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覺醒來，我們成“工業克蘇魯”了_風聞

將近一百年前，美國小説家洛夫克拉夫特發表了短篇小説《克蘇魯的召喚》，由此開創了一個新的文學流派——克蘇魯文學。

簡單來説就是，在洛夫克拉夫特的文學想象中，世界上存在着一羣支配一切的“古神”，凡人們只是在“古神”的廕庇下，暫時安穩地生活在愚昧的現實之中。普通人一旦接觸了“古神”，哪怕只是驚鴻一瞥，也會留下終生無法治癒的精神錯亂。

龐然大物、深不可測、無法理解、不可名狀……這些元素，都是克蘇魯神話文學不可或缺的。

如果不出意外，“克蘇魯”這個詞或許永遠只會是文學小圈子裏的一個專用術語，直到有一天，不知道是哪個小機靈鬼突然揭開了一個現實——有沒有一種可能，中國其實就是一個工業克蘇魯——中國的製造業和洛夫克拉夫特筆下的“古神”一樣，是一個深不可測、無法理解的龐然大物。

以平時見到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機來説，你在淘寶上買100支只要47元還包郵，折算下來不到5角錢一支，運氣好遇到返現紅包，你甚至還能從店家那邊倒賺一筆。

説實話，賣到這個價格，我都有點替廠商着急，這麼便宜根本不可能掙到錢啊。

但現實卻超過了我們的想象：人家根本不靠打火機賺錢，賺錢靠的是在打火機外殼上印小廣告。

再比如網線裏的一根根光纖，這東西在當年是絕對的高科技，中國當初是花了大價錢才和飛利浦達成了光纖合作，但現在，這東西的價格已經跌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中國光纖的芯公里價格，僅為23元——相同長度下，掛麪比光纖還要貴得多。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為什麼中國可以把製造的成本壓到這個地步？

外國製造，為何昂貴

與其説中國製造便宜，不如説是外國製造實在太貴了。

歐美製造的產品之所以貴，不是貴在了製造上，製造很多時候都是找的第三世界，他們的貴，其實貴在了非製造的那些環節——比如“溢價”——靠着品牌溢價和低得離譜的生產成本之間的差價，賺得盆滿缽滿。

説到這溢價忽悠人的套路，其實製造業其實已經屢見不鮮。

比如説，當年的高端數碼相機，佳能、尼康那會兒動輒幾萬塊一台，普通人只能望洋興嘆；還有啥高端藍牙耳機，Bose、Sony隨便一款就得小一千，感覺買來了就是“身份的象徵”；再看看早期的無人機，大疆還沒崛起時，Parrot、GoPro的貨色隨便標個上萬塊，買回去還得當寶貝供着。

老局十多年前上大學的時候學習攝影，跟家裏人磨了一個學期才終於答應給我買個佳能600D，當年花了好幾千。而當時最貴的5D2，裸機價格就要上萬——放在那個時代，這已經是普通人兩三個月的工資才能買到的東西了。

同樣地，就拿當年GoPro的運動相機來説吧，2014年左右，GoPro Hero系列火得不行，一台Hero4 Black標價4000多塊人民幣，頂配版隨便奔着6000去。可這玩意兒的成本是啥情況？業內爆料，GoPro的硬件成本壓根不到售價的20%，一台賣4000塊的相機，成本也就幾百塊，剩下的全是品牌溢價、專利費用撐起來的利潤。

因此，中國廠商如果想把這個價格幹下來，省錢的功夫其實並不在於製造環節，而在於研發和設計環節——我們需要繞開或者突破西方公司的專利壁壘。

這裏先説下“專利壁壘”這一關，是怎麼被中國破掉的。

拿GoPro的例子來説，中國破局的重要手段，就是 “逆向創新”的工程文化。中國廠商，比如SJCAM、YI（小米生態鏈）、Akaso等，硬是靠着技術突破和逆向工程把GoPro的“高端神話”給幹碎了。

咋做的？簡單説，就是這些廠商通過拆解GoPro的產品，研究它的硬件和軟件，搞清楚核心功能咋實現的，然後用國產芯片（像全志、瑞芯微）和自研算法，開發出功能差不多的替代品。

這其中的奧妙就在於：國產廠商不是一模一樣抄，而是“換個路子”實現類似功能，避開專利的字面描述。

舉例來説，GoPro的防抖靠特定算法（受專利保護）。而國產品牌SJCAM的SJ5000X（2016年推出）的算法沒直接抄GoPro的數學模型，而是用開源社區的EIS框架，調了參數，繞過了專利。

因為專利保護的是具體實現方式（例如某個算法、公式），不是“防抖”這個概念。SJCAM換個算法路徑，功能相似但代碼不同，專利就咬不着。

而另一個更絕的辦法，就是國產替代零件，讓產品在硬件上就“長得不像”了。

GoPro的專利多跟特定硬件綁定，比如他們的Ambarella芯片和定製鏡頭模組。中國廠商直接不用這些“專利雷區”的零件，改用國產或第三方方案。像是國產的YI Action Camera（2015-2016）用全志V3或海思芯片，編碼算法自己寫，性能雖略遜，但成本低30%-50%。鏡頭也用國產永諾或舜宇的光學模組，避開GoPro的魚眼鏡頭專利。

芯片、鏡頭、算法、代碼全都是我們國產的，但卻和你最終實現的性能大差不差。**不僅****GoPro的專利直接失效，**並且成本還低了一大截。

就拿GoPro當年的旗艦HERO4 Black來説，其國內零售價約4000-4500。而當時的中國平替先鋒SJCAM，其同期產品SJ4000，零售價僅400-600元人民幣，比GoPro低了將近10倍。

2016年後，GoPro市場份額被中國品牌蠶食得厲害，**股價從2014年的高點90多美元一路跌到2018年的5美元左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中國廠商的技術衝擊。

但問題是：要是這種“逆向創新”的路子真那麼好使，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國家，偏偏中國憑着這條路子完成了逆襲，而鮮少有別的國家能如法炮製？

即插即用的中國供應鏈

中國的“逆向創新”之所以可行，原因就在於，**中國製造有一種“模塊化製造”的優勢，可以用標準化零件組裝產品，不像傳統制造業的“從零定製”，**而是把產品拆成通用模塊（芯片、電池、外殼），像樂高積木那樣，工廠隨意組合，讓“平替”產品快速量產。

為何會如此呢？因為外國的這些牌子，很多也都是基於中國供應鏈來的。

舉例來説，在無線耳機領域，曾經的Bose、索尼絕對被視為是“奢侈品”一般的存在。

老局的一個朋友曾在2021年的時候，就曾出於對降噪的需求，打算入手Bose，但一看那2000+的價格，頓時被嚇住了，考慮到使用頻次不高，於是就想找個國產平替頂着，結果入手了個300+的漫步者降噪耳機。一番體驗後，效果竟有些驚喜。降噪雖算不上頂級，但樓下馬路嘈雜的人聲、車聲戴上耳機後大部分都聽不到了。這種“價格親民”，“效果夠用”的體驗，着實戳中了很多“非發燒友”消費者的痛點。

這強大的平替實力，靠的就是供應鏈“即插即用”的模塊化優勢。

QCY T13用的芯片是絡達AB1536（成本10-15元），Anker Liberty Air 2用的芯片是高通QCC3020（成本20-30元），這些芯片是供應鏈的“標配貨”，性能穩定，麥克風方面，用的也是標準化MEMS麥克風（成本1-2元），樓氏、歌爾等供應商批量供貨。

而這種隨意組合的背後，是中國硬核的供應鏈和製造生態。中國深圳的供應鏈，80%的TWS零件（芯片、電池、外殼）是通用的，QCY、Anker隨便挑。

更重要的是，模塊化需要上下游無縫配合（芯片商、模具廠、代工廠），深圳方圓幾十公里全搞定。

這種“即插即用”的模塊化優勢背後，核心是“標準化+靈活性”兼具的製造業體系。

關於中國製造，一個常見的誤區是：中國製造單純是憑着規模大，靠“量”把成本攤薄了，然而，如果不能模塊化，任何一個組件都得定製，這在無形之中就增加了更多的生產成本。

一個明顯的反例就是：Bose的定製化耳機，產量也不小（QuietComfort年銷百萬副，），但因為是定製化，所以每款都得重開模具、調試產線，Bose在美國設計，零件多從歐美供應商（TI、Cirrus Logic）或日本（TDK、村田）採購，成本高，沒法像中國平替這樣，模具通用，產線隨便改。可見，單純的規模大，沒讓Bose變白菜價，因為相關的產業鏈沒“隨意組合”的靈活性。

説白了，中國能把模塊化玩到極致，不光因為廠多、產量大，還因為有獨門生態：深圳一個城市，芯片商（絡達）、代工廠（歌爾）、模具廠全在幾十公里內，極易形成一張技術交換密集的產業網。這就是門類齊全的產業集羣帶來的優勢。

全鏈路研發

所謂的“奢侈品”級的產品，一大特點就是愛“慢工出細活”，以此彰顯自身的“匠心”或“逼格”。舉個例子，2010年代，消費級無人機是“高端玩具”。國外的一些品牌，像3DRobotics Solo，2015年時，售價約12000元人民幣，約1700美元。

但其實這些功能，今天看起來並不新鮮，大概包括了1080p航拍、20分鐘續航、GPS定位這些，但相應的研發費，卻往往幾千萬元——背後的高溢價，很大程度上就是這麼來的。

那為什麼像1080P、GPS定位這些“很標配”的功能，研發費卻那麼高？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歐美工程師工資貴得離譜（美國年薪15-30萬美元，約100-200萬人民幣），團隊規模小，開發效率低。

早期3D Robotics其實就是靠Chris Anderson（前《連線》雜誌主編）帶着一批極客工程師，從愛好者DIY文化起家。雖然多才多藝，但人手極少（大約100人左右）。

有些關鍵項目，整個系統可能只有兩三個核心工程師在搞。實際上，這樣的人才結構，可以説是目前美國很多頭部科技企業的典型。像蘋果，在美國本土真正掌握核心創新的小組規模，大約是幾千人到一萬人，佔了蘋果全球總員工的大約5%左右。

這樣的結構，意味着即使最頂尖那一小撮人，弄出了某些創新成果，也沒法很快地測試和迭代，因為當地沒有相應的產業環境，和專精這些環節的工程師。這就導致了產品迭代慢、出貨成本還高。

甚至連美國人自己，也曾在購物網站Best Buy上吐槽：3D Robotics的無人機，用起來太糟心了，GPS功能經常不能定位，有時還無人機還會失去控制，撞在了樹上！

講真，雖然3D Robotics在某些智能算法上確實有兩下子，但在GPS定位這種基礎功能上，卻經常被消費者噴“像擺設”，甚至出現了經常斷線，或反覆按鍵都沒反應的情況。

説白了，沒有相應的產業環境，沒有專門的測試團隊去做優化、落地，再先進的功能，都會被某些拉垮的基礎BUG給抵消。

而同樣的產品，到了中國這，研發成本和速度卻完全不一樣。這背後的機制是：中國通過“全鏈路”的方式，既做需求定義，也做原型研發、落地攻關，通過層層分工，將高端品牌花幾年、燒大錢研發的新功能，拆解成小塊兒，從而極大提高了研發速度。

得益於中國龐大的工程師數量（2015年約400萬），大疆的研發團隊達到了1500人（佔員工14%，），覆蓋相機、飛控、電池、雲台、軟件、外觀，每個團隊專攻一塊，有點像**“流水線化”的工程師****。**例如相機團隊專門調4K功能；飛控團隊專攻避障。

很多小組是“產品+開發+測試”三位一體，自己定義需求、自己做樣機、自己飛出去測。

而這種“工程師全鏈路通吃 + 高速迭代”的方式，所帶來的一大優勢，就是研發效率高，產品迭代快，能根據市場迅速反應。

舉個例子，大疆的AVATA系列無人機，在一代的時候，在俯拍（相機向下傾斜）時，視頻畫面裏會拍到螺旋槳護圈的邊緣，破壞畫面美感，妥妥的“視覺污染”。Avata 2代解決了這問題，消費者直呼畫面“終於乾淨了”！

這種根據市場反饋，快速迭代的本事，只有擁有一羣紮根產業，並且掌握開發、製作、測試全鏈路工程師團隊，才能真正做到。

快速迭代帶來的銷量，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從Mavic Pro、Air、Mini到Mini 2，2018-2021年賣了1000多萬台（業內估算），佔當時全球消費級無人機市場70%。

每台無人機的研發費，攤到1000萬台，又進一步降低了成本，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

大疆的快速迭代還逼得歐美品牌不得不降價。3DRobotics Solo賣不動，2016年就退出消費級市場。

消費者覺得“大疆Mini才400刀，4K航拍，3DR賣1700刀幹嘛？”於是，無人機市場的“奢侈品”神話，就這麼被破滅了。

手工行會VS新興工場

中國製造和這些“奢侈品”的競爭，讓人不禁想起了歐洲近代化過程中，手工業行會和手工工場的較量。

回想歐洲剛爬出中世紀那會兒，手工業行會的老師傅們可是“香餑餑”。他們仗着自己秘傳的“手藝”，以及對原材料的掌控，讓一件精緻的皮靴、一個雕花銀盃，動輒賣到天價，普通人只能望而興嘆。

那時候，城裏人覺得這價“值”，畢竟老師傅的“匠心”和“手藝”擺在那兒，貴族老爺們掏錢也樂呵。

可後來，劇情反轉，新興的手工工場冒出來了，商人搖身一變成了工場主，他們把供貨渠道全攥在手裏，原材料隨便挑，更狠的是，他們把行會的學徒改造成了流水線工人，一個大活兒拆成十個小步驟，每個人專攻不同的部分。

做雙靴子？以前老師傅得從頭到尾慢慢磨，現在一個工人裁皮、一個縫線、一個上底，效率嗖嗖往上漲，價格直接腰斬，普通人也能穿上靴子逛街了。

行會的老師傅氣得跳腳，罵工場“無恥”，説他們“毀了手藝”，可真相是啥？要是沒有手工工場，靴子還是貴族專屬，平民只能穿木鞋或裹腳布，皮靴往往要攢攢一年的錢才買得起。

而現在，中國製造跟這些“奢侈品”級高端科技產品的較量，簡直是手工工場VS行會的現代版，歐美大牌像Bose、GoPro、3DRobotics，相當於就是手工業行會，靠專利、定製化零件把耳機、掃地機器人、無人機賣到天價。

中國製造就像當年新興的手工工場，靠着龐大而齊全的供應鏈，以及全鏈路、層層分工的工程師團隊，硬生生把這些“奢侈品”拉下了神壇。

無人機、降噪耳機、運動攝影機這些東西，再也不是少數中產或土豪的玩具，而成了普通人觸手可及的產品。

中國製造的崛起，撕開了這些“奢侈品”高價的遮羞布，讓人們意識到，**某些被視為“高端產品”的典型，之所以如此昂貴，不完全是因為其品質多麼“好”，**而是因為其生產流程中，存在了太多弊病，太多拖累效率的“梗阻”——零件貴、產線僵硬、研發慢。

有了這樣的對比，人們才會知道，怎樣的高價，才是凝結了真正的汗水、創新和品質的，而哪些又是頂着“品牌”的光環在割韭菜。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