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覺醒來,我們成“工業克蘇魯”了_風聞
星海情报局-星海情报局官方账号-关注“中国制造”的星辰大海15分钟前

將近一百年前,美國小説家洛夫克拉夫特發表了短篇小説《克蘇魯的召喚》,由此開創了一個新的文學流派——克蘇魯文學。
簡單來説就是,在洛夫克拉夫特的文學想象中,世界上存在着一羣支配一切的“古神”,凡人們只是在“古神”的廕庇下,暫時安穩地生活在愚昧的現實之中。普通人一旦接觸了“古神”,哪怕只是驚鴻一瞥,也會留下終生無法治癒的精神錯亂。

龐然大物、深不可測、無法理解、不可名狀……這些元素,都是克蘇魯神話文學不可或缺的。
如果不出意外,“克蘇魯”這個詞或許永遠只會是文學小圈子裏的一個專用術語,直到有一天,不知道是哪個小機靈鬼突然揭開了一個現實——有沒有一種可能,中國其實就是一個工業克蘇魯——中國的製造業和洛夫克拉夫特筆下的“古神”一樣,是一個深不可測、無法理解的龐然大物。
以平時見到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機來説,你在淘寶上買100支只要47元還包郵,折算下來不到5角錢一支,運氣好遇到返現紅包,你甚至還能從店家那邊倒賺一筆。

説實話,賣到這個價格,我都有點替廠商着急,這麼便宜根本不可能掙到錢啊。
但現實卻超過了我們的想象:人家根本不靠打火機賺錢,賺錢靠的是在打火機外殼上印小廣告。
再比如網線裏的一根根光纖,這東西在當年是絕對的高科技,中國當初是花了大價錢才和飛利浦達成了光纖合作,但現在,這東西的價格已經跌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中國光纖的芯公里價格,僅為23元——相同長度下,掛麪比光纖還要貴得多。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為什麼中國可以把製造的成本壓到這個地步?

外國製造,為何昂貴
與其説中國製造便宜,不如説是外國製造實在太貴了。
歐美製造的產品之所以貴,不是貴在了製造上,製造很多時候都是找的第三世界,他們的貴,其實貴在了非製造的那些環節——比如“溢價”——靠着品牌溢價和低得離譜的生產成本之間的差價,賺得盆滿缽滿。
説到這溢價忽悠人的套路,其實製造業其實已經屢見不鮮。
比如説,當年的高端數碼相機,佳能、尼康那會兒動輒幾萬塊一台,普通人只能望洋興嘆;還有啥高端藍牙耳機,Bose、Sony隨便一款就得小一千,感覺買來了就是“身份的象徵”;再看看早期的無人機,大疆還沒崛起時,Parrot、GoPro的貨色隨便標個上萬塊,買回去還得當寶貝供着。
老局十多年前上大學的時候學習攝影,跟家裏人磨了一個學期才終於答應給我買個佳能600D,當年花了好幾千。而當時最貴的5D2,裸機價格就要上萬——放在那個時代,這已經是普通人兩三個月的工資才能買到的東西了。
同樣地,就拿當年GoPro的運動相機來説吧,2014年左右,GoPro Hero系列火得不行,一台Hero4 Black標價4000多塊人民幣,頂配版隨便奔着6000去。可這玩意兒的成本是啥情況?業內爆料,GoPro的硬件成本壓根不到售價的20%,一台賣4000塊的相機,成本也就幾百塊,剩下的全是品牌溢價、專利費用撐起來的利潤。
因此,中國廠商如果想把這個價格幹下來,省錢的功夫其實並不在於製造環節,而在於研發和設計環節——我們需要繞開或者突破西方公司的專利壁壘。
這裏先説下“專利壁壘”這一關,是怎麼被中國破掉的。
拿GoPro的例子來説,中國破局的重要手段,就是 “逆向創新”的工程文化。中國廠商,比如SJCAM、YI(小米生態鏈)、Akaso等,硬是靠着技術突破和逆向工程把GoPro的“高端神話”給幹碎了。
咋做的?簡單説,就是這些廠商通過拆解GoPro的產品,研究它的硬件和軟件,搞清楚核心功能咋實現的,然後用國產芯片(像全志、瑞芯微)和自研算法,開發出功能差不多的替代品。
這其中的奧妙就在於:國產廠商不是一模一樣抄,而是“換個路子”實現類似功能,避開專利的字面描述。
舉例來説,GoPro的防抖靠特定算法(受專利保護)。而國產品牌SJCAM的SJ5000X(2016年推出)的算法沒直接抄GoPro的數學模型,而是用開源社區的EIS框架,調了參數,繞過了專利。
因為專利保護的是具體實現方式(例如某個算法、公式),不是“防抖”這個概念。SJCAM換個算法路徑,功能相似但代碼不同,專利就咬不着。
而另一個更絕的辦法,就是國產替代零件,讓產品在硬件上就“長得不像”了。
GoPro的專利多跟特定硬件綁定,比如他們的Ambarella芯片和定製鏡頭模組。中國廠商直接不用這些“專利雷區”的零件,改用國產或第三方方案。像是國產的YI Action Camera(2015-2016)用全志V3或海思芯片,編碼算法自己寫,性能雖略遜,但成本低30%-50%。鏡頭也用國產永諾或舜宇的光學模組,避開GoPro的魚眼鏡頭專利。
芯片、鏡頭、算法、代碼全都是我們國產的,但卻和你最終實現的性能大差不差。**不僅****GoPro的專利直接失效,**並且成本還低了一大截。
就拿GoPro當年的旗艦HERO4 Black來説,其國內零售價約4000-4500。而當時的中國平替先鋒SJCAM,其同期產品SJ4000,零售價僅400-600元人民幣,比GoPro低了將近10倍。

2016年後,GoPro市場份額被中國品牌蠶食得厲害,**股價從2014年的高點90多美元一路跌到2018年的5美元左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中國廠商的技術衝擊。
但問題是:要是這種“逆向創新”的路子真那麼好使,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國家,偏偏中國憑着這條路子完成了逆襲,而鮮少有別的國家能如法炮製?

即插即用的中國供應鏈
中國的“逆向創新”之所以可行,原因就在於,**中國製造有一種“模塊化製造”的優勢,可以用標準化零件組裝產品,不像傳統制造業的“從零定製”,**而是把產品拆成通用模塊(芯片、電池、外殼),像樂高積木那樣,工廠隨意組合,讓“平替”產品快速量產。
為何會如此呢?因為外國的這些牌子,很多也都是基於中國供應鏈來的。
舉例來説,在無線耳機領域,曾經的Bose、索尼絕對被視為是“奢侈品”一般的存在。
老局的一個朋友曾在2021年的時候,就曾出於對降噪的需求,打算入手Bose,但一看那2000+的價格,頓時被嚇住了,考慮到使用頻次不高,於是就想找個國產平替頂着,結果入手了個300+的漫步者降噪耳機。一番體驗後,效果竟有些驚喜。降噪雖算不上頂級,但樓下馬路嘈雜的人聲、車聲戴上耳機後大部分都聽不到了。這種“價格親民”,“效果夠用”的體驗,着實戳中了很多“非發燒友”消費者的痛點。
這強大的平替實力,靠的就是供應鏈“即插即用”的模塊化優勢。
QCY T13用的芯片是絡達AB1536(成本10-15元),Anker Liberty Air 2用的芯片是高通QCC3020(成本20-30元),這些芯片是供應鏈的“標配貨”,性能穩定,麥克風方面,用的也是標準化MEMS麥克風(成本1-2元),樓氏、歌爾等供應商批量供貨。
而這種隨意組合的背後,是中國硬核的供應鏈和製造生態。中國深圳的供應鏈,80%的TWS零件(芯片、電池、外殼)是通用的,QCY、Anker隨便挑。
更重要的是,模塊化需要上下游無縫配合(芯片商、模具廠、代工廠),深圳方圓幾十公里全搞定。
這種“即插即用”的模塊化優勢背後,核心是“標準化+靈活性”兼具的製造業體系。
關於中國製造,一個常見的誤區是:中國製造單純是憑着規模大,靠“量”把成本攤薄了,然而,如果不能模塊化,任何一個組件都得定製,這在無形之中就增加了更多的生產成本。
一個明顯的反例就是:Bose的定製化耳機,產量也不小(QuietComfort年銷百萬副,),但因為是定製化,所以每款都得重開模具、調試產線,Bose在美國設計,零件多從歐美供應商(TI、Cirrus Logic)或日本(TDK、村田)採購,成本高,沒法像中國平替這樣,模具通用,產線隨便改。可見,單純的規模大,沒讓Bose變白菜價,因為相關的產業鏈沒“隨意組合”的靈活性。
説白了,中國能把模塊化玩到極致,不光因為廠多、產量大,還因為有獨門生態:深圳一個城市,芯片商(絡達)、代工廠(歌爾)、模具廠全在幾十公里內,極易形成一張技術交換密集的產業網。這就是門類齊全的產業集羣帶來的優勢。

全鏈路研發
所謂的“奢侈品”級的產品,一大特點就是愛“慢工出細活”,以此彰顯自身的“匠心”或“逼格”。舉個例子,2010年代,消費級無人機是“高端玩具”。國外的一些品牌,像3DRobotics Solo,2015年時,售價約12000元人民幣,約1700美元。
但其實這些功能,今天看起來並不新鮮,大概包括了1080p航拍、20分鐘續航、GPS定位這些,但相應的研發費,卻往往幾千萬元——背後的高溢價,很大程度上就是這麼來的。
那為什麼像1080P、GPS定位這些“很標配”的功能,研發費卻那麼高?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歐美工程師工資貴得離譜(美國年薪15-30萬美元,約100-200萬人民幣),團隊規模小,開發效率低。
早期3D Robotics其實就是靠Chris Anderson(前《連線》雜誌主編)帶着一批極客工程師,從愛好者DIY文化起家。雖然多才多藝,但人手極少(大約100人左右)。
有些關鍵項目,整個系統可能只有兩三個核心工程師在搞。實際上,這樣的人才結構,可以説是目前美國很多頭部科技企業的典型。像蘋果,在美國本土真正掌握核心創新的小組規模,大約是幾千人到一萬人,佔了蘋果全球總員工的大約5%左右。
這樣的結構,意味着即使最頂尖那一小撮人,弄出了某些創新成果,也沒法很快地測試和迭代,因為當地沒有相應的產業環境,和專精這些環節的工程師。這就導致了產品迭代慢、出貨成本還高。
甚至連美國人自己,也曾在購物網站Best Buy上吐槽:3D Robotics的無人機,用起來太糟心了,GPS功能經常不能定位,有時還無人機還會失去控制,撞在了樹上!

講真,雖然3D Robotics在某些智能算法上確實有兩下子,但在GPS定位這種基礎功能上,卻經常被消費者噴“像擺設”,甚至出現了經常斷線,或反覆按鍵都沒反應的情況。

説白了,沒有相應的產業環境,沒有專門的測試團隊去做優化、落地,再先進的功能,都會被某些拉垮的基礎BUG給抵消。
而同樣的產品,到了中國這,研發成本和速度卻完全不一樣。這背後的機制是:中國通過“全鏈路”的方式,既做需求定義,也做原型研發、落地攻關,通過層層分工,將高端品牌花幾年、燒大錢研發的新功能,拆解成小塊兒,從而極大提高了研發速度。
得益於中國龐大的工程師數量(2015年約400萬),大疆的研發團隊達到了1500人(佔員工14%,),覆蓋相機、飛控、電池、雲台、軟件、外觀,每個團隊專攻一塊,有點像**“流水線化”的工程師****。**例如相機團隊專門調4K功能;飛控團隊專攻避障。
很多小組是“產品+開發+測試”三位一體,自己定義需求、自己做樣機、自己飛出去測。
而這種“工程師全鏈路通吃 + 高速迭代”的方式,所帶來的一大優勢,就是研發效率高,產品迭代快,能根據市場迅速反應。
舉個例子,大疆的AVATA系列無人機,在一代的時候,在俯拍(相機向下傾斜)時,視頻畫面裏會拍到螺旋槳護圈的邊緣,破壞畫面美感,妥妥的“視覺污染”。Avata 2代解決了這問題,消費者直呼畫面“終於乾淨了”!

這種根據市場反饋,快速迭代的本事,只有擁有一羣紮根產業,並且掌握開發、製作、測試全鏈路工程師團隊,才能真正做到。
快速迭代帶來的銷量,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從Mavic Pro、Air、Mini到Mini 2,2018-2021年賣了1000多萬台(業內估算),佔當時全球消費級無人機市場70%。

每台無人機的研發費,攤到1000萬台,又進一步降低了成本,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
大疆的快速迭代還逼得歐美品牌不得不降價。3DRobotics Solo賣不動,2016年就退出消費級市場。
消費者覺得“大疆Mini才400刀,4K航拍,3DR賣1700刀幹嘛?”於是,無人機市場的“奢侈品”神話,就這麼被破滅了。

手工行會VS新興工場
中國製造和這些“奢侈品”的競爭,讓人不禁想起了歐洲近代化過程中,手工業行會和手工工場的較量。
回想歐洲剛爬出中世紀那會兒,手工業行會的老師傅們可是“香餑餑”。他們仗着自己秘傳的“手藝”,以及對原材料的掌控,讓一件精緻的皮靴、一個雕花銀盃,動輒賣到天價,普通人只能望而興嘆。
那時候,城裏人覺得這價“值”,畢竟老師傅的“匠心”和“手藝”擺在那兒,貴族老爺們掏錢也樂呵。

可後來,劇情反轉,新興的手工工場冒出來了,商人搖身一變成了工場主,他們把供貨渠道全攥在手裏,原材料隨便挑,更狠的是,他們把行會的學徒改造成了流水線工人,一個大活兒拆成十個小步驟,每個人專攻不同的部分。
做雙靴子?以前老師傅得從頭到尾慢慢磨,現在一個工人裁皮、一個縫線、一個上底,效率嗖嗖往上漲,價格直接腰斬,普通人也能穿上靴子逛街了。
行會的老師傅氣得跳腳,罵工場“無恥”,説他們“毀了手藝”,可真相是啥?要是沒有手工工場,靴子還是貴族專屬,平民只能穿木鞋或裹腳布,皮靴往往要攢攢一年的錢才買得起。
而現在,中國製造跟這些“奢侈品”級高端科技產品的較量,簡直是手工工場VS行會的現代版,歐美大牌像Bose、GoPro、3DRobotics,相當於就是手工業行會,靠專利、定製化零件把耳機、掃地機器人、無人機賣到天價。
中國製造就像當年新興的手工工場,靠着龐大而齊全的供應鏈,以及全鏈路、層層分工的工程師團隊,硬生生把這些“奢侈品”拉下了神壇。
無人機、降噪耳機、運動攝影機這些東西,再也不是少數中產或土豪的玩具,而成了普通人觸手可及的產品。
中國製造的崛起,撕開了這些“奢侈品”高價的遮羞布,讓人們意識到,**某些被視為“高端產品”的典型,之所以如此昂貴,不完全是因為其品質多麼“好”,**而是因為其生產流程中,存在了太多弊病,太多拖累效率的“梗阻”——零件貴、產線僵硬、研發慢。
有了這樣的對比,人們才會知道,怎樣的高價,才是凝結了真正的汗水、創新和品質的,而哪些又是頂着“品牌”的光環在割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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