費企業生產的所有物品與服務。”（微觀經濟學分冊，P23）

在宏觀經濟學分冊，曼昆又給出一個循環流量圖，從宏觀層面展示了經濟中的家庭與企業、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係（宏觀經濟學分冊P5，圖23-1）。

兩個循環流量圖，分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展示了企業與家庭兩個行為主體、通過兩個市場、以貨幣為媒介進行買賣交易，由此形成商品流、貨幣流、信息流的循環往復運動，這就是一個高度抽象、極為簡化、卻能反映現實經濟運行本質與核心的經濟模型。

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包括《微觀經濟學分冊》和《宏觀經濟學分冊》，就是在這兩個模型基礎上，針對各種不同經濟場景和研究對象，增刪或改變某些預設條件、參數或經濟變量，輔之以各種案例，陸續展開分析，最終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基礎理論的經濟學體系。

然而，曼昆的循環流量圖存在“非假設條件的結構性缺陷”。

什麼是“非假設條件的結構性缺陷”？經濟模型是對現實經濟活動的簡化和抽象，建模時都會預設若干假設條件，這是必要的。循環流量圖的核心要點，是強調市場供求均衡及價格變動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為了論證這一點，需要預設若干前提條件，如資源稀缺性、理性人邊際選擇、完全競爭、信息完全、市場出清，等等。

假設條件導致的模型缺陷，可以在其它模型例如三部門模型、四部門模型以及更高層級的經濟模型中得到補充和完善，而“非假設條件的結構性缺陷”則無法通過改變預設條件和經濟變量來完善，必須重新審視並重新建模。

曼昆循環流量圖的缺陷，並不在假設條件的對錯或多少，而在於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混淆了家庭與企業這兩個不同經濟主體的組織屬性、基本職能、產權基礎、追求目標、行為模式的區別；

第二，忽視了家庭人口、勞動力、人力資本、人力資源的再生產和運行邏輯，與企業物品再生產的運行邏輯有着本質區別；

第三，忽視了家庭人口再生產與企業物品再生產這兩種生產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無限循環的辯證統一關係。

為了更清晰地説明，筆者提出一個名為“兩種生產辯證循環圖”的經濟模型：

                       圖1-1 兩種生產辯證運動循環圖[2]

這個模型強調：市場經濟的底層邏輯，是家庭人口再生產與企業產品再生產的對立統一運動。家庭與企業，是兩個組織屬性不同的產權主體和市場資源配置者，由此成為相互交易、互為供求的經濟決策主體，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商品流、貨幣流、信息流、均衡價格、資源配置，只是兩種生產對立統一運動[3]的具體表現形式。

（二）曼昆產權理論的基礎性錯誤

基於法治的產權保護、由市場機制定價以配置資源，是市場經濟的兩大基礎。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沒有開闢專門討論產權理論的篇章，但在產權問題上，給出了一個錯誤定義：家庭是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這是一個基礎性的錯誤，導致後面的討論出現許多謬誤。

1、所有制理論與產權理論

所有制概念，與馬克思對早期資本主義的分析相聯繫，主要是指物質生產資料所有制，包括私有制、公有制、混合所有制；公有制又分為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等等。所有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論基礎。

產權理論，與現代企業制度相聯繫，是指多樣化的物質與非物質生產要素的權益歸屬，涉及股份制、資本社會化等經濟範疇。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產權包括四項權能：所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四項權能是個動態過程，有一個不斷分離和重新組合問題。我國以產權明晰為目標的國企改革，就是把產權各項權能科學分離、明確歸屬、優化重組的過程，旨在提高經濟效率。

產權理論是對所有制理論的顛覆和超越。

在所有制語境中，佔有生產資料的私人是剝削工人的資本家；但在產權理論語境中，伴隨着“資本社會化”進程，任何人包括工人農民，都有資格購買上市公司股票，成為資源配置的參與者和投資者。

西方一些國家的工人通過工會大量持有公司股票，某種程度上使工人與資本家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在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中，美國工人與資本家利益是一致的。

下面這段文字由AI生成：

數據證明，西方國家工會持股與貿易戰中工人與資本家利益具有一致性。

一、工會持股：工人與資本家的股權紐帶

1.美國工會養老金投資股市的規模

整體規模：截至2022年，美國工會管理的養老金資產規模超3.3萬億美元（美國勞工部數據），其中約60%投資於股票市場（包括本公司股票）。

典型案例：

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其養老基金持有通用汽車（GM）約2.5%的股份（價值超10億美元），福特汽車（Ford）約1.8%的股份（價值7.2億美元）。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SW）：通過養老基金持有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 3.1%的股權（價值約5億美元）。

2.工會持股對工人利益的影響

收入雙重性：工會成員收入由工資+股票分紅構成。例如：

卡特彼勒（Caterpillar）工人：2018年工會協議中，工人獲得公司利潤的6%作為股票獎勵，直接綁定工人與公司股價。

波音公司（Boeing）：工會養老金持有其1.2%股份，2020年股價上漲帶來的分紅佔工人總收入的8%。

3.工會持股的政治意義

利益趨同：工會通過持股獲得公司治理投票權，支持有利於股價的政策（如貿易保護）。例如：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SW）在2018年公開支持特朗普對進口鋼鋁徵收25%關税，因其持股的美國鋼鐵公司股價在關税實施後一年內上漲42%。

二、特朗普貿易戰中的利益一致性

1.關税保護對工人與資本家的雙重利好

鋼鐵行業案例

| 指標                | 2017年（貿易戰前）  | 2020年（貿易戰後） |

|------------------------|--------------- ------|----------------------

| 鋼鐵工人就業人數       | 14.7萬              | 15.9萬（+8.2%）     |

| 美國鋼鐵公司淨利潤     | 3.8億美元            | 12.6億美元（+231%）|

| 美國鋼鐵公司股價       | 23.5美元/股          | 34.2美元/股（+45.5%）（數據來源：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司財報）

工人收益：就業崗位增加，工資年均增長3.5%（高於全美平均2.9%）。

資本家收益：利潤與股價飆升，股東回報率（ROE）從4.2%升至11.7%。

2 工會對貿易戰的支持態度

UAW的立場：2018年UAW聲明支持對中國進口汽車零部件加徵關税，因其會員企業（通用、福特）在關税後本土採購比例從65%升至78%，直接增加工會崗位。

民意調查：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調查顯示，62%的製造業工人認為關税“保護了美國就業”，與全國製造商協會（資本家代表）的支持率（68%）高度一致。

3.股價與就業的聯動效應

標普500指數與就業增長：2017-2019年，標普500累計上漲45%，同期關税保護行業（鋼鐵、汽車、太陽能）新增就業32萬個，工人通過養老金持股獲得資產增值。

工人與股東收益對比

美國鋼鐵工人：工資+股票分紅年均收益8.2%；

公司大股東：股息+股價增值年均收益12.4%。

（差異源於資本增值，但利益方向一致）

三、反面數據與平衡分析

1.部分行業受損

農業與零售業：大豆出口下降導致農民收入減少，中國反制關税使農業州損失 110億美元（2018年數據）。但此類行業工會化程度低（農業工會成員僅1.2%），工人-資本家聯盟較弱。

2.長期矛盾顯現

通脹侵蝕工資：2021年關税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推高通脹（CPI升幅 5.4%），實際工資增長被抵消。但工會通過集體談判在2022年爭取到4.1%的薪資漲幅（高於非工會工人2.7%），部分對沖風險。

四、結論

數據表明，工會持股機制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確實將工人與資本家的經濟利益部分綁定：

1.股權收益依賴公司利潤，促使工會支持保護主義政策；

2.特朗普貿易戰中，關税直接提升受保護行業（如鋼鐵）的就業與利潤，工人通過工資上漲和持股增值獲益，資本家通過利潤擴張獲益，形成短期利益共同體。

然而，這種一致性具有行業選擇性（集中於高工會化、受保護行業）和時間侷限性（長期可能因通脹、供應鏈重構削弱）。其本質是金融化時代勞工資本化的縮影，反映全球化背景下利益分配的複雜性。

2、家庭是勞動力的天然私有者，但不一定是資本、土地所有者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提出“家庭是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命題，是合乎邏輯的。問題出在產權結構上，家庭並不是所有生產要素的產權所有者。

曼昆的《經濟學原理》，雖然沒有開闢專章討論產權，但在解讀循環流量圖時，錯誤地把家庭定義為生產要素所有者。他説：“家庭則擁有生產要素”（微觀經濟學分冊P23）。“在生產要素市場上，家庭是賣者而企業是買者。在這一市場上，家庭向企業提供用於生產物品與服務的投入。”（微觀經濟學分冊P24）正因為家庭是生產要素的產權所有者，因而可以向企業出售這些生產要素。

然而，籠統地把家庭定義為生產要素所有者，是錯誤的。生產要素包括勞動、資本、土地，家庭一定是勞動的所有者，但不一定是資本、土地所有者。

家庭的不變產權，是基於自然法的“勞動力人力資本私有權”。由於勞動力人力資本天然存在於人的個體生命之中，除非奴隸制，天然屬於家庭或個人私有；除非消滅人的生命，勞動力人力資本私有權，永遠不可剝奪。

然而，市場經濟下的勞動力人力資本，變成了商品。工業革命後，生產資料所有權與勞動力所有權分離。經歷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大多數家庭，除勞動力外，並不佔有其它生產要素，不得不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由於勞動力存在於工人生命之中，工人帶着他的勞動力商品經過就業市場，進入企業工作崗位。這樣，勞動力就以商品的形態，與生產資料重新結合，開始了生產過程。

現代企業制度下，基於自然法的勞動力人力資本，仍屬個人或家庭私有，可以作為商品在勞動市場出售；但土地、資本等其它生產要素，取決於人定法律，有一個所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的分離與重組問題。

現代企業制度下的資本社會化，使許多家庭有機會購買股票或其他生產要素，擁有了部分資本或資產所有權和收益權，但即使在私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大多數家庭仍然靠工資或薪酬為生，是出賣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打工人”。

從企業視角來看，現代企業制度下，企業基本職能並未改變，仍是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者和供給者，但產品和服務賴以生產的產權基礎，發生了重大變化。

除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合而為一的獨資企業外，現代企業擁有對勞動、資本、土地、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的支配權和使用權。進一步來説，生產要素的支配權和使用權，掌握在CEO和經理人團隊手裏，其職能是對生產要素進行組織管理和優化配置、提高生產效率；但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和收益權，則分散掌握在不同個人、組織、機構、基金、財團等股東或投資人手裏。

除勞動者外，資本、土地等要素所有者，並不一定在企業內工作，但他們作為投資者或股東，本質上還屬於企業範疇，儘管他們的主觀動機是追求投資收益最大化，但客觀上有意無意地推動了企業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

所以，儘管企業產權結構發生了變化，但企業的基本職能和利潤最大化行為，並未發生改變。

3、中國的產權制度改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兼容的路徑

對於中國來説，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所有制和產權問題，是影響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微觀基礎，必須説清楚。

計劃經濟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1956年，我國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清一色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包括兩種公有制形態：一是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一是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從而為實行計劃經濟奠定了所有制基礎。

下面這段文字由AI生成：

一、歷史背景

1.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

1953-1956年，中國開展“三大改造”：

農業：個體農户加入合作社（初級社→高級社），土地私有轉為集體所有；

手工業：個體手工業者組成生產合作社；

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公私合營，將私營企業收歸國有或集體所有。

至1956年底，96%農户加入合作社，90%私營工商業完成國有化，生產資料私有制基本被消滅。

2.所有制結構的根本變革

全民所有制（國有經濟）：涉及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重工業、交通、能源等），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所有，由國家統一管理。

集體所有制：農村土地、輕工業等由集體成員共同佔有（如人民公社、城鎮集體企業）。

至此，中國形成“公有制一統天下”的經濟基礎。

二、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

1. 計劃經濟的運行邏輯

集中管理：國家通過五年計劃（如“一五計劃”）統一調配資源，決定生產、分配和消費。

消除市場機制：價格、產量由行政指令而非供需決定，私營經濟被排除。

目標導向：優先發展重工業（156個蘇聯援建項目），快速實現工業化。

2.公有制的支撐作用

資源動員能力：公有制使國家能集中全國人力、物力投入重點領域（如1957年鋼產量較1952年增長296%）。

分配平等化：按計劃分配取代市場分配，縮小城鄉、階級差距（基尼係數從1949年0.56降至1978年0.3）。

三、歷史意義與侷限性

1. 積極意義

奠定工業化基礎：1953-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8%，初步建立獨立工業體系；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標誌性特徵，與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制度對立；社會公平提升：消滅剝削階級，基本實現“人人有飯吃”的保障目標。

2.侷限性

經濟效率低下：缺乏競爭和激勵機制，導致“大鍋飯”現象（如1958年大躍進中資源錯配）。

民生消費被壓抑：重工業優先擠壓農業和輕工業，1957年人均糧食消費量反比1952年下降5%。

體制僵化：排斥市場調節，難以適應複雜經濟需求，為1978年後改革開放埋下伏筆。

四、與蘇聯模式的異同

|維度            |   中國（1956年）            |   蘇聯（1930年代）         |

|----------------|------------------------------|-----------------------------|

|所有制結構      | 全民+集體所有制並存          | 單一全民所有制為主          |

|農業改造        |保留集體所有制（人民公社）   |全面國營農場化（集體農莊強制推行|

|工業化路徑| 農輕重協調發展（後轉向重工業優先） | 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模式）

五、後續影響

改革開放前的路徑依賴：計劃經濟體制延續至1978年，成為後續市場化改革的對象；

制度遺產：國有企業（全民所有制）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至今仍是中國經濟的基礎性制度；

理論啓示：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社會主義改造“成績是主要的”，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

結論

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轉折，通過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迅速整合資源完成初步工業化，但過度集中的體制也制約了經濟活力。這一歷史實踐既展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在特定階段的動員能力，也為後來的改革提供了經驗與教訓。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面臨兩大任務：一是價格改革，讓市場供求機制定價以配置資源；二是微觀基礎再造，即對計劃經濟的所有制基礎進行改革，目標是以產權理論為指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

商品交易的前提是產權及產品歸屬於不同所有者，同一所有者不存在商品買賣問題。計劃經濟時期，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只有對物資、物品和服務的分配或調配，不存在商品交易。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對生產資料公有制進行改革，變單一產權主體為多元產權主體，才能形成商品交易和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

另一個重大問題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可以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卻無法消滅勞動力人力資本天然個人私有制。這就決定了，即使在公有制經濟生態中，人人都有私心。

私心，是“勞動力天然私有制”的正常表現；追求勞動力收益最大化，是基於人性的自然人的理性行為。在市場競爭環境下，私心可以激發個人活力和創造力，但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平均主義分配製度下，付出越少就等於賺的越多，必然鼓勵有私心的人們追求以最小勞動成本（偷懶）獲取同等收益的動機和行為。

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最划算，符合人性的理性追求。少數人偷懶，讓多數人感到不公平，於是大家都偷懶。這種“反向最大化”、“爭後恐先”、“逆向競爭”的個人理性行為，帶來的後果恰恰是囚徒困境所揭示的集體非理性，最終導致經濟缺乏足夠動力，陷入“短缺經濟”、“共同貧窮”。這正是計劃經濟失敗的根本原因。

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不同於生產資料所有制，這裏要求清晰界定不同所有者擁有的不同產權，即清晰界定生產要素的所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與此同時，必須培育完善的法治環境，以法治的方式保護產權。

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主要發生在三個領域：農村產權改革；國企產權改革；勞動人事制度改革。

農村產權改革，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把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開來，所有權的權益歸國家和集體；土地使用權交給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民。這就形成了“土地使用權+農民私有勞動力=農民產權收益”的產權結構，這種產權結構激勵了農民，“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4]，從而改變了原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下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極大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迅速提高了農業生產率，特別是釋放出被土地和户籍制度羈絆的數以億計的質優價廉剩餘勞動力，偉大的農民工羣體橫空出世，加速了工業現代化、城鎮化乃至全球化。

國企產權改革，以股份制和資本社會化為核心內容，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所謂資本社會化，是指將各種形態的資產貨幣化，分割成等額股份向社會發行，改變了企業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使企業羽化成社會公眾公司。

國企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中流砥柱，發揮着無可替代的主導作用。國企改革已取得長足進展，但也還存在不少問題：股票發行一級市場、二級交易市場問題多多；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國資委、董事會、監事會、經營班子的多層級委託代理關係中，信息不對稱、股東缺位、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尚未根本解決，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勞動人事制度改革，打破了計劃經濟的“鐵飯碗、大鍋飯”，把勞動者從“單位所有制”解放出來，確立了勞動力人力資本私有制。大學畢業生由國家包分配轉變為由市場配置資源，提高了人力資源配置效率。

勞動人事制度改革的最大意義，在於從制度上承認和確立了“人力資本私有制”。當代社會，人力資本已超越物質生產資料，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企業家創業，主要不是靠佔有生產資料，而是靠自己的人力資本；許多科技大公司創始人，都是白手起家，憑藉人力資本和“企業人力資本集羣”創造鉅額財富。

產權改革的一大成果，是改變了對資本的認知。

資本是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具有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的功能。資本在形態上可以物化為生產要素、人格化為資本家、貨幣化為金融資本；在所有權歸屬上，可以由自然人、公司法人、機構法人、國家持有。資本的本質，是基於人性慾望而追求財富和效率的人類意識和思維方式，這種意識和思維方式，人皆有之但強度不同，反映了人與人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和駕馭資本的能力不同。

正因資本與人性和財富共存，所以，只要追求共同富裕，就不能不依靠資本。否則，留下的只是“共同”，丟掉的卻是“富裕”。

必須在保護資本及其創富功能的同時，尋求共同富裕的產權基礎。可行的路徑，不是通過階級鬥爭消滅資本，而是把資本的各項權能分割開來進行重組，一方面使資本家轉型為企業家，即生產要素和生產力的組織者；另一方面讓勞動者成為全新意義上的“資本家”，即資本股份持有人。這方面的改革，還任重而道遠，但大方向應該是不會錯的。

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實踐證明，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並非水火不容。只要改革方向對頭、措施到位，二者是完全可以兼容的。實際上，“堅定不移地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堅定不移地發展民營經濟”，正是中國體制的優勢之一。

因此，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不僅僅是私有產權。“非人力生產要素公有制”，同樣是市場經濟產權基礎不可分割的構成。

（三）家庭理性行為：人口再生產的經濟規律

關於企業行為，經濟學通常假設企業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以此為前提考察企業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生產函數等問題。曼昆的《經濟學原理》第五篇《企業行為與產業組織》對此做了集中討論，其它章節也多有涉及。無需贅述。

需要探討的是家庭的組織屬性、基本職能、行為特徵，以及家庭行為對人口再生產可能性邊界、“家庭勞動力產出函數”[5]對人口勞動力在數量、質量、結構、分佈等方面的影響。

1、產權與家庭行為

歷史上的人類家庭，曾經是集生活與生產為一體的基礎社會組織，經歷了漫長演變過程，進化到現代家庭結構，是一夫一妻加若干子女的核心家庭，基本職能是人口繁衍和文化傳承。為了有效履行職能，我們假設市場經濟下的家庭目標，是追求“基於幸福的收入最大化”。

撇開生物屬性不談，從經濟角度看，家庭的人口繁衍過程，是一個“消費的生產”過程，即生活消費過程，同時也是人口生產過程。家庭作為生活消費和人口生產的基本單位，在人口生育、養育、教育、體育的再生產過程中，需要消費各種物質的和文化精神的生活資料。所以，人口生產是“消費的生產”。

對應“生產要素”概念，生活資料也可稱之為“生活要素”。購買生活要素，需要得到收入，以形成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

家庭收入的構成，取決於家庭產權的構成。理論上，家庭產權可以涵蓋勞動、資本、土地等所有生產要素的產權，這決定了家庭收入可以包括勞動工資收入、土地租金收入、資本利潤收入。家庭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行為，包括追求工資最大化、租金最大化、利潤最大化。然而，這三種最大化行為有着內在矛盾衝突。

如果一個家庭的收入，主要來源於土地和資本產權，那麼，這個家庭的理性行為就是追求租金和利潤最大化，這種行為屬於企業行為範疇，這時的家庭行為，其實是在履行企業職能，而不是家庭的人口繁衍職能。追求租金和投資收益，對於家庭來説，只是履行人口繁衍職能的手段。

如果一個家庭只擁有自己的勞動力人力資本，那麼必然追求工資最大化，而工資與利潤相互對立、此消彼長，這就使家庭行為與企業行為發生了矛盾。

現實情況是，大多數家庭的收入，主要來源於勞動工資或薪酬。從這個意義上説，追求工資和薪酬最大化，是家庭理性行為的基本特徵，這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行為，構成了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辯證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對工資最大化的追求，受到兩方面制約：

一是受企業行為制約，因為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利潤增長，意味着工資減少。

二是受家庭自身產權的制約，因為任何家庭所擁有的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數量、素質、結構、分佈，都是有約束邊界的。

我們先來討論家庭自身產權對工資最大化的制約。

2、基於幸福最大化的工資最大化

工資或薪酬，是作為商品的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價格。由於多數家庭是靠工資收入養家餬口，我們假設家庭理性行為，是追求基於幸福最大化的工資收入最大化。幸福是目標，工資是追求幸福的手段。為了獲得工資收入，家庭成員中的適齡勞動人口，必須參加工作，獲得工資以進行生活消費。

工作，對於家庭具有重大意義：工作可以使人蔘與社會活動，在工作中與別人交往，獲得成就感和勞動樂趣。但對於多數人來説，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賺取工資。工作時間越長，得到的工資越多，對生活要素的購買力就越強，由消費生活資料得到的樂趣、滿足感和幸福感也越高。

然而，除了工作，人們還要休息睡覺、處理家務、休閒娛樂。一天24小時，工作只能佔用一部分時間。“時間資源”是稀缺的，必須合理配置。

重要的是，隨着工作時間的不斷增加，人的疲勞感也會逐漸增加，工作意願和興趣逐漸降低，幸福感會逐漸減少，這就是工作和工資帶來的幸福感邊際遞減規律。這一規律決定了，勞動者對工資最大化追求是有極限的，超過極限，工資的誘惑力就會喪失，人們就不再願意也不能再工作了。每個人的極限不同，但所有人都有一個工作時間極限和工資收入極限問題。

與此同時，人們用於消費享受、休閒娛樂、家庭生活帶來的幸福感具有更大吸引力。為了獲得更多快樂和幸福感，就會減少工作時間，增加消費娛樂時間。然而，增加消費娛樂時間，意味着減少工作時間和工資收入，這是消費娛樂的機會成本。隨着消費娛樂時間的增加，由此帶來的機會成本呈邊際遞增趨勢。

消費娛樂可以帶來幸福感，但由此付出的機會成本是工資減少，不足以養家餬口，這就要求家庭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尋找平衡。

3、工作與生活均衡曲線

為了獲得最大幸福，需要勞動者在辛苦工作與享受生活之間找到平衡，見下圖：

上圖反映了工作時間、工資變動、幸福感三個變量的相互關係：隨着工作時間增加，幸福感邊際遞減；隨着消費娛樂增加，機會成本邊際遞增；當達到均衡點時，成本與收益達到均衡，這就是幸福最大化的均衡。

幸福是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找到工作與生活的均衡點，也就找到了最大幸福，這正是家庭在權衡工作時間的投入-產出、成本-收益基礎上所追求的目標。

然而，這只是經濟學對幸福的定義。如果從心理學、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角度看，幸福的定義可能是多樣化的。有人看破紅塵遁入空門去尋求內心的寧靜，有人拋家舍業浪跡天涯追尋所憧憬的自由。

幸福主要是主觀感受，基於產權基礎和個人興趣、偏好的不同，不同人對幸福的理解與感受有很大不同，可以用幸福指數來衡量。

設定幸福指數為100，其含義是沒有任何煩惱，人生只有純粹的快樂；指數為0，人生沒有任何快樂，只有純粹的煩惱。人們的幸福感，總是在0到100之間飄移。衡量標準，以50為界，大於50，謂之幸福感高；小於50，謂之幸福感低。

在市場經濟的競爭環境中，一個人的主觀感受，會在與別人的攀比中不斷變化。他人的地位、收入、名望，會對自己的幸福感產生影響，因而幸福最大化假設，具有不確定性和多種可能性，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追求基於收入最大化帶來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消費的快樂最大化；二是實現財務自由後，基於個人興趣，追求從物質到精神不同層次的快樂最大化；三是攀比性快感，這導致了人的慾望無限膨脹：做了地區首富還想做全國首富，做了全國首富還想做世界首富，做了世界首富還想永保第一，向太空進發。

攀比帶來慾望膨脹，與幸福感邊際遞減相矛盾，這是人性無法擺脱的悲哀，卻也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

實際上，家庭在面臨工作與生活的權衡取捨時，並不總是理性，很多情況下是隨機的和情緒化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家庭理性行為的假設。假設有助於理解和解釋大多數家庭對工作與休閒進行取捨的動機和行為，也有助於找到人口增長或減少、勞動供給增加或減少的原因。

4、養育孩子模式與家庭人口可能性邊界

本節重點討論“兩種生產辯證循環圖”第三象限的人口繁衍和再生產，先是微觀家庭人口增長模式，下一節討論宏觀人口再生產。這些問題在曼昆《經濟學原理》中很少涉及。

生育、養育、教育、培育孩子，讓孩子們健康成長，是家庭人口繁衍和再生產的基礎。培養孩子需要資源投入、付出成本。家庭收入的有限性和生活要素的稀缺性，決定了可培養孩子的數量、素質、結構的多種可能性組合。因此，每個家庭都會面臨培育孩子多種組合的可能性，進行權衡取捨的決策選擇。

這裏把培養孩子所投入的生活要素，分為“基礎生活資料”和“優質生活資料”，前者是維持孩子“活着”的生命成長的基本需要；後者用於提高孩子的生活質量以及知識、智力、技能全面發展的需要，用學歷來衡量。

這裏假設家庭收入和生活水準與學歷正相關，學歷越高生活水準越高。

在收入和生活要素既定前提下，養育孩子越多，平均分配給每個孩子的生活要素就越少。基於生活要素投入數量、質量、結構的不同，把對孩子的培養方式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粗放型的“散養模式”；一類是高投入的“精養模式”。

所謂散養，是指僅滿足維持孩子生命成長的基本需要，一視同仁地對每個孩子投入“基礎生活資料”。在散養狀態下，基於自然生育率和人口增長的生物規律，家庭人口和孩子只有數量的增長，沒有素質的提高；只提供基本生活資料，不提供增量教育資源。孩子的人文素質，主要是從前輩繼承的文化生態中自發形成。

所謂精養，是指培育孩子更關注生活品質的提高，更看重孩子的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以學歷為標準進行衡量。從文盲到小學、中學、大學、碩士生、博士生、終身學習。顯然，精養是一個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標準不斷提高的動態過程。

在家庭收入既定前提下，散養孩子，會使家庭人口數量增長加快但素質提高滯緩；精養孩子，會使家庭人口數量增長減緩但素質提高加快。這就要求家庭在生育、養育、教育孩子的數量和素質問題上，做出選擇，這是影響家庭人口狀況的重大決策。

上圖顯示了在散養模式下，家庭收入、消費投入、人口規模三個變量的關係。收入增長決定家庭對衣、食、住、行、用等基礎消費投入的增長，進而決定培養孩子數量的增長。收入為0，孩子數量也為0。收入的最大邊界，決定消費和家庭人口的最大邊界，這時家庭可養育的孩子最多。

當然，家庭養育孩子，還要受其它因素制約，包括自然環境和自然生育率、家長付出的時間精力、養孩子帶來的幸福感、對男孩或女孩的偏好，等等。此外，現代技術可以通過代孕、試管嬰兒等方式生產孩子，這引發了倫理問題，受社會道德約束，但也走出了一條培育孩子的新路徑。或許有一天，人類會突破婚姻家庭邊界，以機構或社會供養的方式培養孩子，也未可知。

這裏要強調的是，經濟因素對家庭養育孩子具有根本性影響。可以確定，在自然環境和自然生育率既定前提下，家庭收入和生活消費成本，決定人們養育孩子的意願和行為；家庭人口增長邊界，取決於由收入決定的消費邊界。

然而，如果考慮到孩子的教育和素質提高問題，情況會變得很大不同。圖2顯示，散養模式與精養模式，對於家庭人口數量增長和素質提高，有着深刻影響。

假設一個家庭用於孩子生活和教育的投資預算是每年20萬元，平均每個孩子5萬。這筆錢可以供養4個小學生，預算收支平衡；或者3箇中學生，剩餘5萬元；或者2個大學生，收支平衡；或者1個研究生，短缺5萬元。

顯然，在既定收入下，如果散養孩子，家庭培育的孩子數量邊際遞增，而平均對每個孩子投入的教育成本邊際遞減；如果精養孩子，則培育每個孩子的邊際成本遞增，可培養的孩子數量邊際遞減。

換句話説，在家庭收入既定前提下，散養孩子，可以增加人口數量，但人口素質的提高停滯。精養孩子，投入的教育資源增加，可以提高人口素質，同時也會減少孩子的數量。如果收入發生變化，收入越高的家庭，可培養的高學歷孩子越多，但隨着教育成本增加，可培育孩子的數量和學歷，均呈邊際遞減趨勢。

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就面臨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生不生孩子？生幾個孩子？精養還是散養？

現實觀察發現，人們養育孩子的觀念，受兩方面條件影響：主觀上，受家庭財政預算約束，與家庭對現有財富、職業前景及未來收入預期緊密相關；客觀上，受就業市場約束，與家庭對未來勞動市場供求變化的認知緊密相關，而這取決於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變化。

主客觀環境變化，推動了家庭培養孩子從散養模式，向精養模式轉型，已成不可逆轉趨勢。而在這個趨勢中，面臨職業選擇和未來收入不確定的年輕人，往往陷入迷茫：結不結婚？生不生孩子？生幾個孩子？

對於家庭來説，這是攸關未來生活品質和幸福的重大抉擇。一些人面對就業市場的快速變化和對高成本精養人才的需求，負擔不起太高的養孩子成本，乾脆選擇了不結婚、不生孩子，躺平。不是不願養孩子，而是擔心養不起。

從社會層面來看，隨着科技進步、生產力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適應現代社會生活和勞動市場對人口人力資源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精養孩子成了必然選擇，由此導致了社會總人口增長從數量擴張到素質提高的轉型，必將引起人口增長模式發生根本性改變。

5、從人口爆炸到人口萎縮：宏觀人口增長模式轉型

從宏觀層面看，所有家庭加總，構成全社會的家庭系統。家庭系統與單個家庭，在組織屬性、目標、職能、行為方式等方面，並無本質區別。因此，對單個家庭人口數量、素質、結構變化的分析，以及對家庭養育孩子模式的討論，同樣也適用於宏觀總量分析。

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的區別在於，宏觀分析事關人口總量增長的最大邊界或增長極限，以及總人口素質、年齡性別結構、地理分佈，這與人口增長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社會歷史文化緊密相關。特別是，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國民收入及分配結構，對人口增長模式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響。

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集合。這裏的核心觀察是，微觀上家庭養孩子由“散養模式”向“精養模式”過渡，上升到宏觀層面，意味着國家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也有一個從“散養”向“精養”轉型的過程，這一過程與宏觀人口增長模式的轉型，有着密切的內在聯繫。

“人口增長模式轉型”的定義是：社會總人口增長，由粗放型的數量擴張，向精緻型的總量減少、素質提高、結構優化的轉變。

在增長模式轉型之前，人口繁衍總體上處於粗放的散養狀態，人口增長主要表現為數量擴張，與國民收入增長正相關。在一定的自然生態與和平的社會環境下，處於散養狀態的人口總量是一個邊際遞增趨勢，會形成“人口爆炸”式增長，人口素質則呈現出一種粗放的低素質勞動力再生產狀態。

人口爆炸曾引起恐慌，因為資源稀缺，人口過多會突破資源可養活人口的極限而引起災難。人們提出各種理論和政策，試圖抑制人口過快增長。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到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1]，對我國的人口理論和人口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計劃生育理念和政策，減緩了中國人口增長速度，但這並不是導致人口增長模式轉型的主要原因，反而因實施“獨生子女政策”幾十年，造成了宏觀人口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的不合理及諸多經濟社會問題。

計劃生育理論和政策的提出，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伴隨着科技進步和就業市場變化，總有一天，會迎來人口總量減少、人口素質提高的拐點。越過這個拐點，就開啓了人口數量下降、素質提升、結構優化的人口增長模式轉型的進程[2]。

數據表明，我國人口已經從“人口爆炸”階段逐步過渡到“人口萎縮”階段。標誌有三：一是人口總量開始負增長；二是人口素質有效提高；三是人口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地理分佈發生了重大變化。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負增長，人口總量為14.1178億人，比2021年減少85萬人；人口素質提高，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9.91年，比2010年提高1.06年；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數達到15467人，比2010年增長38.98%。與此同時，人口年齡結構出現了老齡化少子化趨勢，城鎮化極大改變了人口的地理分佈[3]。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我國人口增長模式轉型？

改開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企業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帶動家庭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與此同時，勞動就業市場供求關係發生深刻變化，進而對人口增長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

顯然，人口增長轉型的內在原因和驅動機制，存在於家庭人口生產與企業產品生產這兩種生產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的辯證運動之中。

從“兩種生產辯證循環圖”可以清晰看到：第一象限企業的科技進步和生產效率提高，會對第四象限勞動市場供求關係、工資變動產生重大影響：作為需求側，企業對人力資源需求的數量逐漸減少，而對高素質、知識技能適用的人才需求逐漸增加。這種需求側變動經由勞動市場，傳導至第三象限人口生產，要求人力資源供給數量減少、素質提高、結構優化。

可見，技術進步引起勞動市場供求關係變化，企業需求側對人力資源素質和結構的要求，決定了作為供給側的家庭人口再生產的素質和知識技能教育走向，呈現出教育投資邊際遞增趨勢。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當勞動市場供求關係發生了質變、越過臨界點後，就會引起人口增長模式的轉型。

所以，人口增長模式轉型，歸根結底是經濟社會內在的市場機制在發揮作用，是勞動市場配置人力資源的結果。

對於我國來説，人口增長模式的轉型，已經開始，但也只是剛剛開始，要走的路還很長。關鍵在於，人口增長模式轉型，依賴於消費模式轉型。這裏有一個重要量化指標，即居民生活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太低：美國和英國的經濟成長有80%是由國內消費推動，印度是70%左右；過去十年，中國的份額通常在50%至55%之間，差距明顯[4]。

為了加速我國人口增長模式轉型，需要在人口觀念和政策上進行深刻變革。

一個基本理念是：人口生產是“消費的生產”。低消費對應粗放的低素質勞動力產出；高消費特別是教育消費的高投入，對應的是高素質人力資源產出。教育消費在家庭生活消費中佔比偏低，教育資源分佈不合理，是影響我國人口素質和結構的重大問題，成為了壓在年輕一代頭上新的三座大山之一。

所以，人口素質的提高，仰賴於健康而富裕的生活方式。必須改變以往“艱苦奮鬥、勤儉持家”的生活理念，摒棄熱衷節約、偏好儲蓄的“優良傳統”。在國家政策層面，推動全社會人口再生產由“散養模式”向“精養模式”過渡。人口政策的發力方向，主要不是鼓勵增加人口數量，而是重在提高人口質量、優化人口結構、改善地區分佈。

在國民收入分配上，初次分配要大幅提高家庭工資收入佔比；二次分配大幅增加社會福利和社保投入，目標是實現全民免費醫保、全民義務教育、全民終身教育。

圍繞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改善人口分佈的大目標，進行教育改革、醫療改革、養老制度改革及其它相關制度改革。教育體制改革，在學科設置和教材選用等方面，要與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演進的步伐緊密掛鈎。

人口增長模式轉型，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不可逆的大趨勢。如果認不清這一大趨勢，繼續抱守陳舊的人口觀念和政策，會犯顛覆性錯誤：一是隻關注人口數量而忽視人口素質，人口再生產滿足於散養模式，低生活水準只能產出低素質勞動力；二是造成未來就業市場數量供給過剩、素質和結構供求失衡，需要人的崗位短缺適用人才，應被淘汰的產業行業冗員充斥，進而導致嚴重失業，技術進步受阻，經濟社會陷入困境。

再強調一次，未來的人口政策，重點不在控制數量，而在提高素質、優化結構、合理分佈。這就要求在居民收入水平、生活質量、教育資源配置等各個方面，適應人口增長模式轉型的需要，進行重大調整。

（四）家庭與企業兩種生產的對立統一運動

以上討論了家庭人口再生產的底層邏輯和運行規律，下面來考察家庭與企業兩種生產的辯證運動。這也是曼昆《經濟學原理》所缺失的。

家庭人口繁衍和再生產，是建立在“勞動力天然私有制”產權基礎之上的生產、分配、交換（作為商品的流動）、消費（“生產的消費”）的完整過程，是一個環環緊扣的生態鏈條。家庭人口再生產生態鏈，與企業產品再生產生態鏈，各自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繫，由此構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無限循環的辯證運動。

1、生產要素市場與生活要素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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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市場失靈與兩種生產的非均衡運動

企業生產力，是指企業基於生產要素投入而形成的生產能力。一定數量、質量、結構的勞動、資本、土地、技術、信息等要素投入，是企業生產的必要條件；對這些要素進行優化配置，是企業家的基本職能。

企業對生產要素配置結構的優劣，關乎生產效率。因此，企業家及其經理人團隊的經營管理能力，是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説，企業家是生產力的領頭羊。

家庭生命力，是指家庭基於兩性婚姻和生活要素投入而產出一定數量、素質、結構、分佈的人口人力資源的能力。物質與文化精神生活要素的投入，決定家庭的生活消費水平，進而影響乃至決定家庭的人口生育意願及生育能力、養育能力、教育能力、體育能力。低消費只能產出低素質人力資源。因此，生命力發展，要求高水準的生活消費，特別是優質教育消費的投入。

生產力與生命力，是對立統一、相互依存關係。家庭向企業提供人力生產要素、人力資本、企業家；企業向家庭提供生活要素、工作崗位。企業利潤要靠把生活要素賣給家庭才能實現；家庭工資要靠在企業工作才能獲得。

在古典經濟學理論的規範分析的理想狀態下，市場可以自動引導生命力與生產力均衡發展，推動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然而在實證分析的現實經濟中，兩種生產總是處於“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的非均衡狀態，這是為什麼？

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無形之手指引下，有五個原因：

一是在制度安排層面，企業制度演進與家庭制度演進，相悖而行。

企業制度演進，基於利潤最大化行為的驅動，是一個組織效率不斷提高的趨勢：從手工工場到機器大工廠、再到現代企業制度，分工專業化、組織科學化、管理漸進高效、人才結構優化形成“人力資本集羣”，推動技術持續進步，從而使企業的決策力、組織力、競爭力、執行力不斷提高，推動生產力持續快速發展。

家庭制度演進，則是一個漸次退化的趨勢：在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中，家庭或家族同時承擔着人口繁衍、生產勞動、族羣自治等多種功能；而當代社會家庭，已經退縮為核心家庭，功能逐漸收窄，甚至淪為生育機器，還出現了試管嬰兒、代孕、同性婚姻。這種企業進化越來越強而家庭進化越來越弱的趨勢，是市場機制自發起作用的必然結果。

二是在收入分配層面，工資增長總是趕不上利潤增長。

企業制度與家庭制度相悖而行，導致家庭與企業博弈，家庭總是處於弱勢、企業總是處於強勢；工資增長總是趕不上利潤增長；進而導致財富分配貧富分化，依靠工資養家餬口的大多數家庭，購買力不足。儘管社會上有千千萬萬個家庭，卻是一盤散沙；工會是有組織力量，但不足以與企業資本相抗衡，打工人集體議價能力總體處於下風。如果沒有政府幹預（如制定強制性最低工資標準），資本強而勞動弱的長期態勢，幾無逆轉可能。

三是在投入-產出層面，家庭消費投入總是落後於企業生產投入，生活消費水平總是趕不上“生產消費”[6]水平。其結果，就是基於生活消費投入的家庭生命力發展，總是落後於基於“生產消費”投入的企業生產力發展。

四是從再生產週期看，有一個企業再生產自我循環問題。

由於存在“中間需求”，短期內，企業再生產具有脱離人口再生產而自我循環的空間，這是產能過剩、投資過剩之所以會發生的原因。“中間需求”脱離“最終需求”而自我循環、“非人力生產要素”脱離“人力生產要素”自我循環，必然導致“企業生產力超前發展、家庭生命力相對滯後”這樣的失衡狀態。

五是在貨幣循環方面，貨幣在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流通速度和流通量，超過了在企業與家庭之間的流通速度和流通量。企業利潤積累、投資和擴大再生產速度，超過家庭工資收入和消費水平提高；

兩種生產在以上五個方面的辯證運動，反應到貨幣流通上，形成了兩類循環：一類是企業與家庭之間的貨幣循環，表現為：生產—工資—消費—人口再生產—工資增長—擴大消費—人口擴大再生產…….的無限循環；另一類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貨幣循環，表現為：生產—利潤積累—擴大投資—企業擴大再生產…….。

現實觀察發現，在技術進步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下，“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一問題反映在勞動市場上，就是供求不平衡、失業成為常態。

（因篇幅限制，刪除了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