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特朗普為何要“閹割”哈佛，以及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需知_風聞

　　來源：兔主席/tuzhuxi 20250524

　　一、校園文化戰爭的背景 

　　特朗普第二任政府開始後，就對美國高校開展文化戰爭，其根本目的是打擊自由派/“白左”/進步主義意識形態，幫助保守派在高校裏奪權，重新佔據這個最代表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及輿論陣地。具體而言，白宮主要在兩大方面入手，一個是“多樣性、平等、包容（DEI）”，主要和招生政策、校園輿論環境及意識形態導向、學術研究項目等；二是具體的政治議題——例如在巴以問題上，是支持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是不是特朗普和MAGA基本盤就真的那麼支持以色列呢？也並不是——MAGA裏面有許多對以色列表示懷疑的。但在哈佛大學這樣的地方，師生只要支持巴勒斯坦的，必然是左派、自由派、進步派，是民主黨的精英基本盤，那自然就是打擊對象。 

　　為了在象牙塔奪權，白宮拿出各種政策工具包，可以説是完全不擇手段、不計後果。

　　大多數高校掂量一下，就“投降”了。

　　二、特朗普政府對哈佛下手

　　哈佛大學是美國最有品牌聲譽、社會影響力、思想引領力的精英大學，具有標誌性意義，而哈佛不僅是“白左”、“自由派”、“進步主義”、“Woke（覺醒文化）”的重災區，而且是文化重鎮，因此自然是文化戰爭的重要戰場，是白宮必須攻克的橋頭堡。

　　2023年10月以色列-哈馬斯衝突爆發後，美國校園掀起了聲援巴勒斯坦的浪潮。哈佛大學當然首當其衝，各種教工和學生組織積極領導和參與相關活動。這一下，“引蛇出洞”完成了，哈佛大學的左傾政見就徹底暴露了。一開始，拜登還在台上，民主黨是哈佛的總後台，共和黨其實也做不了什麼，當時的文化鬥爭更多的是在民間進行，例如校董Bill Ackman（極右翼的金融家、特朗普盟友、猶太人）通過社交媒體發起運動。他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哈佛前任校長、女黑人Claudine Gay也因為這個事件被迫下台，換上了一個猶太人的校長（Alan Gerber）。但換湯不換藥，這些人仍然都是左派。保守派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不是真的關心以色列，而是借題發揮，想趁機整肅左派思想陣地。

　　一切都要等到特朗普贏得2024年大選，重返白宮。形勢也因此完全不同，反對哈佛的力量，通過特朗普，掌握了空前的政治權力：這幾股力量包括： 

　　1）美國的右翼猶太人，他們中間的富豪都是特朗普最大的政治捐贈者（基本上剔除馬斯克以後，特朗普的主要捐贈者都是這些右翼猶太人）；

　　2）MAGA基本盤，也就是中低收入羣體（尤其是中間的白人及男性）——他們反智、反精英、反建制，認為哈佛和常青藤名校都是一貫蔑視羣眾的統治精英堡壘；

　　3）保守派，他們認為這些學校都是左翼意識形態的軍工廠，專門生產進步主義、自由派、woke、DEI文化；憑藉象牙塔地位，他們不僅能夠主導主流意識形態和輿論，還自上而下影響和塑造美國的年輕一代（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一代）。這幾股力量，終於等到特朗普的上台。哈佛的好日子終於結束了。

　　特朗普政府下手整治哈佛，切入點首先是指責哈佛大學縱容甚至倡導“反猶主義”，方式既針對學校（“有組織行為”），也針對個人（個人行為）。同樣的事情在全美各大校園如火如荼地展開：美國國務院在清理那些公開、高調參與聲援巴勒斯坦活動的國際學生，取消他們的簽證，將他們趕出美國。 

　　對於哈佛，聯邦政府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例如要求學校提交國際學生過去五年的“違紀記錄”（主要涉及參與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也涉及其他涉外活動）。 

　　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打擊反猶純粹只是藉口，特朗普政府和保守派的真正意圖，是拔掉這顆左翼文化重鎮。具體而言，包括：

　　——關閉DEI項目：要求哈佛立即關閉所有多樣性、公平與包容（DEI）項目、辦公室和委員會，停止所有相關政策；

　　——結束平權行動；要求哈佛終止在教師招聘和學生招生中的所有基於種族的平權行動政策；

　　——確保觀點多樣性：要求哈佛通過外部審計確保學生、教師和領導層的觀點多樣性，廢除招生和招聘中的意識形態篩選；

　　——改革存在所謂政治偏見的項目：要求哈佛改革存在“反猶主義”以及其他左傾偏見的特定項目，並進行外部審計以解決問題；

　　——提拔支持政府的教師：要求哈佛內部提拔那些與政府政見一樣、擁護政府要求的教師，減少激進教師和行政人員的影響。

　　三、哈佛的反抗

　　和其他大學一樣，哈佛的管理層當然反對這些要求，認為這會影響學校的獨立性。但與一般服軟的大學不同，哈佛大學自認為有強大的資金實力（500多億美元的捐贈基金）、廣泛的國際影響力、獨特的歷史地位（1636年建校，比1783年美國建國早了140年），學術領域的“國家冠軍”和旗艦（“大到不能倒”），廣泛的精英基礎（但主要在民主黨側），另外還有價值和理念層面的驕傲和自信，認為自己有對抗特朗普政府的義務。另一方面，哈佛當然也低估了特朗普政府的決心，以及不擇手段、突破底線的程度。結果，哈佛選擇和特朗普政府“硬剛”，其不僅是陽奉陰違，而是公然對峙。他們對特朗普的行政令，以及聯邦政府有關部門的訴求敷衍了事，或公開反對，終於徹底激怒了特朗普政府，並把自己頂在了美國左翼精英和保守派/MAGA民粹——甚至或是美國民眾與美國精英的“文化戰爭”之最前線。

　　特朗普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象牙塔裏，居然冒出一個硬剛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槍打出頭鳥”，哈佛敢公開違抗，那就“你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滅你沒商量”。殺雞儆猴，昭告天下。 

　　於是，過去一段時間，特朗普政府密集出拳，推出了一系列打擊政策（包括已經推行的，及醖釀中的），包括： 

　　——凍結聯邦政府撥款：於4月14日，凍結了哈佛的聯邦撥款與合同（涉及26.5億美元資金），加劇哈佛的財政壓力

　　——威脅撤銷哈佛的免税地位：2025年5月2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宣佈將撤銷哈佛的免税地位，稱“這是他們應得的”，但這個流程更加複雜，還在研究的過程中；

　　——提高捐贈基金資本利得税：目前，捐贈基金的資本利得税是1.4%的消費税；2025年5月23日，眾議院剛剛通過了特朗普“宏大美麗”的支出法案，包括了將捐贈基金税率提高到最高21%的措施，旨在“遏制左傾學校”。這一條不是針對哈佛一家的，但哈佛的捐贈基金高達530億美元，受到的影響首當其衝。

　　哈佛財大氣粗。雖然捐贈基金有使用用途限制，不能隨便花，但哈佛有如此多的捐贈者，有來自全球的高收入高淨值家庭子弟前來求學，所以，只要和“錢”有關的，對於哈佛來説都不是問題。 

　　這時，特朗普政府拿出了“核武器”。5月22日，美國國土安全部提出要撤銷哈佛的國際學生認證（SEVP），使得哈佛無法再招收國際學生，且現有學生必須轉學。 

　　這才是真正的大殺器，會對哈佛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哈佛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學生為國際學生（合計約7,000人），絕對數量很大。如果哈佛因為硬剛政府，導致這麼大一個羣體的國際學生喪失留學資格，對哈佛自身的聲譽有毀滅性打擊。要考慮到學生們為上哈佛支付了高價學費，而研究生院（商學院、公管學院等）的學生很多是放棄了工作來到哈佛，其職業前程與哈佛綁定在一起。講真，這些國際學生哪裏會關心哈佛和美國保守派/MAGA的文化戰爭呢？他們只是想要一個學位而已。 

　　其次，國際學生繳納高額學費，為哈佛提供非常豐厚的財務回報，是哈佛在財務上長期可持續的基石。斷了國際學生來源，就是斷了哈佛的財路。

　　尤其要考慮，哈佛的研究生院高度依賴國際學生。肯尼迪學院超過一半（56%）的學生是國際學生；商學院則超過三分之一（36%）是國際學生。文理學院（主要搞學術研究）、公共衞生學院的國際學生佔比都超過三成。停止招收國際學生，這些學院基本可以關門大吉了。

　　因此，國際學生才是哈佛真正的“生命線”。如果沒有國際學生、學者，哈佛大學從財務，到學術研究、到國際影響力，都難以為繼。如果特朗普政府政策得以推行，哈佛大學就完蛋了。一個號稱要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府在“自宮”美國最頂尖的大學、最有名的品牌、最大的IP、最強的軟實力代表，也是天下奇聞，真是“活久見”。

　　如果換做一般的學校，考慮到美國的政治現實，這個時候大概率會投降了（不僅投降，還要投誠）：這是顧全大局、從長計議，“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而且説不定特朗普三年後就下台了麼。甚至民主黨會再上台。到時，哈佛大學一幫教授還可以跑到政府裏任職。

　　但哈佛選擇繼續“硬剛”，稱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非法”（unlawful），對全校發公開信，宣稱要全力維護國際學生的權益，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指控特朗普政府的舉措是惡毒報復行為，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破壞哈佛大學的“學術自由”與“多元價值”，將導致數千名國際學生被迫離校，嚴重影響學校的教學、科研及學術生態，並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學術環境造成長遠、不可逆的負面影響。

　　還好當地聯邦法院法官有“自己人”。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艾莉森·巴勒斯（Allison Burroughs）非常同情和認可哈佛大學在訴狀裏的觀點，於是發出了臨時限制令，要求特朗普政府在舉行聽證會之前，先“維持現狀”，不得對簽證採取任何行動。這是一個臨時勝利，算是為哈佛爭取了一點的緩衝時間，初步禁令的聽證會擬定於5月29日（週四）舉行。

　　白宮當然也嚴詞反駁，認為總統有權制約哈佛大學，其一，總統的行政權是憲法第二條所保證的；哈佛大學此舉是想挑戰並削弱民選總統的行政權力，危及憲法原則（聯邦法官聽了後也會有壓力）；其二，指出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是一項政府授予的資格或“特權”，不是什麼法定權利。

　　我們可以斷言，特朗普政府的立場，至少有半數的美國人大致同意的。如果沒有一點點民意基礎，特朗普政府也沒有這麼大的底氣。

　　四、兩點關注事項

　　圍繞特朗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衝突，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一開始的切入點，即指責哈佛大學“反猶”，非常荒誕。哈佛大學最早是新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精英（WASP）大學，早年確實是反猶的，因為全社會都反猶，到二戰後，冷戰初期，因為麥卡錫主義，也仍然有些反猶（因為猶太人和社會主義/全球主義/蘇聯的複雜淵源與關係），但在1960年代後，對猶太人的教員和學生限制全面放開，實際上讓哈佛進入了“猶太化”的通路。確實，目前的哈佛大學高度“猶太化”的：現任校長Alan Gerber是猶太人；為特朗普制裁積極發聲的前校長Lawrence Summers（克林頓時期擔任財政部部長；奧巴馬時期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是猶太人；哈佛的教職人員和學生裏，至少有三成以上是猶太人。筆者當時在哈佛，我感覺美國學生裏，不是亞裔就是猶太人。教授似乎都有阿什肯納吉猶太人姓；學校裏到處都是以猶太捐贈者命名的建築、研究機構和中心——Belfer Center、Arthur M. Sackler Museum、Taubman Center、Straus Center、Shorenstein Center、Wasserstein Hall、Rosovsky Hall、Safra Center——到處都是猶太人的遺產。當時有個説法：一到猶太人節日（光明節），很多學院就得停擺，因為一大半教授都休假了。（哥倫比亞大學也被特朗普政府稱為反猶，哥大比哈佛還要猶太人化，甚至基本就是猶太人大學。所以一切都是託詞）

　　哈佛大學同情巴勒斯坦，當然也包括裏面的猶太人知識分子——只不過這些人都是左派，投票壓倒性的支持民主黨，他們就是美國左翼、自由派、進步主義的中堅。沒錯，主流的猶太知識精英是批評以色列政策的。 

　　特朗普政府對哈佛發難，純粹是白人保守派針對進步派/左翼/“白左”的文化戰爭，猶太人在這裏面的角色，是典型的“替罪羊”。特朗普政府所做的，實際上是以打擊反猶為名，打擊左翼/民主黨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佔相當比例的猶太人知識分子。而實際上，猶太人知識精英是特朗普MAGA基本盤裏很多人內心深處頗為懷疑及厭惡的羣體，認為這些人都是骨子裏反美的全球主義者。

　　第二，美國老百姓並不同情哈佛這樣的常青藤學校。他們認為這些學校只為精英服務，純粹是精英內循環、實現階層固化、維持精英統治的工具；他們認為這些精英學校脱離民情、漠視民眾，和大企業、大資本、政客及國際精英合謀，是“深層國家”、“沼澤”的一部分。他們無視老百姓的利益、出賣美國的利益、在把美國帶到“邪路”上。特朗普MAGA革命的最基本目標，就是推翻這些精英統治，讓“常識”重新主導社會，讓“常識”重回象牙塔，讓真正的“美國人”在這裏插上美國旗。這裏可以參考副總統JD·萬斯的意見，他是民粹右翼/MAGA思想的代言人。他認為哈佛這樣的精英學校，滿腦子只是想通過招收外國富家子弟學生賺取高額學費，讓各種外國力量滲透美國校園及社會，並把普通的美國平民子弟拒之門外。他認為這套體系不符合“美國優先”，必須整體改革。這個論調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這就是特朗普政府打壓哈佛背後的政治基礎——反智、反精英、反權威、反建制的民粹力量。在很多人看來，哈佛大學只是一個代表精英的特權堡壘，老百姓（尤其是廣大MAGA眾）對哈佛並無好感，也沒有同情，對於白宮打擊這所頂尖學院，他們只有一個反應，就是拍手稱快，只恨不得能夠添磚加瓦，參與鬥爭。

　　中國人崇尚教育，尊重知識，覺得白宮打擊哈佛非常難以理解。看完上面這段文字後，大概就更易理解了。在打壓哈佛這件事上，美國的知識精英和美國的老百姓是分化的。知識精英保護好哈佛這樣的名校，對於美國保持長久競爭力很重要；老百姓則認為，一個政治上不忠誠的大學，一個不考慮“美國優先”的大學，是沒有存在的必要的，而且其做得越大、越強，對美國的威脅越大。 

　　一切的背後。反映的還是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與撕裂。

　　五、給中國學生和家長的建議

　　最後也給希望到哈佛（及美國）求學的中國學子（及家長們）提點建議。

　　先説説哈佛的情況。

　　要看到，一來哈佛大學已經被特朗普政府“盯”上了。特朗普政府有一百種辦法可以折騰哈佛。這對所有哈佛大學的學生都很不利。二來，中國早就被“盯”上了——中國被美國認定為“對手國家”，或“敵對國家”（foreign adversary），這個性質早已被寫到美國的法律裏，是美國的政治共識。

　　現在哈佛大學面臨的問題是，國土安全部要撤銷學校的SEVP認證資格，如果無此資格，哈佛就不能招收國際學生。哈佛已提出訴訟，暫時獲得地區聯邦法官的支持，算是緩了燃眉之急，但接下來是聽證會，聯邦政府也會繼續推動，該上訴就上訴。而如果推到最高法院層面，結果就很難預測了——最高法院裏，九個法官裏有六個法官是同情共和黨/保守派的。但並不能簡單判斷案子一定會一路走下去，直到被推到最高法院，也不能判斷最高法院一定會支持特朗普政府。現在無人能夠判斷案子會如何推進。

　　但關鍵在於，影響學生留學的不僅僅是學校的SEVP認證資格，還有個人簽證。簽證由美國國務院頒發，不是國土安全部。即使學校有SEVP認證，學生仍需通過美國國務院的簽證審批才能獲得簽證。簽證官有權根據個人情況決定是否頒發簽證，可想而見，對來自對手國家的學生，簽證審批一定越來越嚴格。 

　　哈佛大學和特朗普政府硬剛，特朗普政府有一百種辦法可以“刁難”哈佛。最可行的辦法實際上是，保留了哈佛的SEVP認證，但對簽證從嚴管理：國務院只要對中國學生在簽證尺度稍微嚴格一點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例如，遇到被哈佛錄取的學生，使領館可以從嚴審理，向簽證申請人要大量的背景調查資料，最終讓學生拿不下籤證。在學生就讀期間，簽證也可能因各種事由被取消。舉例子：學生的政治身份；學生和中國駐外機構有聯繫（甚至只是通過中國學生會）；學生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言，或參與某次線下活動的發言。 

　　要看到，你到一個把中國視為“對手國”甚至“敵對國”的地方留學，而你所就讀的學校是當地的眾矢之的。中國身份+到哈佛上學，這是雙重風險疊加。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都可能影響你的留學生涯。這裏面還要考慮學生就讀的專業——所有被認定有戰略屬性、戰略價值、中美競爭的領域，都可能變成敏感領域，簽證的獲取及存續存在不確定性。

　　其次説説其他美國學校的情況。要看到，對名校大量招收國際學生的現象，美國國內有廣泛的反對聲音。這是一個引發社會分歧和政治撕裂的話題，基本上民眾和精英是對立的。但針對中國學生，美國人的共識會更多——對於限制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尤其是接觸敏感學科）是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基本上屬於政治共識。 

　　對應具體學校，不妨這麼理解：學校越好，風險越大，因為學校受到的關注度高、影響力大，屬於美國人提防的“要害”地方；所學專業越與中美科技競爭的領域相關，風險也越大——而這最終可能被推廣到所有理學和工科專業。

　　如果已經到了美國留學，一定要“夾着尾巴做人”，拿到畢業證再説。 

　　需知，在目前地緣政治環境下，赴美留學是有風險的——而且比企業赴美投資風險還要大，因為中間幾乎沒有任何法律保護途徑，完全是由美國政府部門意志所決定的。從中長期看，這種風險也只會越來越大。所以，要做長期留學規劃的家長和學生一定要留意大的趨勢，做好提前規劃準備。 

　　最後，特朗普政府“閹割”哈佛，是美國國內政治撕裂與內戰的結果，對美國高等教育的信用有長期負面影響。現在也是各國從美國高等教育體系裏爭奪人才的大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