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西式人文知識分子”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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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引述一段話。這段話是一位自以為很有“使命感”的“人文知識分子”講述的:
由此我想起了去年和某位史學泰斗老師在東京相見,老師剛一見面就跟我説的一段話:他説,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到了海外是不好混飯吃的,因為我們知道的那些東西,在人家國外都是常識,人家這方面的闡發,遠比我們在國內吊着膽子,七彎八繞、費勁巴力傳播的那點知識更直白、更透徹、更成體系。
所以一個(正經的)人文知識分子到了海外,就像一個日語專業的人到了日本,你相當於沒有了專業一樣﹣﹣你充其量算是具有了這裏一個普通公民應有的那點基礎覺悟,你在大學甚至研究生才學到的那些人文常識,人家恨不得在中學時代就已經給學生系統的闡述過了。
而你中學的時候,學的那些東西則都是糟粕,想要活明白,要被自我否定和當狼奶擠掉的。畢竟我聽説,20世紀初非洲的食人生番到歐洲作展覽也挺吃香的,歐洲人覺得好奇啊﹣﹣都二十世紀了,居然有人覺得吃人天經地義。而且,如果你能把吃人説出個花兒來,老外就更覺得新奇了﹣﹣舌尖上的原始人,東亞漢尼拔啊!
這段話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中國所謂的“西式人文知識分子”的知識水平,大概也就是西方中學生的水平,甚至還有所不如。
過去百餘年,中國的所謂“人文知識分子”一直努力扮演的就是“高高在上搞啓蒙”。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蠻荒國家,中國人就是原始人,類似非洲的食人生番。而他們這些“人文知識分子”不一樣,是被西方文明開化過的。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開啓民智,教導民眾。
然而,他們又沒有能力自己發展一套理論體系。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儒家理論被證明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無法與西方國家抗爭。他們就只能去吸收西方的人文科學,翻譯西方的理論,引入中國,尋找支持救國強國的理論體系。不可否認,在百餘年前,這些“人文知識分子”的翻譯引入,對中國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馬克思主義,也是舶來品,也是翻譯過來的。
**搞翻譯沒問題,念西洋經也沒問題。但想做成事,就不能只靠唸經。**中國革命的成功,就是靠舶來的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誕生的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的成功,也是靠結合了舶來的西方市場經濟的各種理念和社會主義中國現狀,誕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真正做事的人,態度從來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人文科學的種種理論,是為我所用的,而不是支配我的,是“六經注我”。
但“人文知識分子”這個羣體,卻始終沒意識到這一點。總是喜歡搞“教條主義”,信奉“絕對真理”。舉一個例子: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分類 - 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 - 很明顯是一個針對西歐歷史的分類,馬克思也承認這個分類不適用於西歐外的國家。
但當年中國的歷史學家,卻非要把這個分類扯到中國身上,把秦到清都成為封建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周。秦之後的所謂“秦制兩千年”是中央集權官僚制,和西歐的封建制完全不是一回兒事。前三十年的人文知識分子,把馬克思的著作當成絕對真理,教條式詮釋馬克思主義。
改開以後,“人文知識分子”喜歡“教條主義”,“絕對真理”的毛病還是沒改。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西方資本主義都是錯的”,變成了“西方資本主義都是對的”。
他們希望打造一個三級等級體系,西方在最上,中間是“人文知識分子”,底層是普通中國人。“人文知識分子”雖然遠不如西方人,可能只是西方世界的中學生水平,但至少更接近西方文明。最底層是普通中國人。他們定義為野蠻的原始人,東亞漢尼拔。
過去百餘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西方社會變化沒這麼大,但也不少。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讓西方社會也開始反思資本主義和西方制度的種種問題,出現了各種新的人文思想和理論。
因為這些理論包含很多對西方社會的反思,不夠“絕對真理,永遠正確”。中國的“西式人文知識分子”反而不喜歡這些更新更現代的西方人文社會理論。他們喜歡的是“西方體制偉光正,高大全”。所以,他們拿出的的理論都是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的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炒冷飯。當時那些東西,主要目的是服務資本主義和封建君主的鬥爭,有很強的宣傳目的。對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只説好的,不説壞的。
中國的很大一部分“西式人文知識分子”,不學習現代知識,也不觀察社會現實,只會翻來覆去唸幾百年前資本主義的那套經文。把西方的幾百年前過時理論當成萬世不變的教條,然後不敢在西方教條基礎上有任何創新,也不敢睜眼看現實世界。辯論不過,就對事更要對人,發明一些“舌尖上的原始人,東亞漢尼拔”這些詞兒,然後宣佈勝利。
他們的知識結構落後時代幾百年。一個搞物理學研究的,知識結構卻只限於牛頓力學,水平連中學生都不如,肯定混不到飯吃呀。
中國的“西式人文知識分子”的主要問題不是觀點,而是水平。水平太次,還不願意與時俱進,學習新東西。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