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員用一篇文章，奠定中國革命數十年的方向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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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1
經常有讀者給我留言，建議我開一個讀毛選的系列，我最近想了想……倒也不妨一試，那以後就在這個系列裏，聊聊毛選單篇文章背後的故事，以及我對這些文章的理解。
今天是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由來。
聊這篇文章之前，我想先通過經濟、税收、民生等角度，對百年前的中國做一個籠統的盤點，和大家一起對清末民初的中國，構建一個基本的認識。
百年前的中國，可以用四個字概括——眾生皆苦。
自古以來，農民都是最苦的一羣人。
因為農民無權無勢，處於舊社會金字塔的最底端，不僅要承擔整個金字塔的重壓，還要為整個金字塔提供養分，以及成為各階層轉嫁危機的對象。
河南大學教授翁有為在《民國時期的農村與農民》中，做過一個統計，從1713年至1903年間，儘管康熙皇帝明令要求“永不加賦”，但清朝的農業税仍然增加了210%，附加税即苛捐雜税增加了128%。
進入民國以後，短短16年時間，農業税在清朝原定税額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到393%，和基礎税率相比，幾乎翻了整整四倍。
在這樣的背景下，1920年代後期，江蘇泰縣的農業税增至1.5元，附加税則增至7元左右。江西的漕米除正税以外，每擔米還要抽40元的附加税，超過正税十倍。
南開大學教授王玉茹和李進霞在《近代中國農民生活水平分析》中做過估算，説江南一帶的農民，每畝地收入的45%是種地成本，50%要用來繳納賦税，農民自己能獲得的收益只有5%。
如此高額的賦税，給江南農民造成沉重的負擔。
在中國經濟版圖中，江南自古號稱富庶，這些地方的農民負擔都這麼重，可想而知，其他經濟落後省份的農民，生活有多麼艱難。
河北的自耕農佔農民總數的70%，1922年的平均收入是145.43元，而一個五口之家維持生活的最低消費標準，是每年150元左右。這就意味着，河北的全部自耕農都在貧困線以下，如果再加上半自耕農和佃農，貧困人口的比例會更高。
山西西部的一個農村，按照資產可以把村民分成三個檔次。
上等人家早上吃麪條和稀飯，中午吃豆腐、粉條、莜麪或蕎麪，晚上喝稀飯。中等人家早上吃粗糧麪食和稀飯，中午吃粗糧窩窩，晚上喝稀飯。下等人家則是早晚稀飯，中午吃粗糧窩窩。
一年到頭，吃肉的次數極其有限。
江淮地區的農民，大多住在泥牆草頂的棚子裏，一遇大雨就污濁不堪，一遇火星就有傾家蕩產的風險。
百年前的中國農村，已經民窮財盡了。
城市工人的苦難程度，僅次於農民。
1920年代，中國的城市工人共有194萬餘人，《新青年》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詳細列舉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昌等城市的工人工作時間，顯示他們的每日工作時間普遍是12小時左右，長一些的甚至能到14、5小時。
在這期間，工人基本沒有休息時間，吃飯也是一邊操作機器一邊往嘴裏塞食物。
工人的工作時間這麼長，收入卻非常微薄。上海紡織業工人的月薪是6.6—14元、火柴業工人9—15元、北京織布工人7元、廣州電工8—10元。
和農民相比，城市工人的收入確實不錯，但有人在北平做了一次社會調查，發現在1920年代，北平一個五口之家維持生活的最低消費標準是每年132元。上海《星期評論》也算了一筆賬，説夫妻兩人的最低生活費是每年210元，如果有兩三個孩子的話，就要提高到417元。
可以説，城市工人的收入，遠遠不足以維持生活。
陳獨秀曾結識過一個日本人，這個日本人就對他説：“我在日本貧民窟住了十幾年，美國貧民窟也去調查過，但見了中國上海的貧民窟，感覺美國和日本的貧民窟都算不得苦惱。”
農民和工人的日子苦，律師、教師、公務員等不需要體力勞動的人，日子還行吧？
其實也不好。
他們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背後也沒有宗族接濟，那麼他們的生活質量如何，便取決於物價漲跌和貨幣購買力。而清末民初恰恰是時局動盪、危機頻發的時代，這就意味着，這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猶如過山車，非常不穩定。
每日惶恐不安，日子又能好到哪裏去？
相比前三者來説，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要高一些，但他們也有難處，那就是受到外國資本和本國政府的雙重盤剝。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撰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給出一份數據，顯示清末民初的時候，外國資本控制的土法開採煤礦，產量佔全國煤炭產量的50%，機械開採煤礦的產量佔比是90%左右，鐵礦更是佔到全國總產量的100%。
在礦產領域，民族資產階級的份額不足外國資本的零頭。
而在這些僅剩的份額裏，民族資產階級還要受到本國政府的盤剝，例如要繳納海關税、常關税、厘金、礦產税、礦區税、礦界年租、地税、雜税等苛捐雜税，開礦的成本非常高。
民族資產階級投資辦企業，一方面是為了賺利潤，另一方面是為了提升社會階層，成為全國排名靠前的大資本家，這是他們的核心訴求。
為了滿足這兩項核心訴求，民族資產階級被逼無奈的走了一條捷徑，即一邊掛靠在外國資本下面，一邊賄賂政府官員，望他們能高抬貴手，放一馬。
民族資產階級痛恨外國資本和政府官員，但又不得不依賴他們，典型的受氣媳婦兩頭堵。
大地主和大資本家處於舊中國食物鏈的頂層，無論是資本積累、社會地位、生活質量，都是舊中國的上上成。
但這部分人仍然要看外國的臉色。
因為中國是最後一個遭受外國列強侵略的大國，等他們瓜分中國地盤之後，便意味着整個世界被外國列強連為一體、全球化經濟正式形成。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大資本家要賺取利潤就得融入這個全球化市場，中國的大地主及其政治代理人要坐穩位置，就要做外國列強殖民中國的代理人。這兩點歸結起來，便是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必須替外國列強、外國資本欺壓同胞，才能高質量的生存下去。
總的來説，百年前的中國社會是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不得已。
2
眾生皆苦的時代，必有改天換地的革命。
1920年代的中國，歷史包袱最少、最有朝氣、最欣欣向榮的革命團體，毫無疑問是中國共產黨。
但是面對眾生皆苦的時代，這個黨的一些領導人物，空有改變中國的一腔熱血，卻始終沒有明確的革命方向，也找不到利益一致的革命盟友。
青年黨員張國燾認為，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而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是動員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成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新政權。這樣看來，中國共產黨要領導中國革命，只需動員城市工人就可以了。
如果按照張國燾的意見走下去，在4.5億人口的中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盟友就只有不到200萬城市工人，革命敵人卻是佔據絕大部分生產資料的大地主、大資本家、民族資產階級和外國列強、外國資本。
這樣的革命基礎太過薄弱，敵人又太過強大，明顯是路走窄了。
黨的創始人之一陳獨秀，眼界比張國燾更寬廣，他注意到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
早在1923年，陳獨秀就在《中國農民問題》中提出：
“在經濟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農民佔全人口之大半數，其國民經濟之真正基礎，還是農業。在這些地方之各種革命，都不可忽視了農民的力量。”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來，陳獨秀認可農民藴藏着磅礴偉力，知道中國革命要解決絕大部分人的困苦。
但，陳獨秀對農民的認識也就到此為止了。
因為陳獨秀認為，儘管農民的力量很龐大，但農民分散在全國各地導致勢力不集中、追求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簡單生活故而性情保守、中國土地廣袤農民容易遷徙苟安，這三點決定了農民不能成為革命主力，只能成為革命追隨者。
革命主力需要衝鋒陷陣，革命追隨者只要搖旗吶喊，兩者有着本質區別。
出於這樣的考慮，陳獨秀便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託在城市工人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身上，具體的革命方向，則是和代表這兩個階級的國民黨合作，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成立一個開明專制的中央政府，再來教育農民，培植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量。
這是一個借雞生蛋的方案，理論上有可行性，但實際操作起來不可控因素太多，變數太大。
而在這個問題上，教員的意見和其他人都不一樣。
教員認為，城市工人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無可爭議的領導者，但城市工人的力量太過薄弱，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只要能接受革命教育再組織起來，完全可以成為革命主力，彌補城市工人的不足。
工人和農民相結合，中國革命就有了堅強的領導者，更有雄厚的革命基礎。
除此以外，那些生活不定的律師、教師、公務員也可以成為中國革命的盟友，部分民族資產階級也可以爭取，革命的唯一敵人是依賴外國的大地主和大資本家。
和張國燾、陳獨秀相比，教員最大的不同是，確定了農民的革命主力地位。
3
教員清醒認識到農民的力量，自然有其淵源。
教員的母親是虔誠的佛教徒，儘管家裏經濟不寬裕，但她仍然經常接濟韶山窮人，每逢災年，她還要把米糧取出來，送給前來乞討的災民。
這些日常小事，教員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
13歲那年秋天，韶山鄉親都在忙着收秋，某天卻突然下起雨來，大家非常着急。教員見狀，立即放下自家田裏的事情，跑去給一家佃户幫忙。
事後，教員的父親問他為什麼，他説：
“人家家裏很苦，還要交租，損失一點就不得了。我們自己家裏的，自然不大要緊些。”
這顆仁愛之心，教員從小就養成了。
1912年秋冬，教員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他第一次見到世界地圖，便情不自禁的發出一段感慨：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別多。這樣多的人怎樣生活，難道不值得我們注意嗎？從韶山沖的情形來看，那裏的人大都過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捱餓，就是挨凍……韶山沖的情形是這樣，全湘潭縣、全湖南省、全中國、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同情之心，溢於言表。
正因為教員同情農民，希望改變農民的命運，所以他自然而然的生出“聯合農民鬧革命”的想法。
1919年7月，教員在《湘江評論》發表《民眾的大聯合》，文中寫道：
“諸君，我們是農夫。我們就要和我們種田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以謀我們種田人的種種利益。我們種田人的利益，是要我們種田人自己去求，別人不種田的，他和我們利益不同，決不會幫我們去求。”
“諸君，我們是工人。我們要和我們做工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以謀求我們工人的種種利益。關於我們做工的種種問題，工值的多少？工時的長短？紅利的均分與否？娛樂的增進與否？均不可不求一個解答。”
工農聯合革命，在這篇文章中初見端倪。
不過，雖然教員的觀點在逐漸成熟，但農民到底能不能接受革命教育、農民到底能不能組織起來，教員也不確定，並沒有總結出一套成熟的方法論。
直到1920年代中期，教員才得到一次嘗試的機會。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教員當選為中央委員，併成為中央局秘書，輔佐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日常工作。次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在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教員被孫中山賞識，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會後，教員被派到上海，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
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戴季陶、葉楚傖等人非常牴觸國共合作，經常阻撓教員等人的工作，甚至私自截留執行部的經費，以及工作人員的工資。教員勉強堅持到1924年12月，便搞得身體虛弱、睡眠不佳，只能回到湖南韶山養病。
正是這次回鄉，教員找到了教育農民、組織農民的鑰匙，點燃農民運動的火種。
因為，教員在韶山相繼做了五件事——
1、探訪鄉親，調查實際情況，並向他們宣傳革命理論，告訴他們，農民窮困是洋財東和土財東勾結壓迫造成的。
2、開辦二十餘所農民夜校，教他們識字、算數、政治，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啓蒙教育。
3、把接受宣傳和教育的農民組織起來，成立二十餘個農民協會，讓他們自己保衞自己的利益。
4、在進步農民中發現積極分子，逐步培養成黨員，併成立中共韶山支部，領導整個韶山的農民運動。
5、用中共韶山支部和農民協會動員農民，打擊地主豪紳，改選韶山的教委會和學委會，奪取教育權。
這五件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從遠到近、由粗到細、從宣傳教育到組織動員，逐步整合韶山農民，把韶山打造成革命的堅強堡壘。
經過這段時間的實踐歷練，教員就確定了，農民是可以教育的，農民是可以組織的，農民可以成為革命主力。而這五件事的先後順序，其實就是教員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動員農民方法論。
1925年8月，教員離開韶山前往廣州，隨後便接替汪精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並總結多年來的政治觀點和韶山實踐經驗，寫出《毛選》的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在這篇文章中，教員開宗明義的寫道：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緊接着，教員對正在受苦受難的中國所有人羣，做了全方位的梳理，並給他們劃分了階級，分析了他們的革命傾向——
將近二百萬城市工人是無產階級，人數不多卻是中國新生產力的代表，屬於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可以做革命的領導力量。
半自耕農、貧農、手工業者、店員、小販是半無產階級，他們生活艱苦，常常處於貧困和失業的恐慌之中，迫切希望改變命運，容易接受革命宣傳。
自耕農、學生、教師、律師、公務員、小商人是小資產階級，他們有一定的經濟收入，總體是傾向中立的。但革命形勢高漲、勝利在望的時候，他們一定會被時代大潮裹挾，參加革命。
民族資產階級是中產階級，他們想晉升為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又不願意受外國資本和腐敗政府的欺壓，所以他們難以接受真正的革命，只想建立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權。
但在“革命與反革命決戰”的時代背景下，中產階級根本沒有獨立的空間，最後只能分化，要麼站在革命一邊，要麼站在反革命一邊。
大地主、大資本家、買辦是大資產階級，儘管他們有自己的難處，但他們事實上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嚴重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是中國革命必須打倒的對象。
最後，教員在文中做出總結：
“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大地主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
一句話，大部分中國人是革命的盟友，敵人只是小部分，用大部分人蔘與的革命，掃蕩小部分敵人統治的舊世界，必勝。
4
教員的文章寫出來之後，便把文稿裝進信封，寫下“陳獨秀收”四個字，想請陳獨秀幫忙推薦，發表在黨的機關報上。
但陳獨秀和教員對農民的認識截然不同，讀完文章之後，大怒，嚴詞拒絕。
這樣的結果，讓教員非常失望，後來回憶説：
“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
等收拾好心情，教員又把文稿寄給其他雜誌，他堅信，這篇文章裏寫的就是革命真理，真理就一定會被人接受。
果然，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政治部創辦的《革命》雜誌，接受了教員的文稿，並於1925年12月1日刊登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此文一出，震動國共兩黨。
1926年2月，國民黨農民部主辦的《中國農民》，全文轉載，大量國共兩黨的青年黨員成為文章的忠實讀者。
3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的《中國青年》，請教員對文章稍作修改之後，又一次全文轉載。
………
短短數月時間，《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風靡大江南北，讓千千萬萬的革命者認識到了，誰是革命的盟友、誰又是革命的敵人，初步奠定了中國革命未來數十年的方向。
教員也憑藉這篇文章，成為中國農民運動的領袖人物。
這樣的結果，教員想到了嗎？
我覺得，他想到了。因為就在離開韶山前往廣州的時候，教員途徑長沙橘子洲，興致勃勃的填了一首《沁園春·長沙》——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浸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户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這首詞意境高遠，氣勢雄渾，顯然是對革命前途有極強的信心。
而這份信心，很大程度上是韶山農民運動總結出來的方法論，以及“農民能主大地沉浮”的實踐結果，給他培植起來的。
參考資料：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澤東
民眾的大聯合 毛澤東
紅星照耀中國 埃德加·斯諾
實錄毛澤東 李捷 於俊道
中共黨史參考資料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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