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與哈佛的衝突：3億美國人的意識形態在分裂_風聞

頭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吶喊 抗議 博士帽

近期，特朗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衝突持續升級，宣佈取消哈佛招收國際生的資格，要求6800名國際生72小時內立即轉學。哈佛就此向聯邦法院起訴美國政府。

5月29日，聯邦法院召開聽證會。但戲劇性的是，就在聽證會召開之前，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髮布了一封信，給了哈佛30天的寬限期，哈佛可以在一個月內對政府撤銷該認證的決定提出質疑。特朗普本人也改口説，哈佛可以保留15%的國際學生比例。

在當天的聽證會上，聯邦法官艾莉森·伯羅斯（Allison Burroughs）表示計劃發佈初步禁令，禁止特朗普政府在未遵循法定程序的情況下撤銷哈佛大學的學生和交流訪問者項目（SEVP）認證。她強調：“我確實認為需要發佈命令。它不需要過於嚴厲，但我希望確保現狀不變。”

雖然這場衝突又可能成為特朗普政府一個爛尾事件，但這場衝突的背後，已不僅僅是一些具體政策的分歧，實質上是美國右派與左派之間的意識形態較量。

這種路線之爭，正在嚴重割裂美國的社會共識。

緣由

去年初美國多家高校爆發學生抗議活動，抗議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以及美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支持。

｜哥倫比亞大學抗議活動現場

特朗普政府和右派政治團體指責學生運動為“反猶主義”，因此要“整頓”相關大學，要求這些學校打擊反猶主義、限制國際學生、取消DEI政策。

特朗普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取消聯邦政府提供給大學的科研撥款。哥倫比亞大學是第一個投降的，但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選擇了強硬對抗。

特朗普政府凍結了對哈佛大學26億美元的研究撥款，涉及多年的合同。哈佛大學來自政府的研發撥款，根據公開資料，能查詢到的最新數據是2022年的，這個數字是6.9億美元；哈佛2024年整體收入為65億美元、整體開支為64億美元。可見政府研發撥款對哈佛來説意義非常重大。哈佛隨即在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起訴聯邦政府，要求恢復撥款。

上週特朗普政府幹脆暫停了哈佛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要求6800名現有國際學生轉學。根據估算，國際學生每年會給哈佛貢獻超過3億美元的學費。哈佛再次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法官隨即發佈臨時限制令，要求在正式聽證會前“維持現狀”。

最終輸贏尚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場深刻且持續的文化與政治轉型中。這種分裂不僅左右政策方向，更深刻地重塑了美國人對“國家”“權利”“自由”乃至“真理”的理解。

結合我在美國的親身觀察，以及與左右陣營人士的長期交流，這場意識形態的撕裂可歸納為三組核心矛盾。

全球主義 vs. 民族主義

我曾與一位哈佛的招生官交流，他告訴我，哈佛希望培養的學生，應當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而這個“天下”，並非僅指美國，而是全球。這種全球視角在其他頂尖大學與文理學院中也同樣普遍，它們不自視為職業培訓機構，而是自詡為“全球公民的孵化器”。

全球主義者主張，美國對全球負有道義責任，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推動自由貿易、環保合作與跨國交流。民族主義者則堅持國家利益優先，強調主權獨立、反對開放邊界與“全球義務”。

哈佛代表着全球主義的象徵：歡迎國際學生、支持跨國研究、推動環保協定、倡導多文化融合；其背後則是以科技巨頭、金融資本與跨國企業為依託的全球精英網絡。

特朗普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立場，則體現在退出跨國協議（如TPP、巴黎氣候協定）、築邊境牆、限制外籍勞動力與海外學生、增加對進口商品的關税等舉措中。

這並非特朗普的個人執念，而是在共和黨選民中的廣泛共識：美國在全球化中成了“冤大頭”，獲益者是外國與精英，被犧牲的是本國工人。

自由主義 vs. 保守主義

由此可見，雙方的基本盤如下：

自由主義者：大學教授與學生、少數族裔（非裔、拉丁裔、亞裔）、LGBTQ+羣體、文化產業從業者（主流媒體與好萊塢）、跨國公司高管、科技行業精英、華爾街金融從業者，以及沿海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如硅谷與紐約）；

保守主義者：以白人為主的傳統中產、農業家庭、“鐵鏽地帶”的藍領工人、退伍軍人、槍械擁護者與執法人員等。

自由派傾向集中在城市、沿海州、高校與科技行業，通常受過高等教育、擁有國際化經驗、流動性高；而保守派則主要分佈在中西部、南部、鄉村與傳統產業區，更關心國家安全、本地就業與身份認同。

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多元平等、社會正義與政府責任，尤其在性別認同、環保、族羣平權等議題上推進迅速；而保守主義堅守宗教信仰、傳統家庭結構、自由市場與有限政府，反對墮胎、跨性別政策、身份政治等自由派議程。

這場文化戰爭不只在立法層面，更滲透到教育、企業文化、傳媒輿論與日常生活中。例如哈佛支持“多元文化課程”與“身份政治”，特朗普則批評其為“左翼洗腦”，破壞社會凝聚力與傳統價值觀。

精英主義 vs. 民粹主義

美國傳統上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羣體掌握資源與話語權。常春藤名校、華爾街、智庫與主流媒體構成了“知識統治”的結構。

而特朗普的崛起是一次典型的民粹革命，打破了這種結構。他將“普通人”的憤怒轉化為政治動能，猛烈攻擊哈佛等機構為“脱離現實的精英堡壘”，指責其壟斷文化解釋權與公共道德標準。

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鄉村福音派信徒、藍領工人、被AI與自動化衝擊的勞動者等，在社交媒體與右翼播客中獲得了替代性的“認同共同體”。

這也導致信息生態的極化：自由派依賴《紐約時報》、CNN等媒體，保守派則擁抱福克斯新聞、Breitbart和X（原Twitter）等平台。雙方在“事實”上的共識越來越少。

每一場白宮記者會幾乎都成為這種衝突的縮影——發言人卡羅琳·萊維特與主流媒體激烈交鋒，而來自自媒體的新鋭記者卻頻頻與其笑語晏晏。

左派日漸式微，但不會被打倒

民主黨內部也在反思：為什麼主流媒體、大學、科技界幾乎都是自由派陣營，但越來越多普通民眾卻選擇相信對方？

答案或許在於“自作孽不可活”。自克林頓以來，自由派在全球化中獲利巨大，地位持續上升，奧巴馬時期達到頂峯，卻也逐漸脱離基層民眾，過度強調DEI、“性別多元”、身份政治，越來越遠離普通人的價值共識。

這些傾向激發了保守派的強烈反撲，也推動中間派選民流向共和黨——這正是特朗普兩度勝選的深層原因。

2024年大選，特朗普在亞裔選民中的支持率達到了39%，比2020年提高了5個百分點；在西裔選民中達46%，提高了14個百分點，均為歷史新高；即便是傳統上支持民主黨的非裔選民中，特朗普也獲得了13%的支持，比上次提升5個百分點。

從我接觸的華裔社羣來看，特朗普的支持者明顯增加，主要原因是對加州民主黨推行的極端DEI政策感到憤怒：性別劃分上百種、未成年人可在家長不知情下選擇變性、流浪漢與非法移民享有大量福利，而合法居民卻揹負沉重税負。

但美國的憲政體制本質上是一種平衡機制，它並非鼓勵“一方徹底勝出”，而是通過博弈與制衡實現共存與迭代。

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抗，實則是構成美國國家精神的兩大支柱：

保守派是美國秩序與傳統的骨架；

自由派則是美國靈魂中的理想與多元。

兩者相互制衡，也彼此依賴。一方代表自我奮鬥與國家主權，一方則象徵平等、公義與全球責任。

在這場鉅變中，無論哈佛能否守住捐款與學生，特朗普是否再次勝利，這個國家終究不會被撕裂，而是繼續在分歧中前行，在衝突中尋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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