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否被高估了?_風聞
简单快乐-50分钟前
在日本眼裏,唐朝比你想像的還要強大得多。
日本剛剛出版的《天智天皇的日本》 一書裏,作者中村修也根據他多年的研究考證,提出一項觀點:日本曾作為戰敗國向大唐降服,實行唐的律法,甚至被逼遷都,並準備接受唐朝駐軍。
這部大作寫了幾百頁,大致就為了説清一件事:大唐你牛逼,咱日本給您跪了行不?
通過這本書,結合國內的研究狀況,我認為白村江之戰背後的意義被人們遠遠低估了,這實際上是東亞兩個朝貢體系陣營之間的戰略決戰。
對於日本來説,唐朝出兵朝鮮半島,打擊高句麗,平滅百濟,與新羅一起鎮壓日本支持的百濟復國運動,不啻於一場東北亞的“世界大戰”。
長期以來,中國是東北亞朝貢體系的老大,半島三國和附近的靺鞨、奚、契丹各強部都向中原王朝稱藩進貢甘心做屬臣。而日本仗着孤懸大陸之外,又好鬥而力強,竟然也擺起天朝上國的譜,用軍事、政治手段迫使百濟、高句麗、新羅向日本朝廷稱臣進貢,拜倒在“天皇”的腳下。建立了另一個朝貢圈。
然而,新羅改為依附大唐。公元648年,新羅女王送王子於唐,做為人質;次年,又號令全國官民一律“易服”,改穿唐朝的服飾,第三年,採用大唐年號,並全面照搬唐的律令禮樂體制,取得大唐的保護。當時侵掠新羅最猖狂的,就是日本的盟友百濟。結果唐朝一出手,立國快700年的百濟,就以閃電般的速度被滅了;多年後,唐兵又掃平更強大的高句麗。日本為了維持自己的小天朝體系,鼎力支持百濟復國勢力,不知天高地厚的抗衡唐軍;結果陸上交手,日軍被孫仁師的7000山東兵打得稀里嘩啦;緊接着白村江一戰,日本主力大軍數萬人在大唐一支運糧偏師手裏遭受毀滅性打擊,聲勢浩大的百濟復國勢力也從此覆滅,駐留加林城的日軍被迫跟着投降。日本長期以來苦心構建的這套以自己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煙消雲散。
這對日本形同晴天霹靂。
幾個世紀以來,因為地理位置的優勢,從來只有日本欺負別人,卻沒捱過誰的打,更不要説被一邊倒的摁在上摩擦。何況百濟雖小,卻是日本的文化上邦,某種程度上,堪稱日本的啓蒙老師,甚至是塑造者。日本高端文明和技術人才主要依賴百濟輸入,論人口數量,百濟也接近日本。
可轉眼之間啥都沒了,國際活動的空間被限死,只剩日本煢煢孑立,自身難保,該何去何從呢?是放下身段,和新羅他們一樣,加入大唐主導的“國際大家庭”呢?還是繼續頑抗?
顯然,在大唐的威勢之下,日本絕無頑抗的膽。
然而世事無常,誰能料到,曾經的死敵新羅,卻悄悄然對大唐有了異心。
原來,新羅為幫助大唐征討百濟、高句麗,傾盡財力牛馬,冒着風雪為唐軍運糧。光是幫助蘇定方圍攻平壤,新羅就拿出26000石糧食、動員2000多車輛為唐兵搞後勤,還向唐將們貼心的另送白銀、名貴藥材、細布;可是唐軍吃飽了,新羅自己卻“路上逢雪,人馬死盡,百不一歸”,代價巨大。
代價如此之大,大唐卻並沒有恩准新羅瓜分百濟、高句麗領土的意思。相反,大唐只想構建他的國際新秩序,以防止新羅坐大。唐廷打算扶持百濟王室中的親唐份子,建立新政權,復興百濟,然後從半島撤兵。這一手,正是所謂的“離岸制衡”策略,帝國不再投入資源,卻能確保半島不會一家獨大,且各方勢力都有求於大唐。
新羅的氣憤不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羅打死也不願看到為仇幾百年的百濟死而復生,更不要説它對百濟這塊富庶肥沃的地盤垂涎欲滴。而且,新羅敢生異心,在於他知道大唐在西邊有了麻煩---巨大的吐蕃帝國崛起了。
就在白村江大破倭奴之戰的4年前,吐蕃已然在烏海(今青海東日措那湖附近)向唐軍發動突襲,儘管以八萬之眾敗給區區一千多唐兵,副首相達延莽布支也被打死,但國力日盛的吐蕃挑戰大唐的勢頭卻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大唐在西域的安西四鎮,偌大的地方,繁榮的四大綠洲文明中心,唐朝派去的駐軍僅僅只有“五百行人”,面對近在咫尺的吐蕃,顯然岌岌可危。
唐朝的戰場,實在太多!
自太宗文皇帝上位到唐高宗初政,短短三十多年時間,大唐征服了二十多個國家、強族,掃滅了百萬敵軍,上百個民族和無比廣袤的疆域匍匐在大唐的腳下。然而遺憾的是,大唐的人口增長遠遠跟不上勝利的腳步,只有300多萬户人口的帝國,人力資源緊張到極限。
特別是現在,一個空前的強敵吐蕃崛起了,大唐必須將有限資源集中到西線;哪還顧得上孤懸海外的百濟駐軍?
駐濟唐軍本來就人少,質量還非常堪憂---帝國實在拿不出像樣的人力了,分配的是最劣質的兵源:大多是些被強抓甚至誘騙來的鄉村老弱,這些人,依賴大唐高效的將官團隊的指揮,雖説打了不少勝仗,但時間一久,他們大多無心效力,只想潛逃還鄉。
這區區1萬的駐軍,既要控制百濟的二百座城鎮,鎮撫百萬遺民。對外,北有高句麗,東有居心叵測的盟友新羅;南邊要應對野心勃勃的前百濟宗主國日本,而新羅日本正在加緊勾結,一旦聯兵反唐,後果不堪設想,可謂殺機四伏。
記得我覽及此處,每每為這支駐軍捏把汗。
所以,百濟鎮將劉仁願,和政治家出身的劉仁軌,決定利用白村江大戰餘威未散,趁着新羅日本尚未固盟,趁熱打鐵的恐嚇日本、威脅日本,逼它投降稱藩,打消它對唐屬朝鮮地區的野望,這是唯一出路。
這對力量單薄的百濟唐軍當局來説,不啻於一場賭博,一場危險的心理戰。
在白村江戰後的次年,二劉在計議之後,派出郭務悰率領一支武裝使團“訪日”,在日本的國門口一駐七個月之久,氣氛咄咄逼人。 日本嘴上很硬,以郭務悰並非唐朝國使,只是駐軍使節為由,拒絕他入朝,但內心卻嚇得舉國惶惶,不惜代價,在西部的筑紫國等地大修防禦工事和烽火台,又在本州島構築了長門、屋島和高安山三條防線。
劉仁軌的外交攻勢也得到了唐廷的支持。
郭務悰使日的次年,唐高宗正醖釀一次立威盛典,舉行隆重的泰山封禪儀式,召集各國首領、使節前來膜拜,以孤立高句麗、吐蕃。
所以,大唐中央又正式委劉德高以天子使節的身份率團赴日,這實際上是極限施加,如同最後通牒,因為日本要是連大唐朝廷的國使都拒見,後果將是什麼?
意味深長的是,唐廷還將日本派來的一批遣唐使和留學生進行降格對待,示之以威。
當天朝使節降臨時,日本小朝廷果然嚇得膝蓋骨發軟,小九九早拋到九宵雲外,不得不屈服,甘心做藩屬。要知道,當大唐的藩屬國可不光是動動嘴,得有一系列實際行動的。
比如,按中村修也書中的舉證剖析,日本根據唐的命令,先要被迫遷都,從奈良盆地的飛鳥京遷到琵琶湖畔的近江,以削弱日本的中央集權,限制其朝廷對其國內的控制;在日本境內頒行大唐的一系列律令;由日本派出王室一級成員去泰山以屬國身份參加高宗封禪典禮,對唐皇行三跪九叩之禮,正式臣服,成為大唐的東亞政治秩序下的一員小弟。
有意思的是,中村修也這一觀點與中國學者的研究相鍥合,中國學者馬雲超發現,隨着劉德高到訪日本,日本朝廷於當年10月在玄菟郡進行了一次大閲兵,閲兵之後,日本朝廷取消了原有曆法,改為頒佈大唐的歷法:麟德歷。又派出一大批皇室權貴,即“大首望數十人將入朝謁”,朝見中國天子。另外,日本稱臣一事,在中國西安出土的碑文《禰軍墓誌》中得到佐證,禰軍,是百濟貴族,百濟亡國時向唐兵投降,為大唐效力,混得很吃香。此番被唐廷任命為訪日的副使,目睹了劉德高逼使日本“千秋僭帝,一旦稱臣”。
可是,日本一時臣服了,駐百濟唐軍的處境卻越來越嚴峻。
公元668年秋,唐軍滅亡高句麗。
唇亡齒寒之下,新羅與日本悄悄恢復了外交關係。
公元670年4月,吐蕃大舉發難,攻陷西域依附於大唐的羈縻十八州。
同年6月,高句麗餘眾在新羅支持下反唐。
8月,大唐向吐蕃發動戰略攻勢,以薛仁貴率五萬唐軍深入青藏高原,卻因為高原反應,加上副將的騷操作,大敗於大非川,唐蕃百年較量拉開帷幕。
唐廷從而加速對百濟的羈縻化進程,加速撤軍進程。
自從蘇定方掃平百濟以來,唐兵已佔領了10年之久,唐廷對他們也並不放心,懷疑都督劉仁願有割據海外的企圖,給他找了個北上夾擊高句麗不力的罪名,將他召回並流放到姚州。同時推行“濟人治濟”,加緊組建百濟新政權,駐軍鋭減。
新羅趁機向百濟新政府發難,又直接出兵去高句麗與唐兵對剛,雙方從暗鬥升級為熱戰。
唐羅關係急劇反轉,那麼剛剛臣服的日本是否會生變數?如果繼續撤兵,大唐在半島多年的成果將化為烏有。大唐構建的東亞政治秩序將不復存在。
公元671年,兩難之下的唐廷終於下了決心,先搞定東線!
以武力為後盾,對新羅、日本同時進行戰略威懾。
首先,在東北組成四萬多人的漢蕃聯合兵團,從高句麗方向痛擊新羅;一邊又將薛仁貴派到百濟,重新主持局面。薛仁貴致書新羅王金法敏,恩威並施,而對日本,更是放了大招。
在明知日本天智“天皇”已生病多月,諸王子為繼承權明爭暗鬥的情況下,駐濟唐軍卻偏偏選中這個敏感時刻,組建了多達二千人、47艘艦船的武裝使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突然闖入日本,在對馬島海岸強駐。
而且,武裝示威團的一把手,不是別人,正是郭務悰!
郭務悰上次被日本朝廷堅拒過,算是結下了樑子。大唐派誰不好?偏要選這個有過結的傢伙?什麼時候來不好,非要挑這個時候上門? 上次大唐正式的國使劉德高也才帶了200人,這次卻偏生派來2000人?誰知道這2000人的背後,是不是跟着更多的唐兵…….?
這一系列的用意,怎能不讓日本脊樑冒汗!
據中村修也在書中的説法,郭務悰一行氣勢洶洶,果真擺出武力控制日本的架式。他們以宗主國使者的派頭,命令日本朝廷在國內大規模修築高句麗、百濟式樣的山城,以此做為將來駐日唐軍(筑紫都督府)配套的烽火台體系工程。為了達成這一目的,駐濟唐軍甚至派員深入日本,進行全面的户口調查,督促日本官府徵收賦税、資源,籌措動工經費,以儘快完成朝鮮山城工程。
在高壓、屈辱的受逼中,天智“天皇”很快一命嗚呼,日本沒了國主,王子之間又互不服氣,內亂是遲早的事,這是唐朝故意把日本搞廢了。日本自然也順從的接受了大唐所有條件,威懾效力達到頂點;
郭務悰又把日本朝廷的國庫幾乎榨空,滿載着財物,揚帆西歸,讓日本自己亂去吧!
果然,第二年日本就爆發了浩大的“壬申之亂”。
消除了日本的潛在威脅,唐廷專力對付新羅。
公元674年,唐廷出兵狠狠教訓新羅,特意以劉仁軌掛帥,就是因為劉仁軌當年在百濟的閲歷,既熟悉新羅的情況,同時又令日本膽寒。劉仁軌連戰連勝,最終新羅王被迫重新向大唐認罪、進貢。
大唐在西線極度緊張的情況下,只用少量資源,就避免了兩線作戰,成為東北亞最後的贏家。
既然大唐主導的東北亞秩序無人再敢挑戰,也就放心在半島實施了撤退戰略,默認新羅吃下百濟舊地,還將平壤的安東都護府內遷到遼東,從此新羅一心歸服大唐,成為忠實的小弟。無形中,又使新羅和日本彼此牽制。
對日軍事、政治較量,更是圓滿的劃上句號。
然而,大唐的雄略與強勢,讓今天的日本學者依然意猶未盡。
當代日本歷史研究界還有個頗有影響的“古田學派”,以古田武彥為宗師,這一學派提出更驚人之論:日本“天皇”在白村江之戰中作了唐兵的俘虜,並且被劉仁軌帶到中國,與被俘的高句麗王、百濟國王以及“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罽賓、烏萇、崑崙……等諸國酋長”,“各率護從”一起參加了當年在泰山舉辦的盛大的唐高宗封禪大典。
並且認為,這位被俘“天皇”(即高市“天皇”)在多年後,在郭務悰的二千人的武裝使團護送下,回到日本,弄死了當時正生病的天智“天皇”。隨後藉助一名豪族的力量,聯手推行改革,特別是推行唐朝的文化、律法、制度,還娶了那個豪族的妹妹。然而多年後,那個豪門羽翼豐滿,發動政變,殺了高市,自居為“天武天皇”,隱去高市的歷史,並篡改了他的年齡。
按日本《正倉院文書》留下的線索,公元696年之前的日本歷史文獻,不知何因,一件都未能留存下來。現存日本最早的文獻,就是《正倉院文書》保留的一道公元702年的“天皇”旨令“亡命山澤,挾藏禁書,百日不首,復罪如初”。那麼是什麼禁書,讓當權者如此顧忌恐懼?以致對前代文書的毀滅,比秦始皇焚書還厲害還徹底?
總之,在大唐的兵威陰影之下,日本學者認為本國曾有過這麼一段諱莫如深,撲朔迷離,越來越有點恐怖迷案的詭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