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論文造假，一邊崩潰頻發：起底中國學術圈的“逐底競爭”_風聞

田美、陸根書

西安交通大學

**【導讀】****“研究陰道炎、子宮肌瘤等婦科疾病的論文，卻引用了大量男性患者病例作為對照觀察。這些違反常識的錯誤背後是一個龐大的論文代寫代發的灰色產業鏈。”**近日《三聯生活週刊》對“子宮肌瘤男性患者”事件的追蹤報道，再次引發公眾關注。分析指出，這些論文套路雷同，只是“機械替換疾病名稱”，甚至“交錢就能掛名”。

本文深度揭露了學術期刊亂象，指出此類事件並非孤例，而是科研評價體系畸形發展的一個縮影。在“發論文就是硬道理”的壓力下，一些學術成果淪為形式主義的產物，甚至不惜抄襲拼湊、造假應付。這背後反映出，當科研被量化考核和功利導向所主導時，其人道價值和創新精神正在被侵蝕。

作者指出，伴隨着各種科研量化與考核機制的形成，“發表還是出局”的學術文化愈演愈烈。這不僅對科研工作者造成極大身心壓力，還進一步侵蝕科研創新與學術進步的健康土壤。一味強調科研產出，可能會犧牲創新、犧牲勇氣、犧牲多樣性，最終犧牲科學進步及其人道價值。近年來，學術界存在諸多弔詭現象。一方面，科研失範與學術不端現象屢發；另一方面，高校中青年教師在考評壓力下不堪重負危及身心的悲劇也不時上演。

文章原載《復旦教育論壇》2016年第5期，原題為《發表還是出局？發表學術期刊論文背後的問題》，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發表還是出局：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背後的問題

我國在過去20年間大幅提高了科研投入。為爭取國家資助，高校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普遍要求教師在國際學術期刊，特別是科學引文索引(SCI)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期刊上發表論文。在這些期刊的發文數量被認為是衡量一所大學科研實力的重要指標，也與高校排名密切相關。隨着高校引進各種量化評價和考核機制，“發表還是出局”的學術文化正在大學校園悄然形成。這種文化對青年教師的影響尤其明顯。對這些青年教師而言，發表論文的數量決定了他們的事業發展。在我國，高校教師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的壓力，以及這種壓力對青年教師學術生活的種種影響，已經引起了各領域研究者的討論。然而，對此進行的實證研究還十分有限。本研究以我國西部地區某研究型大學的一組青年教師為研究對象，通過質化研究方法，分析他們如何評價所供職高校對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的要求，以及這種要求對他們科研和生活的影響，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1.對於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的要求，青年教師的態度如何?

2.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的要求如何影響青年教師的學術行為和個人生活?

▍**發表還是出局：**科研評價體系之下的學術變趨

在過去十年間，我國學者發表的國際學術期刊論文數量迅猛增長。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數據表明，在2012年，作者單位為我國高校的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達到了11400000篇，較2011年增長了11.8%。2012年，我國學者發表了193733篇SCI論文，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是2002年發表的SCI論文數量的4倍多。同年，來自我國有關機構的作者在《細胞》、《自然》、《科學》上發表了187篇論文，在這三種具有影響力的雜誌上發表論文的數量排名世界第九。

我國學者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數量的快速增長主要是由高校教師實現的，因為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的發文數量已成為大學和學科評估的重要指標。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進行的學科評估中，一個學科在SCI、SSCI期刊發表學術論文的數量和引用率是重要的評估標準之一。

由上海交大發布的年度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一所高校在《科學》和《自然》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佔20%的比重，在SCI和SSCI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佔20%的權重。趙俊芳等人通過分析我國39所“985工程”大學2001-2014年發表的所有SCI、EI和SSCI論文，比較了各高校的國際競爭力。SCI、SSCI等國際索引期刊論文數量作為衡量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客觀”指標，對我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為了提高學術排名，我國高校通過採用多種評價和激勵政策，促進教師增加學術論文產出數量。在研究型大學中，教師的聘任與升職越來越取決於在學科認可的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

也有一些大學根據發表的論文及其數量給予教師現金獎勵、住房福利及其他津貼。近年來引人關注的人事政策是高校教師聘用的“Tenure-track”機制。“Tenure-track”機制2003年在清華大學試行，至今已在包括本研究案例高校在內的大多數“985工程”高校和部分“211工程”高校中推行。

儘管在具體內容上存在差別，各高校實行的“Tenure-Track”機制普遍對新聘講師採用3-6年短期合同、制訂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數量等明確、可量化的績效目標，並根據目標評估新聘講師的學術表現，確定在合同期滿是否繼續為其提供終身教職。在“非升即走”的聘任制度下，“發表還是出局”的學術文化在高校悄然形成。

儘管有的學者認為，量化考核學術產出“允許比較，促進競爭”或認為“Tenure-track”機制“在青年學者創造力相對最為旺盛的時期給予……較大的研究壓力，促使其做出……學術創新成果”，但其消極影響已經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報道(例如，瑞典、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和英國)。

在“發表還是出局”的學術文化下，教師工作的重心往往偏離教學活動，轉向可“量化計算”的學術論文產出。Alvesson和Sandberg注意到，在管理學領域中只見論文數量的激增，卻嚴重缺少創造性和革新性的研究發現。Adler和Harzing認為，僅依靠數量的學術評價系統使研究人員無法潛心鑽研知識。

Bouchikhi和Kimberly指出，“發表還是出局”的學術文化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是出現越來越多的同質化研究，即研究人員傾向於報道與主流範式相一致的研究結果，以提高論文接受率。更糟的情況是，科研人員也許會為了發表論文而偽造數據。例如，Lawrence的研究證實，過分強調發表數量的重要性“往往會降低論文論述的客觀性”，最終“損毀科學實踐[意義]”。

在我國，一些研究人員也已開始反思高校以發表論文數量來評判學術成果的消極影響。李陽明用“被科研綁架的校園”來形容以科研為導向的高校評聘制度。趙美娣描述了我國高校科研評價體系如何將SCI論文捧上神壇。

林中祥以著名數學家陳景潤為例，指出計算論文發表數量的評價體系會阻礙產出類似影響力的科學發現。邱天人在評論清華大學“非升即走”的體系時指出：

“當論文數量成為……大學考評教師的重要依據的時候，大學內部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風愈演愈烈”。

同樣，由《國家科學評論》主辦的“維護中國科研尊嚴”論壇認為，發表SCI、SSCI等學術期刊論文，尤其是影響因子很高的學術期刊論文，往往給作者帶來即時的認可和榮耀，可能會導致“偽造、抄襲、無靈魂的寫作”。需要指出的是，伴隨着“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行，青年教師的工作與生活狀況也開始受到關注。報道顯示：高校青年教師普遍壓力大，工作時間長，健康問題堪憂。

我國對“發表還是出局”的討論是近年來才出現的，且往往是基於學者自身經歷，在傳統與網絡媒體上展開的。伴隨着國務院正式出台《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可以預見我國高校將會進一步強調科研產出與論文發表。

在這一背景下，急需進行有關“發表還是出局”的學術文化對我國高校教師論文寫作與科學實踐影響的實證研究。本研究之所以選取“Tenure-track”聘用制度下的青年教師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這一羣體更有可能受到高校“發表還是出局”的學術文化的影響。

▍新講師的崗位職責與研究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在西部地區某研究型大學開展(簡稱CU)，該大學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為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自2012年以來開展了“tenure-track”新講師聘用人事制度改革，明確規定2012年及之後錄用的理工科類講師須在首個合同期限內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人文與社會科學類講師鼓勵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見表1)。

通過查詢該校校園網教師主頁，本研究成功邀請13名青年教師作為受訪者。受訪者的選取標準如下：年齡在25到35歲之間，獲得博士學位，2012年後入職。本研究以調查問卷獲取了受訪者的背景信息，包括性別、年齡、所在院系、職稱、境外受教育經歷(見表2)。

研究數據主要來源為“半結構化訪談”，每次訪談持續90-120分鐘，訪談錄音由研究助手全文轉錄。根據研究問題，訪談數據被編碼和大致分類，如“對發表論文要求的態度”，“發表論文要求的影響”等，隨後對訪談文本進行反覆閲讀，逐漸細化分類。下文使用SEP1-7指代7位理工醫類學科受訪者，HSSP1-6指代人文社會科學類學科受訪者。

▍科研體系的現實壓力與行為選擇

（一）論文發表壓力

為了獲得教師編制，受訪者們必須在三年內在指定期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訪談中，所有受訪者都表示壓力很大：

時間緊呀，非常緊呀。你想吧，3年5篇，平均半年就要一篇呀……(SEP1)

我是怎麼看這項政策的?就是覺得壓力大……想想看，光論文送審就要花兩三個月，而評審過程再需要兩三個月，接着還有可能你的論文被拒稿了……(SEP2)

社會科學類教師提到中外研究有不同的“意識形態、範式和話語體系”，增加了他們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困難和壓力：

理工科教師從發論文的角度看是無縫銜接的。我們XX學科的論文，可能就是寫中國社會政治的一些問題性的東西。如果按照國內期刊論文的風格寫，用這套話語寫出來的論文，顯然國際學術期刊覺得你在對牛彈琴。就是説你要是去投國際學術期刊，人家那個市場口味就是這樣。如果你像國內期刊論文這樣，按我們的方式去寫，人家不感興趣的。(HSSP5)

使用第二語言寫作顯然加劇了教師的發表壓力。本研究中所有理工科教師在博士期間都成功發表過SCI論文，大多數受訪者在合同期間已經有高質量論文產出。即便如此，受訪者都坦言英語寫作要求他們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我語言沒到那個水平。我現在手上的一篇論文，已經改了五六遍，可是我每讀一遍，還覺得不滿意，寫的沒有表達出想要表達的意思。(SEP7)

人文社會科學類成果的發表更要依賴語言描述和表達。本研究中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教師大多還沒有成功的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的經驗，對於這些受訪者來説，完成寫作和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的任務面臨很大的語言挑戰：

工科類的論文本來就很短。我們的要二三十頁，三四十頁，上萬字。(HSSP5)

直接寫英文論文難。翻譯也非常累。你想翻譯案例分析多難受，表的話很容易就翻譯過去了，那兩三萬字的，翻譯過去……(HSSP6)

就“非升即走”合同而言，所有受訪者都認為它反映了所在高校提高排名、衝擊一流大學的努力和決心。在訪談中，受訪者特別是有海外學習、工作經歷的教師，指出“發表還是出局”是一個普遍的世界性學術文化現象：

在[新加坡]XX高校，副教授六年內要發表30篇SCI論文，他們也面臨巨大壓力。沒有論文發表，那就走人。(SEP6)

我的[美國]博導常常把學生叫來……逼着他們做實驗。他説他也得給中心主任彙報，定期遞交工作進程，這樣才能在三年內拿到終身教職。我朋友告訴我[美國大學裏]新講師都像瘋了一樣。沒區別。(SEP2)

[發表還是出局]就是現狀，就這麼簡單。沒有哪個人能改變，沒有哪個國家能改變。(SEP7)

儘管如此，教師對這項新政的評價不一。一部分教師，特別是理工科教師，表達了強烈的科研與寫作發表的動機，他們稱SCI論文為“硬通貨”，認為其不僅是獲得終身教職的決定因素，也是在高校發展的必要條件：

只達到學校的最低標準是不夠的，我要儘可能多發表論文。論文越多，以後升職越有利。(SEP3)

另一方面，很多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教師則並不認同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是對自己科研能力的唯一證明。一刀切的評價方法尤其受到公共管理學科參與者的批評。在CU高校，要獲得終身教職，公管學科的新講師必須發表SSCI期刊論文。以下節錄可能有所偏激，但是反映了這個學科的新講師，對比從事其他軟科學研究的教師，面臨更大的合同壓力：

南大現在的標準是一篇SSCI等於一篇[國內]權威期刊。[CU]是鼓勵前者不鼓勵後者……有些崇拜SSCI，然後就説這個比國內的[好]，就是外來和尚好唸經這種感覺。盲目崇拜SSCI，為什麼呢?整個把[發表]國內學術期刊論文的往死裏打。(HSSP6)

（二）發表壓力的影響

上一節中描述了受訪者對CU高校實施的基於論文發表的“Tenure-track”新講師聘用制合同的看法，以及他們感受到的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的壓力。隨着訪談深入，新政策帶來的其他影響逐漸顯露出來。

1.數量對質量：受損的科研精神

為了獲得終身教職，所有受訪者都表示首先要努力完成合同規定的最低發表要求。例如，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教師一般選擇先發表CSSCI期刊論文；理工科教師均致力於發表5篇SCI論文，沒有人計劃向本學科領域具有最高影響力的SCI期刊投稿，或三大頂級期刊(《科學》《自然》《細胞》)投稿。面對三年合同時間，受訪者不得不追求速成與即時效益：

肯定是先保證完成發表中文論文任務，我才會去想發表國際期刊論文……(HSSP4)

考慮到學校政策，我覺得一定程度上我們被迫“急功近利”。要想發表一篇高質量科研論文，你需要時間來積累。需要三年、四年，甚至更長。(SEP7)

受訪者常提到的滿足發表論文數量的“急功近利”的做法，是從博士學位論文中整理論文(如HSSP1)。儘管也有受訪者必須開始新的研究(如SEP7)，就整體而言，量化考核消磨了他們嘗試探索研究興趣、開展長期但更具價值的研究的決心：

我現在所有發的東西全是從博士學位論文裏面整理的，改一改啊什麼的，你讓我再重新開始去弄什麼東西，我覺得都不現實。(HSSP1)

像我這樣的，沒有[博士學位論文]數據，就得從頭再來。我一般半年做實驗攢數據，兩個月寫，然後投稿，緊接着再做另一個實驗。我也想做個大一點的研究，但是這需要一兩年時間，甚至更久。(SEP7)

事實上，所有受訪者都表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犧牲科研質量：

如果沒有這樣的量化評價，你能用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速度來做科研，我們當然願意靜下心來，潛心做一些有意義的東西。我們一定會那樣做的。可現實是我們不得不面對考核。(SEP6)

比如我有很好的研究發現，本來可以寫很好的論文；但事實上我不得不把研究發現拆散，發五六篇論文，這樣才能滿足學校要求。所以你只有數量卻沒了質量。這是個問題，是個很現實的問題。(SEP1)

為了在最短時間內發表學術論文，受訪者傾向於避免小眾的研究課題和方法。在競爭激烈的科學界，創新十分重要；但是高壓卻阻止受訪者開展更有挑戰性的研究：

考慮到考核體系，我們只能關注那些熱門的研究話題。如果你的研究話題太新，沒有引起大眾關注，你在發表論文的時候就會很難。如果你發表論文的數量不夠，那幾年後就會被淘汰。(SEP4)

而對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者而言，要滿足國際學術期刊發表的要求，還需要按照“西方”的興趣調整研究選題；面對外語寫作困難，為增加稿件接受率，受訪者還提到放棄質性研究，轉向從事語言要求相對較低的量化分析：

你研究的問題要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你必須要選擇合它口味的重要問題。因為我們研究的主要是現實的中國問題，可能這個問題在國內學者看來很重要，西方人可能覺得這是什麼啊，我不感興趣。(HSSP5)

我是偏向這種質性研究的，做了好多深度的案例研究，後來已經轉向了……(HSSP5)

一個更讓人擔心的問題是重壓會否導致操控與偽造研究數據。在我們的採訪中，有兩位受訪者提到了CU高校附屬醫院醫生寫作與發表論文的方式。應該注意的是，本研究沒有證據證明以下摘錄確實反映事實，但是這些摘錄呼應了近期對科研不端的新聞報道，説明考核高壓下可能導致科研造假：

我在醫院工作的同事比我們壓力更大。他們治療病人那麼忙，同時升職稱還要發表SCI論文。他們根本沒那時間，因此得采取更“有效的”方法……(SEP7)

他們的許多實驗都是交給公司做的。……這種方式怎麼能保證質量呢?你讓公司做實驗，公司是利潤驅動的，誰知道這些公司得出來的結果是真的還是偽造的?(SEP6）

（三）被邊緣化的非科研工作

要獲得終身教職，受訪者們的合同規定還要完成其他職責。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根據學科的不同，新講師需完成從參與教學到每學年180個課時不等的課堂教學任務。理工科教師沒有課堂教學要求，但是需要觀摩課堂教學、完成助教工作。教學及相關工作被普遍認為佔用了科研時間，教師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動力不足：

你要給學生改作業，寫評語，組織教學，對學生的學習問題分類。做完這些之後，你還得出試卷、改卷子。這些工作全都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上課沒有硬性規定，也沒有質量的規定。但是你發表論文是有硬性規定的，那你在這樣制度下必然的一個激勵是，一個理性的人必然是，那我上課不好好上了，我隨便講點就行了，我把這個時間糊弄過去就行了。但是科研什麼的我都得抓緊。(HSSP3)

儘管部分教師仍有教學熱情，但受訪教師均認為新的評估體系並不鼓勵教師從事教學工作。與寫作和發表學術論文相比，教學工作難以量化，難以代表教師的學術水平，在受訪教師的日常工作中逐漸被邊緣化了：

我被安排去聽課的老教師很好，他理解我們的壓力。他説：“你忙可以請假，不用每次都來。”(SEP4)

我們這一代已經形成了這種發表論文，必須發表論文的慣性思維。發表論文比你的教學回報更大……教學你只要達標就可以了。(HSSP4)

教學的好壞[學校]也不管，只要不出教學事故。我是這麼想的，它就只看你的科研。(HSSP1)

除了教學任務，學校/系還會時不時給青年教師安排一些學術活動、行政和後勤工作：

學校經常邀請一些專家來做講座。為了給專家面子，要求我們都得參加，有時候講座跟我們毫無關係，我們根本聽不懂。(SEP6)

工會也給我們派工作。就像每年學校舉辦運動會前，工會都過來告訴我們説年輕老師必須參加。(SEP7)

另外，聘期合同還要求沒有海外經歷的新講師於合同期間要出國訪學一年，受訪者也質疑出國經歷的必要性與實際價值。面對發表論文的壓力，受訪者們認為各類行政與事務工作“毫無意義”(SEP7)，“太多了”，減少了論文產出，“不該被列到合同裏”(SEP7)。

最近會議上有個學校高層説：“我們的目標是在幾年內讓所有在校老師們擁有至少一年的海外經歷。”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我覺得完全沒必要。我們只有三年時間，要發表這麼多論文，[出國]肯定會佔用我們的一些精力和時間。(SEP1)

現在是強制性的。我覺得沒必要……你也不能確定出國就一定有用，就一定會有個人提高。(SEP3)

（四）對生活的影響

為了達到發表論文的要求，受訪者們表示一天工作10到15個小時，一週工作七天。先前研究已經報道了過度工作與亞健康的關係。在我們的採訪中，教師們反覆抱怨很累，“身體疲勞”是發表學術論文高壓的一個負面影響：

每次週末我上完XX課後，回家吃晚飯，然後再回辦公室工作，時間太有限了……我的同事們也這樣。我們通常十二點才走……(SEP4)

讀博已經很讓人筋疲力盡了，等你拿到博士後，你已經非常非常累了，你需要時間來恢復，但是現在的政策讓你沒時間休息。説實話我現在和讀博時一樣累。(SEP7)

長時間滿負荷工作的影響可能遠遠超過身體疲憊。在採訪中，一位教師含淚地回憶了自己的博士生導師：

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經常晚上十點叫我們過去討論論文……常常到凌晨兩點。(SEP4)

這位導師畢業於美國某著名大學，回到CU高校後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他的學生一直以導師為榜樣勤奮工作，卻在採訪前不久得知導師深夜加班時因心臟病突發逝世。導師的去世對這位教師和團隊的其他同事打擊很大，也讓這些青年教師第一次意識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我們課題組一起去醫院體檢，結果我胃有問題，可能是因為經常不按時吃飯的原因，其他同事身體都很差，我們很容易感冒，因為免疫不強……[現在]課題組決定每週至少打一次羽毛球。現在我也按時一天三餐……(SEP4)

對已婚有戀人的教師來説，與伴侶相處的時間太少是一個共同的問題：

晚飯後，如果有實驗就得去實驗室。我的妻子……能理解，她必須理解……實驗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管發生什麼，你都必須去。(SEP4)

[讀博期間]我和妻子還能偶爾外出進行一些社交活動。但是現在我們沒這個時間。因為一直有壓力，你要不斷努力，不然就會被淘汰。(SEP1)

發表學術論文的壓力往往導致很難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如何處理這種困難，不同性別的教師表現出了差異：男教師往往獲得妻子/戀人的全力支持；女教師則不得不同時兼顧家庭，也因此面對比完成學術考核更大的挑戰：

我女朋友和我住一起。每天我回到家後，晚飯都做好了，我就不再去學校食堂吃了，我覺得很温馨……(SEP3)

我覺得我很幸運，因為我妻子總在支持我。所有家務都是她做。我什麼也不用做。(SEP1)

因為你現在要完成合同上的東西，有她[小孩]，你現在要實現起來就有困難了。因為我愛人工作也很忙。帶上她我給你説……她現在就是這樣……女性就是這樣……(HSSP4)

還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男性教師中除一位以外，其他均已婚或者有關係穩定的戀人；4位女性受訪者中，3位未婚，其中2位沒有戀人。與男性教師相比，女性為了終身教職，不得不延後改變個人生活計劃，也因此承載了更多的社會與文化壓力：

爸媽也肯定催啊!中國父母啊，肯定不可能不催的。我都32了，都不是“剩鬥士”了，都要“東方不敗”了，呵呵……我的情況呢，我三年的合同，第一年來了一年，第二年出國了……一直都在跑。(HSSP2，女)

我的一個朋友來X高校面試的時候，面試官直接給她説“接下來幾年你都不能要孩子，因為研究小組才接了一個項目”……如果她不答應，那就得不到這份工作……對於女性來説，我們沒太多選擇。世界從來都不是公平的。(SEP2，女)

▍發表還是出局：科研壓力的社會矯變

為了提高在全球的競爭力，我國在近期的科技發展規劃中把進一步提高科研產出作為重要目標之一。為了提升排名，越來越多的研究型大學通過採用各種獎勵和評價機制，鼓勵教師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SCI、SSCI論文。本研究中的CU高校，於近年實施“Tenure-track”聘用合同制，要求新招聘的講師在合同期內在指定期刊上成功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聘期結束考核通過後，才能轉為終身教職。

本研究邀請到13位簽訂“Tenure-track”合同的青年教師接受半結構化的訪談。訪談結果表明，受訪教師認同“發表還是出局”是一個普遍的、世界性的學術文化現象，也認為發表學術論文決定學術生涯，因此願為發表學術論文做出很大努力。

另一方面，這些青年教師面臨巨大的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的壓力：教師們普遍表示時間有限，難以得到高質量的實驗數據，不能產出高影響力的論文；為了提高論文接收率、增加論文發表數量，教師們傾向於避免小眾的研究課題或者研究方法；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教師還需要面對中外研究不同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以及更高的外語寫作要求。

在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的壓力下，受訪者不願意花時間去做與發表學術論文不太相關的活動，教學與各類培訓在日常工作中逐漸被邊緣化。青年教師為了完成合同期考核要求而犧牲長遠目標，實際上窄化了個人職業發展道路。

本研究發現的“發表還是出局”的學術文化的消極影響，呼應了先前研究中對其他國家高等教育體系中類似政策，如同樣以計算發表論文數量為核心的英國“科研評估框架”的批判：一味強調科研產出可能會以“犧牲創新、犧牲勇氣、犧牲多樣性，最終犧牲科學進步”為代價。

這種評價方式違背了學術發表的根本目的，即分享學術觀點以造福人類；也違背了科研的根本目的，即通過縝密的方法和挑戰性的學術參與產出具有重要意義的、原創的觀點，從而推進人類理解和認知。

最後，本研究所考察的“Tenure-track”合同聘用制以及隨之而來的“發表還是出局”的學術文化在我國高等教育機構是新近才出現的，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來進一步探討其對教師學術生活的影響。

未來研究應該包括質性研究和大規模調研，應該涵蓋不同學科、不同年齡段的人羣，以及不同地區、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高校。本研究發現，面對發表學術論文的壓力，受訪者們往往過勞工作，這也對個人生活和家庭關係帶來負面影響。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討論發表學術論文的高壓對青年學者身體和精神健康的短期與長期影響。

本研究特別説明了“發表還是出局”的學術文化對女性教師影響更為突出，以下問題需要未來研究作深入討論：“發表還是出局”是否加劇高校的性別差異?與承擔較少家庭責任的男性教師相比，這種學術文化是否將女性教師置於更為不利的地位? 青年女性教師會否被逐漸擠出學術職業，抑或不得不扮演獨立、更具競爭性、更努力投入工作的傳統意義的“男性”角色，以應對社會文化與這種新興的學術文化的雙重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