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沒白等，這種劇看一部少一部_風聞

在“初見”相識的愉悦中，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

讓國家變好。

他們的理想轉化為謝菽紅的質樸則是：

讓日子過好。

所以《人生若如初見》值得感動，也值得為各人的命運嘆息。

因為這是發生過的歷史。

作者｜王重陽lp

編輯｜小白

排版 | 板牙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亦變。”

清代詩人納蘭性德這首詩本是小悲，懷念的是當情意變故時大多數人暢想的“初見”時。

把它代入一個跌宕起伏的歷史時期也適用。

很多理想、籌劃、感情都只有在“初見”時才能碰撞出如少年心性般的美好。

成熟之後未必，成熟意味着選擇和取捨，還有壓抑。

所以《人生若如初見》中提到了剋制和取捨都是中國文化中被重視的精神。

它也符合1900年代中國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很多人不約而同採取的態度：

取捨。

對於中國的未來，是變法還是革命？

劇中人物都有自己的選擇。

儘管歷史都是唯結果論，但探尋歷史也是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人生若如初見》把清末設定為時代背景，幾個主要人物各自代表那個時代中的某個羣體，結合當時的重大歷史事件刻畫他們身處歷史岔路口的不同選擇，在既成事實的基礎上把討論空間交給觀眾，應該説這是一種不錯的嘗試。

比如因“冷鍋冒熱氣”被選中赴日學習的梁鄉（李現 飾），從該劇開場就是以他的視角看待1900年代初的世界：

飄零的黃龍旗、淒涼的烏鴉叫，還有在官兵押解下一個個雙眼空洞的犯人。

作為滿城裏長大的宗室子弟，梁鄉真正的成長始於在日本學習階段，在此之前，他只是一個彷徨的旗人子弟，祖上二百多年前的顯赫並沒有給他現在的生活帶來任何好處，撇開旗人的身份，他與所有年輕人一樣，對這個世道的變化充滿不解與質疑。

然後，在“初見”中變得成熟。

01

宗室子弟，或者説“旗人”身份一直困擾在身處時代漩渦中的梁鄉。

與他“初見”的楊凱之（魏大勳 飾）和糾纏不清的吳天白（朱亞文 飾）都曾對他抱有敵意。

彼時北京城尚在八國聯軍掌控中，如此奇恥大辱讓所有愛國志士將矛頭對準了腐朽的清政府，梁鄉很苦惱，梁鄉的身份不是他自己強加的。

在日本學習的時候，他見識了中日之間的差距，還看到了日本人有意無意間的輕視——

即便是長輩或朋友。

所以他一怒之下剪掉了“可笑的辮子”，在圖書館翻閲“日清戰爭”相關資料，他想要做的是勵精圖治，甚至還吐槽過時局，但迅速被梁母（吳越 飾）壓制住。原因無它——

“旗人”不保大清保誰？

劇中設計了他赴日前與醇親王載灃（白客 飾）的對話，作為掌握實權的勳貴，載灃在當時可算是少數客觀認知現狀的貴族，這個人物帶給梁鄉第一次意識上的啓蒙，也坦率地告訴他之所以選擇他去日本學習，只是因為其他人不願吃這個苦。

載灃的心語已經説明了時局之下對國家凌亂的現狀，同樣被觸動的部分八旗子弟的憤恨無奈。

歷史上的載灃在清朝最後的三年（1909-1911）裏成為中國的實際掌權者（攝政王），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溥儀在日本扶持下建立“滿洲國”，載灃拒絕輔佐，並痛斥溥儀實際上的分裂行為。

彼時一切還未發生時，載灃之於梁鄉的意義是積極的，而非以上帝視角結合後來的歷史讓他成為先知。

楊凱之對梁鄉的態度也經歷了“不屑——敵視——欣賞——同心”的變化，隨着梁鄉圖強救國意志的覺醒，他也有意結交同期的留日軍校生，繼而陷入不同救國力量的拉扯中。

以楊凱之為代表的羣體並未想好用怎樣的形式救國，但率先剪掉辮子證明他對“清國”的身份感到失望，至少不認同。梁鄉問過他想“變法”還是想“革命”，他回答不上來，不是礙於梁鄉的身份，而是他也彷徨。

以李人駿（周遊 飾）為代表的是袁世凱這類清末崛起的北洋勢力，他們總體上傾向“變法”而非“革命”，因為“變法”至少能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革命”未必。

以吳天白（朱亞文 飾）為代表的激進派則堅定地選擇了“革命”，他們認定清政府無藥可救，只不過吳天白也從“抗拒旗人”到“接納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個過程。

有意思的是，“梁母”的想法與革命黨人不約而同，她實則代表了清末八旗貴族中的改革派對反對勢力的態度：

主動接納、自我改正和團結努力。

梁鄉一開始對吳天白等人抗拒自己“旗人”的身份很不滿，老太太一句話懟過去，講他的氣度不夠。

日本皇室公爵邀請赴日治病的梁鄉母子品茶，席間公爵夫人友好地詢問她自己買來的翡翠鐲子是不是宮裏正品，並説這是“庚子年”間“流傳”到日本的。梁母假裝認定鐲子不是宮裏的，回來的路上她對梁鄉説“鐲子是宮裏的，可要是認了，咱們怎麼還有臉待在那兒？”

她用“上下都聰明”形象地解釋了大清拉胯的根本原因——

上不出錢，下不拼命。

國家凋零，活該如此。

但她同樣固執地認定“祖宗”不可逆，要求梁鄉作為皇室宗親必須保持同樣的立場。

載灃、梁母和梁鄉（前期），基本保持了歷史中清末旗人的矛盾心態，以他們為代表的改革派相對開明、温和並較為寬容地看待“異己”，試圖盡力找到一條保全大清的方法，可向他們湧來的是已經不可逆的歷史潮流。

02

“氣數”這個詞在朝代更迭中是一種玄學。

之於梁鄉等人身處的1900年代，“清國”對所有劇中人物的感觸都是複雜的。

在“大變局”中，民族意識於世界各國覺醒，在亞洲率先變法的日本於甲午海戰擊敗了紙面數據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有識之士認定日本與中國之間“師生易位”。《人生若如初見》很客觀地描述了彼時尚未完全脱亞入歐的日本對中國的態度：

鄙視、拉攏、對抗西方。

日本政府與清政府的關係取決於其在東亞範圍內的政治圖謀，這也是其對革命黨時而縱容，時而嚴查的原因。

但無論出於何種目的，作為“清國人”的梁鄉及所有留日學員都能感受到昔日“學生”的傲慢，無論內部對國家未來持什麼意見，他們第一次被團結起來的是日俄戰爭——

兩家列強PK，地點選在旅順，清政府保持“中立”。

有的人怒了，有的人麻了。

梁鄉原本“保大清”的立場再次動搖，已經改變態度的楊凱之及吳天白採取了拉攏策略。同時因其宗室身份，載灃等貴胄在培養他，日本方面也在培養他，連北洋勢力也在拉攏他，大家都在“下冷子”，至少在1912年之前，大多數人還寄希望於“變法”。

歷史上1901年清政府確實施行了“維新新政”，其中最激烈的一條即廢除科舉，開設學堂，獎勵留學。

對於革命黨人而言，“廢科舉”是件快事，對於憑上千年科舉制度奠定的知識分子（讀書人）來説，反而導致他們對朝廷也採取了不支持的態度。

激進派不在意“科舉”，革命黨人楊一帆（宋寧峯 飾）對梁鄉説“科舉的設計就是讓讀書人被圈養”，吳天白則説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話：

“國家危難之時，知識分子是民族的良知。”

吳天白的形象也是複雜的，他屬於“激進派中的激進派”。

刺殺載灃，未遂。

造假幣，未遂。

流落日本，衣食無定。

謝菽紅（春夏 飾）對他的定義是“理想主義者”。

他打破了傳統影視劇中對革命者絕對“偉光正”的塑造，至少這類人物在劇中不再是“完人”，有性格缺陷和志大才疏的一面，更有偏執衝動的精神狀態。

如利用正天真爛漫的謝菽紅作為工具人，意圖混進宴會引爆炸藥。赴日後與革命黨人口若懸河，實際生活技能全無，以及對謝菽紅的佔有慾和幼稚的情感表達等。

反觀謝菽紅，從安慶走到上海，年幼無知的她輕易墮入吳天白的激情表白後，被迫與他一起流亡，在生活中漸漸歷練成長，用女性日子人的視角審視生活。

他們之間觀念的對立與融合，同樣代表當時處於時代交替中的大多數人對“革命”的真實態度：

革命，意味着打仗。

打仗，意味着死人。

問題是誰去“死”？

謝菽紅理解不了吳天白的浪漫主義表達，她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活下去”，她不在意梁鄉的旗人身份，也不牴觸梁母的熱情。她對吳天白因為形勢需要對梁鄉的冷熱交替不屑一顧，她待人接物的評判是“好人”和“壞人”，而非“立場”和“大義”。

所以她也很真實。

謝菽紅與吳天白的關係很複雜，細品他們之間思想層面的變化與實際相處的模式，會發現謝菽紅絕非簡單地依附時代的背景角色，也沒有被刻意矮化。

相反，她用身處亂世的樸實人物反映出兩種力量拉扯間的人民面貌：

誰説了算不重要，吃飽穿暖不受氣很重要。

“爹孃以我為榮”是謝菽紅樸素的人生價值觀，她聰慧、伶俐，善於變通。這是她在舉目無親的環境中生存的優勢。

是她的幸，也是她的不幸。

因為她終究還是被牽扯進了“大變局”中，成為攪動時局的一分子。

至此，人生若如初見，當真是《人生若如初見》。

畢竟，每個人都不復少年模樣。

03評價一部歷史劇是否讓人信服的唯一基準，在於能否客觀呈現歷史中的真實環境，它能展現的就是“歷史人物的侷限性和真實性”的存在與否。

梁鄉、楊凱之、吳天白和謝菽紅等人相會在晚清這個歷史節點上的刻畫，應屬於客觀地表現。

簡單地説就是“温度感”——

優缺點在個人上的體現，集合時代更迭的背景，無需 “絕對正義”的刻畫。

相反，對角色多維度的解讀才有助於觀眾審視過去的歷史。

包括一些可以被察覺，甚至會心一笑的情節。

比如吳天白對謝菽紅兩次被招聘的出於男性的本能嫉妒，他總説“那個老男人圖你啥？”謝菽紅反譏“是不是每個男人都好色，無論中國男人還是外國男人？”然後他利用幾何理論在“家”裏幫謝菽紅裁剪衣服一起賺錢。誰説“革命者”就不食煙火呢？

他對謝菽紅從“俯視”變為“平視”，後者對他恰恰相反。二人後來更像知己。

吳天白看待謝菽紅不再是“附庸物”，他甚至忍痛説“你本該有大好前途”，然後跑到屋外大吼。

謝菽紅則淡定地説“不要管他，他就是這樣。”

吳天白的潦倒與謝菽紅的務實把“初見”的立意融入家國興亡的大時代中。

當然，最有討論價值的，是梁鄉與楊凱之、吳天白等陷入時代洪流裏的不自知。

沒有誰振聾發聵地喊“未來一定”，而是在探索中通過對話彼此詢問：

“我們該怎麼做，國家才會強盛？”

當年同盟會主打一個“有容乃大”，革命者中有讀書人、軍人、官員和袍哥和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自然也包括了救中國舍“大清”的旗人同志。

在“初見”相識的愉悦中，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

讓國家變好。

他們的理想轉化為謝菽紅的質樸則是：

讓日子過好。

所以《人生若如初見》值得感動，也值得為各人的命運嘆息。

因為這是發生過的歷史。

理想者聚會在國家興亡時刻，“中國”既抽象又具象。

所有人都知道要努力，只是努力的方式不同。

就像楊一帆與吳天白陳述是否與同盟會合併遇到的問題：

大家現在的目標一致，以後的目標有分歧。

隨着劇集正在播出，他們也不再“若如初見”。

正應了納蘭性德所抒：

“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亦變”。

或許，烽火連天的歲月裏，這樣的故事能讓人為之一喜、一悲、一嘆、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