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處理穆斯林問題，為啥總是如此強硬暴力？！_風聞

最近，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警方突然來了一次大動作。據多家印媒報道，當地執法機關近期拘留了至少1000名“非法穆斯林滲透者”，主要來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這個數字在全球移民打擊新聞中其實並不算特別大，但放在印度當前的宗教政治背景下，卻引發了一波不小的波瀾。

一方面，這顯示了莫迪政府一貫強硬的穆斯林政策正逐步向地方延伸；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個更大層面的問題：在全球範圍內，穆斯林移民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張力，正在成為各國焦慮的共同背景。

古吉拉特這個地方，本身就是印度宗教問題的一個縮影。

這裏不僅是莫迪的政治發跡地，也是2002年那場震驚世界的“古吉拉特騷亂”發生地。當年，莫迪作為首席部長（邦首長），在騷亂中被指默許甚至縱容了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大規模暴力——上千人喪生，絕大多數是穆斯林。雖然莫迪後來在司法層面“全身而退”，但那場事件一直是他政治履歷中的“隱性標籤”。

2·27古吉拉特邦暴亂事件

而這次拘留行動發生的背景也非常典型：印度正在準備2026年前後新一輪的全國人口普查和身份校驗，非法移民、“滲透者”成了重點整治對象。古吉拉特警方表示，被捕者中大多數人持有偽造身份文件、假冒印度公民身份，還有部分涉嫌參與跨境販運、間諜、非法傳教等行為。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拘捕行動不是臨時起意，而是一場“早已鎖定名單、分批收網”的精確打擊。印度媒體在報道中透露，警方使用了包括面部識別、電話通信定位和社區舉報在內的“立體式排查模式”。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不是某個小派出所掃街時撈上來的“漏網之魚”，而是整個邦級政府、情報機構、警察部門聯合執行的一場“現代化肅清”。

印度是一個穆斯林人口接近2億的國家，佔總人口的約14%，是全球穆斯林人口第三多的國家，僅次於印尼和巴基斯坦。照理説，這麼龐大一個羣體，應該是“不得罪”的政治敏感羣體，但莫迪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之，近年來一再對穆斯林採取強勢政策。

古吉拉特邦位置

原因可以分為三層。

第一，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崛起。

莫迪所代表的印度人民黨（BJP），從建黨之初就主張建立“印度教徒優先”的民族國家。近年來，他們已經把這個理念通過制度性改革逐步落實：廢除克什米爾的特殊地位、推動《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建造羅摩神廟、禁止牛肉買賣等等，都是試圖構建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印度教國家”。

在這種背景下，穆斯林天然成了“異教徒”甚至“外國人”的象徵，是“非我族類”的集體代表。

第二，是國家安全視角下的“穆斯林恐懼”。

印度與巴基斯坦長期對立，而巴基斯坦又是以伊斯蘭為國教的國家。歷史上克什米爾、孟買爆炸案、邊境滲透、社交平台“極端化傳播”事件，基本都與“穆斯林恐怖組織”掛鈎。

所以印度安全部門在內心其實形成了某種“結構性認知”：穆斯林移民或邊境滲透者，大概率是潛在的安全威脅，哪怕不是炸彈客，起碼也是被宗教狂熱煽動的“灰色因子”。

第三，是印度基層社會的“牛肉+女兒焦慮”。

在印度很多農村地區，穆斯林被認為是“吃牛肉、搶女兒、人口爆炸”的三大威脅。一些極右翼組織如“保護牛協會”（Gau Rakshak）甚至形成了半地下暴力機制，逮住穆斯林青年私宰黃牛或與印度教女孩談戀愛就動手。

這種民間仇恨氛圍，構成了莫迪政府“硬下心來搞整治”的社會支持基礎。

印度與印度教

印度這些年圍繞穆斯林的政策，堪稱“從憲法到鍋台”的全覆蓋。簡單梳理一下，能看到一整套體系性的操作：

法律層面：

2019年通過《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允許鄰國的印度教、錫克教、佛教等宗教的非法移民獲得公民身份，唯獨排除穆斯林。

推動“全國人口登記”（NRC），要求所有人證明自己或祖輩是合法印度公民，否則被視為“非法外來者”。

行政層面：

在克什米爾廢除第370條，剝奪該地區的自治權，設立軍管與信息封鎖，拆除清真寺，打壓伊斯蘭教育。

教育與文化層面：

改編歷史教科書，弱化穆斯林對印度歷史的貢獻，強化“印度教文明”的延續性敍事。

在城市規劃中通過更改地名、拆除穆斯林地標建築來“去穆斯林化”。

民間運動扶持：

默許甚至鼓勵右翼組織對穆斯林商鋪、社區、學校實施“軟排斥”。

製造社會分層，通過宗教節日、婚姻法、牛肉禁令等製造日常性摩擦。

年份

政策措施

簡介

2014

莫迪上台

BJP全面執政，印度教民族主義興起

2017

多邦禁止屠牛

牛肉禁令影響穆斯林生計

2019

CAA修正案

允許印度教移民入籍，排除穆斯林

2019

廢除克什米爾370條

剝奪穆斯林自治區自治權

2022

清真寺地標改建潮

地名、地標“去穆斯林化”

圖解：印度反穆斯林政策年表

簡單講，印度已經形成了一種“去伊斯蘭化”的國家邏輯。這不單單是行政層面的“驅逐”，而是一種深層次的“身份重構”。

有意思的是，印度的這套“強人治穆”政策，並沒有像以往那樣引起太多國際譴責，反而在一些國家內部形成了某種“可以參考的範例”。

在歐洲，面對近年敍利亞、阿富汗移民潮，法國、丹麥、奧地利都陷入了“穆斯林融不進來”的集體焦慮，巴黎郊區成了“法外之地”的話題頻頻登上輿論熱搜。法國總統馬克龍也曾警告：“我們不能讓伊斯蘭形成平行社會。”

在東南亞，緬甸和泰國南部長期存在穆斯林少數族羣獨立傾向，緬甸軍方2017年對羅興亞人實施的大規模清洗雖然受到批評，但在一些“佛教國家”內部反而贏得不少保守派支持。

一句話總結：印度提供了一種“在民主制度下如何有效管理穆斯林人口”的另類樣板。

當然，不能只看表面風光。

印度這種強勢打壓策略雖然在短期內確實起到震懾作用，但長期來看，也存在不少結構性風險：

**穆斯林反彈風險上升。**在持續的邊緣化下，穆斯林青年極易成為激進宗教組織的“招募對象”。對立情緒加劇，可能反向加重安全問題。

**國際輿論風向易變。**當前因美印關係靠攏，西方對印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一旦地緣格局變動（比如印俄、美中關係破裂），印度的“人權舊賬”就很可能被拿出來翻

**國內社會撕裂不可逆。**代際層面的宗教衝突，一旦形成互不信任和敵意的社會結構，是很難靠“經濟增長”來彌合的。

説到底，印度如今的政策選擇，説不上對錯，只能説是極度現實主義的產物。它來自於龐大穆斯林人口和印度教民族主義之間的長期張力，是一種“不得不硬”的政治生態回應。

印度穆斯林祈禱慶祝宰牲節

有趣的是，世界上不少國家在面對穆斯林問題時，常常陷入“説不出口、做不到位”的糾結，而印度則是“能説也敢做”，從治理邏輯上更接近冷戰前的“強人時代”。

未來，這種模式是否能真正構建出“安全的多宗教社會”，或者只是壓制下的火山口，還要看印度在經濟、社會和區域安全上的長期博弈結果。

但至少在當前這個“碎片化、身份政治橫行”的世界裏，印度的這套打法，已經成為各國移民政策桌上的一個硬選項。

作者：都護，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