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林民旺 吳孟克：大變局下的南亞地緣政治博弈與發展將如何演變？_風聞

圖源：網絡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南亞地區雖然不是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的主要焦點和地區，但是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國際大變局的深刻影響。近年來，中美戰略博弈升級、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俄烏衝突爆發都加速了南亞地緣政治格局深刻的調整與變化。

一、美國與印度就“印太戰略”形成戰略合流

冷戰結束後，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其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與變化一直是影響南亞地緣政治格局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冷戰結束之初，美國大幅減少在南亞的戰略存在，忽視並放任恐怖主義勢力在南亞的壯大。南亞地區恐怖主義勢力抬頭最終造成了對美國自身的反噬｡2001年“9·11”事件爆發，直接推動美國轉向以反恐為主的國家安全戰略，阿富汗､巴基斯坦由此成為美國大戰略中的重點目標國家｡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美國認為其初步完成了在南亞地區的反恐任務，開始選擇逐步將力量抽離阿富汗並啓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宣佈美國將把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南亞地緣政治格局隨之發生變化。2017年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正式完成了由反恐為主轉向大國競爭為主的國家安全戰略轉變，“印太戰略”的出台和推進，使南亞地緣政治格局進入深度調整期｡

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印太戰略”在南亞地區圍繞印度展開｡所謂“印太戰略”從地理範圍上説，涵蓋了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和大洋洲等從太平洋西岸到印度洋西岸的廣大地區(包括眾多太平洋島嶼國家)｡南亞和印度洋地區是美國推進“印太戰略”的重要方向｡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印太戰略”覆蓋了除巴基斯坦和不丹之外的所有南亞國家｡在2019年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中，美國明確提出其“印太戰略”在南亞地區的目標是努力推進同印度的防務夥伴關係，同時建設與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孟加拉國和尼泊爾的夥伴關係｡在2021年提前解密的“印太戰略框架”文本中，則更加清晰地闡明瞭特朗普政府在南亞要實現的目標：使美國成為印度在安全議題上的優先夥伴(preferred partner)；美印合作共同維護海上安全，共同抵制中國在南亞、東南亞和其他雙方共同關心的地區的影響力的拓展；幫助印度，使其有能力回擊“中國在邊境上的挑釁”；確保印度在南亞居主導地位，並在維護印度洋安全上扮演領導角色，進而與東南亞保持越來越緊密的接觸，擴大同美國在這些地區的盟友和夥伴之間的經濟、防務和外交合作｡顯然，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國“印太戰略”在南亞地區是圍繞着印度展開的，致力於推進美國與印度的安全防務合作｡美國在默許並幫助印度鞏固其作為南亞地區主要力量地位的同時，也希望讓印度分擔南亞地區及印度洋周邊地區的安全責任，並在一系列領域共同對抗或平衡中國的影響力｡

拜登政府時期，美國“印太戰略”在南亞及印度洋地區的目標和重點沒有實質性改變｡但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文件對除印度之外的南亞國家一概不涉及，更突出和強調了印度的重要性｡美國將印度認定為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領導者、與東南亞相連並積極參與東南亞事務的國家、“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其他區域性組織機制的動力以及區域增長和發展的引擎｡與此同時，拜登政府更注重將印度深度地拉入美國的一整套盟伴體系中，鼓勵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加強彼此之間的關係，支持和授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承擔地區領導角色，並構建靈活的集團(groupings)來彙集力量，特別是要通過“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進行合作｡對印度，拜登政府的政策是：支持印度持續崛起和扮演地區領導角色；繼續致力於建設美國和印度的戰略伙伴關係，通過區域性集團共同促進南亞地區穩定；推進美國同印度在新領域，如衞生、太空和網絡空間等的協作；深化美印在經濟技術等領域合作，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綜合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任期政策實踐可以看出，印度成為美國“印太戰略”在南亞地區的支柱，甚至可以説是唯一的支柱｡在雙邊層面上，美國不斷推進同印度的“主要防務夥伴關係”，意圖取代俄羅斯成為印度安全防務合作的首要夥伴國；在地區層面上，美國支持印度在印度洋發揮所謂“淨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分別將印度拉入“美印以阿四國機制”(I2U2)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中，讓印度分別在中東和“印太”兩個地區的安全架構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全球層面上，美國積極支持印度提出的一系列多邊倡議，如2021年美國正式加入印度倡議成立的“國際太陽能聯盟”，2023年又加入印度發起和主導的“印太海洋倡議”，美國還承諾繼續支持印度成為改革後的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印度也在2022年後陸續參與了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印太海域態勢感知夥伴關係計劃”(IPMDA)“藍色太平洋夥伴關係”(PBP)等機制｡

經過最近十年的發展，尤其是拜登政府時期的推動，美印關係已經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印度在戰略上已經高度傾向於美西方陣營，成為美國的“準盟友”。在防務上，美印防務合作不斷向美國同其北約盟友合作的同等水平靠攏。印度莫迪政府努力推動印美兩國的國防軍工產業與系統進一步融合捆綁，共同研發新技術，共同生產現有及新型裝備。印度給美國提供軍艦維護維修的前沿基地，兩國已經達成軍工“供應安全安排”，並正就“互惠國防採購協議”進行談判｡在經濟上，美國高調宣佈將在經濟發展方面為印度提供助力，要將印度打造成國際企業與中國“脱鈎”後的重要選項。印度也將美國對華“脱鈎斷鏈”視為“良機”，積極配合美國對中國搞“脱鈎”並試圖吸引“離開中國”的國際企業到印度發展在技術領域，美印力圖形成全面的深度對接合作。2023年1月，美印啓動“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2023年6月，美印啓動戰略貿易對話，探索加強兩國在高科技領域合作，促進兩國之間的技術轉讓。2023年6月莫迪訪美期間，印美還宣佈將在一系列涉及高新技術發展的領域開展合作，包括半導體、關鍵礦產、人工只能、外層空間、清潔能源和高等教育等。

總之，伴隨美國“印太戰略”的出台和強力推進，美印實現了戰略合流，印度戰略地位獲大幅提升。但是，與印在美國“印太戰略”中受到高度重視截然相反的是，南亞其他國家鮮少在美國的“印太戰略”文件中被提及。這表明這些國家當下對於美國而言尚缺乏戰略重要性，並非美國大戰略所重視和關注的對象。

二、南亞地緣政治格局發生深度調整

印度長期視其他南亞國家為“後院”和勢力範圍，在戰略上既防範美國也抵制中國｡然而，近年來，隨着美印各自“印太戰略”的推進，加上中美戰略博弈的長期化，美印在南亞地區戰略逐漸形成合流趨勢｡這使印度的戰略地位越來越突出，南亞中小國家的自由行動範圍則不斷縮減｡其中，巴基斯坦面臨的戰略壓力和挑戰最大｡

（一）

巴基斯坦面臨重大戰略挑戰

作為傳統上在南亞地區對印度形成戰略牽制的主要力量，巴基斯坦產生了很強的被孤立感｡美國的“印太戰略”文件對巴基斯坦隻字未提，凸顯了當下巴基斯坦被美國邊緣化的困境，給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帶來重大挑戰｡在冷戰期間和美國以反恐為主要戰略目標時期，巴基斯坦通過與美國的結盟關係獲取其基本的經濟和安全需求｡因此，美推出“印太戰略”以來的這種被邊緣化給巴基斯坦帶來的風險不僅僅是戰略上的，同時也是政治上的｡長期以來，巴基斯坦選擇同時依靠美國和中國來對抗印度的地區霸權｡然而，隨着中美戰略博弈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競爭的主要矛盾，巴基斯坦能夠同時依靠中美兩國的戰略空間被大幅壓縮，巴基斯坦的戰略選擇受到了限制｡一方面，中巴關係久經考驗依然穩固，另一方面，巴美關係則時好時壞｡因此，巴基斯坦在中美戰略博弈中被視為已經在事實上“選邊站隊”，“站在了中國一邊”。

對巴基斯坦而言，首要挑戰來自糟糕的內部經濟發展狀況｡在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帶來的供應鏈中斷､燃料與糧食價格震盪的衝擊下，巴基斯坦經濟發展持續低迷｡加之巴內政持續動盪，致使其經濟瀕臨崩潰｡同時，印巴兩國的實力差距日益拉大｡2006年，巴基斯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被印度超過｡2023年，印度人均GDP(2480美元)是巴基斯坦(1365美元)的18倍，印度經濟總量則大約是巴基斯坦的十倍之多｡在國際層面，在美印戰略合流的背景下，由於美國方面援助的大幅減少，巴基斯坦可以調動和借用與印度抗衡的力量縮減了｡

另外，巴基斯坦在外交戰略方面面臨重大挑戰｡自建國以來，巴基斯坦就將戰略上依靠美國作為重要選擇，中國也長期是巴重要戰略伙伴｡20世紀60年代，巴基斯坦曾面臨過要在中美之間進行選擇的政策困境｡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當下，由於美國欲將印度扶植成在亞歐大陸針對中國的重要離岸平衡者，因此美很難繼續再向巴基斯坦提供重大軍事援助或軍事支持來助力巴在南亞地區平衡印度｡這在客觀上使巴基斯坦無論是在接受援助還是進行合作方面都對中國的依賴加深了｡如今，巴基斯坦在戰略上面臨着與20世紀60年代相似的選擇｡因為如果巴基斯坦在中美戰略博弈中被視為實質上“站在了中國一邊”，則將面臨被美國控制和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疏遠的風險，而這些機構是巴基斯坦獲得經濟援助的至關重要的來源｡

自美國推出“印太戰略”以來，美巴戰略利益受到的侵蝕是結構性的，兩國合作的共同利益空間不斷縮小，這集中體現在近年來美國對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態度的轉變上｡隨着2021年美國完成從阿富汗撤軍，巴基斯坦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就不斷縮水｡與此同時，中巴關係則由於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而實現了提質升級，實現了從偏重於安全合作到安全與經濟合作並重的雙輪驅動｡美最初對中巴經濟走廊是持開放態度的，認為在美國對巴財政支持不斷減少的背景下，中巴經濟走廊構成了對巴基斯坦的重要支撐｡然而，隨着中美戰略博弈的加劇，美國政府轉而開始對中巴經濟走廊持否定態度，其負責南亞和中亞事務的前代理助理國務卿愛麗絲・韋爾斯(Alice Wells)就曾多次攻擊抹黑中巴經濟走廊及其影響｡

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試圖在中美之間搞平衡｡伊姆蘭・汗擔任總理時就曾設想巴基斯坦在中美之間扮演橋樑角色，他説，“我們與美國有良好的關係，與中國也有鐵哥們兒的關係｡我們想扮演1970年代的角色，當時巴基斯坦在使美國和中國走到一起方面發揮了作用”｡巴基斯坦外長比拉瓦爾在2022年9月的採訪中更直接地表示:“我不希望巴基斯坦成為中美之間的一個競爭點，也不希望巴基斯坦成為(中國和美國之間)分歧加劇的場所，而是希望巴基斯坦繼續扮演過去的角色……在這個地緣政治大分裂的時代，巴基斯坦更願意扮演橋樑的角色，把中美兩個大國團結起來｡”然而，巴基斯坦政府的這種策略和努力的有效性令人存疑，其根本原因是巴基斯坦所面臨的戰略環境已然不同於1970年代｡1971年，巴基斯坦面對的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兩極世界中的相對簡單的平衡大三角(美—蘇—中)戰略格局，而且當時中美之間沒有任何經濟聯繫，也沒有建立外交關係｡現在巴基斯坦面臨的是複雜的多極化地緣政治格局｡中美在安全､戰略和技術等領域激烈競爭，與此同時，兩國還是彼此最重要的經濟夥伴，在幾乎所有領域都聯繫緊密｡這使得巴基斯坦很難像1970年代那樣通過簡單地在中美間遊走､溝通就能促進兩國關係轉圜｡

中國理解巴基斯坦的戰略兩難，繼續保持支持巴基斯坦的政策不變｡然而，美國卻不接受巴基斯坦試圖在中美之間搞平衡的努力和做法｡不論是巴基斯坦拒絕參加美國所謂“全球民主峯會”，還是巴基斯坦在涉疆問題上進行表態，都成為美國及西方世界向巴基斯坦施壓的由頭｡

（二）

南亞中小國家面對的戰略壓力增大

在美印戰略合流的背景下，巴基斯坦以外的南亞中小國家同樣面臨着越來越大的戰略壓力｡過去，南亞中小國家可以通過背靠美國來抵禦地區霸主印度的戰略壓力，當下這些國家卻要同時應對來自美國和印度的雙重壓力｡對此，南亞中小國家為了引起美國的重視或出於其他需要，選擇了不同的策略｡

1. 孟加拉國｡孟加拉國對美印戰略合流感到焦慮和不安，竭力奉行大國平衡外交｡2023年4月24日，孟加拉國公佈自己的《印太展望》｡不過，該展望整體上淡化了地緣政治色彩，側重表達了孟加拉國在涉及經濟發展方面的立場，沒有提及安全上的目標｡在文字表述上，文件使用“展望”而非“政策”或“戰略”也是在傳達淡化地緣政治色彩的信號｡在解釋為什麼要出台“印太”文件時，孟加拉國時任外長阿卜杜勒・穆明稱，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發佈的其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中，美國承認孟加拉國是“印太”地區的“重要夥伴”，因此孟加拉國有必要對新出現的地緣概念“印太”做出回應｡更重要的是，孟加拉國認為，其出台《印太展望》呼應美國和印度的“印太戰略”，有助於緩解上述兩國對孟施加壓力｡在孟加拉國《印太展望》發佈後不久，印度外長蘇傑生就對孟此舉表示了歡迎｡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孟加拉國以此回應日本方面的倡議｡2023年3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訪問印度時，明確提出要在孟加拉灣和印度東北地區建立新的工業中心｡因此，孟加拉國認為在外交上有必要對日本的善意予以回應，並努力吸引來自日本方面的投資｡尤努斯領導的孟加拉國臨時政府上台執政後繼續奉行平衡外交政策，孟臨時政府外交顧問圖希德也公開表示，同時保持與中國、印度和美國的友好關係十分重要｡

2.尼泊爾｡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美國將尼泊爾是否批准與美國簽訂“千年挑戰計劃”(MCC)和尼泊爾是否同意加入“印太戰略”與美尼關係相捆綁｡MCC協議規定美國援助尼5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但該協議內容被普遍認為有損尼國家主權，遭到尼國內多方勢力抵制｡2021年7月尼泊爾大會黨(NC)主席德烏帕(Sher Bahadur Deuba)擔任總理後，尼政府立場出現變化｡2022年2月，美國警告尼泊爾如果沒有在月底通過MCC協議，美國就將取消該項目並重新審視美尼關係｡為了不影響尼泊爾繼續從西方世界獲取援助，最終，在激烈的反對聲中，尼泊爾內閣會議以附加“十二點解釋聲明”形式通過了MCC協議｡然而，由於內政不穩，尼泊爾對“印太戰略”的參與也基本處於凍結狀態｡

3.斯里蘭卡｡斯里蘭卡小心翼翼地試圖避免被捲入美印戰略合流引發的地緣政治競爭漩渦，整體上採取平衡和中立的政策｡斯里蘭卡拒絕了同美國簽署MCC協議､“州夥伴關係計劃”“訪問部隊協議”“美軍地位協定”等具有安全防務色彩的協議｡2022年，斯里蘭卡政府倒台後，美印以幫助其紓困作為利益誘餌，試圖在斯里蘭卡推進“印太戰略”｡但是，斯里蘭卡整體上沒有對美國的拉攏作出積極回應｡

4.馬爾代夫｡在薩利赫總統執政時期，馬爾代夫執行“印度優先”政策，公開支持美印的“印太戰略”｡2020年9月，美國與馬爾代夫簽署兩國《防務和安全關係框架》｡馬爾代夫也同時積極推動與印度在防務安全方面的合作｡但是這一進程在2023年11月穆罕默德・穆伊茲擔任總統後被暫時扭轉｡在穆伊茲政府的強力要求下，印度最終撤回了在馬爾代夫的軍事人員｡

可以看出,南亞中小國家或多或少都被捲入了美國的“印太戰略”中｡但是,南亞中小國家內部的複雜性常常會對“印太戰略”在南亞的推進產生影響,特別是地區國家持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政黨的執政輪換,常常會衝擊“印太戰略”在該國的實施,這就使“印太戰略”在南亞地區的推進呈現出反覆和搖擺態勢｡

三、南亞地緣政治格局“兩極化”對中國的挑戰

隨着國家實力的增長，中國在南亞地區的經濟存在和戰略影響不斷增大，使印度的戰略焦慮不斷攀升。印度試圖通過加強同美國的“印太戰略”合流來平衡和遏制中國，在南亞地區尤其如此。南亞地區地緣政治格局呈現“兩極化”和陣營對抗的發展趨勢，給中國的南亞外交帶來嚴峻挑戰。

（一）

中印在南亞地區的矛盾持續攀升

自2013年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在南亞地區的經濟存在已經超過印度，戰略影響力不斷提升。2000年中國與除印度以外的南亞六國貿易總額是28億美元，同年，印度與這些國家的貿易總額是24億美元，兩者之間差距不大。此外，相較於中國而言，當時印度在與巴基斯坦之外的其他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中都佔據優勢地位。但是到了2024年，中國同南亞國家貿易額近2000億美元，其中印度約佔1100億美元，其他國家約為900億美元。相反，印度同其他南亞國家的貿易總額僅為300多億美元。不論從貿易還是投資方面看，印度在南亞的經濟存在都僅為中國的約三分之一｡並且，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馬爾代夫、斯里蘭卡等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和投資夥伴，印度僅在對尼泊爾和不丹的貿易和投資方面佔有一定優勢｡

中國在南亞經濟影響力的快速提升，客觀上使印度感到其戰略空間遭到了擠壓｡為緩解印度的戰略焦慮，中國除了積極歡迎印度加入“一帶一路”倡議外，還邀請印度加入一系列涉及南亞地區的多邊合作機制｡如中國主動提出建設“中國—尼泊爾—印度經濟走廊”，並邀請印加入中國—印度—斯里蘭卡三方合作｡在2018年舉行的中印領導人武漢非正式會晤中，雙方提出了“中印+”的合作模式｡然而，印度並不願意看到中國在被其視為“後院”的南亞地區的存在，拒絕了中國提出的一系列合作倡議，“中印+”合作模式也在短暫啓動後再無聲息｡

印度持續在南亞地區抵制中國的影響力，集中體現在其長期反對將中國納入南亞地區合作機制中，這與南亞中小國家的希望相左｡在2014年11月舉行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第18屆峯會上，巴基斯坦明確提議邀請中國成為SAARC正式成員，尼泊爾和斯里蘭卡表示支持該提議，馬爾代夫和孟加拉國對擴大SAARC也持開放態度｡但是由於印度堅決反對，中國最終未能成為SAARC正式成員｡此後，印度還藉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義”等抵制SAARC峯會的召開，使這個地區合作機制長期陷入實質性停擺｡

在印美靠攏並且印方拒絕了中方提出的一系列合作倡議的背景下，中國在南亞地區的外交也逐漸尋求脱掉照顧印度感受的“緊身衣”｡新冠疫情暴發後，基於共同抗擊疫情的需要，中國主動開啓了一系列沒有印度參與的南亞地區合作｡2020年7月，中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四國外長舉行應對新冠疫情視頻會議;同年11月，中國､巴基斯坦､尼泊爾､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五國副外長又舉行了應對新冠疫情視頻會議｡2021年4月27日，中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爾、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六國外長舉行合作應對新冠疫情視頻會議，並提出成立中國南亞國家減貧與發展合作中心和中國南亞國家應急物資儲備庫｡2021年7月8日和9日，這兩個機構先後在重慶、成都正式啓用｡

2014年5月莫迪開始執政後，中印關係經歷了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兩國關係最終滑落到對抗為主｡這種曲折向下的轉變，並非中印在具體議題或者政治層面的矛盾所致，而是兩國在戰略層面的深層矛盾所致，印度難以接受和適應自身與中國的實力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也難以接受中國影響力自然地延伸拓展到南亞地區的現實｡

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迴歸，給國際局勢及南亞地區格局的演進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美國是走向衰落且難以逆轉頹勢的帝國，還是依然最強大且富有活力的超級大國？對這些關鍵問題的判斷不斷在南亞國家戰略界引發爭論，並持續考驗着南亞國家的戰略選擇｡但印度外長蘇傑生在談到特朗普迴歸對印美關係的潛在影響時表示，很多國家都很擔心、焦慮，但印度不會，顯示出印度對印美關係持續發展的信心｡

然而，特朗普政府開啓第二任期以來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卻未必完全支撐印度方面對印美關係的信心｡經貿方面，2025年2月，特朗普在莫迪訪美時就公開稱印度是“關税之王”，逼迫印度對美開放市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佈對全球多國加徵“對等關税”，印度輸美產品被加徵高達26%的關税｡美印簽證問題方面，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內部圍繞H-1B簽證的爭論愈演愈烈，H-1B反對者關於“印裔美國人霸佔美互聯網､科技行業”的言論引發印裔美國人高度不滿｡為了安撫共和黨陣營內要求加強對外來移民管理的保守勢力，特朗普政府在2月遣返了104名印度非法移民，被遣返者戴手銬和腳鐐的景象令印度政界一片譁然｡在美國保守勢力推動下，圍繞H-1B簽證的矛盾可能會持續發酵並衝擊H-1B主要持有者印度人的利益，困擾美印關係的未來發展｡

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仍在持續釋放，而中印關係卻出現了一些緩和跡象｡印度戰略界有許多聲音都呼籲印度調整對華政策，避免與美國“過度綁定”｡在印度非常重視的製造業發展領域，印度並未從美印戰略合流中獲得太多實質性好處｡印度統計和計劃實施部的數據顯示，莫迪上台前的20132014財年製造業對印度GDP的貢獻率為17.3%，其後一路攀升，但是到了2023-2024財年，製造業對印度GDP的貢獻率重新回到17.3%，與十年前持平｡更嚴重的是，印度迎合美國對華實施經濟打壓，最終傷及自身｡近年來，印度在鋼鐵、電子產品、原料藥、光伏、關鍵礦產等領域對華依賴較大，“對華脱鈎”實際上拖慢了印度的製造業發展｡印度經濟界許多人士呼籲政府緩和對華關係｡例如，印度財政部在《2023-2024財年經濟調查》報告中提出應放開中國企業對印度投資的限制｡印度工商業團體也持續對印度政府施壓，要求其放寬對華限制｡印度商工部不得不請求外交部、內政部放寬中國技術人員赴印限制｡在這一背景下，2025年3月16日，莫迪在接受採訪時對中印關係作出了積極表態，稱中印兩國正努力恢復關係，且兩國競爭永遠都不應演變成衝突｡

但是，就特朗普政府當前政策對南亞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而言，大的趨向仍舊是清晰的：印美關係仍將處在既有軌道上｡關鍵在於，印度國內仍存在很強大的親美勢力，其外交政策主張的出發點，集中體現在蘇傑生最新著作《為什麼婆羅多重要》(Why Bharat Matters)中的判斷，“美國仍將是我們時代首要的力量，且將繼續如此”｡他在書中還在多處､用較長篇幅表達了反對出於經濟效率而“犧牲安全”的觀點，並明確為封禁中國APP等措施站台｡在特朗普政府出台“對等關税”遭遇中國強力反制､中美貿易爭端升級後，儘管印也遭受特朗普政府關税政策衝擊，印商工部長皮尤什・戈亞爾(Piyush Goyal)仍很快發言抨擊中國，宣稱中國通過“不公平經濟實踐”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特朗普政府的關税政策僅僅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果｡可以看出，印度寧願對美“單方面屈服”，也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竭力維持美印關係既有趨勢｡在美印戰略合流這一影響南亞地區地緣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保持大體不變的背景下，美巴關係、中巴關係、中印關係都將總體維持已有的趨向和態勢｡

（二）

中國南亞外交面臨的挑戰與應對

當下南亞地緣政治格局對中國的南亞外交構成了挑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兩極化”的南亞以及與印度形成具有對抗意味的關係並不是中國所追求和期望的｡正如習近平主席同印度總統穆爾穆互致賀電慶祝兩國建交75週年時所指出的，中國和印度同為文明古國、發展中大國、“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員，都處在各自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中印關係發展歷程表明，做相互成就的夥伴、實現“龍象共舞”是雙方的正確選擇，完全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雙方應堅持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處理中印關係，共謀相鄰大國和平共處、互信互利、共同發展的相處之道，共同推進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然而，由於印度方面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焦慮，南亞地區日漸呈現出“兩極化”與陣營對抗態勢，這與中國方面的期待相悖｡

第二，印度對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始終心存芥蒂｡隨着印度實力的增長和戰略自信的提升，加上美西方對印度南亞霸主地位的“默許”，印度越來越反對其認為的中國在南亞搞“印巴平衡”外交｡但對中國而言，巴基斯坦是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支點｡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這種戰略支點的支撐作用體現在各個方面和層面，已經不僅限於南亞地區｡過去中巴更多是進行安全戰略層面的合作，現在則實現了安全合作與經濟合作的雙輪驅動｡換句話説，中巴關係已經實現了“提質升級”，這使中國不可能為了“照顧”印度感受而限制中巴關係的發展｡

第三，中國南亞外交所面臨的挑戰還在於戰略目標的準確定位和戰略投入之間的平衡｡南亞中小國家長期尋求中國等外部力量的支持以抵禦來自印度的戰略壓力｡在美印戰略合流的背景下，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也逐漸成為南亞中小國家應對美印戰略壓力的主要依靠｡這使南亞中小國家迫切希望中國加大在區域內的戰略投入｡新冠疫情大流行與俄烏衝突的爆發，使得南亞國家脆弱的經濟結構進一步暴露，一些南亞國家紛紛陷入經濟與社會危機｡大宗商品價格飆升衝擊到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和尼泊爾等國經濟，進口燃料､食品和化肥的剛需造成外匯短缺和國際收支困難，致使這些南亞國家經濟舉步維艱，斯里蘭卡甚至宣佈“國家破產”｡同時，經濟危機又誘發政治危機，兩者共振導致南亞國家內政普遍進入持續震盪的狀態｡在這種現實下，南亞國家對中國資金支持和紓困援助的需求進一步攀升，這也對中國的南亞外交構成考驗｡

在國際大變局和南亞小變局影響疊加的背景下，中國如何在國際與地區層面相互借勢，實現積極有為的南亞外交？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繼續靜觀地區局勢演變｡面對地緣環境的變化，中國可以以更具建設性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不僅聚焦同南亞國家政府和政治勢力的交往，也要全面促進與南亞國家社會各層面的友好往來，最大限度地聚集親華友華力量｡

與此同時，中國有必要將對南亞外交整合到全局戰略規劃之中，特別是要明晰是否有必要因為美國和印度的投入加大而升級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投入｡中國需要對正在東北亞、東南亞、南亞等不同地緣板塊展開的戰略競爭作出定位和排序，進而更好地協調各板塊之間的政策｡此外，日趨激烈的大國戰略競爭提升了南亞很多國家的議價空間，客觀上給不少中小國家帶來了利好，使它們在大國的戰略競爭中多面獲利｡在南亞各國政局普遍動盪的背景下，中國有必要設定對南亞戰略政策的短、中、長期的規劃和目標，由此才能實現中國對南亞政策不隨着南亞各國政局的潮汐而波動｡

四、結語

在國際大變局的影響下，南亞的地緣政治博弈出現了新趨向｡美國與印度就“印太戰略”逐漸合流，成為影響南亞地區格局的關鍵變量｡美國試圖藉助印度遏制中國，印度則借美國維護和強化其在南亞地區的主導權，這逐漸改變了南亞中小國家背靠美國抵禦印度支配的舊格局｡傳統上在南亞牽制印度的巴基斯坦承受了來自美國的越來越大的戰略壓力，南亞其他中小國家也普遍受到美印戰略合流衝擊｡在戰略影響力快速提升後，中國在南亞的外交也面臨着新的挑戰，特別是印度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焦慮推動南亞地區日趨向“兩極化”發展，為應對美印合流帶來的戰略壓力，南亞中小國家對中國方面支持的需求也不斷加大｡中國如何在戰略目標和投入之間保持平衡？如何與作為南亞地區主導力量的印度進行協調，幫助南亞國家擺脱經濟困難，而非升級競爭對抗？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待進一步的思考與實踐｡在此背景下，中國有必要保持戰略定力，通過推動在南亞地區的廣泛發展合作，聚集“發展”的最大公約數，避免陷入美印“印太戰略”陣營對抗的陷阱，以“發展”為動盪的南亞地區注入確定性｡

作者簡介**：**

林民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吳孟克，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