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引導民企內部反腐”，暗含一條重大治理邏輯_風聞

 周建明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中信改革開放發展基金會

【導讀】近年來，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其內部腐敗問題的增長也引發中央高度重視。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24年檢察機關依法懲治民營企業關鍵崗位工作人員腐敗犯罪，起訴3298人。5月26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提出引導民營企業完善內部反腐敗制度，建立嚴格的審計監督體系和財會制度。如何理解這一政策引導的重大意義？

本文指出，非公經濟和資本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資本無序擴張的幾大事件，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對民營企業和資本的發展不僅要鼓勵和支持，同時也必須要引導和規範，這是對“兩個毫不動搖”方針的重要發展。在市場經濟下，資本取得了在經濟建設中的正當性，並以民營資本為典型載體。隨着以資本為主體的生產方式壯大，它也必然按照自己的邏輯去改變現有的政治條件：把公權力的行使規則變為按利益進行等價交換；在公權力的執掌者中尋找自己的代理人；以金錢為手段來獲取公權力。所謂“腐敗”，核心是資本對公權力的“圍獵”。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但筆者調研發現，只要存在資本的生產方式，就必然存在產生腐敗的土壤。產生腐敗的土壤和錢權交易的遊戲規則並沒有變化，只是在反腐的強大壓力下，資本與公權力的交易形式變得更隱蔽了。因此，只要資本的生產方式存在，反腐永遠在路上。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2期，原題為《全面認識資本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中的兩重性》，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全面認識資本

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中的兩重性

**▍**從“五位一體”總體佈局看資本的作用

改革開放的歷史性突破，是黨按照“三個有利於”的標準，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存在，從過去排斥，轉變為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歷史必然性和巨大作用，不僅對境外資本開放，也鼓勵內地的非公民營經濟的發展，形成了“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人們常用“5、6、7、8、9”來概括非公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即最近10年，民營經濟在GDP中的佔比從5成上升至6成以上，並貢獻了5成以上的税收、7成以上的技術成果以及8成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民營市場主體佔全國市場主體的比重高達98%。黨關於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經濟的方針正是確立在此基礎上的。非公經濟和資本已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改變了原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定義，並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的展開，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一個重大問題。近年來資本無序擴張的幾大事件，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對民營企業和資本的發展不僅要鼓勵和支持，同時也必須要引導和規範，這是對“兩個毫不動搖”方針的重要發展。

但僅此並不夠。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並不只是經濟建設，按照“五位一體”總體佈局，還包括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黨的建設，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如果不從這些建設的角度來全面地考察，就不能取得民營企業和資本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中作用的完整認識，也不能更深刻地認識中國式現代化本身。

**▍**資本對政治建設的影響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指經濟基礎決定着國家、政黨的制度的形成及運行，並影響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決定着社會發展的方向。在我國，政治建設主要集中於黨和政府的建設。在改革開放中，市場經濟成為一種普遍的生產資源配置方式，資本取得了在經濟建設中的正當性，並以民營資本為典型的載體。隨着以資本為主體的生產方式壯大，它也必然按照自己的邏輯去改變現有的政治條件：把公權力的行使規則變為按利益的等價交換進行；在公權力的執掌者中尋找自己的代理人；以金錢為手段來獲取公權力。所謂“腐敗”，核心是資本對公權力的“圍獵”。

在黨的二十大的記者招待會上，國家監委副主任肖培披露，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464.8萬餘件，其中，立案審查調查中管幹部553人，處分廳局級幹部2.5萬多人，縣處級幹部18.2萬多人。肖培還指出：“受賄和行賄是一體兩面，十八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行賄人員6.3萬人，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處行賄人員3.6萬人……劃出五類重點：一是多次行賄、鉅額行賄、 向多人行賄，二是黨員幹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搞行賄，三是在國家重點工作、重大工程、重大項目中搞行賄，四是在組織人事、執法司法、幫扶救災、教育醫療等領域搞行賄，五是實施重大商業行賄。”

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但從政治建設的角度來看，這只是個階段性的勝利。腐敗問題歸根到底植根於經濟基礎。只要存在資本的生產方式，就必然存在產生腐敗的土壤。最近筆者在基層調研聽到的反映是：腐敗分子抓了一些，但產生腐敗的土壤和錢權交易的遊戲規則並沒有變化，只是在反腐的強大壓力下，資本與公權力交易形式變得更隱蔽了。因此，只要資本的生產方式存在，就決定了在政治建設和黨的建設中反腐永遠在路上。

**資本介入政治的另一種方式是直接用錢來買政治權力。**根據媒體的綜合披露，在2011年遼寧省委常委換屆選舉、2013年遼寧省兩會換屆和遼寧省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第十二屆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選舉中，都出現了拉票賄選等破壞選舉的犯罪活動。**遼寧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選舉中，有45名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拉票賄選，有523名遼寧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被取消代表資格。**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發生在省級層面，嚴重破壞黨內和人大選舉制度的重大案件，總共955人受到查處，其中包括遼寧省委原書記、人大常委會原主任王珉等中管幹部34人，涉案人數之多、性質之惡劣、情節之嚴重，觸目驚心。

幾乎在同時，湖南衡陽、四川南充也都在人大選舉中出現了拉票賄選案。“毋庸諱言，拉票賄選案的主角多是官員和商人，關鍵在政商關係。”它赤裸裸地反映了資本對政治權力的渴望，並企圖來左右黨和國家權力機構的產生，達到凌駕於政治權力之上的目的。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脱離羣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鋭地擺在全黨面前。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是黨鞏固執政地位、實現執政使命必須解決好的重大課題。”這些“考驗”與“危險”，都植根於現實的經濟基礎，與資本的作用密不可分。

黨的宗旨與社會主義制度要求公權力為民、清廉、勤政，與資本力圖使公權力為自己服務，甚至凌駕於政治之上的邏輯，在我們這個時代長期存在，成為政治建設、黨的建設中貫穿始終的基本矛盾。

**▍**資本對文化建設的影響

一個國家文化建設的關鍵是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黨的十八大提出：積極培育和踐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中央根據我們國家的性質、國情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所提出的文化建設的內容。

然而，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並不只取決於執政者的要求，而是由經濟基礎及之上的社會關係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資本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它也必然藉助市場經濟水銀瀉地般地向整個社會推行它的核心價值體系：一是把每個個體都變成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二是用一般等價物——貨幣來衡量利益，使人們的慾望無節制，力圖儘可能多地佔有物資財富與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本；三是粗暴地把等價交換作為人際關係的普遍準則，把親情、朋友、同事、老鄉等人際關係都簡化為利益算計；四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邏輯一旦失去約束和抑制，必然導致把個體利益凌駕於國家的、集體的利益之上。

瞭解了資本的價值體系，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原來温情的家庭會變成冷冰冰的利益關係；**為什麼資本進入了文化產業，一方面文化產品噴湧而出，另一方面迎合人們低俗趣味，宣揚奢靡生活方式、拜金主義的文化產品也大行其道，**公共文化傳播機構也出現把經濟利益凌駕於社會利益之上的趨向，電視台片面追求收視率，無節制地插播廣告，網站以流量為王，決定着文化產品的傳播；為什麼資本進入教育領域，就通過辦民辦學校、教培產業把應試教育推向極致。

更重要的是，這種價值體系通過市場經濟和資本的生產方式無孔不入地滲透到人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造人們的價值與行為。它不僅造就了黨內一批“兩面人”，也無時無刻不在社會上塑造着見利忘義、缺乏社會責任的人。

在這個歷史階段，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資本藉助於市場經濟而推行的價值體系並行，表現為價值觀的多樣性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複雜性。

**▍**資本對社會建設的影響

在多年的實踐中，黨形成了建設一個團結、穩定、和諧，共建共治共享、走向共同富裕的社會建設目標。經過不斷努力，也在各民族和各宗教羣體之間的團結、社會治理體系逐步完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全覆蓋、各項民生事業不斷發展，使全體人民都能分享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為世界所矚目。

在分配領域，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經歷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公平與效率並重”的不同階段，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並列，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邁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進一步深化分配製度改革，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收入分配體系。

另一方面，資本為牟利而侵犯勞動者利益、逃避社會責任的現象還很普遍，引發許多新的、尖鋭的社會問題，甚至危及社會穩定，勞資矛盾尖鋭一度引發多起大規模罷工事件。2014年4月，世界上最大的運動鞋代工廠商——台灣寶成公司在東莞投資的裕元鞋廠，因長期未依法足額繳納五險一金，工人進行了歷時20天，規模最大時達5萬人的罷工。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工人羣體性抗爭中規模較大的一次，典型地反映了當時勞資之間的矛盾。

根據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私企社會欠賬課題組的報告，長期以來，中國的私企依靠低廉勞動力在全球市場取得競爭優勢，**很多企業沒有對勞動者的超時勞動做出應有的補償。這種轉嫁給勞動者的潛在成本，既是對勞動者的社會欠賬，也是私企超額利潤的來源。**根據計算，**2003~2009年中國的私企社會欠賬總額估算達到4.1萬億元，**佔同一時期利潤總額的9%，佔勞動報酬總額的6%，**相當於2009年GDP的14%。**如果去掉這部分利潤，私企與國企的利潤率大致相當。這種社會欠賬除了對超時勞動的應有補償，還包括對勞動者社會保險繳付的欠賬、憑藉對法律資源掌握的不對稱對勞動者工傷賠償責任的逃避。隨着2008年《勞動法》頒佈以及我國勞動力從幾乎無限供給轉向招工難，勞動力成本增加，勞動密集型企業外移，大規模的勞資衝突雖不再發生，但資本逃避社會責任的現象依然突出。許多非公經濟的頭部企業都在開曼羣島註冊；擁有鉅額財產的企業主不是在海外買酒莊、城堡、海島，就是把財產都轉移到海外建立信託基金，移民海外。一些電商的頭部企業和知名演藝界人士逃税漏税。在民營，包括部分外資的快速發展過程中，也伴隨着一次分配中資本以其所具有的經濟的、政治的、法律資源上的優勢，野蠻地、迅速地不斷擴大着社會收入的差距。

社會建設的重點是民生建設。改革開放以來，原來城市以單位、農村以集體經濟為主的民生保障體制被打破，經歷了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制的重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以“幼有所育、學有所教、病有所醫、勞有所得、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為目標，黨和政府對民生建設持續用力，人民的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在這個過程中，非公資本也通過“光彩事業”、慈善捐贈，以及參與脱貧攻堅等方式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是，因改革中把市場機制引入教育和醫療事業，資本的逐利性扭曲了公共服務事業的本來性質。近年來，通過對教培行業野蠻生長的整頓，把民辦學校統一納入義務教育的管理規範，教育領域的問題正在得到規範。

在醫療領域，一方面，醫療保障以不同的方式基本做到了對全體人民的全覆蓋；另一方面，醫療領域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資本的嚴重影響。近年來，國家通過對基層社區衞生院財政全額保障，確保其公共衞生服務的性質；**通過對藥品和醫療器材的大部分實行集中採購，大大壓縮了藥價虛高的空間。但二、三級公立醫院仍沿用了財政投入為輔，以醫養醫為主的經營模式，民營醫院實際以營利為目的，醫療行業成為高盈利行業。**在這種體制下，經濟收入成為醫院內考核的最重要指標，醫院實際成為按照資本營利模式運營的機構。它造成了醫院對病人過度檢查、過度醫療、小病大治、開大處方，甚至出現極個別像劉翔峯那樣沒病也要病人開刀的案例。

按照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的分析，資本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本身就佔有天然的優勢，必然會在分配中佔有越來越大的份額。**加上資本在初次分配中存在侵犯勞動者合法利益的衝動，在二次、三次分配中存在規避社會責任的衝動，成為拉大社會分化的強大力量，與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標相悖而行。**在民生建設中，國家提出了儘可能滿足人民羣眾對美好生活嚮往的目標，但只要公共服務領域被資本介入，就會被謀取利益最大化的邏輯所扭曲。

**▍**資本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影響

改革開放啓動了我國快速工業化的過程，進入世貿組織（WTO）以後，中國迅速發展成“世界工廠”，但由於工業化還是採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模式，經濟飛速擴張的同時也帶來了資源高消耗和污染物大量排放。這種高污染的狀況與政府為快速發展而不惜犧牲環境的指導思想有關，也由於資本為降低成本，更偏好於粗放化生產，把造成污染環境的成本外部化。

黨的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的任務和“五位一體”總體佈局，標誌着我們國家在發展的指導思想上的一次重大飛躍。隨着執政理念的轉變和頂層綜合設計能力的提高，生態文明建設被融入其他建設全過程，這十年來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在生態文明建設中，資本強烈地衝破生態和環境保護紅線的衝動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為追求當地發展和被資本收買而常常不認真履職，甚至放任企業破壞生態或違規排放污染。以下是三大典型案例。

1.甘肅省祁連山國家自然保護區的生態破壞案。2017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督查處理情況及其教訓的通報》，指出祁連山生態環境破壞的突出問題：一是違法違規開發礦產資源問題嚴重。二是部分水電設施違法建設、違規運行。三是周邊企業偷排偷放問題突出。四是生態環境突出問題整改不力。

2.陝西秦嶺南麓大規模違規建別墅的破壞生態案。對於此案，習近平總書記前後共6次重要批示，才得到整改處理。它反映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官商勾結，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中央專項整治工作組指出：“從我們這次調查來看，更重要的存在的問題，是管黨治黨方面存在寬鬆軟。大量的違建別墅，也成了一些幹部腐敗的重災區，這也是違建別墅清查不徹底、整而未治、禁而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這點出了資本在破壞生態文明建設中起的作用。

3.青海省祁連山南麓木裏煤礦聚乎更礦區非法盜採，造成大規模生態破壞案。14年來，興青集團無證非法採煤2600多萬噸，獲利超百億元。大規模、破壞性地非法開採煤礦，給這片原生態的高寒草原濕地生態造成巨大破壞，使黃河上游源頭、青海湖和祁連山水源涵養地局部生態遭到破壞。興青集團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收買了青海省副省長、海西州委書記文國棟，海西州常委、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黨工委常務副書記梁彥國，木裏煤田管理局局長李永平等一批幹部；在光天化日下進行無證盜採，對多次檢查、整改要求不是瞞天過海就是置若罔聞。

這三起驚動中南海的特大案例，也都是官商勾結的典型案例。而在官商勾結中，資本具有天然的動機去攻克一個個執掌公權力的生態環境守護者。2022年4月生態環境部副部長邱啓文介紹，從2019年起，生態環境部會同相關省市相繼啓動了長江、渤海和黃河排污口的排查整治，摸清了長江、渤海等試點地區的排污口底數。**其中，發現長江入河排污口60292個，渤海入海排污口18886個，相比各地及各有關部門此前掌握的數量分別增長了30倍和25倍。**同時，完成了黃河上游和重要支流大概17000個排污口的排查。而在這每一個排污口背後，都離不開資本的身影。

為什麼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發展總體佈局的重要部分提出已有十年，還會有那麼多明知故犯的頂風案件發生呢？除極少數意外性環境事故外，破壞生態環境事件都可以歸結為公權力和資本這兩個主體的責任。

公權力一方一是為了地方的發展和税收，二是執掌者被資本收買。資本的動因就是利潤最大化，具有破壞生態環境的原始衝動，不惜突破道德、法律的底線，併為了達到目的對公權力執掌者進行圍獵。只要在經濟基礎中存在資本的生產方式，就不可避免地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存在破壞性因素。

**▍**全面認識資本在社會主義現代化中的兩重性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準，肯定資本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發展生產力的作用，這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上的一個歷史性突破。今天，黨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已形成“五位一體”總體佈局，而非公經濟的作用也已經發展到要用“5、6、7、8、9”來概括，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資本的作用也必須要有一個新的認識。

從“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出發，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資本在社會主義現代化中的積極和消極作用這兩重性。根據黨“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三個有利於”的標準，非公資本的所有者和經營者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者，非公經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建設力量。因此，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是我們的基本方針，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從五大建設領域來看，資本都自發地產生着負面作用，腐蝕着黨的隊伍，破壞着黨的建設，這些也不容忽視。這種負面作用一旦失控，就有可能顛覆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

在新時代，全面認識資本在社會主義現代化中的兩重性，既要分清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又要全面認識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資本在五大建設領域中的作用及其機制；既防止從僵化的理論出發反對資本，又要防止只看到資本在經濟建設中的積極作用而忽視在其他領域的消極作用。加強對資本的領導，是黨在中國式現代化中加強黨的領導的一個新的大課題。當前，一些領導同志在對資本的認識上還存在只見其一、不見其二的片面性。特別是對於植根於資本的生產方式和市場經濟的基本價值體系，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對社會，特別是對黨的隊伍產生的影響，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這個意義上，黨對資本兩重性的認識和領導能力將直接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與否，也因此，危險和挑戰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