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精神病”成為暴力的遮羞布：是誰在玷污醫學與法律的尊嚴？_風聞

2025年5月，成都27歲女子王某某在家門口被殘忍殺害的案件即將開庭。兇手梁某某隨身攜帶刀具、多次滋擾住户，卻在案發後被鑑定為“精神分裂症、部分刑事責任能力”。從“敲門試探”到“持刀刺擊十刀”的連貫作案軌跡，與鑑定報告中“精神異常”的結論形成刺眼反差。

這起案件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了“精神病”標籤被濫用的現實困境——當醫學概念淪為逃避刑罰的工具，當“精神異常”成為暴力犯罪的免責符，我們該如何守護法律的公平與人性的底線？一、“主動精神病”：犯罪者的精準偽裝術

在成都案中，梁某某的行為充滿矛盾：

預謀性：2023年8月因滋擾住户被警方警告後，仍長期攜帶刀具在小區活動；2023年10月首次敲門試探，案發前再次以吐口水、挑釁方式引被害人開門。

邏輯性：面對保安質問時，能以“哪條法律禁止敲門”反駁；審訊中辯稱“租房看房”“正當防衞”，試圖構建行為合理性。

隱蔽性：案發時衣着整潔、舉止正常，連被害人母親都稱其“看着不像精神病人”，卻在鑑定中被認定為“發病期作案”。這種“清醒作案、發病背鍋”的模式，正是“主動精神病”現象的典型縮影。據《中國法醫學雜誌》2024年統計，近三年涉及精神鑑定的刑事案件中，23%的被告人在作案前後表現出明確動機，17%存在多次預謀行為，但最終仍被認定為“限制或無刑事責任能力”。當鑑定標準依賴主觀描述而非客觀醫學指標，當“精神分裂症”成為萬能解釋，法律的威懾力正在被系統性消解。

二、“被精神病”：權力陰影下的無聲迫害

與“主動裝病”相對的，是弱勢羣體被強行貼上“精神病”標籤的悲劇。2024年天津胡某案中，女子因舉報丈夫重婚，被婆家聯合警方以“精神異常”為由強制送醫，醫院僅憑單方面陳述便出具“偏執性精神障礙”診斷，甚至未通知家屬。這種“被精神病”現象，本質是利用醫學標籤剝奪公民自由的暴力——

程序漏洞：根據《精神衞生法》，強制送醫需經監護人同意或司法審查，但現實中“先送醫後補手續”已成常態。

利益驅動：部分機構將精神科牀位與財政補貼掛鈎，2025年某省曝光的精神病院騙保案中，竟有醫院為“衝業績”收治健康人。

社會偏見：“精神病人=危險分子”的刻板印象，使得公眾對“被精神病”事件警惕性不足，甚至默認“送醫即合理”。三、制度困局：醫學模糊性與法律滯後性的雙重絞殺

精神病鑑定的爭議，根源在於兩大矛盾：

1. 醫學標準的不確定性

目前國內精神鑑定仍以“症狀觀察+病史詢問”為主，缺乏如基因檢測、腦電波分析等客觀證據。成都案中，梁某某“長期獨居、婚戀失敗”的社會背景，被鑑定為“精神分裂症誘因”，但同類經歷者在人羣中並不罕見，何以成為定罪依據？

2. 法律邏輯的斷裂帶

《刑法》第18條規定“間歇性精神病人發病期免責”，但醫學上並無“間歇性精神分裂症”概念。這種法律術語與醫學事實的錯位，導致部分犯罪者被錯誤歸類。如2025年廊坊幼師遇害案，兇手作案後冷靜清理現場，卻因“既往病史”被認定為“無責任能力”，引發輿論譁然。

3. 監督機制的缺位

現行鑑定多由司法機關委託單一機構完成，缺乏第三方複核。成都案中，梁某某的鑑定報告由兇手家屬委託機構出具，被害人親屬直至庭審前才知曉結果，程序公正性遭質疑。四、破局之路：讓醫學回歸醫學，讓法律迴歸法律

1. 建立跨學科鑑定體系

重大案件需由精神科醫生、法醫、心理學家組成至少三人專家組，引入腦科學檢測、行為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減少主觀判斷偏差。參考德國“司法鑑定人黑名單”制度，對虛假鑑定者終身禁業。2. 強化司法實質審查

強制醫療必須經過公開聽證，允許被害人親屬申請專家輔助人出庭質證。如2025年《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提出的“精神鑑定爭議案件陪審員需包含醫學背景人員”，應加速落地。

3. 完善事前預防機制

建立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社區監護檔案，由基層組織、醫療機構、家屬三方聯動管理。成都案中，梁某某長期滋擾住户卻未被納入管控，暴露出社區隨訪制度的失靈，需通過智慧安防、鄰里報告等方式填補漏洞。

結語

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權益必須保護，但這絕不能成為暴力犯罪的“免死金牌”。當成都母親王女士在女兒墓前誓言“討回公道”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個體的悲痛，更是對法治公信力的叩問。醫學的温度，不該成為縱容惡行的藉口；法律的慈悲，必須建立在真相與正義的基礎上。唯有讓鑑定程序更透明、讓權力監督更剛性，才能避免“精神病”成為撕裂社會信任的傷口，讓每個公民都能在陽光下安全呼吸。

（本文案例均來自公開報道，法律分析基於現行法律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