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封殺華為AI芯片，抗議無效，反擊還需利劍，呼喚中國的長臂管轄_風聞

2024年5月13日，華盛頓的晨霧還未散盡，一封來自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的通知已如驚雷炸響——任何使用華為昇騰系列AI芯片的行為，都可能被視為“協助違反美國出口管制”，受到處罰。

這意味着：哪怕你是在撒哈拉沙漠深處的數據中心運行一塊華為910D芯片，也可能觸發美國法律的全球追索權。

美國不僅僅是在全球封殺華為AI芯片，還是在圍剿中國的企業，在每個AI企業頭上都掛上了一把達摩之劍，只要美國願意，隨時都可以落下。

既禁止中國企業使用美國的先進芯片，又限制使用華為的先進芯片。美媒説，美國的目的就是在AI的大潮中讓中國企業出局。

美國不是胡言亂語，這是美國“長臂管轄”在數字時代的猙獰具象。

中國如何反擊美國的霸權？

圖1. 美國封殺華為芯片的禁令。不是警告，是利劍。

一、“長臂管轄”：美國如何把國內法煉成“達摩克利斯之劍”？

美國長臂管轄的起源：

什麼是“長臂管轄”？

長臂管轄，英文叫long arm jurisdiction，是美國民事訴訟中的一個概念。在美國民事訴訟中，當被告人的住所不在法院所在的州，但和該州有某種最低聯繫，而且所提權利要求的產生已和這種聯繫有關時，就該項權利要求而言，該州對於該被告人具有屬人管轄權，可以在州外對被告人發出傳票。

“長臂管轄”，通俗的講就是：

即使你不在這兒，只要你的行為與我有最低聯繫，我就有權管你。

最初，這只是為了解決州與州之間的商業糾紛。比如，一個紐約公司跟新澤西客户簽了合同，出了問題，紐約法院就可以説：“你在我這裏做過生意，我就要管你。”

但誰能想到，這個原本温和的法律原則，在美元霸權與技術壟斷的加持下，早已演變成一種極具殺傷力的全球制裁工具，它的威力遠超想象。

美國長臂管轄的法律擴張與全球滲透

美國長臂管轄的法律框架歷經三個階段演進：

法理奠基（1945-1977）：

1945年“國際鞋業公司案”確立“最低限度聯繫”原則，允許法院對境外實體行使管轄權。

立法強化（1977-2001）：

1977年《反海外腐敗法》（FCPA）美國首次將反腐敗管轄擴展至外國企業；

2001年《愛國者法案》以反恐名義授權監控全球金融交易。

數字霸權（2018至今）：

《雲法案》規定凡數據經美國服務器即可管轄，結合SWIFT系統監控美元流動，形成“數字+金融”雙軌長臂。

美國部分“法律武器庫”：                                               

1. FDPR規則（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只要產品涉及“美國技術”，即可納入出口管制，例如：英偉達A100芯片禁售給中國。

2. 次級制裁，不僅打擊本國企業，還威懾第三方國家實體，例如：瑞士維多集團被迫停止伊朗交易。

3. 定向狙擊，針對特定企業發起“精準勒索式”法律行動，例如：法國阿爾斯通被肢解、中興休克停擺。

這些規則加在一起，構成了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實施“司法控制”的基礎。

二、從阿爾斯通到中興、再到華為：美國“法律精確打擊”的經典劇本

阿爾斯通的美國陷阱，法國工業明珠隕落：

2013年，法國能源巨頭阿爾斯通因涉嫌海外行賄被美國司法部調查。高管皮耶魯齊在機場被捕，成為談判籌碼。最終法國政府妥協，阿爾斯通核心業務被通用電氣收購，皮耶魯齊服刑25個月。

這一事件震動全球，也暴露了歐盟在面對美國長臂管轄時的無力。

中興通訊案：23億美元罰單換“喘息”機會

2018年，中興被指控違反對伊朗的出口限制，遭到全面封殺。最終繳納23億美元罰款才得以“復活”。這場“休克療法”讓中國企業首次真切感受到美國司法機器的“經濟絞殺”威力。

華為突圍戰：抗戰，1400億研發砸出一條生路

面對美國三輪極限施壓，華為不僅未倒下，反而投入1400億元研發經費，實現13000顆關鍵元器件國產化。孟晚舟被拘1028天后回國，標誌着中國開始具備對抗“法律脅迫”的戰略能力。

圖2. 2021年9月25日，孟晚舟乘坐中國政府包機回到祖國。

數據説話：

截至2023年，美國OFAC（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制裁名單覆蓋全球15,000個實體；

其中96%是非美國企業；

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 在2014年因違反美國製裁規定被罰款約89億美元。

換句話説，美國的長臂管轄，已經不僅是“法律工具”，更是一台收割世界的金融收割機。

三、歐盟《阻斷法》啓示錄：反抗美國長臂管轄，不能只靠防守

歐盟歷來反對美國的域外製裁主張, 即長臂管轄，認為其構成一種過度的管轄權, 違背了國際公法的一般原則，在實踐中它幾乎只針對外國公司。面對美國的“越界執法”，歐盟在1996年推出了《阻斷法》（《The Blocking Statue》），同年5月,歐盟還向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提出控訴, 指責美國 《赫爾姆斯—伯頓法》以及對古巴的禁運措施侵害了歐盟根據 《關税和貿易總協定》和 《服務貿易協定》所享有的自由貿易權。 最終,雙方達成協議, 美國同意暫時擱置 《赫爾姆斯—伯頓法》。 此後美國曆任總統每六個月簽發一次豁免令。

鑑於阿爾斯通事件的教訓，2018年8月7日，歐盟升級版的《阻斷法案》正式生效，希望能在保護歐盟人員免受第三國法律跨境適用、跨境執法以及因此產生的法律後果的影響方面做的更好，更好的維護歐盟人員權益。

但是，在現實中，歐盟《阻斷法案》是被動防守性質的，法案實施起來比較困難，對美國不具威懾力量，歐盟企業或個人在面臨美國製裁危險的情況下，往往毫不猶豫地選擇遵守美國禁令要求。

例如，2018年美國退出伊核協議，要求各國儘快撤出在伊朗的投資和人員，道達爾、西門子、雷諾等歐盟企業巨頭二話不説，不管損失，立馬走人。

法律必須有牙齒，否則就是軟弱的象徵。

圖3. 皮耶魯齊出獄後，根據其經歷出版了《美國陷阱》一書。

四、呼喚中國的“長臂管轄”：從防禦走向域外震懾

2021年，中國《反外國制裁法》出台；2023年，《對外關係法》明確“對等反制原則”——中國正在構建自己的法律盾牌。

但目前，這些法律主要針對在中國境內運營的企業，尚無法覆蓋境外企業的經營活動。2021年中國商務部制定了《阻斷辦法》，只是部門規章，層級比較低，比較簡單。

而美國的長臂管轄的威懾幾乎能覆蓋全球每一個角落。

所以，我們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當美國舉起“法律大棒”的時候，我們能不能也舉起我們的“法律利劍”回擊？

答案是：可以，而且必須。

中國也需要這種威懾，就像中美關税大戰一樣，當美國舉起關税大棒的時候，我們也要用關税大棒回擊，這才可能有後來的和平談判的成功。

中國需要借鑑美國的經驗，建立適當的立法，將國家安全的概念，延伸到國外，進行域外震懾，將達摩克利斯之劍懸掛在反華美企頭上，讓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無處逃避。美國不是強調按規則行事嗎，我們就建立這樣的規則。

美國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打擊中國的巨頭，我們也可以用安全的名義打擊美國的巨頭；美國可以通過引渡抓人，我們也可以。

我們可以借鑑美國法律，建立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域外監管體系。例如：

如果OpenAI在訓練模型時使用了微信或抖音的中文數據，那它就跟中國建立了“最低限度聯繫”，就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

如果美國的戰略智庫使用了中國的數據進行分析，就要遵守中國的法律；

如果美國企業使用了中國的稀有金屬，就要遵守中國的法律；

若其配合對華制裁，做出危害中國安全的行為，我們可以依《數據安全法》對其處以年營收4%的高額罰款（參考GDPR標準），對相關人員進行起訴；

我們也可以依據《反外國制裁法》責令其不得對中國實體實施歧視性措施，否則在中國市場將面臨“資格剝奪”。

沒有利劍的契約只是廢紙！

美國BIS新規試圖將華為芯片變成“技術界的氰化物”，我們不能再停留在外交抗議和被動防守的層面上。

歷史反覆證明：只有手握對等威懾力，才能有真正的和平。

中國需要的，不僅是防禦的盾牌，還要有一把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守護國家利益的“利劍”。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當華盛頓再次舉起“法律大棒”，希望北京法庭的槌聲能在曼哈頓上空迴響——這才是大國博弈的終極平衡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