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楚國被攻下首都和陪都後還能存活五十餘年？_風聞

這個問題可以從秦楚兩個方面分別回答。從楚國角度而言，在鄢郢之戰後楚國將政治重心轉移到了東部的淮北、江東地區，實現了地緣政治的重構；就秦國角度而言，從之後的歷史進展來看，其對於故楚區域的消化是十分緩慢的，結合楚漢時代“亡秦必楚”的政治事實，秦國在鄢郢之戰五十年後滅楚不是太慢了，而是太快了。

首先説楚國的角度。對於戰國後期的楚國而言，最為重要的人就是春申君黃歇，正是在他謀劃下，楚國實現了政治重心的東移，從某種意義而言，我們甚至可以説戰國後期的楚國與春秋時代的楚國已經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了。

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並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

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

經考古勘測，吳故都呈 “亞”字形，周長 37 裏 161 步，是楚都郢的翻版，與郢“堪稱是姊妹城”，儘管吳地在楚滅越時便歸入楚國，但大規模的營建吳地應當始於春申君時期。20 世紀 50 至 80 年代，考古學者在蘇州真山墓葬羣 D1M1 墓中出土了鐫有 “上相邦璽”的銅印，該墓主屬於戰國晚期楚國貴族，這也同樣説明了楚國政治重心的轉移。

地緣政治的改變同樣促進了楚國戰略的調整，正是在春申君時代，楚國更多的開始在東部、北部拓展，尤其是“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直到楚漢時代，魯地仍然願意為項羽效忠，直到漢初，薛郡依然被劃歸到楚國境內，這些無不説明楚國政治中心的東移與整合效果。

楚國的東進可以追溯到春秋中期與吳國的拉鋸，尤其是楚靈王時期在淮北地區展開的“滅國遷縣”更是極大的促進了楚國內部政治結構的調整。儘管今日提及楚國，大部分人都會聯想到湖北地區，但是在戰國後期，楚國最為核心的其實是淮北、江東甚至是部分山東地區。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楚國的東移同時起到了躲避秦國鋒芒的效果，縱觀整個戰國形勢，秦楚之間的關係與魏國高度相關，正如春申君所言：

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

在完成地緣政治的重構後，楚國得以暫時擺脱與秦國的緊張關係，安心營建東部，而面對東移之後的楚國，秦國同樣難以直接干預，因而諷刺的是，在鄢郢之戰的大敗之後，秦楚反而進入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直到秦王政決心滅楚之前，二者並無劇烈摩擦。

最後，如果我們從楚漢時代回望戰國後期，我們將會發現，那些最終掀翻秦帝國的人，全部來自於這一地區，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是“春申君的遺產”。

而從秦國的角度而言，其在鄢郢之戰後並無動作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秦國對於故楚地區的消化能力有限，難以持續南下。比如在鄢郢之戰前後，江南地區便發生了反覆：

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

直到王翦滅楚時期，才重新徵服了江南地區。類似的事件不止一處，在秦剛剛完成統一時，便發生了南方的蒼梧叛亂：

然而秦國對於故楚消化能力不足最為明顯的證據，並非這些新進征服地區，而恰恰是鄢郢之戰後的南郡。在秦王政時期南郡守騰的《語書》中，南郡守騰如此描述南郡的社會狀況：

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失之民不止，是以廢主之明法也，而長邪避淫泆之民，甚害於邦，不便於民。

需要注意的是，南郡守騰在此處所強調的是【吏民】莫用，在南郡入秦將近半個世紀以後，秦國依然無法將其法令貫徹於此處，甚至連地方官吏對此也持有冷漠態度，由此可見秦國對於故楚地區的控制與消化之薄弱。甚至“南郡”這一名字，或許正暗示了，在秦王眼中，鄢郢地區將長期作為秦國的南方邊郡存在，而無意持續向南拓展。

遊逸飛認為，這種現象可能與“郡”的性質有關。在戰國時代，郡長期作為軍事區存在，南郡的統治不力，或許説明在這五十年中，郡仍未轉變為上級行政區，未對地方治理採取強力干預，直到秦王政時代，伴隨着並天下的偉業，為了穩固統治，郡的性質才發生劇烈變化，而南郡守騰的上書，正是順應這一時代的產物。

為了進一步説明秦國對故楚統治的侷限，我們將聚焦於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洞庭郡遷陵縣和上文提到的淮北、江東地區。

隨着裏耶秦簡的發現，我們獲取了更多關於秦代基層治理的信息，尤其是洞庭郡遷陵縣。根據《遷陵縣誌》，該縣吏員配置共103人，，官嗇夫缺2人，校長缺4人，官佐缺7人，長吏缺2人，共缺15人，但若加上徭使外出，遷陵縣吏員則只剩一半，“凡見吏五十一人”，遷陵縣守丞就此彙報：

“至今未得其代，居吏少，不足以給事□吏。”

由此可見，遷陵縣存在的缺吏與徭使現象甚至已經影響到了遷陵縣的日常行政。或許正是由於基層統治的不足，在統一的當年，遷陵縣便爆發了叛亂：

試以城邑反，亡奔□

越人以城邑反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遷陵縣有身份記載的19名吏員、17名屬吏、41名戍卒沒有一人是洞庭本郡人，全部來自外郡，遊逸飛因此將遷陵縣稱為“移民社會”。與這一現象密切相關的是嶽麓秦簡中秦對於“新地吏”的規定：

如吏有謫過，廢免為新地吏。

裏耶秦簡中則有具體的實例：

課廿四年畜息子得錢殿，沮守周主，為新地吏，令縣論言決。

所謂“新地”指的是秦王政統一時期新近征服的地區，對於那些犯有過錯的官吏而言，任為新地吏實際構成了一種懲罰措施，其本質是一種與“謫戍”性質近似的行為。這也側面體現出，秦沒有足夠的吏員管理新地，只能通過任用謫吏的方式緊急填補龐大的吏員空缺。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秦對於遷陵縣的統治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反應對六國的整體統治其實值得懷疑的，主要原因在於遷陵縣本身具有其特殊性。

遷陵縣本身就有很強的軍事性質，這與其處於邊地密切相關，即使到了唐宋時代，武陵蠻的叛亂依然困擾着朝廷。根據秦律，本地的屬吏應當從本地人中選取：“縣除小佐無秩者，各除其縣中。”遷陵縣的“移民社會”反而是一種例外現象，毋寧説是由於洞庭郡處於未開發狀態，一時無法找到足夠的屬吏導致的。

另一方面還需注意的是，洞庭郡入楚的時間其實並不比入秦要早多久，因此遷陵縣自身有多麼楚國化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與其説遷陵縣體現的是“秦對故楚”的治理狀況，不如説是“秦對未開發區域”的治理狀況。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淮北、江東地區，如前所述，這一區域實際構成了戰國後期楚國的核心區域，其風貌也與遷陵縣完全不同。最為明顯的一點在於，從蕭何到劉邦，除沛令外的沛縣屬吏的確大多為本地人，如果説“何數以吏事護高祖”式的鄉黨迴護仍屬人之常情，那麼他們在大亂來臨時的反應則是耐人尋味的：

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原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

在這段話中有三個點值得注意：第一，“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意味着秦吏與故楚民眾的矛盾十分激烈，並非個別現象；第二，在危機來臨時，作為秦國長吏，沛令的反應並非積極平叛，而是打算一起響應陳涉；第三，蕭何與曹參所言“君為秦吏”明確揭示自身的身份認同：這些秦朝的屬吏並沒有將自己視為秦吏的一員。

無獨有偶，蒯通對於范陽令的勸諫與蕭何實為異曲同工：

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

蒯通所謂“少年皆爭殺君”的描述與“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相呼應，説明秦國基層統治的薄弱並非楚國特例，而是普遍於六國之間，而其原因正在於“秦法重”。而當武臣作出“賜范陽令侯印”的招降決定後，“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進一步體現出天下大亂之際秦吏的搖擺。

視角迴歸到楚國，在項氏起義的江東地區，這種“危機”暴露的更加明顯：

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

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

項梁作為逃犯，不僅從秦的司法體系中逃脱，還能夠在吳中的地方社會扮演重要角色。從起義後的情形來看，會稽守殷通顯然瞭解項梁的情況，然而他不僅任由項梁在民間社會呼風喚雨，更是在危機來臨時試圖與其合作，一郡之長尚且如此，秦對於江東的治理狀況可見一般。

至此我們一共討論了故楚的三個案例：南郡、遷陵縣、淮北和江東地區，他們分別代表了故楚地區的三種類型：楚國舊核心區、楚國新徵服區域、楚國新核心區，遷陵縣與淮北、江東構成了座標的兩級，分別展現了秦對於楚國統治的薄弱：對於楚國化程度低的地區，秦國缺乏足夠的官吏；對於楚國化程度深的地區，秦國無法將統治深入基層。

回到一開始的結論，秦國在鄢郢之戰五十年後征服楚國不是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實際上秦國根本沒有做好徹底征服楚國的準備。

摧毀秦帝國的，是劉邦和項羽，也是沛令與殷通。

過去我們討論戰國時期的思想狀況，我們總是強調不斷形成的“大一統譜系”和“天下觀”，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統一觀念”往往存在於遊歷天下的士人眼中，而對於基層的地方精英與民眾而言，他們的觀念並不相同：

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鋭，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

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原將軍立為燕王。”

這兩段對話在形式上高度一致，對話雙方分別是地方精英與非王族精英，對話的重點都在討論復國的重要性，並且其強調的是故國本身的特性，而沒有提及王室。通過這樣的對話，我們可以看到從戰國後期開始，一種與“天下觀念”並行的“六國意識”正在逐漸形成。或許我們永遠也無法想象，如果沒有暴秦過快的兼併嘗試，我們今天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