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氧污染“強化”攻堅能否緩一緩？_風聞

夏天來了，如信風一般守約的臭氧污染也如期而至。

早已嚴陣以待的全國各地的環保工作人員，頂着烈日酷暑，拉開一年一度的臭氧污染防治強化攻堅序幕。他們義無反顧、前赴後繼的投身於這場與臭氧污染的拉鋸戰和持久戰，每一次衝鋒都帶着悲壯的色彩—— 這是一場暫時看不見終點的、艱辛的硬仗。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24 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濃度為29.3微克/立方米，較十年前下降了54.2%；長江、黃河干流已連續5年和3年全線水質保持Ⅱ類——這可是飲用水的標準！藍天不會騙人，碧水誠不我欺，對這十多年來生態環境質量的大幅度改善，相信每一個老百姓都感同身受。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筆者曾經從重慶坐船順流而下去南京，在船上親眼目睹了渾濁泛黃的長江水，船員們肆無忌憚的往江裏傾倒餐廚垃圾的行為讓人觸目驚心。

去年，和朋友一起去了趟三峽之巔，從重慶到萬州再到白帝城，長江水的純淨清澈深深的震撼了我，那一刻，我發自內心的為堪比“神蹟”的長江治理成就感到無比的自豪。

然而，在藍天保衞戰、碧水攻堅戰節節勝利、捷報頻傳的同時，作為空氣質量六項指標之一的臭氧，卻成為聳立在大氣環境治理工作面前的一座異常頑固的“堡壘”，對大氣質量的進一步改善構成明顯制約。

臭氧污染是工業化進程的伴生物，相比顆粒物治理，臭氧污染治理更加的艱難和曲折。儘管生態環境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年復一年的傾力投入臭氧污染治理，但依然收效甚微。相比十年前，2024年全國主要城市臭氧濃度不但上升了約11%，而且污染範圍還在擴大，污染季節還在拉長。臭氧污染防治強化攻堅戰成效不顯，數據反覆拉鋸，消磨着環保人的鬥志和信心，消磨着涉氣企業的耐心，也提示我們需要對當前的治理策略和手段進行科學評估與優化。

臭氧污染治理真就那麼難嗎？

我們來看看治理臭氧的三大“難關”：

臭氧成因關：臭氧的產生機制經過科學界的廣泛研究，主要成因或宏觀框架已基本明確，就是人為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在太陽光照射下，通過一系列鏈式反應生成，但其生成的具體步驟和細節仍未摸清。不搞清它的生成路徑、在不同環境下的動態變化，以及人類活動與自然過程的相互作用等問題，就無法在治理中精準“下藥”。有專家表示，我們現有的臭氧知識足以支撐治理行動，這個……只能説仁者見仁了。

治理技術關：既然已經知道臭氧產生的前體物主要就是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那麼是不是隻要控制了這兩種物質的排放就能控制臭氧污染了？年輕人，你想得太簡單了！國內外多年的治理經驗和實際案例顯示，要想控制臭氧污染，必須對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可能還要算上PM2.5）進行“協同”控制——解釋一下怎麼個“協同”法：就是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必須按照一定比例同步下降！否則，看似氮氧化物或揮發性有機物排放下降了，但臭氧污染卻可能進一步加重；而且，這個沒有統一模式供全國推廣，只能根據本地污染特徵動態調整減排策略。問題在於，我們既不知道這個比例究竟是多少（幾乎不可測），以現有的科技手段，我們也很難做到讓大氣中的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按照某個比例同步精準下降。

治理成本關：有數據顯示，十年來中國政府在臭氧污染治理上累計投入超過2000億，但這遠不是成本的全部。目前全國重點區域涉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排放企業約50萬家，每年有超過1萬家以上企業進行臭氧污染治理設施改造，估算年總花費約150-500億元；每年夏季臭氧污染強化管控期間，全國數以萬計的涉氣企業被限產或停產，損失難以估量。就算如此用力，臭氧濃度指標也難見改善。

相比PM2.5治理的耀眼成績及效費比，臭氧的治理可謂一言難盡。中國如此，外國也好不到哪裏去。以美國為例，通過《清潔空氣法》強制實施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減排，1980-2020 年美國用40年時間讓臭氧濃度下降了約25%。這點改善程度，與其説是治理的成效，不如説是美國去工業化的結果。

筆者無意否定多年來我們在臭氧污染治理工作中所做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通過設施改造減少有害氣體排放也的確利國利民、無可厚非。但在臭氧污染成因研究仍有盲點、現有行政管控手段成效不顯、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尤其是在經濟大環境形勢嚴峻，部分企業生存困難的當下，為了完成年度目標考核任務，仍然堅持一年一度的“強化”攻堅，動輒讓企業限產、停產的行為，是否有待商榷？

未來的臭氧污染治理，或許不應是年年 “強化攻堅” 的重複博弈，而是徹底摒棄徒勞無功的“添油戰術”，在科學認知、技術創新與政策優化的協同中尋找新的破局之路，開闢“精準施策、科技賦能、多元共治”的新範式，每一項管控措施都建立在科學評估與成本效益分析之上，唯有如此，才能在守護藍天白雲的同時，為企業轉型升級留足空間，讓“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的生態發展理念真正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