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蘇南“三無村莊”的集體產業社區之路_風聞

頭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稻田 村民

數改開先鋒，還看蘇南

1936年，費孝通回到老家吳江養病，經過長期調研、總結，陸續寫下《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等社會學著作。

從此，他致力於“從具體的社區研究到對整個中國社會整體把握”，並立下“志在富民”的人生志向。

1957年，費老重回蘇南調研，他看到，農民分到土地後生產積極性恢復，但政府和農民普遍意識到，要發展好農業，單靠小農是不夠的，因而較為自願地進行土地合併集體經營。合作化後，地方農業大發展，糧食產量持續上升。

另一面，他又看到，鄉村工業沒有恢復，副業被忽視，市鎮上的商品經濟蕭條，小城鎮萎縮等現實問題，遂建議恢復發展副業和鄉土工業，在村裏辦小型工廠，促進農民富裕。未被採納。

隨後十餘年，費老被劃為右派，失去了做學術研究和“志在富民”的機會。但他應該放心，因為民間的願望和行動，無形中正在按照他的設想演進。

六七十年代，中國人口激增，加之村集體剩餘被提取過多，糧食普遍不夠吃，各地農民千方百計尋覓生財之道。蘇南地區率先反應過來，很多村莊悄悄將農村剩餘勞動力與城市下放技工結合，開辦“隊社企業”。

現實問題當然很多，比如沒有資金、設備、缺乏技術，那他們是怎樣解決的呢？

温鐵軍教授講過這麼一個例子：原蘇州吳江縣有一個村沒有村辦工業，隊長就動員全村勞動力，每年大家少分配500工分，集中起來去交換工業生產資料。第一年，將這些工分對應分配的錢、糧、肉、菜、蛋等物資拿到城裏工廠引進了一個鑄造工序，為城裏企業提供鑄件產品，第二年大家又用工分換來了清砂，第三年換來成型。這樣全村節衣縮食三年，就換來一個有三種程序的鑄件廠，村莊的工業基礎就這麼建了起來。

這就是蘇南隊社企業原始積累的典型案例。一步快，步步快，改革開放後，這些隊社企業又迅速發展壯大為鄉鎮企業，並創造出鄉鎮企業引領、城-鎮-村平衡發展、公共建設和社會治理有序的蘇南模式。

20世紀90年代，隨着國家將發展重心轉向城市，以及地方企業“抓大放小”，鄉鎮集體企業的光環褪去。彼時，以華西村為代表的一批集體經濟村莊橫空出世，他們堅持集體經濟發展路徑，一度創造了集體主義共同富裕的典範。

進入2010年代，華西村光環逐漸褪去，但其神話破滅，是否就意味着集體經濟失敗呢？筆者曾在《集體主義的餘暉：大寨、南街、華西 || 大地上的中國》一文中做過闡釋，華西村的失敗，敗在重工業轉型不及時、各項重投資導致的高負債，以及家族企業管理的弊端。並非是集體經濟制度所致。

隨後，新時期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的號角吹響。以筆者的調研來看，不論工業發展與綜合實力，還是國企-外資-民營經濟均衡發展，不論區域與城鄉融合發展，還是基層治理、共同富裕，綜合來看，蘇南依然是社會主義經濟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

只是，還缺一個新的典型樣本。

那麼，鵝村來了。

曲項向天歌

2018年，呂崗華43歲，他架不住鎮領導“三顧茅廬”，放下上海、寧波的工程生意，選擇了回村做書記。座標——常州市溧陽市竹簀鎮姜下村。

他説，最終打動他的是鎮領導説的一句話，“你不回來他不回來，那這個村還有什麼希望”？

彼時的姜下村，經濟差，建設差，是讓鎮裏頭疼的“上訪村”。上訪的事兒，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無非是“村莊不好”“路燈沒有”“道路不好”這類尋常事，本來沒什麼，跟周邊村莊一對比，農民扎堆一閒聊，各種問題就浮現出來。

就這麼個遠離城市，沒有資金，產業、風景、文化又都沒什麼特色的“三無”村莊，怎樣發展呢？

2017年起，江蘇省開始推進特色田園鄉村建設試點。依靠政府資金美化環境搞建設，後藉機發展文旅，是當時流行的好選擇。但呂崗華並沒有選擇“找市長”，而是選擇了“找市場”、自我造血。

他瞄上了村裏一個叫陳澎的農場主。

陳澎，在姜下村租地做農場多年，主要為地方几個單位做配送，生意穩定。一天，呂崗華找上門，跟他談合作。呂書記提出的方案是：他借用農場的食品配送資質出去跑業務，主要跑企事業單位配送，陳澎繼續負責擅長的生產、品控，出資擴大生產；雙方共同建設“丫丫農場”品牌，品牌歸陳澎所有；陳澎原來的生意不受干擾，新增利潤，陳澎和村集體各一半。

“生意人”之間的溝通簡單直接。呂崗華放棄生意回來，本來就讓陳澎驚訝，他的一句“多為村裏做點好事，省得平日裏去燒香拜佛”，更激發了陳澎的熱情。

就這樣，呂書記成了丫丫農場的首席業務員。這事兒難不倒在市場上搏殺多年的他，跑了大半年，他創造了480萬元新增銷售，年底分利40多萬，全部進了村集體賬户。

辛苦大半年，雖不如跑幾趟政府要個百來萬輕鬆，但村莊切切實實找到了自我造血之路。以此項業務為依託，第二年村集體的經營性收入就漲到了81萬元，然後是145萬、245萬…直至2024年的550萬元。

相對應的村集體收入，也由2019年的137萬，上升到2024年的1380萬。但這樣就夠了嗎？顯然還不行。

從鎮裏開會被刺激，到被作為典型表揚，呂崗華來不及驕傲。他深知，雖然姜下村的農產品配送管理、渠道體系已十分成熟，但一者，配送行業競爭日趨激烈，上下游擠壓，利潤一路下降至只有3～5個點；二者，做過服務業的都知道，沒有自己的品牌和產業鏈，遲早身陷內卷，發展難以長遠。

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除了拉好農產品配送這輛車，一直都在抬頭看市場之路。2020年，他繼續盤活村莊閒置資產，開啓了從姜下村到“鵝村”轉型的新故事。

| 水鄉中的新鵝村

產業振興為本

回顧大多數鄉村振興典型，大致有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依託人居環境整治和基礎設施建設，以村莊美化、亮化為核心，以工代賑，帶動村莊就業、農民收入提升；

第二階段，“政府投文旅、民間搞民宿”，圍繞文旅、民宿產業帶動村莊經濟和社會發展。這也是過去多年各地搞鄉村振興通用的一個方法。

但須知，凡是大搞文旅的鄉村，基本上天賦都中不溜秋——道理很簡單，條件充分的，早就變成旅遊景區了。此時，用大投資砸錢，或大肆塗脂抹粉，急於推向市場，搞點網紅、流量就希望實現產業振興，本身並不符合經濟規律。

另一方面，短短十餘年間，文旅、民宿經歷了三波投資熱潮，已陷入階段性、局部性產能過剩和產業升級。伴隨城市中產消費降級，以及政府文旅投資大縮水，許多鄉村的文旅、民宿項目連維護費、物業費都賺不回來，已陷入明顯的可持續困境。

今天的鄉村振興3.0，一定是以因地制宜、紮實推進產業振興為基礎的鄉村振興！

鞏固農產品種植、配送之餘，呂崗華開始建設在地化的特色農業產業鏈。作為本村人，他很清楚村裏還有哪些“閒置資產”，他找到了常州市非遺傳承人呂震。

1998年，呂震一家在姜下村開辦了一家風鵝加工廠，他們採用本地散養大鵝，養足8～10個月，現殺現做，憑藉獨特工藝和出眾品質，快速發展。尤其過年前，拿貨的經銷商要一直排隊到村口。

零幾年的時候，地方要求考核外商投資指標，一家知名台商看上了呂家的風鵝廠，在政府撮合下，台商投資200萬美元，佔股70%，建設起現代流水線，以期做大風鵝產業。

如何做大？產量、效益成為關鍵。

不顧呂家反對，台商聘請職業經理人管理，大量購買北方凍配鵝製作，質量與口碑很快塌方。眼看風鵝銷售遇阻，企業又跟風轉行，先後投資了養豬場、養雞場，同樣不成功，不些年就倒閉了，空留土地、廠房荒廢在原地。

村集體有了錢，呂崗華就想着把廠房收回來，還給呂震一家，重振風鵝雄風。但呂家早在2004年就退出了，多年不做風鵝生意，重啓又需要1000萬資金，心裏很沒底。

作為一個老生意人，呂崗華很理解呂震一家的顧慮，這次他的方案是：村集體拉上週邊兩個經濟薄弱的村子，共同投資49%，由呂家控股51%；村鎮政府負責宣傳，並承包一部分銷售；姜下村以“鵝村”為品牌，重塑村莊形象……村集體的保障和丫丫農場的成功，讓呂家重拾信心。

2020年，姜下村風鵝廠重新開業。他們恢復傳統工藝，當年生產風鵝1萬隻，整體銷售順利，但年後一看，還積壓了1000多隻。呂家和村集體一商量，邀請質監局見證，將這批臨期產品進行無害化銷燬。

這看似損失，卻無意間做了一個響亮的廣告。隨後的2021年，企業定量的1萬隻銷售一空。到2023年，銷售翻番達2萬隻。臨過年前，倉庫裏一隻都沒了。

由於風鵝產品銷售主要集中在下半年，中間出現半年真空期，企業決定發展真空包裝的滷香雞產品。有了品質和品牌保證，很快發展到年銷售四五萬只。這又進一步拉動了村莊的養殖業發展。企業核算下來，預計2025年就能實現盈利。

風鵝廠的發展只是縮影。期間，村集體圍繞農產品配送產業鏈，持續加大農業投資，建設起姜下村現代農業產業園，並陸續引進了西湯花房蝴蝶蘭種植基地、隱居鄉里親子民宿、魯溧藍莓種植家庭農場、鵝主題農場樂園等項目，並邀請“隱居鄉里”公司進行一二三產、農文旅深度融合及整體運營提升。

現代農業產業園也發展成為常州市唯一村集體四星級農業企業。

至2024年，姜下村全產業銷售額達1.14億元，固定資產積累超2億元。市場導向，整合資源，從無到有，不斷創業，鵝村產業振興已開始乘風破浪！

如何社會治理？

下鄉創業者或多或少地都清楚：不賺錢還好，村民還會同情你；一旦賺了錢，不患寡而患不均、流言蜚語、利益擠佔……各種問題，恐怕更多。

何況，村裏還賺大錢了，村集體賬户上的錢，越來越多。誰看不眼紅？栽在上面的村書記又何其多？

“做集體企業，比做個人企業難。關鍵是收入+公信。”呂崗華説。

他不把自己當“官”，而是用管理企業的方式管理村集體。作為“總經理”，首先是要為企業賺錢。

五十多歲的呂洪芳，以前是村裏上訪最多的人之一，為了家裏徵地補償一點差額，她還經常去呂崗華辦公室吵架。村裏配送企業建起來後，她應聘上了分揀員，漸漸沒空去吵架，剛剛過去的3月份，她拿到5220元的工資。但她覺得還不行，因為還有人拿到了6800元，因而工作積極性高昂……多年下來，從去辦公室吵架，到在車間聊怎麼多賺錢，現在，她跟呂崗華成了朋友。

像呂洪芳這樣被市場淘汰的，五六十歲的農村婦女，是配送廠工人的主力。配送廠主要工作時間是晚上，白天村民們可以幹農活、做家務，晚上八點左右就可以到廠裏上班。

結合農村實際情況，呂崗華又為配送廠設立了計件工資制，多勞多得。如此，大家都忙着賺錢，雞毛蒜皮的事兒就沒有了市場，村莊的治理就變得順起來。

另一面，村集體有了錢，以往各項民生、建設資金，也就不再“等靠要”。現在，姜下村27個自然村，已村村裝了太陽能路燈，通了柏油路面。村裏還自建了物業管理公司，除了日常維護，還不斷向外發展，承包外村或企事業單位的物業管理，又解決了幾十個中老年人的就業。

村民們做事有了積極性，還不夠，還得講商業倫理。比如，分揀時發現破損的水果、蔬菜，村民們覺得浪費不好，就收集起來帶回家，對此，平時很温和的呂崗華髮了火，他把視頻拿出來給大家看，“如果你在銀行上班，看到破損的錢就拿回家，那行嗎？”

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村幹部和管理層。比如，一些村幹部搭集採的便車，低價為家裏帶一些瓜果蔬菜，在農村，這算是人之常情，加上村幹部收入不高，適當傾斜一下也無關大體。但呂崗華嚴肅叫停，“採購不允許給任何人幹私活，這是商業規則”，而且，“村幹部這麼做，老百姓會理解嗎”？

但他也不是不通人情，於是定了一個制度，凡逢年過節，搞全村統一集採，大家公開公正，這樣就誰都沒有話説……長此以往，公信自然建立。

而事實上，他要求的“公信”，首先是對自己——“這也是對自己最好的保護，”他説。

作為姜下村最大的“業務員”，呂崗華除了政府規定的工資和考核，自己一分錢都不多拿。甚至跑業務經常貼油錢，連駕駛員還是從自己的公司帶回來的，工資也一直自己開。他自己公司已基本搞成了合夥人制，基本撒手不管，團隊只需要給他交一點利潤就行。

而村集體企業，股權全部歸村集體，他不佔一分錢的股份，也不拿額外獎金。這樣，上班的每一個村民，既是員工，也是股東，和“總經理”、村幹部完全平等，村民的主人翁精神也就無需宣貫。

除了把城市商業文明帶到鄉村，他還把黨政防腐體系注入集體企業管理。家裏的親戚想承包業務，他一概拒絕；村集體和企業賬目，他主動邀請鎮紀委和審計部門監管，保障了公開、透明。

接下來，他思考更多的是制度建設。“賬上錢多，沒制度交代不了，對下面也是個震懾”“小病需大治，不比私人企業，治理集體企業，更不能馬虎”。

“治大國若烹小鮮”，做好發展，加強公信力，規則透明，防微杜漸，取信於民，才能把村莊治理好。

治村如此，治理社會，何嘗不也如此？

新型集體經濟產業社區

我在即將出版的《鄉村振興與時代覺醒》一書中指出，一個村莊就是最小的社會單元和“集體命運共同體”，搞好鄉村振興、集體經濟，就是新時期，在地化、創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佳實踐場域。

回到今天的鵝村，已初步、相較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興，且不斷驗證着集體經濟的優越性。

譬如，我們一再強調的“耐心資本”。現實中，一些全民所有制企業，“所有者”相對空泛，主人翁和創業精神難免不足，且早已經過了資本積累階段，甚至資本靠劃撥，守成有餘，變革創新、可持續發展難免不足；而許多私企民企，利潤導向，報表壓力、投資人壓力、競爭壓力，生存且不易，要真正做到耐心資本、長期主義，現實中又何其難。

反觀鵝村的集體產業社區探索：

首先，“集體”規模適當，就在眼前，收益更直接、改變更顯見，村民主人翁意識也更強，因而積極性也更高；

**其次，**集體經濟不片面追求利潤、增速，一般以村民就業-帶動村民共同富裕為導向。只要制度合理、管理者市場化素質較強，決策更容易跳脱眼前私利、小利，更容易謀於長遠，也更具備靈活性。

比如，魯溧藍莓農場創辦人王曉亮就回憶，去年來村裏投資時，只看了一眼就定了下來，因為村裏給的條件實在太好：農場就在村裏的產業園，大棚剛建好，還配了免費使用的水肥機，直接把苗木搬過來就可以生產；大棚調試、維修、維護，村裏自有團隊，隨叫隨到；村裏為配送和品牌宣傳需求，還承包了一定銷量，而村裏自有文旅流量，發展採摘也不在話下；農場可免費使用“鵝村藍莓”品牌，連一攬子的包裝、設計方案都是免費的；這不，前不久村裏還聯繫了自媒體前去拍攝、宣傳，同樣免費。

那試問，村集體這樣費心費力，還搞這麼多免費服務，究竟圖個啥？

耐心是相互培養的。答案其實很清晰，一是帶動就業，二是補充和提升核心產業鏈，不斷鞏固、做大“鵝村”品牌。

**再次，**集體經濟的穩定性更強。不論是對河南省南街村等一批老牌集體經濟村莊的調研，還是這次鵝村調研，集體經濟品牌對員工、對客户、對上下游合作方來説，都具有更穩定的信用背書，和更強的黏性，這有助於企業保持長期、穩定運行。

**第四，**村集體企業實行在地化管理，對市場信息反饋更敏鋭，更利於降低成本。

譬如，鵝村農產品採購原本普遍採用月結方式，因為就近採購、管理扁平，對市場信息反應更為靈敏。因此展業過程中發展出周結、日結方式，相對應地，採購價格也更貼近市場，整體下降不少。

再如招投標管理，集體決策更加簡便。如前不久企業新採購一批冷鏈車，就免去了招標代理費等中間費用，光此一項，每輛車就可以便宜六七千元……

最終，在集體共同治理結構下，實現了最重的成本和風險由集體共擔，以及利益共享、集體發展託底；另一面，集體須杜絕大包大攬，譬如家庭消費是個性化的，必須分開，走向市場化。如此共有、共擔、共享、共治，有統有分，並按市場結果二次分配，堪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農村的創新發展。

負責鵝村整村運營的“隱居鄉里”團隊負責人錢京認為，集體經濟沒有那麼急功近利，平台也穩定。以一產為基礎、二產為核心、三產做導流和提升，鵝村的產業融合之路，是鄉村振興3.0階段的樣本。

鵝村的“新型集體經濟產業社區”之路，正在走出新時期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

光榮與夢想

一個企業家、創業者，既然選擇了市場化路徑，就沒有回頭路。然而市場萬變，説着容易，真要做起來，每日都難。

作為鵝村核心產業的農產品配送行業，已今非昔比。一面是利潤大幅降低，另一面是要新增就業和工資，品質和流程管控更是絲毫不能鬆懈。同時，市場端還在不斷變化，學校和一些企事業單位，招採調整為每半月一次，然後又要根據變化不斷調整採購、用工、配送……呂崗華和管理團隊沒有一天是清閒的。

對村幹部和管理團隊來説，他的心中又有許多虧欠。私營企業，乃至國企還可以論功行賞、拿提成，但他不允許他們從村集體經濟中拿好處，因為大家是公職人員。所以大家拼死拼活，都還拿着政府規定的基本工資和考核收入。

他只好跟他們談黨性，談服務，談平台，以及將來可能的升遷。其實，像鵝村這樣的村集體產業社區平台，處在基層治理和市場創新一線，培養出來的人才，既懂基層治理又懂市場，既接地氣又思維開放，應當側重提拔。

聊到動情處，全村內外、政府上下都十分尊敬的呂書記，眼中泛起淚花。原來幾十年做生意，他從未流過淚，但做村集體企業7年，他已經偷偷抹過十幾次淚水了。

作為一個村書記和“總經理”，他既要面對行政管理，又要直面嚴峻的市場生存、發展壓力。要做事，要跟上市場，必須有擔當、敢拍板、能變通，但一擔當、變通，就難免觸碰各種條條框框。比如，這幾年，他已被有關部門叫去做了五次筆錄（還好，主要是用地問題）。

正如此前一次採訪中，一個村支書的經典總結——抱着“大不了不做了”的想法，才能真正幹好村支書。真要一心想着做好，面面俱到，就更加做不好。這也是將來基層治理改革中，要面對的一大現實問題。

呂崗華做好村支書的一大底氣，其實也在於家庭經濟基礎不錯。他深知，自己可以支付得起成本、經得起誘惑，不代表其他人可以。因此，除了創業、發展之外，近年他的另一大工作重心，就在於建立科學的工作程序和制度，確保將後來者的權力和人性的慾望框到制度的籠子裏。

末了，他感慨道，我們這代村書記最難當，既要四處開創，又要建立規範，到下一代就好多了。而最讓他驕傲的，是解決了原本被市場淘汰的800多個父老鄉親的就業，所以每每感到最難的時候，他就願意去車間裏、田地裏轉轉。

“看到老百姓對你內心真正的認同，一切就都值了”，他説。

此刻，從江村到鵝村，從隊社企業到新型集體產業社區，從鄉土中國到新時期城鄉中國，從“志在富民”到共同富裕，我看到了一種費孝通先生所説的文明傳承和希望——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