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西式人文知識分子”_風聞

　　先引述一段話。這段話是一位自以為很有“使命感”的“人文知識分子”講述的：

　　由此我想起了去年和某位史學泰斗老師在東京相見，老師剛一見面就跟我説的一段話：他説，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到了海外是不好混飯吃的，因為我們知道的那些東西，在人家國外都是常識，人家這方面的闡發，遠比我們在國內吊着膽子，七彎八繞、費勁巴力傳播的那點知識更直白、更透徹、更成體系。

　　所以一個（正經的）人文知識分子到了海外，就像一個日語專業的人到了日本，你相當於沒有了專業一樣﹣﹣你充其量算是具有了這裏一個普通公民應有的那點基礎覺悟，你在大學甚至研究生才學到的那些人文常識，人家恨不得在中學時代就已經給學生系統的闡述過了。

　　而你中學的時候，學的那些東西則都是糟粕，想要活明白，要被自我否定和當狼奶擠掉的。畢竟我聽説，20世紀初非洲的食人生番到歐洲作展覽也挺吃香的，歐洲人覺得好奇啊﹣﹣都二十世紀了，居然有人覺得吃人天經地義。而且，如果你能把吃人説出個花兒來，老外就更覺得新奇了﹣﹣舌尖上的原始人，東亞漢尼拔啊！

　　這段話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中國所謂的“西式人文知識分子”的知識水平，大概也就是西方中學生的水平，甚至還有所不如。

　　過去百餘年，中國的所謂“人文知識分子”一直努力扮演的就是“高高在上搞啓蒙”。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蠻荒國家，中國人就是原始人，類似非洲的食人生番。而他們這些“人文知識分子”不一樣，是被西方文明開化過的。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開啓民智，教導民眾。

　　然而，他們又沒有能力自己發展一套理論體系。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儒家理論被證明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無法與西方國家抗爭。他們就只能去吸收西方的人文科學，翻譯西方的理論，引入中國，尋找支持救國強國的理論體系。不可否認，在百餘年前，這些“人文知識分子”的翻譯引入，對中國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馬克思主義，也是舶來品，也是翻譯過來的。

　　**搞翻譯沒問題，念西洋經也沒問題。但想做成事，就不能只靠唸經。**中國革命的成功，就是靠舶來的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誕生的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的成功，也是靠結合了舶來的西方市場經濟的各種理念和社會主義中國現狀，誕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真正做事的人，態度從來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人文科學的種種理論，是為我所用的，而不是支配我的，是“六經注我”。

　　但“人文知識分子”這個羣體，卻始終沒意識到這一點。總是喜歡搞“教條主義”，信奉“絕對真理”。舉一個例子：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分類 - 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 - 很明顯是一個針對西歐歷史的分類，馬克思也承認這個分類不適用於西歐外的國家。

　　但當年中國的歷史學家，卻非要把這個分類扯到中國身上，把秦到清都成為封建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周。秦之後的所謂“秦制兩千年”是中央集權官僚制，和西歐的封建制完全不是一回兒事。前三十年的人文知識分子，把馬克思的著作當成絕對真理，教條式詮釋馬克思主義。

　　改開以後，“人文知識分子”喜歡“教條主義”，“絕對真理”的毛病還是沒改。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西方資本主義都是錯的”，變成了“西方資本主義都是對的”。

　　他們希望打造一個三級等級體系，西方在最上，中間是“人文知識分子”，底層是普通中國人。“人文知識分子”雖然遠不如西方人，可能只是西方世界的中學生水平，但至少更接近西方文明。最底層是普通中國人。他們定義為野蠻的原始人，東亞漢尼拔。

　　過去百餘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西方社會變化沒這麼大，但也不少。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讓西方社會也開始反思資本主義和西方制度的種種問題，出現了各種新的人文思想和理論。

　　因為這些理論包含很多對西方社會的反思，不夠“絕對真理，永遠正確”。中國的“西式人文知識分子”反而不喜歡這些更新更現代的西方人文社會理論。他們喜歡的是“西方體制偉光正，高大全”。所以，他們拿出的的理論都是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的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炒冷飯。當時那些東西，主要目的是服務資本主義和封建君主的鬥爭，有很強的宣傳目的。對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只説好的，不説壞的。 

　　中國的很大一部分“西式人文知識分子”，不學習現代知識，也不觀察社會現實，只會翻來覆去唸幾百年前資本主義的那套經文。把西方的幾百年前過時理論當成萬世不變的教條，然後不敢在西方教條基礎上有任何創新，也不敢睜眼看現實世界。辯論不過，就對事更要對人，發明一些“舌尖上的原始人，東亞漢尼拔”這些詞兒，然後宣佈勝利。

　　他們的知識結構落後時代幾百年。一個搞物理學研究的，知識結構卻只限於牛頓力學，水平連中學生都不如，肯定混不到飯吃呀。

　　中國的“西式人文知識分子”的主要問題不是觀點，而是水平。水平太次，還不願意與時俱進，學習新東西。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