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時學道：外交理念的重要意義不亞於國際關係理論_風聞

作者 / 江時學

大外交智庫（GDYT）顧問

著名國際問題研究專家

世界只有一個，而國際關係理論卻不計其數。

確實，在國際關係研究問世以來的一個多世紀中，五花八門的國際關係理論不一而足，應有盡有。

令人詫異的是，西方學者似乎在國際關係理論界獨佔鰲頭。美國學者斯坦利·霍夫曼甚至認為，國際關係理論是美國的社會科學。在他眼中，正是美國，才使得國際關係成為一門學問。

中國學者當然不甘示弱。因此，早在三十年前，就有人呼籲要創建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以改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一統天下的局面。

但也有人認為，理論具有普適性、全面性、邏輯性和系統性的特徵，因此，不必稱某一國際關係理論為“中國特色”或“美國特色”。在他們看來，創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目標不現實，也是無法實現的。

甚至還有人認為，中國文化的特性，如過於強調厚積薄發、偏愛歷史傳統、熱衷於經世致用以及沉溺於中庸思維，等等，也不利於國際關係學者創造國際關係理論。

且不論是否有必要、或能否創建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學者在追求理論創新時，不能輕視外交理念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外交理念的重要意義不亞於國際關係理論。

外交理念的重要意義之所以不亞於國際關係理論，主要是因為兩者有着以下幾個方面的不同之處：

一是來源和出處不同。國際關係理論常常出自學者之口。他們潛心研究，著書立説，爾後提出一種被學術界認可、接受和傳播的理論。因此，任何一種國際關係理論都有一位或數位代表人物。而外交理念則常常是由一國政府的領導人在某一講話或文章中提出。當然，任何一種外交理念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學術支撐。

二是功能和作用不同。國際關係理論的功能和作用是為學術研究服務的，因而具有陽春白雪的特點。而外交理念則是為一國外交服務，體現的是一國政府的主觀願望和訴求。

三是與現實的聯繫程度不同。雖然國際關係理論源自現實，併力圖為現實服務，但在許多情況下與現實的關係並不非常密切。而外交理念則與現實息息相關，完全不是憑空想象，而是基於對自身國力、世界格局和國際形勢的判斷。因此，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未必懂得某一國際關係理論，甚至可能從未聽説過某一國際關係理論的存在，但他完全有能力根據本國面臨的各種現實條件，提出自己的外交理念。正所謂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

雖然中國學術界尚未創建一種在國際學術界佔有一席之地的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但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外交理念，則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例如，中共十九大在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時，寫入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使之成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2018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憲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的交流”修改為“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由此可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中國的國家意志。這一外交理念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的與時俱進，也反映了中國人民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美好追求；既是對五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創新，也是對新中國60多年外交優良傳統的繼承發展；既彰顯了中國外交的大國擔當，也表達了中國勇於在國際事務中佔領道德制高點的美好願望。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構建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每一箇中國學者為之貢獻聰明才智。許多研究國際關係的中國學者著書立説，激揚文字，業已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隨着研究的深入，中國學者必然會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具有中國大國外交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

作者簡介

江時學，大外交青年智庫（GDYT）顧問委員會委員、學術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大學特聘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安徽大學客座教授，浙江外國語學院客座教授；兼任亞洲和大洋洲地區拉美研究理事會主席（2024年—2025年）、金磚國家智庫合作中方理事會專家委員會副主席、高校國別和區域研究人才培養院系聯盟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小島嶼區域國別研究聯盟聯合理事長、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拉丁美洲學會顧問、中國拉美史研究會顧問；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員會國際學部主任；2004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歷史學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