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經濟學原理》的三大缺陷（下篇）_風聞
张广柱-1小时前
曼昆《經濟學原理》的三大缺陷（下篇）原創 張廣柱 和合主義與制度變遷 2025年05月19日 15:55 北京
下篇目錄：
無政府全球市場經濟中的壟斷問題
——“國際公共產品”的形成機制及其正負效應
（一）有政府管控的國內市場經濟閉環運行
1、家庭、企業、政府基於人性的理性行為
2、市場機制與政治機制的結合：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相握
3、工資、利潤、税收：“大三權”均衡價格形成
4、政府失靈的糾錯機制：權力在左右搖擺中蜿蜒前行
（二）沒有世界政府的全球市場經濟
1、“國家行為公司化”與“國際公共產品”的產生機制
2、美元霸權及其內在矛盾
3、美元潮汐與美元鑄幣税
4、美國國債的“隱形之錨”
5、全球化、“供應鏈革命”與美國債務危機
6、中美貿易戰：美國國內矛盾外溢，誰搶了美國工人飯碗？
7、美債危機的要害：美國社會矛盾的證券化
8、美國製度的癥結：興亦自由主義，衰亦自由主義
（三）和合主義：多極化世界的普世價值
1、自由主義與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
2、社會主義與政府管制的計劃經濟
3、和合主義：整合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東方智慧
4、和合主義：超越叢林法則的文明選擇
主要參考文獻與AI工具
下篇： 無政府全球市場經濟中的壟斷問題
——“國際公共產品”的形成機制及其正負效應
當代世界，存在兩類經濟模式：一類是有政府管控的市場經濟；一類是無政府管控的市場經濟。
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實行政府管控下的市場經濟。差別在於，有的政府幹預市場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儘管不少國家號稱是小政府，個別國家如阿根廷，正在實驗最少管制的市場經濟[1]，但也不是絕對無政府。與此同時，還有個別國家仍在實行政府全面管治的計劃經濟或類計劃經濟。
然而，從全球來看，人類還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世界政府，因而在全球層面上，實際是無政府管控的市場經濟。也就是説，世界經濟是在一個龐大無比的市場無形之手引導下運行的。
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主要討論了市場經濟的運行邏輯，對政府行為關注不足，這削弱了他的理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力。但他還論述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壟斷、壟斷競爭、寡頭等經濟現象，對於我們理解無政府管控的世界市場經濟，具有啓發意義。
（一）有政府管控的國內市場經濟
（二）沒有世界政府的全球市場經濟
人類文明進化到今天，仍然沒有構建起一個有效的世界政府。聯合國在維護國際安全、處理國際事務上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權威性遠遠不足。其它區域性或全球性國際組織，功能或側重於經濟，或側重於政治、軍事、衞生、科技，但都不具有世界政府的職能和資格。總體上，世界還是一個草台班子。
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這只是美好理念和善良願望。實際上，這個世界是不平等的，存在霸權、存在恃強凌弱、存在權利和權力配置的不平等。
當代世界，大大小小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窮有富、有強有弱，各國發展嚴重不均衡。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結果？答案是：無政府的全球市場經濟。
1、“國家行為公司化”與“國際公共產品”的產生機制
在一個有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中，企業行為或家庭行為所產生的外部性，會受到政府幹預。例如，一個化工廠為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對周邊環境造成污染。私人缺乏意願和能力去與制止化工廠，因為交易費用過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出面干預，通過法治、政策等手段，對化工廠強制徵收排污税，這是政府向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有利於提高社會總福利、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效率。
但在沒有世界政府的全球市場經濟中，怎樣解決這種負外部性問題呢？
無政府狀態下的世界市場經濟，每個國家都像一個有限責任公司，只為本公司股東負責，即只為本國人民利益負債，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
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這是人性在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的正常表現。不追求本國利益，才是不正常；損害本國利益，才是反人性的。因此，國家公司化，其實是在無政府全球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與國家相互競爭的必然結果。
然而，單個國家在全球市場追求本國利益，影響的不僅僅是本國，其行為還會產生外部效應。一個國家發展經濟，對國內，主要考慮投入-產出、成本-收益的權衡取捨問題；對國外，則會產生兩方面後果：
一是會產生具有正、負效應的“國際公共產品”。
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條件下，國際公共產品，主要是各國自利行為的外部性，即外溢成本或外溢效益造成的。
我們在前邊説過，公共產品有好也有壞；外部性有正也有負。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的各個國家，彼此展開競爭，可能是合作博弈、互利互惠，這是正外部性；也可能是非合作博弈，損人利己，這是負外部性。
二是競爭必然產生壟斷，壟斷必然造成不平等。
在全球市場經濟自由競爭中，緣起於“人力資本天然私有制”，各國所擁有的“人力資本集羣”[3]天然就不平等。即使競爭機會絕對平等，競爭結果也絕對不平等。因此，總會有一些公司在競爭中脱穎而出，產生一些超級大公司。這種現象，正如曼昆在《經濟學原理》分析“企業行為與產業組織”時，在市場競爭中發生的壟斷、壟斷競爭、寡頭那樣的情況。
在完全競爭市場，單個企業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其行為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微乎其微；但在壟斷、壟斷競爭、寡頭市場，價格是由壟斷企業定價。或者説，壟斷企業或寡頭，在價格形成過程中，擁有更大話語權，乃至決定性話語權。
無政府的全球市場經濟，壟斷價格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美元的定價霸權。
2、美元霸權及其內在矛盾
在無政府的全球市場經濟中，美國，就像一個超級壟斷公司；美元，則是以美國為主導供給全世界的“國際公共產品”。
美元作為一種國際公共產品，有正外部性，也有負外部性，不僅影響美國的利益，也深刻影響着全球各國利益。美國是美元資產價格的制定者，其它國家則是美元定價權的被動接受者。美國前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説：“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
那麼，美元作為國際公共產品，是怎樣形成的？對於世界各國來説，美元有哪些正外部性與負外部性？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美元霸權是否會動搖乃至喪失？這是一個隨着時空變化而變化的問題。
§ 美元霸權的形成
二戰期間，美國本土未受戰火破壞，其工業未受損且經濟飛速發展。1944年，美國工業產值佔世界工業總產值的56%以上，黃金儲備佔世界黃金儲備的75%。強大的經濟實力使美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為美元霸權的形成提供了堅實基礎。
1944年7月，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佈雷頓森林舉行的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上確立了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即佈雷頓森林體系，規定美元與黃金掛鈎，各國貨幣再與美元掛鈎，使美元成為國際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國的主要儲備貨幣，確立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中心地位。
到1971年，美國佔全球GDP的份額降到35%，導致美元危機，佈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動搖。1960年，比利時經濟學家特里芬指出，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必須不斷向世界提供流動性，但美國的貿易收支逆差又會損害美元信用，這就是“特里芬難題”。這一年，尼克松政府宣佈停止美元兑換黃金，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
1974年，美國與沙特達成“石油美元”協議，沙特承諾石油交易以美元結算，美國則提供軍事保護等支持，隨後OPEC其他國家紛紛效仿，使全球石油交易與美元緊密綁定，石油交易對美元的需求持續增加，從而維持了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形成了石油美元循環，鞏固了美元霸權。
§ 美元霸權的具體表現，包括五方面：
全球儲備貨幣：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截至2023年末，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佔比為 58.9%，遠高於其他貨幣。各國央行持有大量美元儲備，用於支持本國貨幣匯率穩定、國際支付和應對經濟危機等。例如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一些亞洲國家動用美元儲備來穩定本國貨幣匯率。
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在國際貿易中，美元是最主要的結算貨幣，即使是一些與美國無關的貿易也廣泛採用美元計價結算。據不完全統計，全球貿易中約 80% 的結算使用美元。這使得美國能夠通過美元的發行和流通，對全球貿易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也為美國企業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匯率風險。
外匯交易主導貨幣：在外匯交易市場中，美元的交易佔比極高，平均約 90%，有些外匯市場上美元的交易佔比甚至高達 99% 以上。這意味着全球各國的貨幣兑換和資金流動大多與美元相關，進一步增強了美元的主導地位，也使得美國能夠在外匯市場上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國際支付貨幣：美元在國際支付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如在跨境貿易、投資、金融交易等支付中廣泛使用。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美元在國際支付中的佔比超過 40%，這使得美國能夠通過控制美元支付系統，對其他國家的經濟活動進行監控和干預。
貨幣錨作用：許多國家的貨幣匯率與美元掛鈎，或者以美元作為貨幣錨來制定匯率政策。例如，中國香港地區的貨幣發行局制度就以美元為錨，保持港元與美元的固定匯率。此外，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在制定和調整匯率時，也會參考美元匯率的變化，這進一步鞏固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 美元霸權的資產定價權。
美元貨幣資產定價權：美國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對全球貨幣市場具有重要影響。美聯儲通過調整聯邦基金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影響全球資金的流動和配置。例如，當美聯儲加息時，全球資金會流向美國，導致其他國家資金緊張，貨幣貶值壓力增大；而當美聯儲降息時，資金則可能從美國流出，對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產生衝擊。
美元股票資產定價權：美國股市是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場，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等具有全球影響力。美國股市的表現不僅反映了美國經濟的狀況，也對全球股市產生示範效應。許多國際投資者將美國股市作為投資的重要參考，美國股市的漲跌會影響全球投資者的信心和資金流向，進而影響其他國家股票資產的定價。一個問題是，科技股定價過高，形成泡沫。
美元國債資產定價權：美國國債市場規模龐大、流動性強，被視為全球最安全的投資品之一。美國國債收益率是全球金融市場的重要基準利率之一，對全球債券市場的定價具有指導作用。例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的變化會影響其他國家債券的收益率水平，進而影響債券資產的價格。此外，美國國債市場的供求關係和收益率走勢也會對全球資金流動和金融市場穩定產生重要影響。
§ 美元霸權的內在矛盾。
美元霸權的核心矛盾，是特里芬難題或悖論[4]，即一國主權貨幣一旦被作為世界貨幣後，就無法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全球流動性的需要，一是本國收支平衡的需要。這兩個需要是相互矛盾的。
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法理上只應擁有本國的貨幣發行主權，實際上卻發行了在全球範圍內具有計價、儲備、結算、支付功能的“世界貨幣”，也就是“越權”行使了“世界政府”才具有合法資格的全球貨幣發行權。這就藴藏了美國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國家利益的矛盾。
在全球市場經濟中，沒有一個可以凌駕於美元霸權之上的世界政府，對美元進行干預和管控，只有通過各國競爭博弈、比拼實力來影響美元。你的實力比不過美國，那就只有順從美國的意志、服從美國的利益。
3、美元潮汐與美元鑄幣税
面對特里芬悖論，美國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大規模、循環式發行國債。這個辦法，雖然無法從根本上消除悖論，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延後了矛盾，可以形成一種“悖論的循環”：一方面，用赤字彌補國內財政收支失衡；另一方面，向國內外銷售國債，補足國內外對美元流動性的需要。
我們在本文第二部分説過，貨幣發行與流通有兩支錨：一支錨勾掛着基於商業信用的銀行信貸貨幣發行和流通，錨定物是市場上的商品和服務；另一支錨勾掛着基於國家信用的國債貨幣發行和流通，錨定物是公共產品、公共資源。公共產品和公共資源，可以表現為國債和財政赤字。[5]
在一個國家內，政府可以同時依託兩支錨穩定經濟；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則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抓手。
然而，在無政府的世界市場經濟中，基於美元霸權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要控制在美國人手裏：由私人銀行機構組建的美聯儲，行使美國中央銀行乃至某種程度上“全球中央銀行”的職能；美國國債的發行權，由美國政府財政部控制，初衷是為美國利益服務，但其衍生的外部效應，則影響世界各國的經濟。
這樣，美國就同時控制了信貸貨幣發行和美債貨幣發行：一是“全球中央銀行”公器，控制在美國私人銀行手裏；二是全球流通的美國國債，控制在美國政府財政部手裏。信貸美元和美債美元交融在一起，不僅為美國國內、同時也為全球提供了美元流動性。
與此同時，美國通過發行國債形成的購買力，向各國購買商品，花掉美元；各國賺了美元，為了保值增值，又用這些美元回過頭來購買美債或美國股票，使美元向美國迴流，如此形成了美元和美債的國內、國際大循環，從而避開了特里芬悖論。
然而，美元美債的“悖論循環”，不可避免會引起美國利益與世界各國利益的矛盾衝突。
全球化使美國產業空心化，供應鏈從國內延伸到國際，形成了跨國跨地區、錯綜複雜、環環緊扣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這種全球性的跨國產業結構和供應鏈生態，給美國帶來兩個後果：
一方面，使美國本土流失了實體經濟的貨幣流通之錨。伴隨着製造業大量遷出，實體經濟的貨幣流通之錨，很大一部分流失到了國外。
另一方面，美國牢牢把控着另一支錨——國債、財政赤字的隱形之錨，通過大規模發行國債形成強大購買力，對外國生產的商品大量買進，支撐起美國人的透支型高消費，同時也造成了鉅額貿易逆差。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美國人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高高築起的債台之上的。借錢過日子，使這個債台一直在增高，但能永久持續嗎？
美債的發行，是以美國的國家信用為錨。美國的國家信用，植根於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體現為美國向國內、國外提供的公共產品，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各個方面。這就是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是美國向世界提供的系統性國際公共產品。
美國向世界提供系統性公共產品，就其主觀動機來看，它不是以世界各國的利益訴求為轉移，而是以美國的國家利益訴求為轉移。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美國基於全球產業分工、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資本大循環，製造“美元潮汐”，從中收割鉅額壟斷利潤和鑄幣税。
所謂美元潮汐，是指美聯儲通過調整貨幣政策、加息或減息，影響美元流動性、匯率和貨幣流通速度，進而調控全球資本流動與經濟週期的現象。這一過程往往引起新興市場資產價格劇烈波動、貨幣貶值甚至金融危機，美國則從中獲取經濟利益，鞏固金融霸權。
美元潮汐的形成機制，涉及美聯儲與美國財政部相互配合、推動美元和美債以美國為中心、實現流出流入循環的多個環節。就美債來看，先是財政部發債、美聯儲購債，投放到美債市場流通，與整個貨幣流通相融合。接下來，美聯儲調整貨幣政策，通過加息或減息，影響美元流動性、匯率、美債收益率，調控全球資本流動，影響各國經濟週期。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主要基於美國國內經濟形勢的需要，優先考慮失業率和通脹率等重要宏觀經濟指標。
當美國經濟面臨失業率上升、衰退風險時，美聯儲採取降息政策、刺激國內需求，增加美元的流動性，使投資者對美元的貶值預期增強，促使資本流出美國，尋找更高收益的投資機會，由此推動全球資產價格上漲，新興市場國家通常會受益於資本流入，經濟呈現繁榮景象。這是美元漲潮。
當美國經濟過熱、通脹上升時，美聯儲通過加息收緊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水平，美元升值預期增強，吸引美元迴流美國。對於其它國家來説，則是資本外流，資產價格下跌，經濟增長放緩。這是美元退潮。
在美元潮汐的循環中，新興市場國家容易受到較大沖擊。美元漲潮時，新興市場國家吸引大量資本流入，經濟增長迅速，但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債務。美元退潮時，資本外流導致本幣貶值，以美元計價的債務負擔加重，償債成本上升，引發債務危機，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13年的“縮減恐慌”等，都與美元潮汐的變動密切相關。
美元潮汐還影響各國貨幣匯率，進而影響國際貿易格局。在美元升值階段，其他貨幣相對貶值，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商品價格上升，出口競爭力下降，貿易順差國的經濟增長可能受到抑制；而美國則因美元升值，進口商品價格相對下降，消費成本降低，進一步擴大了貿易逆差。
美元潮汐還會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影響全球股票、債券、大宗商品的價格走勢，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和未來預期。
4、美國國債的“隱形之錨”
政府的基本職能，是生產和供給公共產品。如果税收不足以產出社會所需的公共產品，就需要政府發行國債和財政赤字來彌補。
公共產品的供給與需求，是政府以徵税方式進行的非商品交易，無法形成市場交易價格。因此，以公共產品作為錨定物來發行國債，具有極大彈性。但在一個國家內，在政府控制下，通常可以錨定兩個經驗性指標：2%以內的通脹率、5%以內的失業率，以此為參照來控制政府發債規模。
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條件下，國際公共產品的產生機制，主要是通過大國、超級大國“自利行為的外部性”來實現的。美國作為系統性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其內在驅動力，並非源於道德高尚，而是美國自身利益的需要。
對於國際安全、國際秩序這樣的國際公共產品，沒有價格，無法進行精確計算。這類國際公共產品的交易，往往是基於各國的國家實力，彼此進行博弈，達成某種“非市場交易”的“非價格均衡”。
對於很多中小國家來説，大國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可能具有正效應，也可能具有負效應，既存在一個搭便車問題，如免費享用國際安全與和平紅利；也存在一個無端受害問題，如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危害。
由於美元霸權，美債也成為了國際公共產品。但與國際安全、國際秩序不同，美元和美債都必須在市場上流通，受市場供求規律影響，因而可以形成交易價格。[6]
從需求側看，美元發行需要滿足兩個需求，一是國內需求，一是國際需求。世界各國對美元有強烈需求，是因為美元作為通用貨幣，具有世界貨幣的儲備、支付、計價、結算功能。即使不與美國做生意，很多國際貿易也是以美元計價、結算。多數國家的經貿活動，都需要美元提供流動性，這就形成了全球對美元的強烈需求。美國國債曾被公認是世界上最安全、流動性最好的避險資產，各國都願意持有可隨時變現的美債，就是因為它具有強大的保值增值和流動性功能。
從供給側看，由於國際上對美元有大量需求，就使得美元的總供給必須大於美國自身的需求。美國國內與國際對美元需求的差額，通過增發國債來補足。這樣，美國國債就與美元一起在全世界流通，以美國國家信用為擔保，也就是以美國向世界提供的其它國際公共產品（國際警察、國際秩序）作為錨定物的。
然而，美元和美債發行，首先考慮的是美國國家實力和美國自身利益的需要，發行規模以美國國內2%以內通脹率、5%以內失業率為參照。圍繞這個問題，產生了美聯儲與聯邦政府的爭論，使美元和美債的價格形成，不僅受市場供求影響，也可能被人為高估或低估。
維護美元霸權、實現美元、美債的國際循環，美國自己也要承擔成本，而且成本巨大。鉅額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就是美國必須承擔的成本。
美國以發債方式，從國外買進商品、花出美元，必然造成經常賬户逆差。當貿易逆差越來越大、債務負擔越來越重，超出了美國承受能力、償債能力下降，就可能造成美國國家信用流失，進而引起美債危機。
美債危機的表現之一，在於人為高估與低估其價格的兩種相反訴求的矛盾。一方面，美國想維持美元霸權以向世界收割鑄幣税；另一方面，又想讓美元貶值、以弱勢美元地位增加美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降低增發美債、支付債息的壓力。
強勢美元與弱勢美元，南轅北轍，怎麼可能同時實現？
然而，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就是想同時追求強勢美元與弱勢美元這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既保持美元強勢，獨享美元霸權向世界收割鑄幣税的好處；又想要美元貶值，以促進出口、製造業迴流、減少貿易逆差。對於特朗普政府來説，這種自相矛盾的“既要、又要”，並非絕對不可能。
表面上看，特朗普掄起關税大棒，亂打一通，導致美國債市、匯市、股市三殺，攪亂了美國，也攪亂了世界，似乎毫無章法。
但從更深層次看，這可能是特朗普的談判策略，即先把流程搞亂，製造談判籌碼，然後從混亂中尋找擊垮對方的機會。因為美國的工具箱裏，還有比美元霸權更強大的工具，那就是軍事霸權。
美國可以通過非經濟、非市場的路徑來達到其“不可能的雙重目標”，即利用基於軍事霸權的“國家安全”工具，使美元變成對他國的“脅迫性公共產品”。
在關税談判中，美國最大的王牌，並不是經濟牌，而是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的“安全牌”。美國以提供國家安全的名義，脅迫他國服從美國的國家意志，例如迫使他國貨幣升值、變相使美元貶值、購買更多美國商品。1985年9月22日，美國、法國、聯邦德國、日本和英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酒店簽署《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導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就是前車之鑑。
然而，如果美國用這一招來對付中國，不靈。因為中國是依靠自己而不是靠美國來提供安全保障。
從根本上看，特朗普發動關税戰，結果可能與其初衷相悖，因為關税戰會反過來打擊美元、美債的信用。自4月2日特朗普宣佈對其所有貿易伙伴徵收對等關税的“解放日”到4月21日，標普500指數最低跌至4948點，較4月1日收盤價下跌12%，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最高上行至4.59%，30年期美債收益率漲0.72個基點報4.8723%，盤中觸及5%的高點當週累計上漲超46個基點，創下1982年以來最大單週漲幅。美元指數4月21日跌至98.36，較年初高點累計跌超10%。黃金價格猛漲，歐洲債券價格與歐元匯率上升，表明國際資金正在逃離美元。
美元指數和國債利率，是反映美國主權信譽的重要指標，這些指標出現劇烈波動，説明市場對美元的信心出現了動搖，美債不再安全。而在這些指標的背後，反映了美國國內矛盾與國際矛盾交織在一起，正在猛烈衝擊戰後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
5、全球化、“供應鏈革命”與美國債務危機
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產業分工、產業佈局和跨國產業結構，是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條件下，由市場機制無形之手，通過競爭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的結果，基於國際貿易比較優勢的底層邏輯，塑造了全球產業結構和供應鏈生態。
“供應鏈革命”是全球化的成果，也是近幾十年來工業領域的最重大變革。現代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商品，有着極為複雜而漫長的供應鏈。如手機或汽車，是由來自多個國家的許多廠商的零部件組裝而成。供應鏈中斷或被破壞，影響的不僅是一個國家、一個廠商，而是對相關各國經濟造成破壞，引起全球經濟生態系統重構。
在全球供應鏈系統中，伴隨着各種產品、零部件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是反映這些經濟活動的貨幣流。由於美元居於世界貨幣主導地位，既有供應鏈的破壞與重構，必然激化美元霸權的內在矛盾，可能觸發美債危機。
其實，對於擁有美元霸權的美國來説，貿易逆差未必是壞事，因為伴隨着經常賬户鉅額逆差，是資本賬户和金融賬户的鉅額順差，兩者形成了對稱結構，見下圖：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BEA，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金公司研究部[7]
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經常項目是逆差、金融項目是順差，這意味着美國雖然在貨物貿易上進口多於出口，但在金融項目上資本流入多於流出。美國基於美元霸權從金融項目上獲得的好處，可能遠超貿易逆差的成本。所謂“鉅額貿易逆差讓美國吃虧”，這種觀點並不成立。
從美元全球流通的視角來看，美元在全球供應鏈中，形成了兩條相互融合、又彼此區分的貨幣流通渠道：一條是基於商業信用的銀行信貸貨幣發行與流通渠道，沿着實體經濟的產業分工和供應鏈形成的美元貨幣流；一條是基於美國國家信用的國債貨幣發行與流通渠道，伴隨美國國債的發債、還債週期而形成的美元貨幣流。
緣起於美國透支型高消費和美債發行造成的鉅額貿易逆差，一方面造成美元大量流出、向各國輸出美元流動性，實現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功能；另一方面，美國又以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極高的美國國債，吸引各國來購買，形成美元向美國的迴流。如果這種循環可以持續，對於美國和與美國做生意的國際貿易伙伴來説，或許是一個多贏的格局。
問題在於，美國的透支型高消費，支出多收入少，意味着貿易逆差不斷擴大，政府債務不斷攀升、還本付息壓力持續加大。
為了應對持續增加的債務壓力，美國採取了借新債還舊債的辦法，拆東牆補西牆維繫資金循環。有人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龐氏騙局，根本不可持續，可能陷入“債務死亡螺旋”。一旦債務崩盤，美元的信用也就跟着崩了[8]。
所謂債務死亡螺旋（Debt Death Spiral），是指經濟體（國家或企業）因債務負擔過重，導致利息支出激增、融資成本上升，被迫借新還舊，形成惡性循環，最終引發違約或經濟崩潰的過程。美國會不會陷入債務死亡螺旋呢？
以下分析由AI生成：
美國政府當前的高債務水平確實引發了對其是否可能陷入“債務死亡螺旋”的廣泛討論。截至2024年，美國聯邦債務規模已突破34萬億美元，債務/GDP比率超過123%，利息支出佔聯邦收入的比重接近20%。儘管存在顯著風險，但美國因其獨特的全球經濟地位和制度韌性，陷入債務死亡螺旋的可能性短期內較低，但長期風險不容忽視。以下從風險點、緩衝機制及未來路徑三方面展開分析：
一、觸發債務死亡螺旋的風險點
1.利息支出壓力持續攀升
利率環境變化：美聯儲激進加息（2022-2023年基準利率從0%升至5.5%）導致新發國債利率飆升。2023年，美國國債平均利率升至3.2%（2020年僅1.6%），利息支出達1萬億美元（佔GDP的3.7%），預計2030年利息支出將超過軍費。
債務滾續風險：未來十年，約40%的未償國債需以更高利率再融資，若利率維持高位，利息負擔將進一步加重。
2. 政治僵局與債務上限危機
黨爭加劇財政不可預測性：2023年債務上限僵局導致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惠譽下調至AA+，市場短期波動加劇。兩黨在減支增税上的分歧可能拖延財政整頓。
“技術性違約”風險：若國會未能及時提高債務上限，即使短暫延遲付息也可能衝擊美債信用。
3. 美元霸權鬆動
去美元化趨勢：全球央行美元儲備佔比從2000年的 **72%** 降至2023年的**59%**，部分國家加速增持黃金或人民幣。若美元信用持續受損，美債融資成本可能上升。
地緣衝突衝擊：若美國因台海等問題遭金融制裁反制，可能動搖美元作為避險資產的地位。
二、緩衝債務危機的獨特優勢
1.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無限流動性支持：美聯儲可通過量化寬鬆（QE）直接購買國債，壓低收益率（如2020年購債4萬億美元）。美元佔全球外匯交易的88%，短期內無替代貨幣。
外部融資便利：外國投資者持有7.4萬億美元美債（佔總量30%），全球對安全資產的需求仍支撐美債發行。
2.經濟與制度韌性
深度金融市場：美債市場日均交易量超6,000億美元，流動性冠絕全球，緩衝拋售衝擊。
增長潛力：美國在AI、生物科技等領域的創新優勢（2023年研發投入佔GDP的3.5%）可能推動生產率回升，提升償債能力。
3. 政策調整空間
增税潛力：美國企業税率為21%（低於OECD平均23.5%），富豪税率低於二戰後水平，適度加税可增收。
削減非必要支出：國防開支佔GDP的3.5%（2023年為8,860億美元），醫療成本控制（佔GDP的19.7%）亦有空間。
三、未來路徑：三種情景分析
1.基準情景（概率50%）：長期僵持與慢性危機
特徵：債務/GDP比率緩步升至150%，利息支出佔財政收入25%，但美元地位維持，經濟温和增長（年均2%）。
政策應對：小幅加税（企業税至25%）、選擇性減支（如福利改革），依賴美聯儲階段性QE壓制利率。
風險點：財政空間持續收窄，擠壓民生與基建投入，加劇社會不平等。
2.樂觀情景（概率30%）：改革突破與軟着陸**
特徵：兩黨達成“大妥協”，未來十年削減赤字5萬億美元（通過加税、控支），債務/GDP穩定在130%。
政策亮點：開徵數字税、碳税，削減國防開支10%，聯邦醫保藥價談判擴圍。
效果：市場信心恢復，美元霸權延續，美債收益率回落至3%以下。
3.悲觀情景（概率20%）：螺旋加速與系統性危機
觸發條件：地緣衝突（如台海戰爭）或AI技術革命失敗導致增長失速，疊加通脹反彈至6%，美聯儲被迫加息至7%。
後果：債務利息/GDP超6%，美元儲備佔比跌破50%，美債遭拋售，GDP萎縮3%，失業率升至10%。
全球衝擊：中國、日本等美債主要持有國面臨外匯儲備減值，全球股市暴跌30%，新興市場爆發債務危機。
四、對中國的啓示
1.外匯儲備多元化：逐步減持美債至1萬億美元以下，增持黃金（現佔比4.3%）、戰略資源及人民幣計價的SDR資產。
2.推動本幣結算：擴大CIPS系統使用，與“一帶一路”國家簽訂貨幣互換協議（2023年規模達4萬億元）。
3.防範輸入性風險：若美債危機爆發，需預案應對資本外流（如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和出口下滑（內需驅動轉型）。
結論：短期無虞，長期需警惕
美國短期內憑藉美元特權和經濟韌性可避免債務死亡螺旋，但2025年後風險顯著上升（債務利息/GDP突破4%）。其命運取決於三大變量：
政治妥協能力：能否打破黨爭推動財政改革；
技術革命速度：AI能否復刻1990年代IT業的生產率奇蹟；
美元霸權護城河：去美元化是否突破臨界點。
對中國而言，需以底線思維應對潛在衝擊，同時把握機遇擴大國際金融話語權。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美國為了減少債務，不再增發國債，又會怎樣呢？雖然還債壓力降低了，有利於減少貿易逆差，但美元的流動性也會減少。國際貿易的美元流動性短缺，迫使各國在尋找新的貿易伙伴時，勢必選擇其它貨幣來替代美元進行國際結算，那麼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就動搖了。
美國依靠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吃紅利，以美國為貨幣蓄水池的美元國際大循環，使美國獲得了國內經濟與金融市場雙重繁榮。一旦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動搖，雙重繁榮就難以為繼。所以，美國絕不會允許這種危害美國核心利益的現象發生。然而，美國能如願嗎？
追根溯源，美債危機更深層次的底層邏輯，並不在金融貨幣問題上，而是在美國社會的內在矛盾上。那麼，美國社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6、中美關税貿易戰：美國國內矛盾外溢，誰搶了美國工人飯碗？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雙贏、多贏的過程。
對於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來説，低附加值、勞動強度大、高污染、高耗能的中低端製造業向外轉移，反推了本國高端、精密製造業和服務業迅速發展，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換代。與此同時，資本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實現了從產業資本到產業金融資本、再到高科技金融資本的蜕變。美國在獲得了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享用着中國製造的物美價廉商品。
對於中國來説，承接了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持續四十多年高速發展，成了世界工廠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社會也發生了天翻地覆變化。伴隨着技術革命浪潮、互聯網經濟崛起，中國人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勤奮努力，趕上了這波技術革命，又走在了AI時代前列，開始了中國自己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也開始把過剩產能、部分中低端製造業向外轉移。
中美貿易互利互惠，並不存在誰佔誰便宜的問題。區別在於，美國對華貿易賬户逆差，金融賬户順差；而中國對美貿易賬户順差，金融賬户逆差。中美貿易結構是由兩國的經濟結構和金融市場發達程度等多種因素決定的，這種結構使雙方各有優勢，通過貿易實現優勢互補，雙方都能從商品貿易和資本流動中獲益。
按照大衞·李嘉圖的國際貿易比較競爭優勢（compara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理論，中美經貿關係本來是平等交易、互利互惠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國家；中國的超強生產力，滿足了美國的超前消費力。美國貿易逆差對應中國貿易順差，中國外匯盈餘對應美國財政赤字，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對應美國服務貿易順差，這樣的交易持續了幾十年，並不是什麼秘密，而是公開擺在桌面上，你情我願、兩廂情願的結果。然而美國卻反悔了。
美國反悔的原因，在於透支性高消費雖然很美好、很舒服，但由此導致美國政府債務越來越重，撐不住了。
美國政府否認他們在全球化進程中收穫了巨大利益，反而説別國特別是中國佔了美國的便宜，進而發起了貿易戰。其實質，在於美國試圖掩蓋自身問題，向外轉移國內矛盾，找替罪羊。
美國自己得了病，卻讓別人吃藥。美國政客顛倒黑白，用極具侮辱性的言辭辱罵中國，造謠説中國“偷了美國的技術”、“搶了美國工人的飯碗”，煽動美國民眾對中國的仇恨。
然而，究竟是誰砸了美國工人的飯碗？其實，砸美國傳統產業工人飯碗的，是美國資本的新形態——高科技金融資本。
伴隨着全球化、中低端產業外遷和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美國的資本形態也發生了轉換升級。美國曾經是製造業大國、貿易出口大國、貿易順差大國。那時的產業資本佔據主導地位，有名冠全球的鋼鐵大王、石油大王、汽車大王，金融資本則依附於產業資本。
從互聯網時代開始，科技資本崛起；AI時代，科技巨頭與金融資本更緊密結合，財富急劇向科技巨頭集中，形成了全新的“硅谷-華爾街高科技金融資本”，造成美國社會極致的貧富分化。
美國西海岸以硅谷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資本，與東海岸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資本相結合，構成了“硅谷-華爾街”高科技金融資本。而在中西部，傳統產業逐漸衰落，鐵鏽地帶逐漸形成。全球化帶給美國的變化，一方面是高科技金融資本的急劇擴張，成為了全球化的大贏家；另一方面是鐵鏽地帶傳統產業工人及他們生活的社區的快速衰落，成為了全球化的利益受損者。
由此畫就了美國新的“共和黨紅州、民主黨藍州”政治版圖：高科技金融資本橫空出世，並通過“涓滴效應”[9]惠及東西海岸部分民眾，還以“捐款”的偽善糊弄美國人。如此政治操弄，使美國東西海岸各州，成為奉左翼新自由主義為圭臬的美國民主黨的票倉和基本盤。
然而，高科技金融資本的“涓滴效應”和慈善捐款，並未惠及中西部鐵鏽地帶傳統產業工人和民眾，引起這些州的民眾憤起反抗、夯實並壯大了共和黨的基本盤，由此造成了美國社會撕裂乃至人文地理撕裂：東海岸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資本，與西海岸硅谷為代表的高科技寡頭，形成了“微笑的兩端”，中西部則是苦哈哈的中間鐵鏽地帶。“微笑的兩端”與苦哈哈的中間鐵鏽地帶，反映的正是高科技金融資本與傳統產業工人和民眾的矛盾。
美國中西部（如密歇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等州）的傳統制造業因全球化、自動化衝擊而衰退，導致失業率上升、社區空心化。東西海岸的金融和科技產業則依託全球化與創新實現高增長，加劇了區域經濟差距。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數據，加州（西海岸）和紐約州（東海岸）的人均GDP長期高於中西部工業州。2016年大選中，鐵鏽地帶的“搖擺州”轉向支持特朗普，與其承諾“重振製造業”口號直接相關，印證了該地區對現狀的不滿。
顯而易見，是美國高科技金融資本砸了美國工人的飯碗。當代美國社會，是一個財富分配極端不公、極度撕裂的社會。
7、美債危機的要害：美國社會矛盾的證券化
美國國債的屬性，首先是內債，其次才是外債。這個論斷，可以從債權人結構找到依據。
根據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官網數據，美債的債權人構成，分為四類：一是美國國內私人投資者；二是美聯儲；三是政府內部賬户；四是外國政府及投資者。
截至2023年底，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34萬億，其中，美國國內私人投資者佔比42.3%，美聯儲和政府內部持有合計佔比35.3%，外國持有佔比約22.4%。顯然，美債的大頭是內債，佔比75%以上。所以，如果美債發生危機，主要是美國社會的內部危機，其次才是國際因素的影響。
美債危機，主要是內債危機，是美國社會危機的證券化。為什麼這樣説？這需要從美國國債的基本概念和美債的支出結構來分析。
美國國債是聯邦政府為彌補財政赤字而發行的債務工具，國債資金融入聯邦總預算後，支出主要分為以下幾大類（2023財年）：
（1）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佔比約21%，支付退休、殘疾和遺屬福利，資金來源包括工資税和國債補充。
（2）醫療保險（Medicare）與醫療補助（Medicaid），合計佔比約25%，覆蓋老年人和低收入羣體的醫療費用。
（3）國防開支，佔比約13%，包括軍事裝備、人員薪資和海外行動。
（4）國債利息（Interest on Debt），佔比約10-15%（隨利率上升而增長），2023年利息支出約6,600億美元，成為第四大支出項。
（5）其他可支配支出，包括教育（6%）、交通（3%）、退伍軍人福利（4%）、科研等。
從美債的支出結構可以看出，聯邦政府舉債借來的錢，優先保障社會福利（社保、醫療）和國防，而利息支出正成為日益沉重的負擔。
在美國國內，美債涉及四方面當事人：一是債權人，他們是富人、是美債債息的食利者；二是債務人，聯邦政府是美國國債的唯一債務人，舉債目的之一是通過轉移支付向民眾提供社會福利，旨在夯實制度基礎、鞏固權力；三是美聯儲，通過調控美元利率影響國債收益率和發債規模；四是民眾，擁有選票，他們是政府轉移支付的受惠者，社會福利影響他們的投票意願和投向。
從最簡化、最核心的關係看，美國國債的功能之一，是聯邦政府向美國富人借錢，用於社保支出，減少因貧富鴻溝造成的社會矛盾，旨在穩定社會、鞏固制度和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説，美債危機，就是美國社會矛盾的證券化。
美債規模過大、利息太高，借新債還舊債的遊戲能不能持續玩下去？對這一點，作為債權人的美國富人最敏感、看得更清楚。因此，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富人對美債的信心，才是影響美債信譽的最大變量。在特朗普關税貿易戰下，美國股債匯三殺，美債收益率劇烈波動，反映了美國富人對美債的疑慮情緒的波動。
美國國債，可以看作是“涓滴效應”的一種制度性安排，是在貧富分化導致階層撕裂的社會生態中，政府通過舉債和轉移支付方式進行財富再分配、尋求左右平衡的一個工具。
如果暫不考慮國際因素，僅從美國國內視角看，美債危機的本質，是美國富人不再願意借錢給美國政府，導致聯邦政府的轉移支付功能削弱，意味着美國政府生產和供給公共產品的能力削弱了。一旦這種削弱達到某個臨界點，就是美債和美國社會真正危機的到來。
8、美國製度的癥結：興亦自由主義，衰亦自由主義
美國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分化，極度不公、造成社會深度撕裂。
根據美聯儲2023年的數據，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國約32%的財富，而底層50%家庭僅擁有約2.6%。這種集中度在過去40年中顯著加劇。從基尼係數看，美國為0.48（2020年），高於德國的0.31、法國的0.32；從貧困率看，美國相對貧困率（收入中位數50%以下）為17.8%，而歐盟平均為10%。美國財富不平等程度顯著高於其他發達國家。
是什麼原因，造成當代美國社會財富分配的巨大鴻溝？
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看，有兩大原因：
第一，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除了生產要素私有制外，還有基於自然法的人力資本私有制和人力資本集羣私有制。
美國七大高科技公司的超級富豪，每一個都富可敵國，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不是靠生產資料私有制致富，而是靠自己的人力資本白手起家，把重大科技發現和發明商業化，依託現代企業制度和資本市場，組建自己的公司並推進公司上市，短時間內積聚了鉅額財富。
曾經，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基於人為法的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是否已經演化成了“人力資本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
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本集羣配置的不平等，有先天原因，也有後天社會環境的原因，特別是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但歸根結底，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配置人力資源的結果。
第二，工薪收入與投資收入的剪刀差越來越大。
現代企業制度下，資本社會化改造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使資本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屬性。但美國的資本社會化，並非人人平等持股。企業股票、股權的分配並不平等。這就產生了新的問題：哪些人持有股票？誰有資格獲取資本利得？這裏涉及美國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錯綜複雜的治理結構和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產品，普通人根本無法參與進去。
如果你沒有股票、沒有資產，就只能做打工人，靠工薪收入養家餬口。然而，除了CEO“打工皇帝”，有多少人能靠打工掙工資成為富豪？工會力量衰退，也導致了工資增長停滯。1980年代以來，美國工會參與率從20%降至10%，削弱了工人集體談判能力。
影響居民存量財富的主要因素，不是勞動價格的增長，而是資產價格的增長。依靠投資或投機才能致富，正是這樣的財富分配機制，導致了工薪階層與投資人的資本利得剪刀差越來越大，收入差距越來越懸殊。
再從國民收入二次分配看，有兩個原因：
第一，税負不公平。
總體上，美國的税收制度向資本傾斜，資本利得税（針對投資收入）税率低於勞動所得税。富人通過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增值積累財富，而工薪階層依賴應税工資，税收負擔與收入不成比例。
根據2023年資料，美國的勞動所得税最高邊際税率為37%，長期資本利得税（持有資產超過1年）最高税率為20%，綜合税率最高為23.8%，顯著低於勞動所得税。[10]前1%富人的有效税率為26%，而中產階級（收入中位數約$70,000）的有效税率為14%，但若計入社保税（工薪階層主要税種），中產階級的綜合税負佔比收入更高。前1%富人的收入中，資本利得佔比超過40%，而工薪階層90%以上收入來自工資。[11]美國税收制度通過更低的資本利得税率，系統性向資本所有者傾斜。富人財富增值依賴低税資產，而工薪階層收入被工資税鎖定，導致税負分配高度不公。儘管特朗普等共和黨人偶有“向富人徵税”的言論，但黨內核心仍堅持維護資本利得税優惠，其政策實質仍是親資本導向。
第二，社會福利制度的有缺陷，醫療保險備受詬病。
美國是唯一未實現全民醫保的發達國家，醫療體系由私營保險公司主導。2022年，美國醫療支出佔GDP的19.7%（OECD國家平均10.7%），人均醫療支出超1.2萬美元，但仍有8.6%的人口（約2800萬人）無醫保。保險公司通過繁瑣的報銷流程、拒保條款及藥價談判權壟斷，將利潤置於患者健康之上。路易吉·曼焦內（Luigi Mangione）槍殺美國最大醫保公司CEO，引起美國社會廣泛關注和對殺人者的同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美國民眾對醫保制度的極度不滿。
從制度和意識形態角度考察，導致財富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基於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
公平與效率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問題。圍繞這個問題，發展出兩種意識形態：一是自由主義，主要訴求是追求機會平等的競爭效率；二是社會主義，主要訴求是追求財富分配的公平。美國秉持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強調競爭機會平等和效率；鄙視結果平等的社會公平。
從上世紀80年代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到今天的“特朗普主義”，可以清晰看到自由主義興衰的軌跡及其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前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極力推崇新自由主義，讓資本獲利後，再通過“涓滴效應”讓普通人“雨露均霑”，緩解因追求效率引起的財富分配不公的社會矛盾。新自由主義政策使美國一段時期內經濟充滿活力，但與經濟活力共生的不平等和貧富分化危機也在醖釀和滋長。
經濟上的不平等，反映到政治光譜上，是政府的左右搖擺。人類社會的政治光譜，社會主義為左，自由主義為右。而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中，極少有社會主義的左（桑德斯[12]算一個？）只有自由主義的右和更右。相對於更右，就是左。民主黨信奉左翼自由主義；共和黨信奉右翼自由主義。
強調機會平等，鄙視結果平等，導致了美國社會效率越高、財富分配就越不公平的悖論。社會撕裂，反映到政治上，就是政治極化、兩黨惡鬥。
特朗普自己是億萬富翁，但在政治上，他把自己裝扮成鐵鏽帶產業工人利益的捍衞者，代表藍領工人和白領打工人利益，提出通過“製造業迴流美國”的路徑，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治口號。這一招果然奏效，二次當選為美國總統。
然而，特朗普重構國際產業分工和供應鏈的企圖心，違背了國際貿易比較優勢的底層邏輯，違背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原理。美國國內早已喪失了迴歸原有製造業生態的條件，試圖通過關税戰、在強化美元霸權的前提下讓美元貶值（或讓他國貨幣升值）以讓製造業迴流美國，無異於痴人説夢。特朗普是真不明白，還是僅僅以此為噱頭吸引選票？
當代美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表面上看，是高科技金融資本與普通打工人利益的衝突，財富分配極端失衡。應對之策，是改革分配，化解或至少緩解貧富分化問題。但美國能解決這個問題嗎？
解決財富分配不公問題，需要進入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與重構。基於極端個人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基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制度，不僅是造成美國社會貧富分化的原因，而且也造成了美國社會的認知障礙，讓美國的社會精英們看不到或者看到了也不願承認美國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四年一屆大選、兩黨輪流坐莊，導致政府眼界短視化、行為短期化；嚴肅的競選政治，演變成政客脱口秀表演，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台，卻根本無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問題。
如果不進行根本性改革，美國體制能否理性地反映美國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並提出解決方案，能否理性地考慮美國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期利益？令人懷疑。
中美貿易戰帶給中國的警示在於，過多依賴出口的外向型經濟，對於中國這樣大體量的經濟體來説，是不可持續的。我們在本文第二部分多次説過，“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不可持續；“重生產、輕消費”觀念，必須改變；貿易順差過大，需要進行調整。長期來看，中國需要轉型為以消費為主導、生產與消費、進口與出口平衡的經濟發展模式。
（三）和合主義：多極化世界的普世價值
隨着人類文明進化，如果有一天，人類建立起了一個覆蓋全球的有效世界政府，那麼，就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起“大三權分立與制衡制度機制”，消除無政府狀態下全球市場經濟的種種弊端，為實現世界經濟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全球大均衡”創造制度基礎。然而，在可預見的未來，還看不到這種可能性。
作為一種替代方案，美國單極世界霸權提供了系統公共產品，維持了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然而到了今天，美國雖然在科技、軍事、金融等方面，仍然具有首屈一指的影響力和支配力，但畢竟已開始了從巔峯的滑落。
隨着美國相對衰落，羣雄並起，一個多極化世界新秩序正在醖釀。從經濟上看，美元霸權可能逐漸被去中心化的多幣種結構或區塊鏈數字貨幣所取代，這已經出現了苗頭。然而，如果美元不再作為世界儲備貨幣，那麼，世界就需要建立一個全新的貨幣體系，這絕非可以一蹴而就，過程可能充滿風險，道路坎坷。
多極化世界，將賦予每個世界大國與其地位和權力相匹配的責任、義務，被要求向世界提供正效應公共產品，減少負外部性。與此同時，還需要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旨在促進世界各國和平相處、合作博弈、共同繁榮。
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是西方貢獻給世界的兩種意識形態。這兩種意識形態，都植根於西方文明，都是西方文明的產物，都對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然而，無論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各有利弊，儘管各國基於歷史文化和發展階段的不同，有的尊崇自由主義，有的尊崇社會主義，但兩者中的任何一個主義，都無法成為多極化世界的普世價值。
中國向世界提供的系統性公共產品，以一帶一路為代表，已經廣為人知。還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公共產品——和合主義——值得向多極化世界推廣。
和合主義不是一團和氣。這種植根傳統、面向未來的東方智慧，並不否認矛盾鬥爭。恰恰相反，正因萬物陰陽對立、普遍矛盾，才使和平與合作成為必要。
某些情況下，“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14]，但更多情況下，面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類內部矛盾，更應採取“和”與“合”的方式處理。
在和合主義意識形態下，大國的生存之道，是和而不同、競合共贏。合作博弈，可以相互提供正效應公共產品，結果是雙贏；非合作博弈，則相互提供負效應公共產品，結果是雙輸。
和而不同、競合共贏、共同富裕，是和合主義的本質內核。以和合主義為導向，重塑我們對國際關係的理解：世界不應是弱肉強食的叢林，而應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花園。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不是超級大國、西方文明一枝獨秀獨秀的世界，而是各個國家、各個文明和而不同的交響樂章。
（因篇幅限制，刪減了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