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否被高估了？_風聞

在日本眼裏，唐朝比你想像的還要強大得多。

日本剛剛出版的《天智天皇的日本》 一書裏，作者中村修也根據他多年的研究考證，提出一項觀點：日本曾作為戰敗國向大唐降服，實行唐的律法，甚至被逼遷都，並準備接受唐朝駐軍。

這部大作寫了幾百頁，大致就為了説清一件事：大唐你牛逼，咱日本給您跪了行不？

通過這本書，結合國內的研究狀況，我認為白村江之戰背後的意義被人們遠遠低估了，這實際上是東亞兩個朝貢體系陣營之間的戰略決戰。

對於日本來説，唐朝出兵朝鮮半島，打擊高句麗，平滅百濟，與新羅一起鎮壓日本支持的百濟復國運動，不啻於一場東北亞的“世界大戰”。

長期以來，中國是東北亞朝貢體系的老大，半島三國和附近的靺鞨、奚、契丹各強部都向中原王朝稱藩進貢甘心做屬臣。而日本仗着孤懸大陸之外，又好鬥而力強，竟然也擺起天朝上國的譜，用軍事、政治手段迫使百濟、高句麗、新羅向日本朝廷稱臣進貢，拜倒在“天皇”的腳下。建立了另一個朝貢圈。

然而，新羅改為依附大唐。公元648年，新羅女王送王子於唐，做為人質；次年，又號令全國官民一律“易服”，改穿唐朝的服飾，第三年，採用大唐年號，並全面照搬唐的律令禮樂體制，取得大唐的保護。當時侵掠新羅最猖狂的，就是日本的盟友百濟。結果唐朝一出手，立國快700年的百濟，就以閃電般的速度被滅了；多年後，唐兵又掃平更強大的高句麗。日本為了維持自己的小天朝體系，鼎力支持百濟復國勢力，不知天高地厚的抗衡唐軍；結果陸上交手，日軍被孫仁師的7000山東兵打得稀里嘩啦；緊接着白村江一戰，日本主力大軍數萬人在大唐一支運糧偏師手裏遭受毀滅性打擊，聲勢浩大的百濟復國勢力也從此覆滅，駐留加林城的日軍被迫跟着投降。日本長期以來苦心構建的這套以自己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煙消雲散。

這對日本形同晴天霹靂。

幾個世紀以來，因為地理位置的優勢，從來只有日本欺負別人，卻沒捱過誰的打，更不要説被一邊倒的摁在上摩擦。何況百濟雖小，卻是日本的文化上邦，某種程度上，堪稱日本的啓蒙老師，甚至是塑造者。日本高端文明和技術人才主要依賴百濟輸入，論人口數量，百濟也接近日本。

可轉眼之間啥都沒了，國際活動的空間被限死，只剩日本煢煢孑立，自身難保，該何去何從呢？是放下身段，和新羅他們一樣，加入大唐主導的“國際大家庭”呢？還是繼續頑抗？

顯然，在大唐的威勢之下，日本絕無頑抗的膽。

然而世事無常，誰能料到，曾經的死敵新羅，卻悄悄然對大唐有了異心。

原來，新羅為幫助大唐征討百濟、高句麗，傾盡財力牛馬，冒着風雪為唐軍運糧。光是幫助蘇定方圍攻平壤，新羅就拿出26000石糧食、動員2000多車輛為唐兵搞後勤，還向唐將們貼心的另送白銀、名貴藥材、細布；可是唐軍吃飽了，新羅自己卻“路上逢雪，人馬死盡，百不一歸”，代價巨大。

代價如此之大，大唐卻並沒有恩准新羅瓜分百濟、高句麗領土的意思。相反，大唐只想構建他的國際新秩序，以防止新羅坐大。唐廷打算扶持百濟王室中的親唐份子，建立新政權，復興百濟，然後從半島撤兵。這一手，正是所謂的“離岸制衡”策略，帝國不再投入資源，卻能確保半島不會一家獨大，且各方勢力都有求於大唐。

新羅的氣憤不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羅打死也不願看到為仇幾百年的百濟死而復生，更不要説它對百濟這塊富庶肥沃的地盤垂涎欲滴。而且，新羅敢生異心，在於他知道大唐在西邊有了麻煩－－－巨大的吐蕃帝國崛起了。

就在白村江大破倭奴之戰的4年前，吐蕃已然在烏海（今青海東日措那湖附近）向唐軍發動突襲，儘管以八萬之眾敗給區區一千多唐兵，副首相達延莽布支也被打死，但國力日盛的吐蕃挑戰大唐的勢頭卻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大唐在西域的安西四鎮，偌大的地方，繁榮的四大綠洲文明中心，唐朝派去的駐軍僅僅只有“五百行人”，面對近在咫尺的吐蕃，顯然岌岌可危。

唐朝的戰場，實在太多！

自太宗文皇帝上位到唐高宗初政，短短三十多年時間，大唐征服了二十多個國家、強族，掃滅了百萬敵軍，上百個民族和無比廣袤的疆域匍匐在大唐的腳下。然而遺憾的是，大唐的人口增長遠遠跟不上勝利的腳步，只有300多萬户人口的帝國，人力資源緊張到極限。

特別是現在，一個空前的強敵吐蕃崛起了，大唐必須將有限資源集中到西線；哪還顧得上孤懸海外的百濟駐軍？

駐濟唐軍本來就人少，質量還非常堪憂－－－帝國實在拿不出像樣的人力了，分配的是最劣質的兵源：大多是些被強抓甚至誘騙來的鄉村老弱，這些人，依賴大唐高效的將官團隊的指揮，雖説打了不少勝仗，但時間一久，他們大多無心效力，只想潛逃還鄉。

這區區1萬的駐軍，既要控制百濟的二百座城鎮，鎮撫百萬遺民。對外，北有高句麗，東有居心叵測的盟友新羅；南邊要應對野心勃勃的前百濟宗主國日本，而新羅日本正在加緊勾結，一旦聯兵反唐，後果不堪設想，可謂殺機四伏。

記得我覽及此處，每每為這支駐軍捏把汗。

所以，百濟鎮將劉仁願，和政治家出身的劉仁軌，決定利用白村江大戰餘威未散，趁着新羅日本尚未固盟，趁熱打鐵的恐嚇日本、威脅日本，逼它投降稱藩，打消它對唐屬朝鮮地區的野望，這是唯一出路。

這對力量單薄的百濟唐軍當局來説，不啻於一場賭博，一場危險的心理戰。

在白村江戰後的次年，二劉在計議之後，派出郭務悰率領一支武裝使團“訪日”，在日本的國門口一駐七個月之久，氣氛咄咄逼人。 日本嘴上很硬，以郭務悰並非唐朝國使，只是駐軍使節為由，拒絕他入朝，但內心卻嚇得舉國惶惶，不惜代價，在西部的筑紫國等地大修防禦工事和烽火台，又在本州島構築了長門、屋島和高安山三條防線。

劉仁軌的外交攻勢也得到了唐廷的支持。

郭務悰使日的次年，唐高宗正醖釀一次立威盛典，舉行隆重的泰山封禪儀式，召集各國首領、使節前來膜拜，以孤立高句麗、吐蕃。

所以，大唐中央又正式委劉德高以天子使節的身份率團赴日，這實際上是極限施加，如同最後通牒，因為日本要是連大唐朝廷的國使都拒見，後果將是什麼？

意味深長的是，唐廷還將日本派來的一批遣唐使和留學生進行降格對待，示之以威。

當天朝使節降臨時，日本小朝廷果然嚇得膝蓋骨發軟，小九九早拋到九宵雲外，不得不屈服，甘心做藩屬。要知道，當大唐的藩屬國可不光是動動嘴，得有一系列實際行動的。

比如，按中村修也書中的舉證剖析，日本根據唐的命令，先要被迫遷都，從奈良盆地的飛鳥京遷到琵琶湖畔的近江，以削弱日本的中央集權，限制其朝廷對其國內的控制；在日本境內頒行大唐的一系列律令；由日本派出王室一級成員去泰山以屬國身份參加高宗封禪典禮，對唐皇行三跪九叩之禮，正式臣服，成為大唐的東亞政治秩序下的一員小弟。

有意思的是，中村修也這一觀點與中國學者的研究相鍥合，中國學者馬雲超發現，隨着劉德高到訪日本，日本朝廷於當年10月在玄菟郡進行了一次大閲兵，閲兵之後，日本朝廷取消了原有曆法，改為頒佈大唐的歷法：麟德歷。又派出一大批皇室權貴，即“大首望數十人將入朝謁”，朝見中國天子。另外，日本稱臣一事，在中國西安出土的碑文《禰軍墓誌》中得到佐證，禰軍，是百濟貴族，百濟亡國時向唐兵投降，為大唐效力，混得很吃香。此番被唐廷任命為訪日的副使，目睹了劉德高逼使日本“千秋僭帝，一旦稱臣”。

可是，日本一時臣服了，駐百濟唐軍的處境卻越來越嚴峻。

公元668年秋，唐軍滅亡高句麗。

唇亡齒寒之下，新羅與日本悄悄恢復了外交關係。

公元670年4月，吐蕃大舉發難，攻陷西域依附於大唐的羈縻十八州。

同年6月，高句麗餘眾在新羅支持下反唐。

8月，大唐向吐蕃發動戰略攻勢，以薛仁貴率五萬唐軍深入青藏高原，卻因為高原反應，加上副將的騷操作，大敗於大非川，唐蕃百年較量拉開帷幕。

唐廷從而加速對百濟的羈縻化進程，加速撤軍進程。

自從蘇定方掃平百濟以來，唐兵已佔領了10年之久，唐廷對他們也並不放心，懷疑都督劉仁願有割據海外的企圖，給他找了個北上夾擊高句麗不力的罪名，將他召回並流放到姚州。同時推行“濟人治濟”，加緊組建百濟新政權，駐軍鋭減。

新羅趁機向百濟新政府發難，又直接出兵去高句麗與唐兵對剛，雙方從暗鬥升級為熱戰。

唐羅關係急劇反轉，那麼剛剛臣服的日本是否會生變數？如果繼續撤兵，大唐在半島多年的成果將化為烏有。大唐構建的東亞政治秩序將不復存在。

公元671年，兩難之下的唐廷終於下了決心，先搞定東線！

以武力為後盾，對新羅、日本同時進行戰略威懾。

首先，在東北組成四萬多人的漢蕃聯合兵團，從高句麗方向痛擊新羅；一邊又將薛仁貴派到百濟，重新主持局面。薛仁貴致書新羅王金法敏，恩威並施，而對日本，更是放了大招。

在明知日本天智“天皇”已生病多月，諸王子為繼承權明爭暗鬥的情況下，駐濟唐軍卻偏偏選中這個敏感時刻，組建了多達二千人、47艘艦船的武裝使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突然闖入日本，在對馬島海岸強駐。

而且，武裝示威團的一把手，不是別人，正是郭務悰！

郭務悰上次被日本朝廷堅拒過，算是結下了樑子。大唐派誰不好？偏要選這個有過結的傢伙？什麼時候來不好，非要挑這個時候上門？ 上次大唐正式的國使劉德高也才帶了200人，這次卻偏生派來2000人？誰知道這2000人的背後，是不是跟着更多的唐兵…….？

這一系列的用意，怎能不讓日本脊樑冒汗！

據中村修也在書中的説法，郭務悰一行氣勢洶洶，果真擺出武力控制日本的架式。他們以宗主國使者的派頭，命令日本朝廷在國內大規模修築高句麗、百濟式樣的山城，以此做為將來駐日唐軍（筑紫都督府）配套的烽火台體系工程。為了達成這一目的，駐濟唐軍甚至派員深入日本，進行全面的户口調查，督促日本官府徵收賦税、資源，籌措動工經費，以儘快完成朝鮮山城工程。

在高壓、屈辱的受逼中，天智“天皇”很快一命嗚呼，日本沒了國主，王子之間又互不服氣，內亂是遲早的事，這是唐朝故意把日本搞廢了。日本自然也順從的接受了大唐所有條件，威懾效力達到頂點；

郭務悰又把日本朝廷的國庫幾乎榨空，滿載着財物，揚帆西歸，讓日本自己亂去吧！

果然，第二年日本就爆發了浩大的“壬申之亂”。

消除了日本的潛在威脅，唐廷專力對付新羅。

公元674年，唐廷出兵狠狠教訓新羅，特意以劉仁軌掛帥，就是因為劉仁軌當年在百濟的閲歷，既熟悉新羅的情況，同時又令日本膽寒。劉仁軌連戰連勝，最終新羅王被迫重新向大唐認罪、進貢。

大唐在西線極度緊張的情況下，只用少量資源，就避免了兩線作戰，成為東北亞最後的贏家。

既然大唐主導的東北亞秩序無人再敢挑戰，也就放心在半島實施了撤退戰略，默認新羅吃下百濟舊地，還將平壤的安東都護府內遷到遼東，從此新羅一心歸服大唐，成為忠實的小弟。無形中，又使新羅和日本彼此牽制。

對日軍事、政治較量，更是圓滿的劃上句號。

然而，大唐的雄略與強勢，讓今天的日本學者依然意猶未盡。

當代日本歷史研究界還有個頗有影響的“古田學派”，以古田武彥為宗師，這一學派提出更驚人之論：日本“天皇”在白村江之戰中作了唐兵的俘虜，並且被劉仁軌帶到中國，與被俘的高句麗王、百濟國王以及“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罽賓、烏萇、崑崙……等諸國酋長”，“各率護從”一起參加了當年在泰山舉辦的盛大的唐高宗封禪大典。

並且認為，這位被俘“天皇”（即高市“天皇”）在多年後，在郭務悰的二千人的武裝使團護送下，回到日本，弄死了當時正生病的天智“天皇”。隨後藉助一名豪族的力量，聯手推行改革，特別是推行唐朝的文化、律法、制度，還娶了那個豪族的妹妹。然而多年後，那個豪門羽翼豐滿，發動政變，殺了高市，自居為“天武天皇”，隱去高市的歷史，並篡改了他的年齡。

按日本《正倉院文書》留下的線索，公元696年之前的日本歷史文獻，不知何因，一件都未能留存下來。現存日本最早的文獻，就是《正倉院文書》保留的一道公元702年的“天皇”旨令“亡命山澤，挾藏禁書，百日不首，復罪如初”。那麼是什麼禁書，讓當權者如此顧忌恐懼？以致對前代文書的毀滅，比秦始皇焚書還厲害還徹底？

總之，在大唐的兵威陰影之下，日本學者認為本國曾有過這麼一段諱莫如深，撲朔迷離，越來越有點恐怖迷案的詭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