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經濟學原理》的三大缺陷（中篇）_風聞

曼昆《經濟學原理》的三大缺陷（中篇）原創 張廣柱 和合主義與制度變遷 2025年05月19日 15:54 北京

中篇目錄：

政府職能與公共產品交易的“無價格、非市場均衡”

（一）曼昆“宏觀經濟循環流量圖”的缺陷

（二）政府行為與公共產品供求的“無價格、非市場交易”

1、政府理性行為：權力最大化                      

2、公共產品的產權問題：市場失靈與政府職能              

3、公共產品的產權問題：“公有制”的新內涵與外延          

4、負公共產品：政府失靈與權力的邊界                  

5、公共產品的“非商品交易”與“非市場均衡”            

（三）“三種生產”的宏觀經濟總量分析

1、“三種生產”的宏觀經濟模型                      

2、從“三種生產”看宏觀實體經濟與貨幣流通結構           

3、公共產品估值：國債與財政赤字的“隱形之錨”？          

4、從“三種生產”視角看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              

（四）我國經濟內需不足的宏觀經濟分析

1、我國宏觀經濟的兩大症結                        

2、我國經濟擴大內需的六大舉措                      

（五）AI時代的宏觀經濟管理猜想

中篇：政府職能與公共產品交易的“無價格、非市場均衡”

——“三種生產”的宏觀經濟分析

我們的文章上篇部分，從微觀經濟層面，討論了家庭與企業“兩種生產”的辯證運動。文章中篇部分，將在宏觀經濟層面，把貨幣流通和政府主導的公共產品生產加入進來，從經濟總量上探討家庭人口生產、企業產品生產、政府公共產品生產“三種生產”的交互運動，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這裏的關鍵，是對公共產品與政府的地位和職能，要有一個清晰而科學的認知。筆者的核心觀點是：

（1）公共產品的生產與供給，是現代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剛需，是宏觀經濟總供給與總需求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2）政府是公共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政府的合法性與公信力，來源於生產和供給“正效應公共產品”、遏制“負效應公共產品”的意志和能力；政府行為與公共產品供求關係本身，也是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3）公共產品的供給與需求，採取政府依託國家機器強制徵税-納税的非市場、非商品交易方式，達到某種沒有價格標識的“非市場均衡”。

（4）税收如果被看作是公共產品的價格，可以計入GDP，但許多公共產品如國家安全、法治秩序，其價值是無法計量的，因而無法計入GDP。

（5）正因公共產品供求的非商品交易屬性，以及許多公共產品價值無法計量並計入GDP，使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總供求理論出現巨大缺口，但也因此給銀行信貸貨幣發行之外的政府國債貨幣發行，創造了廣闊騰挪空間，使公共產品和公共資源成為國債發行和財政赤字的“隱形之錨”。

上述五條，除產權基礎不同外，也是西方許多國家進行宏觀管理時“只做不説”的基本原則。然而詭異的是，卻未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

西方主流經濟學奠基於私有產權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之上，忽視或貶低政府的作用，弱化了對公共產品供求關係的研究，從而把早期的“政治經濟學”傳統閹割成了後來的“經濟學”傳統。

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作為西方經濟學基礎理論具有代表性的教科書之一，嚴重低估了政府職能及公共產品供求的“無價格、非市場均衡”論題，是這一教科書的又一重大缺陷。

（一）曼昆“宏觀經濟循環流量圖”的缺陷

與微觀經濟學分冊一樣，曼昆在《經濟學原理》的宏觀經濟學分冊，一開始就給出了一個循環流量圖，把它作為宏觀經濟分析的基礎模型，讓讀者對宏觀分析有一個總體的概括性認識：

        圖23-1：循環流量圖，引自曼昆《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分冊P5

與微觀分析不同，宏觀分析的對象是所有家庭和所有企業加總，進行總量分析。從宏觀經濟循環流量圖可以看到，曼昆《經濟學原理》關注的是，加總的家庭與加總的企業兩部門的經濟循環流量，再加上政府購買、開放經濟的進出口貿易，就構成了四部門經濟流量循環。

然而，儘管曼昆討論了政府購買、開放經濟的進出口貿易，把視野擴展為四部門經濟，但從全書內容來看，討論重點仍然在兩部門經濟，缺少對政府行為、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產權、公共產品供求均衡等重要課題的深入討論，嚴重低估了政府行為及公共產品的“非市場交易”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公共產品，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剛需。公共產品的“非商品交易”、“非市場均衡”，是影響宏觀經濟的主要變量。缺失了對公共產品的關注，市場經濟研究就少了一大塊，而這正是曼昆《經濟學原理》理論體系中的一大空白。

《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分冊，在討論家庭與企業的關係時，仍然延續微觀經濟學分冊的觀點，錯誤地認為“家庭是生產要素所有者”[1]，家庭向企業出售生產要素因而獲得工資、利潤、利息、租金等全部貨幣收入，等於GDP。企業向家庭購買生產要素、支付與工資、利潤、利息、租金等價的成本，組織生產，然後把產品和服務賣給家庭，所得貨幣總量仍然等於GDP。

所以，“GDP是在某一既定時期內一個國家生產內生產的所有最終物品[2]與服務的市場價值。”（宏觀經濟學分冊，P8）

曼昆斷言，總收入一定等於總支出，“一個經濟的收入和其支出相同的原因就是每一次交易都有兩方：買者和賣者。”

“GDP衡量貨幣的流量。我們可以用以下兩種方法中的一種來計算這個經濟的GDP：加總家庭的總支出或加總企業支付的總收入（工資、租金和利潤）。由於經濟中所有的支出最終要成為某人的收入，所以無論我們如何計算，GDP都是相同的。”（宏觀經濟學分冊P4）

然而，曼昆的這個論斷是錯誤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產能過剩，賣不出去的過剩產品，怎麼計入GDP？顯然，循環流量圖所示的總收入一定等於總支出，是個錯誤命題，它不能解釋為什麼會發生總供給與總需求失衡？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經濟危機或經濟波動、經濟衰退的商業週期？

曼昆在宏觀分冊第12篇，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是什麼原因引起了經濟活動的短期波動呢？”然而他只闡述了政府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對總供給曲線、總需求曲線變動的影響，並沒有給出導致總供求失衡的原因（宏觀經濟學分冊P237）。

其實，認為總支出與總收入一定相等，仍然是古典經濟學思維——相信市場可以自動實現供求平衡。曼昆自己也對古典經濟學有所質疑，他説：“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古典理論描述了長期中的世界，但並沒有描述短期中的世界。”（宏觀經濟學分冊，P241）。

曼昆還引述了凱恩斯的觀點：“凱恩斯長期以來一直是古典經濟理論——我們在本書前面所考察的理論——的一個批評者，因為古典經濟理論只能解釋政策的長期效應。”“長期是對當前事情的一個誤導。在長期中，我們都死了。如果在暴風雨季節，經濟學家只能告訴我們，暴風雨在長期中會過去，海洋必將平靜，那麼他們給自己的任務就太容易且無用了”。（宏觀經濟學分冊，P266）

要害在於，究竟是什麼原因引起經濟波動？囿於古典經濟學思維，曼昆並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他繼續引用了凱恩斯的一句話，把問題説清楚了：“凱恩斯的主要觀點是，衰退和蕭條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對物品與服務的總需求不足。”（宏觀經濟學分冊，P266）。

導致經濟衰退、蕭條的原因，“是因為對物品與服務的總需求不足”，凱恩斯這個論斷是正確的，但還可以進一步追問：引起“總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什麼？

（二）政府行為與公共產品供求的“非市場交易”

針對市場失靈，有兩種解決問題的方案：一是“市場機制+經濟危機”；一是“市場機制+政府幹預”。

“市場機制+經濟危機”，必然造成經濟社會的巨大破壞和人口損失，不可取；“市場機制+政府幹預”，才是值得探索的宏觀經濟發展模式。

下面，我們就進一步來討論“市場機制+政府幹預”的宏觀經濟發展模式。

1、政府理性行為：權力最大化

本文所説的政府，是指廣義政府。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沒有專門討論政府行為的篇章，把這項任務留給了政治學。但研究宏觀經濟學，不能不考察政府的組織屬性、職能、目標、行為，因為政府行為是影響宏觀經濟的主要變量。

我們假設，政府目標和理性行為，是追求權力最大化。

獲得權力並組建政府，有多種方式和路徑；但權力的鞏固和長治久安的傳承，只有唯一的一條路徑，那就是基於税收和財政預算提供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滿足社會需求。正因如此，政府公信力與合法性，不僅取決於權力來源的正當性，更取決於生產和供給正效應公共產品的意志和能力。

政府並非沒有自己的利益。政府首腦、各級官員及公務員個人利益加總，就是政府利益；而權力最大化追求，符合政府的最大利益。需要強調的是，權、責、利對稱，政府利益與其職責緊密聯繫。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有效生產和供給可以惠及全社會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也就是“為人民服務”。

政府為人民服務，主要不是出於高尚道德的驅動，而是因為這關乎政府能否實現權力最大化目標。無論以何種方式產生何種組織形態的政府，也無論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如果無法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也就喪失了合法性與公信力基礎，遲早要受到各種政治力量和平或暴力的挑戰，直至產生有權威的新政府，有意願、有能力、可持續產出惠及全社會的公共產品，獲得合法性和公信力。

所以，能否有效生產和供給正效應公共產品，是政府追求權力最大化理性行為的必要前提與核心關鍵。

政府生產和供給公共產品，仰賴植根於家庭和企業的税源、税基，由此構建起了家庭人口生產、企業產品生產、政府公共產品生產“三種生產”的互動關係。

家庭追求基於工資收入的幸福最大化，企業追求基於資本投入的利潤最大化，政府追求基於税收的權力最大化；工資、利潤、税收彼此消長，顯然，三個最大化行為，相互矛盾、互為最大化邊界。

與此同時，三者又相互依存、相輔相成。正如亞當·斯密所言：“每一個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形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微觀經濟學分冊，P11）

亞當·斯密的名言，同樣也適用於家庭、企業、政府三者的博弈互動關係：三個行為主體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行為，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約束又相互激勵，這種交互作用推動了經濟發展，有效促進了社會整體利益。

2、公共產品的產權問題：市場失靈與政府職能

曼昆在《經濟學原理》第4篇“公共部門經濟學”，用3章篇幅討論了外部性、公共物品和公共資源、税制的設計。這個討論是基於經濟學十大原理之一：“政府行為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微觀經濟學分冊，P203）文中的措辭和表述，給人的感覺，政府只是市場機制的補充。

然而，政府職能及其主導的公共產品的生產和供給，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遠大於曼昆的想象。這裏，曼昆遺漏了一個最基礎也最重要的論題：公共產品的產權。

曼昆並非不關注產權，反而強調了產權的重要性。他説：“市場沒能有效配置資源，是因為沒有很好地確立產權”（微觀經濟學分冊，P236）。他引證了科斯的產權理論：“根據科斯定理，如果私人各方可以無成本地就資源配置進行協商，那麼私人市場就總能解決外部性問題，並有效地配置資源。”（微觀經濟學分冊，P215）

顯然，這裏講的產權是指私人產權。科斯定理未經説明的前提，是默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所謂產權明晰，就是產權明確歸屬於某個私人。只要產權明晰，那麼，私人競爭市場就可以解決空氣污染這一類負外部性問題，困難只在於私人是否願意、能否承擔得起交易費用。

實踐表明，大多數情況下，私人既不願意、也缺乏能力承擔公共領域的交易費用。解決問題，要靠政府生產和供給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什麼是公共產品？

根據曼昆給出的定義，所有物品分為三大類：一是私人物品，二是公共物品，三是公共資源。

“私人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消費競爭性的物品。”

“公共物品：既無排他性又無消費競爭性的物品。”

“公共資源：有消費競爭性但無排他性的物品。”（微觀經濟學分冊，P224）

從曼昆的論述可以看出：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公共資源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由市場配置資源、確定價格、形成供求。

私人物品如蘋果或私家車，由私人組建的企業來生產，在市場供求機制作用下形成價格、配置資源，這是有效率的。但公共產品如國防、安全、秩序，公共資源如陽光、空氣，沒有價格，由市場配置是無效率的。市場無法對公共產品進行定價，因而也就無法由價格來調節供求。

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是基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產權明晰制度。再強調一遍，產權明晰，在科斯和曼昆的定義中，是指產權明確歸屬於某個私人所有，並受法律保護。

然而，如果用私有產權的定義來衡量，陽光、空氣的所有權是不清晰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企業在生產中污染了清潔的空氣，就沒有私人去與企業交涉，因為負擔不起交易費用；即使進行交涉，受益的是大家，付費的是私人。於是，就沒有私人願意做這件事，市場失靈了。

空氣不屬於私人所有，沒有私人可以對呼吸空氣的人收費。空氣沒有價格，因而所有人都可以免費、自由地呼吸新鮮空氣。但如果新鮮空氣被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污染了，損害了公眾利益，還能靠私人競爭的市場解決嗎？

私人及由私人組建的家庭和企業，理性行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缺少動力和能力去管制造成污染的企業，例如強制排污企業購買“排污權”。恰恰相反，所有由私人構建的家庭和企業，想要的只是免費搭便車、免費消費公共品，免費享受自然賦予的陽光、空氣，因為這符合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行為。

怎麼辦？曼昆説：“當產權缺失引起市場失靈時，政府可以潛在地解決這個問題。”（微觀經濟學分冊，P237）

這就是説，市場失靈了，需要靠政府以“非市場交易”的方式解決。政府治理污染需要付出成本，於是就形成了政府通過徵税籌集費用，來治理環境污染的模式。

但是問題來了：政府為什麼會有動力去防治環境污染？答案是，政府控制着公共產權，並且具有追求和維護公共利益的動機。

科斯並沒有提出“公共產權”這個概念，曼昆也沒有提出類似概念。然而這裏確實存在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空氣的所有權屬於誰？維護公共利益、保護公共資源的控制權在誰的手裏？

與私人、家庭、企業不同，政府是唯一有意願、有能力、可以依託國家機器強制徵税，去解決因私有產權不明晰導致環境污染問題的組織。這是為什麼？

政府的主觀目標是追求權力最大化，但權力穩固的基礎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為此，政府必須提供惠及全社會的公共產品，如國防、法治、安全、完善的公共基礎設施、良好的營商環境，以便讓人民安居樂業，家庭有活力、企業有創新力，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只有社會長治久安，政權才能穩固，權力才能實現最大化。因此，有效生產和供給公共產品，是政府職責所在，也是政府之所以願意為人民服務的內在邏輯。

一言以蔽之，政府之所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因為政府的權力最大化目標，綁定在公共利益最大化標的之上。

對於家庭和企業來説，保護公共利益，是“成本內化而效益外化”的事情，不划算；但對於政府來説，保護公共利益，是成本與收益、投入與產出對等的事情，值得去做，也必須去做，否則就會失去權力。

3、公共產品的產權問題：“公有制”的新內涵與外延

在討論了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的區別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來明確公共產品、公共產權、公有制這三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

用“公共產品”取代“公共物品”的稱謂，意在強調它主要是由政府基於税收生產或保護的公共產品和公共資源。

公共產品的內涵，是指政府基於税收而生產或保護的公共物品和公共資源，用來為民眾、納税人、家庭和企業服務，包括有形的物質“硬公共產品”，如道路、城市基礎設施；無形的非物質“軟公共產品”，如制度、法律、政策、文化；貨幣化的社會福利、非貨幣的義務教育；組織化的政府機構和國家機器，軍隊、警察、監獄、法庭，非組織的歷史文化傳統，等等。

界定公共產品的外延，是很困難的，因為任何公共品都有一個適用邊界問題，而這個邊界是動態的。比如一個城市的市政基礎設施、營商環境，只供這個城市的居民消費；除了“純公共產品”如國防、法治外，還有大量“準公共產品”，如教育、醫療。在我國，國企和國有經濟，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公共產品，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非排他性和消費共享性。

此外，許多物品處於“純”私人物品與“純”公共物品的過渡地帶，姓公還是姓私？會因時空變化而變化。例如私人創造的科技成果、精神文化產品，過了專利保護期後，就成為了可供所有人免費使用的公共物品。

站在消費者立場，傾向於儘可能擴展免費公共品的適用空間和時間，就像享用自然公共品陽光空氣一樣。但從生產者供給側看，受制於生產投入資源的稀缺性，必須考慮成本-收益比，否則再生產將無以為繼。這就要求建立公、私產權明晰的產權制度，把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區分開來，旨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基於對公共產品內涵與外延的考察，可以給出公共產權和公有制的定義。

筆者這裏提出一個“公共產品公有制”概念，與以往公有制概念有所不同。

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的公有制，是指生產資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形態。

“公共產品公有制”是指現代產權制度[3]下，以法治方式明確界定公共產品的所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的歸屬和權益邊界。

公共產品所有權，權利的源頭是納税人，因而所有權和收益權，歸屬於納税人，即歸屬於家庭、企業、民眾。自然公共品如陽光、空氣、自然環境、礦產資源，基於自然法，屬於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如果因爭奪資源引起衝突，歷史上大多是通過戰爭暴力來解決，現代社會主要靠人為制定的法律來界定。

政府作為徵税者，擁有對税收的使用權和以財政支出方式對公共產品的支配權。政府並非公共產品和公共資源的產權所有者，但控制着使用權和支配權，負有對公共產品和公共資源進行產權界定、法律保護、調整結構、優化配置的責任和義務。

所以，現代產權制度下的公有制，就是國家為保護和利用公共產品、公有資源、公共產權的一整套規則、法律、政策、制度。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於可以依託國家機器、以強制徵税的方式生產、保護、供給惠及全社會的公共產品。

結論：政府徵税的法理依據，就在於公共產品公有制。

4、負公共產品：政府失靈與權力的邊界

公共產品有好也有壞。好的公共產品惠及全社會，壞的公共產品禍及全社會。人的理性有限，即使有良好願望，有時也難免犯錯。政府也是如此。

所謂負公共產品，是指具有負外部性、可能損害公共利益的物品。分為兩類：一類是私人物品的負外部性，如環境污染、各種犯罪活動；一類是政府產生的負外部性，如錯誤政策、過度監管，傷及了家庭和企業的活力、創造力。

私人物品造成的負外部性，可以通過政府監管來解決。政府自身製造的負外部性，則需要建立糾錯制度和糾錯機制，約束權力過度膨脹。

人類歷史上，建立了各種政治制度和機制，探索防止權力膨脹的方式。本文關注的重點，是家庭權利、企業權利、政府權力的合理配置，構建一個超越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權”分立與制衡的“大三權”分立與制衡，界定三方權利與權力邊界、形成三方相互約束、相互激勵、合作博弈的制度機制。

家庭、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存在於公共產品供求關係之中。

家庭和企業，是税源、税基；政府向家庭企業徵税並提供公共產品。政府的權力邊界，是在與家庭、企業的三方博弈中形成的。合理的權利與權力配置結構，旨在使三方履行各自職責，推動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家庭權利、企業權利、政府權力構建的“大三權”分立與制衡制度機制，超越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權”分立與制衡制度機制，是一個宏大論題，筆者在拙文《“合三為一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進行了討論，感興趣的朋友可在網上搜索閲讀。

5、公共產品的“非商品交易”與“非市場均衡”

公共產品的供給與需求，是政府與家庭和企業之間的“非商品交易”。

政府作為生產者，居於供給側，向家庭和企業徵税，用以生產和供給公共產品；家庭和企業，居於需求側，作為公共產品消費者，履行納税人義務。政府與家庭企業，是非商品交易關係，交易標的物是公共產品，交易結果是“非市場供求均衡”。

公共產品供給，不是靠市場配置資源，而是由政府主導，或者由政府以招投標方式外包業務、向私人承包商購買。這取決於政府意志、治理能力和國家治理的需要，由政治規律和政治機制配置資源。

需求側的家庭和企業，是被動接受者，即使不歡迎某些公共產品，短期內也難以拒絕，但總會以某種方式反饋，只是這種反饋鏈條長、速度慢，導致矛盾慢慢累積。一旦矛盾激化，就會給經濟社會造成重大損失。這是政府失靈。

作為非商品交易，公共產品不是由市場定價。如果把税收看作是公共產品價格，那麼，可以用貨幣來計量，計入GDP。

然而，税收並不能涵蓋公共產品的外部性，即不能涵蓋公共產品社會效應的價值。事實上，許多公共產品是無價的。例如，計劃生育作為一項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產品，其效果需要幾代人才能顯現出來，如何計算其價值？有沒有價格？營商環境，包括硬件的基礎設施和軟件的法治、秩序、文化，是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典型公共產品，但怎樣對營商環境進行估值、定價、計入GDP？

顯然，許多公共產品的價值不可計量，無法計入GDP。

公共產品的供給與需求，雖然是非商品交易、雖然難以計入GDP，但仍然存在一個數量、質量、結構、時空分佈的平衡問題。那麼，在公共產品無價前提下，怎樣才能判斷並實現其供求平衡呢？

下面我們就來討論這個問題。

（三）“三種生產”的宏觀經濟總量分析

曼昆對宏觀經濟學的定義是：“宏觀經濟學研究整個經濟。宏觀經濟學的目標是解釋同時影響許多家庭、企業和市場的經濟變化。”（宏觀經濟學分冊，P3）

筆者認為，宏觀經濟學研究整個經濟，目的是解釋家庭、企業、政府行為及“三種生產”交互作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和運行機制。這裏的關鍵，是把政府主導的公共產品生產作為影響宏觀經濟的主要變量，與市場機制下家庭與企業兩種生產的辯證運動結合起來，探討宏觀經濟怎樣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

1、“三種生產”的宏觀經濟模型

本文第一部分討論了市場經濟下的兩種生產辨證運動，現在我們把政府主導的公共產品生產加入進來，構建起了三種生產的宏觀經濟，這就是經濟總量分析的對象和內容。

為了從總體上把握，筆者提出一個“三種生產與貨幣流通的宏觀經濟模型”：

              圖2-1 “三種生產”與貨幣流通的宏觀經濟模型[4]

這個模型是在兩種生產辯證循環經濟模型基礎上，又加入了第三種生產即公共產品生產，構建起包括家庭人口生產、企業產品生產、政府公共產品生產的三種生產交互運動的經濟大模型。

三種生產經濟模型與兩種生產經濟模型的區別，主要有三點：

一是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握在了一起。在家庭與企業基於市場交易的供求關係中，加入了公共產品的非市場交易。這樣，市場機制與政治機制就交織在了一起，從而改變了宏觀經濟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機制的內在結構。

二是在兩種生產的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多了一箇中間支點，就像天平的支點或鐘擺的中軸，政府就是這個中間支點。於是，在家庭與企業的兩種生產辯證運動中，就有了一個平衡供求關係的中位值抓手，這個抓手由政府來控制。

三是政府控制供求平衡的中位值抓手，包括兩個政策工具：一是貨幣政策，一是財政政策。由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介入，貨幣發行量、貨幣流通量、貨幣流通速度，就不僅取決於市場商品流通的需要，還要受政府調控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特別是作為國債的“隱形之錨”——公共產品供求關係的影響。

於是，在家庭、企業、政府相互之間，就形成了以貨幣流通為介質的三種生產互動機制，營造了三維立體的生態空間和社會環境，使宏觀經濟得以在其中運行。

2、從“三種生產”看宏觀實體經濟與貨幣流通結構

宏觀經濟是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的統一。

用三種生產的觀點看，宏觀經濟健康運行，要求貨幣供應量及流通速度與實體經濟相互匹配，其內在結構，可分解為七大市場的供給與需求：

（1）生活要素市場，消費品的供求及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形成，關聯家庭生活消費、家庭儲蓄、人口繁衍、人口勞動力再生產的數量、素質、結構、分佈。

（2）生產要素市場，資本品的供求及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形成，關聯企業利潤、企業儲蓄、投資、擴大再生產和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

（3）就業市場，作為商品的勞動力人力資本的供求，關聯就業、失業、工資，與企業利潤分割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

（4）公共產品供求，不同於市場等價交換，這裏是政府主導的“非市場供求、非商品交換”，對應税收財政和國民收入二次分配、轉移支付，主要受政府行為控制，而不是市場機制調節。

（5）金融市場1：基於商業信用的銀行信貸貨幣發行與流通，對應商品流通、物價和利率變動、流動性、通脹、通縮，依賴於市場機制和央行的貨幣流通管理。

（6）金融市場2：基於國家信用的國債貨幣發行，對應財政預算、税收、利率、物價變動、通脹、通縮，依賴於政府的財政政策及中長期貨幣流通預期管理。

（7）國際貿易進出口市場，對應外匯供給與需求、匯率變動。

以上七組供求關係，前4組反映實體經濟運動，構成宏觀實體經濟的商品和勞動力總供求；第5、6組是以實體經濟為錨的貨幣流通，構成宏觀經濟的貨幣總供求；第7組涉及跨國實體經濟與外匯流通。

宏觀經濟總供給與總需求，是七組供求關係的總和，每一對供求關係都因貨幣流通的聯結而成為牽一髮動全身的變量。因此，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政府管理宏觀經濟的有效抓手，但不能把貨幣經濟與實體經濟割裂開來。

需要強調的是，公共產品的供給與需求，不能脱離市場而單獨運行。恰恰相反，它是與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貨幣流通交織在一起的，這就形成了“商品+公共產品”的宏觀經濟總供給與總需求關係。

3、公共產品估值：國債與財政赤字的“隱形之錨”[5]？

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是對所有商品進行估值、計價的工具，並對所有商品都具有購買力。宏觀經濟有效需求不足，是因為基於貨幣支付能力的有效購買力不足。那麼，通過信貸擴張或發行國債，增加貨幣供應量，就可以形成有效購買力、平衡供求關係。所以，貨幣的衍生功能之一，是撬動實體經濟供給側或需求側、使之達到平衡的槓桿和工具。

貨幣供應是有邊界約束的。貨幣發行量以實體經濟的商品和服務的內在價值為錨，但又具有伸縮彈性，可以在一定時空範圍內脱離實體經濟，這就潛伏了價格波動、通脹、通縮、流動性、經濟週期等一系列問題，使宏觀經濟運行變得有活力而又複雜。

需要強調的是，貨幣發行與流通有兩支錨：一支錨勾掛着信貸貨幣發行和流通，錨定物是市場上的商品和服務；另一支錨勾掛着國債貨幣發行和流通，錨定物是公共產品、公共資源。

貨幣的本質是信用，分為商業信用和國家信用。銀行信貸貨幣的發行基於商業信用；政府國債貨幣的發行基於國家信用。考察貨幣發行量與流通，需要釐清信貸貨幣與國債貨幣的聯繫與區別。

相同的是，信貸貨幣與國債貨幣都進入金融市場，兩者交融在一起，成為貨幣總供應量的組成部分，共同影響利率的形成，並通過加息或減息調節貨幣的流動性；不同的是，兩者的信用屬性和功能有着重大區別。

信貸貨幣以商品總價值和商業信用為錨，發行規模受商品流通規模和速度以及家庭儲蓄+企業儲蓄+貨幣乘數的硬約束，量入為出，由市場機制調節，反映短期貨幣供求關係。

國債貨幣基於貨幣發行主權、以國家綜合實力和國家信用為錨，具體內容是多元的，包括不可計價的公共產品、科技進步的潛在增量價值、待開發土地或資源的潛在增量價值，還有人口紅利、失業者的“機會工資”，等等。

國家信用和國家實力，説到底，就是國家生產和供給公共產品的能力。為了理解這一點，需要對公共產品、公共資源作為國債貨幣發行和流通的“隱形之錨”，有一個清醒認識。

公共產品的供給與需求，屬於非商品交易，難以精確計價，這就使以GDP為主要變量的AD-AS模型的總量分析存在巨大缺口，但這個缺口恰恰給政府發行國債貨幣創造了空間，使貨幣供應總量有了騰挪餘地。

公共產品無法明碼標價，不等於公共產品沒有價值。

公共產品的價值，可以採取一定時期內“税收+財政赤字”的方式予以估值。赤字的核算，依據兩個經驗數據：一是失業率保持在合理區間，例如5%以內；一是通脹率保持在合理區間，例如2%以內；然後結合GDP、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等其它相關數據，就可以計算出合理的赤字規模及國債貨幣的發行規模了。

國債貨幣的投向，主要是用於公共產品再生產、公共資源再保護、宏觀經濟再平衡。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通過增發國債貨幣來擴大社保、社會福利，是解決供求失衡的有效手段。

考慮到國債貨幣與信貸貨幣的不同屬性，對宏觀經濟總供求進行均衡管理，現代貨幣理論提出一系列尚不為主流經濟學接受的顛覆性理念：財政是創造國債貨幣的工具；財政赤字貨幣化、支出先於收入；財政工作的目標不是收支平衡，而是充分就業，等等。這些觀點的利弊得失值得研究，因為它事關政府能否充分發揮國債貨幣功能對宏觀經濟的未來均衡進行預期管理。

赤字貨幣化，並不適合所有經濟環境。在物資匱乏、供不應求的短缺經濟中，會帶來惡性通貨膨脹；但在我國目前產能過剩、內需外需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個有效金融工具。

財政赤字並非無源之水，在特定環境下有着特定錨定物。財政部門要做的工作，是找到這些錨定物並予以科學估值，據以發行國債。赤字是花未來的錢，需要立足現在着眼未來，尋求未來預期的平衡。

政府一定時期內的發債規模，需要與無法明碼標價的公共產品的隱形價值相匹配，反映政府對未來宏觀供求均衡的預期，是政府以出售債券發行貨幣的方式，對未來宏觀經濟供求均衡進行預期管理。

4、從“三種生產”視角看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

宏觀經濟，是三種生產以貨幣流通為介質的總量經濟。

家庭勞動力和企業產品，作為商品進入市場，由市場定價，總價格成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構成，計入GDP。公共產品沒有價格，以國債、財政赤字的方式，參與總供給與總需求，從而使公共產品能夠以貨幣形態計入GDP。

考察宏觀經濟，分兩種生產視角、三種生產視角兩個層面。

從兩種生產視角看，宏觀經濟總供給與總需求，微觀基礎是家庭與企業的對立統一，內核是勞動與資本、工資與利潤的矛盾運動。工資與利潤此消彼長，結果有三：或是“資強勞弱”，或是“勞強資弱”，或是“勞資平衡”。這決定了蛋糕分配的三種情況：“資本剝削勞動”，“工資侵蝕利潤”，“工資與利潤平衡”。

微觀經濟反應到宏觀上，也是可能的三種狀態：

一是總供給不足、總需求“過盛”，企業的產出不能滿足家庭生活的需要。計劃經濟就是這樣，被稱為“短缺經濟”。應對措施是“抓革命、促生產”，在供給側發力，促進生產力發展。

二是總供給過剩、總需求不足，企業生產的產品和服務超過家庭基於支付能力的購買力，導致產能過剩、生產過剩，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結果。

三是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但這需要從兩種方式達成：市場機制+經濟危機；市場機制+政府幹預。

市場機制+政府幹預，其實就是從三種生產視角看宏觀經濟，在家庭與企業之間，加入了一個由政府控制的中間支點，給了政府幹預市場一個抓手。

政府幹預市場，面對勞資矛盾，必須堅守中立、不偏不倚。因為政府追求權力最大化，依賴於税收，而家庭和企業是税源税基。無論是資本剝削勞動，還是勞動侵蝕利潤，都會損及税源税基，從而損害政府目標。

所以，政府的職能與使命，微觀上是調和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宏觀上是尋求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路徑是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給中間支點找到錨定物——支撐國債發行和財政赤字的公共產品，並予以科學估值，使之可以計入GDP。這裏不僅涉及公共產品的界定、估值，而且涉及工資、利潤、税收、利息、赤字、就業等一系列經濟變量，歸根結底是一個做蛋糕與分蛋糕、尋求生命力與生產力平衡發展的問題。

（四）我國經濟內需不足的宏觀經濟分析

中國經濟經歷了四十多年高速增長後，正面臨巨大的增長下行壓力。最直觀的表現，是產能過剩、需求不足、預期減弱，通縮陰影揮之不去。

相較於計劃經濟時期供不應求的“短缺經濟”，今日中國進入了一個迥然不同的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的結構性“剩餘經濟”時期，背後的機制和深層邏輯，源於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重構了國家政治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使宏觀經濟總供給與總需求在數量、質量、結構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

1、我國宏觀經濟的兩大症結

從三種生產的宏觀經濟全方位全視角看，目前我國經濟存在兩大症結：

一是在實體經濟層面，政府和社會過分偏愛企業生產而忽視家庭消費，背離兩種生產辯證運動的市場經濟底層邏輯，造成了一段時期內結構性的“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危機。

二是在貨幣流通層面，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的低利率環境營造了信貸繁榮，但投資過多流入房地產業，推高房地產價格造成資產泡沫，擠壓了非住宅消費，導致生活消費的內在結構嚴重失衡，背離了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

第一個癥結，從兩種生產視角考察，可以發現，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長過程中，企業生產力突飛猛進，成了世界工廠，生產和供給能力不僅滿足了國內需求，而且超越國界達到世界各個角落。然而，家庭收入和生活消費並沒有同比例增長，近年來更出現了終端需求不足和消費降級，陷入了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危機。

反映在統計數據上，表現為人均GDP持續走高的同時，家庭消費佔GDP比重長期偏低且未能同步提升。

以下這段內容由AI生成：

一、中國家庭消費長期滯後於人均GDP增長

1.人均GDP增長趨勢（2000-2022年）

2000年人均GDP 959美元（世界銀行數據）；

2010年人均GDP 4,550美元（突破中等收入門檻）；

2022年人均GDP 12,741美元（名義值，國家統計局）。

2.中國家庭消費佔GDP比重（最終消費率）

| 年份     |家庭消費佔GDP比重  | 全球平均消費率   |

|----------|---------------------|------------------|

| 2000 | 46.4%               | 60%-65%          |

| 2010 | 34.9%               | 58%-63%          |

| 2022 | 38.1%               | 55%-60%          |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國家統計局）

二、結構性原因分析

1.收入分配失衡抑制消費能力

勞動報酬佔比低

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從2000年的53%降至2011年的47%，2022年回升至52%（OECD國家平均55%-60%）。

基尼係數高企

中國基尼係數長期高於0.46（2022年為0.467），前10%家庭收入佔總收入41.4%（西南財經大學調查），高收入羣體邊際消費傾向低。

2.高儲蓄率擠壓消費空間

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支出佔家庭收入比例超20%（北京大學調查），迫使居民壓縮消費。

3.房價上漲透支消費能力

4.經濟模式依賴投資與出

三、國際比較：消費率偏離發展規律

四、政策效果與未來挑戰

結論

中國人均GDP的增長與家庭消費率低迷並存，本質是“投資-出口”驅動模式、收入分配失衡與社會保障不足共同作用的結果。若不繫統性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如提高勞動報酬佔比、擴大財產税）、完善社會保障（醫療、養老全覆蓋）及調控房地產泡沫，消費率難以實質性提升，經濟轉型目標亦將面臨挑戰。數據清晰表明，增長質量而非增速本身，才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命題。

人均GDP增長但家庭消費佔GDP比重未能同步增長，反映了中國經濟結構中的深層次問題，如收入分配不均、社會保障不足、高房價等，這些因素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意願和能力。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人口質量和人口結構，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嚴重脱節，在人口總量減少的同時，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勞動適齡人口占比下降、男女性別結構失調、年輕人婚育意願減弱、出生率降低少年兒童數量減少。老齡化疊加少子化，人口發展在數量、質量、結構方面都出了問題。

人口總量減少而人口結構失衡，構成了對實體經濟總需求的硬約束。應對之策，是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高生活消費水平，在人口總量達峯不可逆條件下，追求提高人口質量、優化人口結構、改善人口分佈。

然而現實是，對“物”的投資過剩，對“人”的投資嚴重不足；家庭勞動收入和資產性收入長期落後於企業利潤和投資增長，“人”的價值估值長期落後於“物”的價值估值。由此導致生活消費和人口再生產滯後，破壞了兩種生產良性循環，這已成為目前及今後一段時期內製約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第二個癥結，房地產泡沫與流動性危機，從信貸繁榮到信貸衰退。

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的本質，是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反應到貨幣流通上，突出表現為信貸資金過多流入房地產行業：在供給側，地方政府熱衷於土地財政、開發商加槓桿大規模舉債，形成房地產的資產泡沫；在需求側，家庭在收入不足條件下，加槓桿撬動未來收入買房子，急劇擴大了家庭負債。

房地產泡沫下的住宅商品供過於求，不是沒有需求，而是家庭缺少以貨幣收入為支撐的有效購買力。貸款買房的家庭把有限資金投入期房，擠壓了衣、食、娛、遊、用，科、教、文、衞、體等其它消費，導致人口再生產紊亂，干擾了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佈發展的自然規律。

全球化時代，大量出口消化了企業的部分過剩產能，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的危機並不明顯，很少引起注意；但在逆全球化潮流中，出口不暢，危機就日益凸顯出來了。

按照經濟週期理論，當產能過剩、需求不足時，合乎邏輯的對策，是減少貨幣發行量以降低流動性，提高利率以收縮信貸，目的是去產能。然而，這裏的悖論是，降低流動性、緊縮信貸，同樣會壓低消費需求。

於是出現了一個詭異現象：政府為刺激消費實行寬鬆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總量，卻被流動性減慢沖淡了效果。背後原因，是家庭對未來預期趨向悲觀，不願消費或降級消費，寧願增加儲蓄應對不時之需。企業對未來預期也趨向悲觀，不願投資，即使拿到貸款也“反存銀行”吃利息，或在股市、債市、匯市及其它金融衍生品市場滾動，迴避對實體經濟的投資。

為什麼人們對未來預期轉向悲觀？從貨幣流通層面看，是因為銀行信貸從“信貸繁榮期”進入“信貸衰退期”，產生了流動性危機。

流動性危機的本質，是貨幣槓桿對實體經濟調控功能的削弱甚至喪失；突出表現，是信貸資金在金融機構空轉，流動性較低的M2佔比快速增加。雖然貨幣發行總量擴大，卻未能遏止通貨緊縮傾向，利率變動對資金供求的調節能力下降，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負利率，都無法把資金“趕”出銀行。這是市場失靈的典型表現，基於市場機制的貨幣政策也對此無能為力。如果政府財政再不出手，這種情況一旦形成趨勢，將對經濟社會造成長期損害。

一言以蔽之，實體經濟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引發了貨幣流動性危機、通貨緊縮，人們對未來預期變得悲觀，家庭不願或不敢花錢消費，企業不願或不敢投資擴大生產，兩種生產陷入負反饋不良循環，不僅嚴重影響了家庭人口再生產，也嚴重製約了企業系統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兩大症結本質上是一個問題，即“人”的發展落後於“物”的發展，生活與生產的關係被顛倒了。這就是目前我國經濟的病根所在。

2、我國經濟擴大內需的六大舉措

針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兩大症結，須對症下藥進行治理。

如果仍然秉持單向度片面思維，僅僅關注生產力、供給側，那麼，拿出的解決方案永遠跳不出投資拉動的窠臼，“刺激”消費也僅僅是為了拉動生產，結果可能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為了避免這種惡性循環發生，需要從三種生產的全視角考察宏觀經濟總供求平衡，從以下六方面對症施藥：

（1）跳出“重生產、輕生活”認識誤區

在觀念層面，我國社會長期遵循“重生產、輕生活”思維，顛倒了對人的生活與物質生產相互關係的認知。究其原因，與意識形態上堅持“物質生產方式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終極力量”舊唯物史觀有關。

在“短缺經濟”環境下，艱苦奮鬥、節衣縮食有其道理；但在“過剩經濟”環境下，“重生產、輕生活”就顯露出忽視人、忽視人的生命力的錯誤思維本質，不僅遏制消費，也因消費不足導致需求不足又反過來制約生產。

舊唯物史觀過分強調物質生產力的重要性，缺失了對三種生產辯證運動的考察。顯然，舊唯物史觀需要更新了。決定社會發展的內在力量，不是單一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而是“三種生產+時間”的矛盾統一運動，外部則受自然環境制約。從這個判斷出發，可以發展出新唯物史觀的理論體系。

（2）體制改革：優化家庭權利、企業權利、政府權力配置結構

改革大方向，是在現有制度基本框架穩定前提下，優化家庭權利、企業權利、政府權力的配置結構，提高家庭權利和企業權利權重，激發家庭和企業的更大活力和創造力。

這個論題，筆者在拙文《“合三為一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做了深入討論。

（3）分配改革：兼顧增量財富分配與存量財富再分配

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家庭工資收入和福利增長，長期落後於企業利潤和資本積累擴張。從這一判斷出發，就可以找到分配製度改革的理由和方向了。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提高勞動者集體議價能力，力求勞資雙方力量平衡，使兩種生產形成相互依存相互激勵的正向循環。

國民收入二次分配，加槓桿增發國債，大幅增加對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的投入，旨在促進已經滯後的生命力發展，在人口數量達到峯值的歷史性轉折後，重點是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

（4）產權制度改革：資本社會化與全民持股

分配改革的盡頭是產權改革，理想目標是“資本社會化”和“全民持股”，讓人民成為資本所有者，直接決定分配。

與三種生產相對應，產權包括家庭勞動力人力資本產權、企業要素資本產權、國有資本產權。產權制度改革，涉及三種產權及其各項權能的法律地位確認，以及它們的交易方式和結合方式，旨在形成三種產權相互約束相互激勵機制，在產權保護的基礎上不斷激發產權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

我國的產權改革已取得長足進展，但還存在許多問題，其中關鍵之一，是推進家庭勞動力人力資本與企業要素資本的優化組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內容，是資本社會化，即把企業資本分割成等額股份向社會發行，使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資本所有者。上市公司特別是公眾公司的產權結構，早已超越“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陳舊思維。通過資本社會化，逐步實現全民持股，讓家庭同步分享企業生產力發展的紅利，從而把企業生產力發展與家庭生命力發展直接聯繫起來。

我國現存大量國有企業，就其產權屬性來看，本質上就是國家代表全民持股，是全民持股所採取的一種形式，但存在缺陷。這裏要解決的問題，是多層級委託代理關係和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股東缺位、內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難題，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5)重塑消費理念，培育“新質消費力”使之與新質生產力協調發展

一方面，我國還有大量低收入人羣，在中低端消費方面還有巨大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高端消費同樣有廣闊空間，需要培育消費的梯次增長趨勢，這對於兩種生產螺旋式上升發展更具意義。

培育“新質消費力”，使之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匹配，需要破除陳舊消費觀念，擁抱新型消費觀念，發現新的消費品類、鼓勵新的消費增長點，這方面的發展空間十分廣闊。“穀子經濟”的興起，或許就是一個趨勢性現象。

（6）重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機制

上述（3）（4）（5）項改革，需要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相互匹配，才能有效推進。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本質上是市場機制與政府幹預在貨幣運動上的反映，展現了信貸貨幣與國債貨幣的分野與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

信貸貨幣的發行基於商業信用，遵循市場規律，資金流動以利息為導向，追逐機構或個人私利，哪裏賺錢往哪裏跑。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中，逐利的商業銀行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不可避免會在信貸繁榮與信貸緊縮、降息與升息之間做長時段鐘擺運動，與經濟週期形成互為表裏的共生關係。

國債貨幣的發行基於國家信用，由政府控制，追求社會公共利益，目標是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穩定。經濟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而社會穩定與權力鞏固息息相關，這正是政府最關心的問題。

信貸貨幣與國債貨幣的區別，還在於錨定物的不同因而發行規模不同。信貸貨幣發行規模受儲蓄+貨幣乘數的硬約束，發行空間相對有限，過多會引起通脹，不足會引起通縮；國債貨幣的錨定物包括“機會工資”、不可精確計量的公共產品、人口紅利、技術進步和待開發土地的潛在價值，等等，發行空間和彈性比信貸貨幣大得多，其規模以不引起惡性通脹、實現充分就業為標準。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信貸貨幣與國債貨幣，都要進入金融市場融合在一起，可以無差別通過加息或減息加以調節，而利率管理是央行的職能。此外，股票、證券及其它金融衍生產品，也受利率變動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央行與財政部門就有個分工合作問題。財政部門的職能，在於尋找國債的錨定物並進行估值，在此基礎上確定發債和赤字規模，並以徵税方式回收貨幣、干預貨幣發行量；央行購買國債使之轉化成商業銀行信貸貨幣投放市場，旨在增加國債貨幣流動性並通過利率管理來調控所有貨幣的流動性。

貨幣流動性與貨幣發行量是兩個不同範疇。央行的職能在於通過利率變動調控流動性，但不能決定國債發行規模的貨幣供應量。

利率變動影響貨幣流動性。M0、M1、M2是流動性不同的貨幣，利率變動可以調節流動性不同的貨幣的佔比結構。加息是為了減緩貨幣流動，使部分貨幣迴流到商業銀行，防止經濟過熱；減息是為了加速貨幣流動，釋放流動性，防止經濟衰退。

在當前流動性危機環境下，央行應通過減息增加流動性，改善人們對未來的心理預期，但更重要的是財政政策發力，關鍵在於國債貨幣的發行規模和用途。

國債發行規模，取決於財政部門對一定時空範圍內“隱形錨定物”的確認及估值；國債創造的貨幣流向和用途，在“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經濟環境下，應更多投向人口人力資源再生產所需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社會保障領域，使相對滯後的人口再生產趕上生產力水平。這將解除人們的後顧之憂，重拾對未來發展的信心，促使家庭樂於消費、企業敢於投資，推動生產力與生命力走向正反饋良性循環

從更長遠的戰略來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必須綜合考慮家庭人口、企業產品、政府公共產品三種生產在數量、質量、結構、分佈各方面的均衡發展，旨在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和長治久安。

（五）AI時代的宏觀經濟管理猜想

AI革命將給人類帶來巨大好處，同時也帶來巨大風險，它會不會使“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更趨惡化，顛覆企業與家庭兩種生產的辯證運動並擺脱政府監管？一個恐怖的聲音説：大自然既然可以創造人類，為什麼不可以假人類之手創造更高級的生命和文明？

悲觀者認為，AI革命超越工業革命，將取代人類大部分工作。多數人不工作就可以豐衣足食，給吃給喝就行了。如果人類進入一個沒有充分就業的“充分福利”社會，生活還有什麼意義？這個社會還能持續嗎？

樂觀者認為，AI只是人類創造發明的又一個工具。歷史上早就有過“機器排斥工人”危機，但每次技術進步在淘汰舊工作崗位的同時又創造了大量新的工作崗位。人性決定了人類必然會發展出相應的制度、法治和道德規範來管控AI，確保AI始終由人所控制，為人類所服務。

在AI革命引領下，生產力高度發達，人類或將進入一個物質極大豐富時代，不僅基本的衣食住行用遊娛可以得到滿足，而且具備了全面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養老的條件，社會可能演化成一個“充分福利”的“懶人社會”了。

在物質財富極大充裕條件下，勞動生產率提高和生產力發展不再是問題，分配才是問題。但在分配問題上，人類仍將面臨無解的兩大難題：

一是人的物質需求有限但精神需求無限。人類需求從低層次物質需求逐級向高層次精神需求轉變，或許有一天可以在物理空間向火星移民，但人的精神想象早已超越火星走向無垠宇宙。人類社會內部，攀比性、競爭性的心理需求尤其是對權力和影響力的追求，基於人性而永無盡頭，導致彼此爭鬥甚至衝突和戰爭。AI能不能制止戰爭？抑或火上澆油？

二是公平與效率的悖論。效率產生於競爭，沒有市場競爭就沒有效率，但市場競爭一定帶來分化和不平等。其原因，不是因為基於人為法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是基於自然法的人力資本天然私有制。

生產資料私有制可以通過“資本社會化”來解決，例如全民持股；人力資本存在於人的個體生命之中，是大自然賦予個人的私有權利，除非消滅人的肉體，否則永遠不可改變。每個人的先天稟賦和後天能力不同，只要有競爭，即使機會絕對平等，結果也絕對不平等。猶如百米賽跑，同一起跑線出發，到達終點總是有先有後。如果強制一起撞線，誰還奮力爭先？

AI時代的財富分配，某種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對大數據、算力、算法的認知和控制能力。這種能力是否會被極少數科技狂人或大公司壟斷？財富分配只能寄希望於他們的道德認知或“涓滴效應”？

不平等帶來社會分化和動盪，需要分配公平來維護社會正義。人們曾提出一個美好想象：按需分配，然而這只是烏托邦。如果“需”是個人無節制的慾望，而慾望在相互攀比中是永不滿足的。所以，“需”是有邊界的。

相對公平的分配，仍有賴於兩個制度機制：一是市場經濟的供求平衡機制；二是政府基於市場底層邏輯需要的公共產品供求機制；還要在社會文化和心理上找到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的平衡。

基於此，可以想象：AI時代，貨幣仍是有效購買力和分配工具，儘管其形態可能發生變化；宏觀經濟均衡仍有必要，三種生產仍有一個協調發展問題；還要與自然環境友好相處。

處理AI時代的社會難題，需要更深刻的哲學思維和價值觀，選項之一是和合主義。和合主義或能為解決AI時代的新問題開拓一條創新路徑，相關思考，後文再做討論。

（因篇幅限制，刪除了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