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歷貶值30年：博士批量失業、大學生無奈啃老_風聞

　　十年苦讀付流水，一代人的血與淚。

　　作 者丨大南****

　　華商韜略出品丨ID：hstl8888

　　1222萬——這一創紀錄的數字，是今年即將畢業的大學生數量。正在奔赴職場的他們組成了“史上最大應屆生求職潮”。

　　與這一龐大求職羣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智聯招聘數據顯示，2024屆碩士及博士畢業生offer獲取率為44.4%，不僅同比下降12.3%，更是低於本科畢業生的45.4%。本科畢業生則低於大專畢業生的56.6%。

　　求職難，是當前海量大學生的切身感受，背後引出了一個熱門話題——“學歷貶值”。

　　根據銀河證券的預測，這種趨勢短時間內難以緩解，大學生畢業人數仍將逐年增長，直至2038年達到1445萬人為頂峯。這意味着只有2017年後出生的人，才能避開大學生求職的高峯期。

　　有人開玩笑説：“21世紀最貴的是人才，21世紀貶值最快的卻是學歷。”

　　其實，“學歷貶值”現象並非中國獨有，隔壁的日本積累了近30年的“血淚經驗”，其中的得與失，極具參考價值。

　　“只要考上大學，一輩子就穩了。”這是80年代日本人的信仰。

　　彼時的日本經濟欣欣向榮，企業爭相招聘大學生。為了吸引求職者，很多企業承諾：只要來參加招聘會就提供午餐，附贈伴手禮。有的企業不僅會為入職員工提供免費公寓，還報銷搬家費、生活用品費。

　　三菱汽車為了吸引高學歷人才，甚至推出過“入職就送汽車”的福利。

　　當時的日本大學生被稱為“金蛋”，很多人還沒畢業就收到了入職邀約：男生平均收到3份，女生平均收到2.5份。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名校畢業的“天之驕子”，工資更是達到社會平均工資的三倍。

　　在學歷崇拜的氛圍下，日本社會興起類似中國的“雞娃熱”。街頭巷尾的學習塾內，學生們拼命揹着英語單詞，瘋狂刷着超綱試卷。據統計，1985年日本課外補習市場規模突破1.2萬億日元，學習塾數量更是一度超過2萬家，比當時的便利店還要多。有些家長，甚至不惜抵押房產為子女支付補習費，只盼其能夠在高考中“鯉魚躍龍門”。

　　然而，進入90年代，經濟泡沫急速破裂，一切都發生了變化。

　　1990年，日本股市急轉直下，全年跌幅達39%，市值蒸發270萬億日元，海量財富化為烏有。

　　金融崩潰很快傳導到實體經濟，1992年，日本全行業企業利潤下降20%，企業倒閉數量突破1萬家。更不幸的是，這場災難撞上了史上最洶湧的就業洪流。

　　這幾年的畢業生是1967年到1976年期間出生的，那是日本第二批嬰兒潮時期，連續10年出生人口突破180萬，尤其在1971年到1974年生育高峯時，年出生人口突破200萬大關。

　　這批嬰兒潮恰好在90年代，轉化成有史以來最大的畢業潮。剛畢業，迎接他們的卻是一番“末日景象”。就業市場上，一頭是企業裁員以求熬過寒冬，另一頭卻是洶湧而來的求職者。裁員的名單越拉越長，求職者的隊伍也越排越長。

　　1992年成為一個歷史拐點，原本持續增長的大學生就業率轉而下跌，80%、79.9%、76.2%、70.5%……絲毫沒有止跌企穩的架勢。

　　從這一年開始，校招市場的海量簡歷開始無人問津，學歷貶值時代正式開啓。洪流下，曾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大學畢業即贏家”的觀點再也沒人提起。

　　1971年出生的田中，畢業於長崎大學，在投了100份簡歷都石沉大海後，最終只能靠打零工生存；

　　1973年出生的青木感慨道：“以前去參加招聘會都可以得到午餐盒和禮物，現在連去面試的機會都沒有”；

　　福岡的太宰府天滿宮裏，擠滿了祈求“就業成功”護身符的年輕人；

　　在企業招聘會上，很多父母早早替孩子排長隊，只為先人一步投簡歷。

　　當時的日本社會充斥着迷茫、恐懼與憤怒的情緒，但情緒不能扭轉學歷貶值的趨勢。

　　在就業市場持續萎靡不振的情況下，一些年輕人轉而抓住另一根稻草——考研。

　　“晚幾年找工作，情況會變好吧。”不少人抱着這樣的信念，將考研視為緩兵之計。

　　現實很快給人們上了一課，3年後，沒想到就業情況更加嚴峻。1995年，創紀錄的80.3萬大學畢業生湧入就業市場，就業率首次跌破70%大關，降至67.1%。

　　眼看“考研熱”無法緩解就業頹勢後，社會上又興起“考公熱”。這一次，人們相信“鐵飯碗”一定可以成為避風港。

　　當年，考公務員的人數近乎翻倍，日本公務員的申請人數從1991年的7.05萬人攀升至1995年12.4萬人。

　　日本作家山田昌弘在其著作中提到當年全民考公的情境：許多大學生才剛剛踏入校門，就開始研究“公務員”的招生條件，自費參加公考培訓；不少女孩子一從大學畢業，就會被親戚勸導：“工作這麼難找，不如找個公務員嫁了吧。”足見當時公務員受歡迎的程度。

　　然而，有限的編制崗位難以消化海量的求職羣體，加之日本政府財政緊縮，縮減招錄規模，所謂的“鐵飯碗”最終也難以為繼。在求職、考研、考公接連受挫後，很多日本年輕人萬般無奈下走上“啃老”這條路。

　　1997年到2003年短短6年間，日本15歲-24歲的“啃老族”數量呈爆發式增長，從8萬人飆升到40萬人，激增5倍。

　　“38歲的佐藤寬朗啃老15年，曾為50塊錢生活費與母親激烈爭吵”、“47歲的村口督史啃老17年，靠母親養老金度日，過着晝夜顛倒的生活。”

　　這類報道頻繁登上日本新聞媒體，“啃老”成為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

　　後來，擅長造詞的日本人將90年代泡沫破裂後的艱難時期稱為“就業冰河期”，把出生在1971年-1982年的羣體定義為“迷失的一代”——他們在本該最富有拼搏精神的年紀，卻遭遇了最嚴峻的就業寒冬。

　　▲來源：mynavi

　　面對“就業冰河期”日益嚴重的就業危機，日本政府並沒有坐以待斃，實施了多項舉措以求力挽狂瀾。

　　1991年日本文部省提出“研究生倍增計劃”。1996年，日本內閣又提出“資助博士後1萬人計劃”。

　　日本政府期待通過提升高等教育規模達成“一箭雙鵰”的效果：既培養高端人才，又延緩就業壓力。這一政策導向直接推動了日本90年代的“考研熱”浪潮。

　　或許，當年的日本官方與民間想法一致：“晚幾年，情況會好的”。

　　然而事與願違，1991年碩博士在校生規模總量達98650人，2000年激增至205311人，增長1.1倍，超額完成目標。但同期大學生就業率從81.3%暴跌至55.8%，其中博士就業率從66.33%降低至58.4%。

　　一面是學歷的膨脹，另一面是就業的萎縮，高學歷人才堆積成了“就業堰塞湖”，最終導致大量的“高學歷難民”、“浪人博士”出現。

　　與此同時，日本在實施這些擴招計劃的過程中，由於追求數量而忽視了對質量的把控，採取了一些過於寬鬆的彈性政策，例如允許僅有2年研究經歷的本科畢業生直接攻讀博士學位。

　　博士人數暴增，但師資力量沒有同步增長，師生比例嚴重失衡，導師根本負責不過來。“水碩”、“水博”在社會上出現，部分企業開始對高學歷人才產生偏見，認為這些人“空有書本上的理論知識，欠缺社會常識和合作意識，甚至不如高中生更能適應崗位”。

　　這些偏見在薪資數據上體現了出來：1995年-1999年間，大學生平均月薪僅微增3000日元，而同期初中畢業生薪資漲幅高達2.3萬日元。

　　反常的薪資增幅倒掛現象出現，進一步加快了學歷貶值的速度。

　　除此以外，日本政府還相繼推出多項政策：放寬校招的時間限制、設立就業培訓中心、鼓勵校企合作招聘、大幅提高企業就業補貼（總預算從100億日元增至700億日元），但收效甚微。

　　直到1999年，日本政府祭出大殺招——修訂《派遣勞動法》。

　　這次修訂全面放開了勞務派遣制度（除了少數特定行業外），開啓了非正式僱傭的大門。

　　日本的勞務派遣員工有點類似“外包員工”，簽訂的勞動合同時間短、待遇差，薪資通常比正式員工低30%~50%左右，有些派遣員工薪資還是日結，連工位都只能被安排在不起眼的角落，基本的職場尊嚴都難以保障。

　　對企業來説，派遣員工成本更低、裁員也更靈活，何樂而不為？對於日本政府來説，1個正式崗位拆分成多個勞務派遣崗，看上去是增加了就業機會，緩解了高漲的失業率。

　　修訂法案實施的第一年，日本非正式就業人口就暴增了50萬，派遣工、合同工、兼職等非標準僱傭形式佔據就業市場的比例越來越高。

　　然而，勞務派遣的盛行對求職者來説卻是個壞消息。

　　日劇《非自然死亡》中，派遣員工佐野先生每個月加班時間超過140個小時，還要被廠長安排幹私活，最終過勞死，廠長卻想方設法不給予任何賠償。劇情雖然有些極端，卻也正是日本勞務派遣制度下，員工生存狀況的真實寫照。

　　▲來源：日本網

　　據厚生勞動省統計，日本非正式僱傭比例在2003年達34.6%，比1984年增加一倍多，2014年更是攀升到40.5%。這不是簡單的數字增長，是一代年輕人夢想破碎的哀嚎。求職受阻的大學生批量成為非正式員工，他們與低學歷的求職者在薪資待遇上並無不同。

　　在日本，企業通常只願意招收“應屆畢業生”為正式員工，一旦畢業生錯過校招季的黃金窗口，那麼失去“應屆畢業生”身份的他們，極大可能一輩子都被攔在了正式員工的大門外。

　　不少“就業冰河期”的人，到現在都只能頂着派遣員工的標籤，輾轉於各大公司的角落裏維持生計，還要被收入更高的父輩指責“不夠努力”。

　　他們也被稱為“失去的一代”，成為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的直接承受者。

　　最近幾年，日本大學生就業市場似乎從寒冬中緩過來了。

　　2024年，日本應屆生就業率達98.1%，創歷史新高。大學生起薪達22.6萬日元/月（約合人民幣1.059萬元），同比增加4.01%。

　　日本是如何走出泥淖的？從人口結構變遷的數據上可以得到答案。

　　2024年日本死亡人口達161萬（歷史最高），而出生人口僅72萬（124年來最低），一減一增，年度人口淨減少約89萬人。

　　一邊老齡化加劇促使大批老年人退出職場、騰出空位，一邊少子化達到頂峯、年輕勞動力嚴重不足，這種代際更替讓就業市場的供需曲線重新達到了微妙的平衡，大學生就業率煥發生機。

　　終究是時間治癒了一切，但“迷失的一代”成為了時代更迭的沉默者。

　　反思日本學歷貶值的歷程，雖然日本官方採取了大量措施應對，卻始終沒有擊中要害。

　　大學生就業市場的不景氣，根本原因在於企業需求萎縮。當經濟缺乏創新動能時，高等教育人才註定會“過剩”，只有推動產業不斷升級，讓中小企業持續繁榮，才能創造大量的新增崗位，從而消化掉海量的大學生供給。

　　縱觀90年代以來的日本，接連錯失一次次產業升級的浪潮：PC時代被美國超越，到移動互聯網浪潮中被中國碾壓，直到在新能源和AI領域徹底淪為追隨者。

　　經濟學家池田信夫在《失去的20年》中尖鋭指出，日本社會缺乏“破壞性創新”的氛圍，在泡沫經濟崩潰後，金融機構對“殭屍企業”的持續輸血，不僅擠佔了新興產業資源，更扼殺了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力。

　　這種“過度保護存量”的發展模式，讓日本錯過產業升級的時機，一步步陷入被動。

　　日本是一個在存量上做到極致的國家，但解決問題的關鍵卻應該是——創造增量。

　　發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國家持續跟上產業經濟浪潮向前走，才能帶給國民就業、收入，以及一切。發展需要擁抱變化，甚至創造和引領變化。

　　產業經濟沒有跟上學歷提升的步伐，或者説學歷沒有更好轉化為生產力來推動經濟，這就是日本學歷和經濟一起貶值最大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