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特朗普暗示抽身，歐洲“戰略孤兒”時刻來臨？_風聞

魏南枝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 彭琦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導讀】近日，特朗普與普京、澤連斯基的“三場通話”引發全球矚目。多方分析指出，美國此次斡旋並未推動俄烏談判取得突破，反而暴露出特朗普態度的明顯轉變。他公開強調俄烏衝突“本質上是歐洲的事務”，並直言“這不是我的戰爭，我們被捲入了一場本不該參與的衝突”。特朗普放棄調停的態度使本想對俄加大制裁的歐洲感到“震驚”和擔憂。面對這一局面，歐洲各國開始嘗試重新尋求戰略自主，但評論界普遍對此持悲觀態度，認為歐洲內部分歧嚴重，難以形成統一立場，真正實現真正自主的前景渺茫。

本文指出，二戰後歐洲始終面臨“合力”與“張力”的博弈。這種矛盾體現在各國既想維護特殊利益，又被普遍主義的共同框架所吸引，因該框架曾承諾實現成員國間的互利共贏。歐盟技術精英曾向民眾許下普遍主義願景：更多自由、更好福利、持久和平。然而現實是，歐盟雖部分實現了“去主權化”，卻未能兑現這些承諾。

作者認為，根本問題在於歐洲缺乏共同文化共識。左翼的普遍主義非但未能促成歐洲團結，反而使歐洲陷入“美國化”（Americanization）困境，即美國通過經濟滲透、政治操控和文化輸出，將歐洲納入其全球體系。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洲不僅要應對經濟危機，還深陷種族、移民等社會危機。面對危機，歐洲的左右翼力量都在試圖解決新自由主義氾濫帶來的相關問題。左翼試圖構建多元歐洲公民身份，卻無力遏制新自由主義氾濫，難以為福利制度提供支持。其平等理念日益脱離現實，無法回應民眾的安全焦慮。歐盟等歐洲機構缺乏意願和能力維護歐洲整體利益，歐洲各民族國家利益和歐洲整體利益之間也存在衝突。看似歐盟是歐洲自主的嘗試，實則因此淪為了美國的附庸，成為美國全球化中的一環。

在此背景下，極右翼勢力開始崛起：第一，嘗試重新定義“人民”，以此將自身困境歸咎於移民和少數族裔；第二，試圖限制歐盟權力和跨國大資本力量，奪回民族國家保持關鍵比較優勢的能力；第三，試圖強調傳統觀念的合法性，從“政治正確”那裏奪回文化領導權。然而，重建“民族圍牆”就能夠解決上述分歧，實現秩序的迴歸嗎？跨國資本仍主導歐洲經濟，各國治理能力持續衰退。即便重拾民族主義，恐難滿足支持者的期待。而這可能是歐洲面臨的最大的困境。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2期，原題為《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歐洲政治光譜的變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

——歐洲政治光譜的變化

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以來，歐洲右翼勢力顯著增強，極右翼勢力突起：以“讓歐洲再次偉大”為口號的“歐洲愛國者”成為歐洲議會第三大黨團；德國選擇黨首次贏得聯邦州議會選舉併成為德國第二大黨；曾經利用“超越左右”的民眾訴求高票當選法國總統的馬克龍，陷入了“左右”為難的政治困境；本意想彰顯愛與包容的巴黎開幕式激起了西方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羣和國家的嚴重對立……歐洲政治光譜看上去越來越朝兩端極化。

日趨極化的歐洲政治光譜的底色是渾濁細碎的：種族、民族、階層、宗教、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相互糾纏和複雜作用，形成了一個由各種“我們”與“他者”對立組成的混雜結合體，例如民主與威權、歐洲主義與民族主義、移民浪潮與本土主義、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歷史上的“左”“右”區分似乎已經難以涵蓋上述混雜對立。特朗普開啓第二任期以來，歐美立場分歧與歐洲內部撕裂疊加，歐洲現有各種政治敍事，更多將矛頭指向試圖“將世界變平”的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以及“民族圍牆”的再起這一“反向運動”，二者正在深刻地改變歐洲的政治版圖。

**▍****“將世界變平”**西方並不是一個簡單同質的地理範疇，其內部差異性很大。到底是“入鄉隨俗”（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還是“羅馬只屬於羅馬人”（Rome is for Romans only）？這兩個選項，隱喻了西方文明內部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長期對立。

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特殊性，羅馬人共同形成羅馬的獨特之處。羅馬將古羅馬帝國之外的任何人定義為“野蠻人”，公元4世紀，基督教被宣佈為官方宗教之後，“基督徒堅持唯一真理來源於福音書和唯一權威的解釋來自教堂，又進一步增強了早期羅馬人自認為獨一無二的觀念”。古羅馬文明是由城邦走向了帝國的文明，隨着羅馬帝國的擴張，很多民族被羅馬征服並融入羅馬。《安東尼努斯敕令》將羅馬公民權授予帝國境內所有的自由民，擁有公民權的人就是羅馬人。因此，羅馬人並非由某個主體民族所代表，更多的是一種文化概念。

古羅馬帝國將軍事征服和文化征服相結合進行擴張，將倫理與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西方歷史的極致，這種“將世界變平”的方式，對整個西方世界影響深遠。因為沒有超大規模的主體民族，古羅馬帝國難以維護和鞏固其長久統治，也未能持續發展其自身文明。也正因為當時的羅馬人是一種文化概念，羅馬法體系中萬民法所藴含的普遍主義思想、皇權與（一神教）教權的關係等，讓追求文化同質化成為歐洲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特殊主義為底色的民族國家源自中世紀末期的西歐。在中世紀的歐洲，羅馬教廷是一種普遍權力的授予者。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歷了從各類“普遍主義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變，奠定了當今歐洲的政治版圖基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了以主權（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使歐洲的政治多元格局制度化。該體系之下的主權國家是被領土分界線區隔開來的、範圍有限的政治實體，內部的親和與對外的排他是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構建的兩個相反相成的方面。

民族國家認同是一種多元認同的融合與匯聚，而文化認同構成族羣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中介形式。法國大革命將民族國家的命運共同體與民主共和的政制安排定型為歐洲近現代以來民族國家的基礎框架，自此，國家共同體層次的政治認同與制度安排層次的政治認同相互纏繞。但是，特殊主義底色的“國族概念”邏輯和普遍主義底色的“人民概念”邏輯既有合力也有張力，在重塑人們的政治想象的同時，也給這兩種邏輯的矛盾激化埋下了種子。

民族國家、主權原則是歐洲中心論的基石。在舊殖民主義時期，歐洲列強曾用此統治歐洲、主宰世界。時至今日，民族國家這一國家形態仍佔據國際政治經濟生活的中心。從中世紀晚期、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經歷了紛繁複雜的戰爭，各國版圖發生了複雜的變化，國家認同也隨之不斷變化，先後經歷了教派（天主教、新教）民族主義、族裔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三大階段。

曾經在歐洲發揮的普遍主義作用的基督教，顯然已經無法統合各具特性且相互博弈的民族國家，歐洲各民族國家在數個世紀裏戰爭頻繁。然而，自古羅馬以降的普遍主義理想，讓諸多歐洲政治家和思想家渴望重新設立某種制度框架或文明尺度，實現對歐洲的再次凝聚，或是“永久和平”。

20世紀50年代初，在戴高樂等人的推動下，歐洲一體化起步。戴高樂要建立的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美國極力強調的，是大西洋框架內的歐洲，也就是“美國領導下的歐洲”。如戴高樂所判斷的：“一個與其搭檔相比實力無比超越的國家，即使不願主宰，能想象它不擔當主宰角色嗎？”

建設一個共同的歐洲國家，還是保持一個由多個國家組成的歐洲？兩種路徑的爭論貫穿歐洲一體化進程始終。歐洲一體化本身就是一個各成員國之間不斷競爭和妥協的過程：它們一方面希望保護各自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又被普遍主義底色的共同框架所吸引，因為該共同框架承諾實現各成員國之間的正和遊戲。

實現共同的歐洲文明願景，還是保持本民族國家特性、接受所屬民族國家的保護？技術官僚和精英模式所主導的歐盟向成員國公民承諾了普遍主義願景，包括提供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福利、更和平的世界等等。因此，各成員國公民放棄部分作為一國公民的票決權利，允許將部分國家主權由歐盟進行再次分配。

然而，歐盟實現了對成員國的部分“去主權化”，卻並未兑現上述對民族國家和公民個人的正和遊戲承諾。作為“超國家”的區域性融合機制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之一，歐盟缺乏能力領導歐洲走向更好的發展，也缺乏意願推動歐洲成為“歐洲人的歐洲”，更不用説歐洲人長期以來的普遍主義夢想。

與歐洲的被動躑躅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所追求的美式霸權體系，試圖建立起羅馬帝國式的全球霸權。通過馬歇爾計劃、歐洲市場一體化、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等，美國國家機器和跨國大資本共同對歐洲進行了“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改造，實現了對歐洲的經濟滲透、政治控制和文化征服。信仰“全球市場自由化”的歐盟技術官僚將歐洲的命運置於美國的霸權之下，被美國“征服”的歐洲已經淪為美國的附庸。

在這一過程中，西方中心主義逐漸從曾經的歐洲中心論變為了美國中心論。美國中心論摒棄了歐洲民族國家敍事體系對國民歷史的依賴，試圖用“美國化”重新創造出西方的統一性，進而將“世界變平”，這是對普遍主義底色的“羅馬化”的繼承與拓展。面對這種“美國化”，歐洲曾多次追求過自主，卻大都以失敗告終。

例如，2003年伊拉克戰爭曾經讓歐洲人與美國人之間的對立達到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程度。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呼籲歐洲各國部分放棄各種民族和族羣差異，“將歐洲變平”，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不同於美國的、具有歐洲自主性的共同價值觀，進而推進歐洲政治共同體的建設，由歐洲人主宰自己的共同未來。在哈貝馬斯和德里達看來，構成歐洲遺產的許多東西——基督教和資本主義、自然科學和技術、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資產階級-城市生活形式、民主和人權、國家和社會的世俗化——是歐洲共同價值觀的核心內容。

問題是，歐洲各民族國家都有各自的發展歷程和豐富的精神遺產，誰來決定哪些屬於歐洲共同價值觀的核心內容？誰在“我們想要繼承的遺產”和“我們想要拒絕的遺產”之間做出選擇?對此，歐洲顯然缺乏基本共識。左翼普遍主義未能將歐洲人團結起來實現歐洲自主。

相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的歐洲人，不僅要努力遏制和克服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而且要應對與種族、族裔、移民、多樣性和社會融合有關的重重危機。其中，歐債危機的本質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兩股浪潮為了“將世界變平”，在歐美造成的社會破產；美國霸權機器與新自由主義精英、跨國金融大資本聯手，將上述社會破產轉嫁給歐洲國家，變成這些國家及其國民的危機。

上述危機並非歐洲國家獨有。2016年和2024年特朗普兩次當選美國總統，標誌着美國內部長期存在的兩種路線之爭再次激化：一種是特殊主義的，或者説是孤立主義的（isolationism），大都為保守主義羣體所認同；另一種是普遍主義的，宣揚普遍價值等，大都為自由主義羣體所認同。特朗普所主張的“美國優先”經濟民族主義路線和“修牆”等保護主義政策，被視為逆經濟全球化的極右翼行為。

對此，有不少分析將上述危機歸因為跨國資本的膨脹，削弱了國家監管和再分配的能力。跨國資本的“結構性力量”導致歐美各國的民主政治逐步淪為象徵性政治，國際市場正在擺脱管制，跨國資本才是歐美經濟運行的真正驅動力。跨國資本試圖“將世界變平”，甚至一度自認為可以終結國家主體間的抗爭；歐美各國極右翼力量試圖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二者的對立在加劇。

▍****“民族圍牆”的再起誠然，歐洲現代性同資本主義密不可分。與美國相比，歐洲經歷了漫長的階級衝突、社會革命和世界大戰，對“市場失靈”和“社會正義”等問題更加敏感，並且更有集體行動的傳統。因此，歐洲對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批評更嚴厲，對自身所經歷的新自由主義轉型有着更為清醒的認識。特別是金融邏輯佔據資本主義的核心後，跨國金融大資本對各國經濟主權的限制、福利國家制度遭受的污名化、過度“個人自由”的理念破壞社會團結機制，最終導致社會失衡、社會撕裂和社會不滿情緒滋生。

歐洲的左右翼力量都在試圖解決新自由主義氾濫帶來的相關問題，批評金融精英的貪婪和政治精英的失範，並呼籲“人民”力量的崛起，但是二者採用的路徑迥異。

左翼力量繼續推動基於文化多樣性的歐洲公民身份建構，試圖用“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權利去塑造歐洲公民認同，用普遍主義話語包容和關注少數羣體利益，在此基礎上，推動跨越各種差異的“人民”團結起來“將世界變平”。但是，歐洲左翼缺乏意願從根本上改變歐洲對金錢的濫用和對利潤的追求，缺乏能力支持與改善福利國家制度和公共服務水平。建立在平等觀之上的左翼普遍主義思潮日漸缺乏現實土壤，也無法有效回應失去經濟、文化安全感的歐洲人民的訴求。與此同時，大搞“他者化”的歐洲極右翼力量迅速膨脹。他們強調傳統性別角色和性別二元結構，排斥移民、少數族裔族和伊斯蘭羣體等。特別是敍利亞難民危機之後，移民已經成為歐洲多國最具爭議的政治問題之一，移民和難民被極右翼力量描繪為“犯罪的外國人”或“對國家的威脅”。

極右翼的話語體系可以解讀為對兩種試圖“將世界變平”的普遍主義話語的否定：一種是左翼的普遍主義話語，另一種是將自由市場經濟邏輯延伸至公共與私人領域各個角落的新自由主義話語。這種雙重否定，在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退歐”之後更為凸顯，因2022年俄烏衝突的外溢效應而進一步激化。正是基於這種雙重否定，歐洲多國極右翼力量和被特朗普的“MAGA派”改造為激進右翼政黨的美國共和黨，推動了一場席捲歐美的“反向運動”——“民族圍牆”的再起。

這場“反向運動”宣稱歐洲正在經歷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顛覆的黑暗時期，自視將承擔起重新定義“人民”“民主”以及歐洲文明理想敍事的使命。但是，歐洲極右翼自身又是龐雜甚至自相矛盾的。

首先，基於“羅馬只屬於羅馬人”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重新定義“人民”，以此將自身困境歸咎於移民和少數族裔。如果説長期以來，“反對美國”或者“區別於美國”是歐洲人身份認同的重要來源之一；那麼，以德國暢銷書《德國廢除自己：我們如何把我們的國家置於危險之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為代表的焦慮情緒認為，德國等歐洲國家將因為移民湧入和少數族裔膨脹而陷入民族自我毀滅的危險。

以瑞典為例。雖然瑞典是一個對外國人開放友好的進步主義國家，但瑞典長期具有種族和文化單一性。2022年，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已躍升為議會第二大黨，瑞典已經變為歐洲移民政策最嚴格的國家之一。原因在於，自20世紀90年代的兩伊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尤其是2015年敍利亞戰爭以來，大量移民湧入瑞典，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改變了瑞典的人口結構，有將近五分之一的瑞典人出生於國外。同時，瑞典的貧富懸殊迅速擴大，社會治安問題凸顯，引爆了系列排斥移民的暴力襲擊和社會騷亂等，刺激瑞典的社會和政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許多歐洲政黨都使用了隔離牆等口號，例如“讓瑞典再次安全”“確保歐洲邊境的安全”“邊界和自由”等。右翼的政治理念——以種族區別和消除差異為基礎構建同質性的國家認同感——顯然正在贏得越來越多歐洲民眾的認同。“人民”概念的重新界定與移民政策的嚴格化已成為一體兩面的政治現象，保護了本國勞動力市場不受新進入者（移民和難民）衝擊，限制新自由主義主導下歐洲勞動力市場的過度靈活性。

其次，基於“人民是權力贏得其正當性的唯一來源”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限制歐盟權力和跨國大資本力量，奪回民族國家保持關鍵比較優勢的能力。

法國學者阿奎利諾·莫雷勒（Aquilino Morelle）的《精英的鴉片：法國是如何在沒有重建歐洲的情況下被毀滅的》一書批評道，法國在精英們的誤導下，為了歐洲化而犧牲自己，以致達到了自我分解的地步。頻繁的條約修訂、各種危機引發的制度變革以及成員國不斷變化等，使歐盟成為一個不斷演變的政治體系。由於向歐盟等歐洲機構讓渡了部分主權，歐洲國家內部治理的一些關鍵領域已經不受各國選民及其代表的直接控制，這給歐盟成員國的民眾帶來諸多不確定性。

然而，一方面，歐盟等歐洲機構缺乏意願和能力維護歐洲整體利益。2016年英國退出歐盟被視為英國人民奪回控制權的一種方式，2024年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交鋒凸顯了歐盟與其成員國之間的利益矛盾。另一方面，歐洲各民族國家利益和歐洲整體利益之間存在衝突，例如歐元危機就暴露了各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利益衝突。

歐盟權力和歐盟能力之間的鴻溝，不僅加深了各民族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貧富鴻溝，而且加深了精英與大眾在政治參與和個人自由等方面的不平等。沒有財富的階級，由於其資產貧困性和經濟脆弱性，已經深陷於經濟與社會的雙重結構性不平等，政治參與能力隨之受到限制。與此相反，億萬富翁們借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例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網絡有能力擾亂一國政治格局，蓋茨基金會掌握了部分全球衞生治理的權力。

新技術革命正在創造一個新的神話——“知識經濟”，並試圖以此替代歐洲悠久的勞資關係敍事。金融-高科技-媒體資本日益結合在一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向全球各國各地區擴張，並形成高度壟斷局面。產業空心化、公共服務私有化、醫療教育商品化、勞動力市場去監管化……能夠獲得知識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極少數人成為局內人，越來越多其他人淪為局外人。

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公共政策經常以社會融合的名義鼓勵中產階級化，以此淡化階級或階層矛盾。現實是，精英與普通民眾、城市與邊緣地區、金融部門與實體部門等各種撕裂對立日趨惡化，大企業主導選舉進程，金錢塑造思想領域和決定民調數據……這些變化深刻地重塑了歐洲國家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歐洲公民”這一概念表面上似乎能夠消解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邊界藩籬，讓“歐洲變平”。但現實是：為了吸引高淨值個人，歐洲多國爭相提供了税收優惠、居留許可乃至“投資公民身份”等，打破了政治和社會共同體與國籍之間的聯繫，讓超級富豪們得以享受“基本無國界”的流動性。

富豪精英們的世界“變平”了，現實世界的經濟社會等級結構卻越來越森嚴。精英的個人自由、跨國公司的資本自由與大眾的民主自決之間的衝突在持續加劇，危機、分歧、爭端乃至戰爭頻繁再起。歐洲多國的公民對歐盟等機構的不信任加劇，越來越多歐洲人通過選票表達對重建“民族圍牆”的期待，希望通過重建“民族圍牆”維護大眾進行民主自決的權利，或者以此換取霍布斯式的民族國家對其提供保護。

最後，基於“歐洲是歷史積累而成”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強調傳統觀念的合法性，從“政治正確”那裏奪回文化領導權。

“政治正確”始於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時期，是指在公共場合不得負面評價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和持不同信仰者這四大少數羣體。歐洲的政治正確體現在許多方面，主要包括多元文化主義、種族與移民議題、性別平等議題、性少數羣體權益、宗教與信仰自由等。歐洲左翼主張建立“少數羣體的包容的普遍主義”，自我賦予了進步主義、政治平等和現代性等光環。反過來，多數羣體所持的傳統話語被變相貼上“不包容的特殊主義”標籤，二者之間的分歧被視為現代性的支持者和傳統模式的捍衞者之爭，這就激起了保守力量的反感和“反向運動”。

以西班牙極右翼政黨呼聲黨（Vox）為例，天主教不僅是其身份認同和民族主義主張的核心，也是對抗女權主義和進步潮流的象徵資源。同時，天主教也成為其排斥其他宗教言論的核心論據，由此將伊斯蘭教信眾貼上了“陌生人”標籤。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也聲稱擁有天主教“遺產”。此類極右翼勢力試圖將宗教因素重新置於歐洲身份認同的中心，將宗教動員作為其“道德”政治的合法性來源。

北歐的極右翼勢力不把天主教作為身份來源，而是聚焦於譴責移民的伊斯蘭教背景。此類極右翼勢力試圖將其對伊斯蘭教的恐懼和排斥進行合法化與正當化。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對伊斯蘭教的焦慮不僅與“十字軍東征”等歷史和對伊斯蘭宗教統治的根深蒂固的恐懼有關，而且與歐洲在伊斯蘭或阿拉伯世界進行的殖民和後殖民統治有關。今天，伊斯蘭恐懼症還因“白人種族滅絕”“大替代理論”等陰謀論、法國諷刺雜誌《查理週刊》遭到恐怖襲擊等事件而迅速蔓延。

耐人尋味的是，被貼上“不包容的特殊主義”標籤的諸多歐洲傳統，在其萌芽之初，往往也是追求普遍主義的。例如基督教不僅認為自己應該包容無邊無際的空間，也應當涵蓋所有時間。曾經自視為永久的、恆定的，而今卻被認為是傳統的（過去的）、特殊的。一如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一度帶來了跨國大資本勝利的形象，並且試圖將這一形象歷史化、普遍化，而今卻受到了主張特殊主義的“民族國家圍牆”的阻隔。

▍****延伸還是斷裂？“將世界變平”和“重建民族國家圍牆”這兩條路徑的區別，相當程度上植根於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分歧。

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左翼的普遍主義話語與歐盟的高歌猛進等曾經高度同頻，給歐洲各國人民許以美好願景，以此擴大支持力量的共識區域。三者的話語和實踐看上去涇渭分明，實際上相互配合。在賦予跨國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極大自由的同時，個人越來越被原子化和分化，孤立的個人越來越被異化為生產消費鏈條的一個分子，抵禦社會風險的能力減弱，需要更多社會共同體對其提供保護，卻又以自由為名、侵蝕着社會團結的基礎，從不同方面重組甚至破壞人之為人的各種共同體：家庭、社區、國族……

1992年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正式提出的歐盟公民身份，形式上與“羅馬人”類似，每位持有歐盟中任一成員國公民身份的個人都是歐盟公民。三十多年後，除了歐盟成員國之間實現了自由通行之外，福利保障、教育體系、醫療關懷等共享承諾並未真正兑現，反而引爆了反歐盟、反移民等社會浪潮。

今天，“歐洲一體化”和歐洲戰略自主的共識與夢想似乎瀕於破滅。那個古羅馬-基督教式的奉行普遍主義的構想，被證明不過是富豪精英們的世界“變平”的狂歡。問題是，淪為美國附庸的歐洲、受制於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歐洲，通過“民族圍牆”的再起，就能夠解決上述分歧，實現秩序的迴歸嗎？回顧歐洲的歷史，放眼歐洲的當下，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

“沒有人能逃脱市場”。拜登時期的美國通過挑動俄烏衝突將歐洲與俄羅斯“脱鈎”，特朗普新政對歐洲加徵關税和收緊對歐洲的安全承諾等，似乎又在推動美國與歐洲“脱鈎”。儘管特朗普政府力圖通過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手段重新塑造全球經濟結構，但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仍在持續，跨國資本力量仍在主導歐洲經濟，歐洲各民族國家對其的管制能力越來越走衰。這一進程讓“股東價值”的勝利取代了歐洲“人民”的勝利，對歐洲經濟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歐洲各國公共支出仍然很高，但更多用於有利於企業的税收豁免，社會福利制度已經越來越無以為繼，歐洲多國再度陷入大多數人被剝削的境地。

冷戰結束後，歐洲曾經依賴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商品、俄羅斯的廉價能源、美國的安全保護等，這些條件不僅有利於歐盟的擴張，也有利於滋養普遍主義夢想。然而，這樣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俄烏衝突已使歐洲多國經濟不堪重負，歐洲各國的人口結構、產能結構、供應鏈結構、地緣結構等都已經無力支撐大規模長期戰爭，其結果是歐洲多國極右翼勢力的崛起。否定普遍主義，迴歸特殊主義，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這是歐洲極右翼勢力的反抗，卻不是解決當下歐洲困境的良藥。

霍布斯的契約主義理論指出，個人選擇結束“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通過將部分自由讓與國家以換取國家的保護。國家與其説是權力的表現，不如説是權力的工具。在世界權力結構大重組、民族國家主權能力受限的今天，“民族圍牆”的再起，又哪有能力提供歐洲極右翼力量支持者所期待的保護呢？

“人的權利是普遍性的，而公民的權利總是由一個國家的成員構成的。”選民是政策的接受者，而不是決策者。歐洲的政治光譜，究竟是繼續向左右兩翼的延伸，還是個人解放和政治歸屬之間的緊張關係再次出現斷裂，甚至走向“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可怖圖景？這已經不再取決於歐洲人民自己，卻又正在為歐洲人民所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