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趕走爛物業，我被舉報到紀委了_風聞

二三十個身着黑色制服的壯漢，幾名身穿白襯衫頸戴工牌的中年人，把小區大門堵得嚴嚴實實。被擋在閘門外的幾輛車上，裝載着進小區宣傳要用的橫幅和桌椅。5月17日的江蘇常州，天還不算太熱，門裏門外的人卻個個面紅耳赤。

守門的，是景瑞物業公司的員工，以及據説是一天120塊從工廠請來的幫手。這家物業公司，在上個月初剛剛收到小區業主的解聘通知書。門外的，是三家候選物業公司，通過公開招投標入圍，正躊躇滿志準備拿下新盤。

景瑞不想走。

“這小區到底是你們的，還是業主的？”對峙中，業主們圍住景瑞物業員工，舉起手機懟向對方緊皺的眉頭，大聲質問。

走到解聘物業公司這一步，業主高靜涵花了整整十個月，她牽頭成立業委會，試圖尋求質價相符的服務。沒想到，對方既不改善工作，也不降費，反而處處設阻，甚至接連朝她潑來“三桶髒水”。

01

三次舉報

這“三桶髒水”，是針對高靜涵接二連三的舉報。1991年出生的她，在基層政府部門工作。公職人員身份成了對方猛烈攻擊的“箭靶”。

今年5月，紀委發函到她的單位，要求將她送去進行一場頗為正式的談話。到了地方，高靜涵才知道，原來2個月前有人對她進行舉報：“作為公職人員，每月從小區業委會獲取5000元津貼。”

拿兼職報酬，這是大忌。那段時間，業委會正通過召開第一次業主大會，投票表決更換小區物業。高靜涵是牽頭人，但這些工作，完全是零報酬，沒有任何“津貼”一説。

面對這樣的無端指控，高靜涵不得不自證清白。她上交了業委會的議事規則，其中明確規定成員不拿津貼；此外，她還提供了銀行賬户流水，清晰顯示沒有任何相關入賬記錄。

“事情大概很快會明朗起來吧。”她想。

然而，還不等喘口氣，下一桶“髒水”又迎面潑了下來。有人匿名向紀委舉報，指控她在工作時間違反紀律，私自處理小區物業相關事務。高靜涵哭笑不得：“我當時處於育兒假期間，本來也不需要上班。”

她用腳趾頭都能想到，這些所謂“匿名人士”，正是景瑞物業一干人等。當然，這已不是物業公司第一次對高靜涵發難。

從最初籌備業委會時，物業就先是將業委會宣傳單清理一空，接着在小區張貼混淆視聽的大字報，甚至將舉報電話打到她單位領導手機上，稱她“利用公職人員身份欺壓業主”。業委會成立後，物業加大火力，發出一份兩三百人的業主聯名函，要求解散業委會。函件中不乏“操控基層”、“矇蔽社區街道”等指控，將高靜涵描述成了一個將整個小區置於自己“掌控”之中的魔頭。

但當業委會對照聯名名單逐一核實時，竟發現不少支持者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原來，這份名單上大都是以發放禮品、維修滿意度調查的名義，各處拼拼湊湊蒐集的簽名。

受訪者供圖

雖然細想下來，除了花些時間精力應對調查盤問，並沒有什麼實質性損失，但是高靜涵頭一次揹負這樣沉重的壓力，特別是接受組織的審視和談話，讓她感到羞恥。

體制內的工作，周圍的人員相對固定，一個人被頻繁舉報，瞭解內情的人不多，吃瓜的看客不少。不明真相的人，難免產生誤解。高靜涵的心情為此起起落落，只能勸説自己，“這些都是必須要付出的隱形成本”。

她要花時間向領導解釋，自己做的究竟是什麼。好在領導很理解她的維權行為，只是反覆提醒，“物業水深，要注意安全”。

後來，舉報一樁接着一樁，領導的擔憂加深了，建議她在合適的時候退出，畢竟，“槍打出頭鳥”。

02

地位顛倒了

高靜涵下定決心成立業委會，是在去年7月。

那段時間，短短兩三個月內，小區電梯頻繁故障，遲遲不見維修。有一次，電梯停運了兩天。高靜涵深受其擾，每次回家都要爬樓梯，當時正值酷暑，熱浪滾滾，她很快就受不了了。

當她汗流浹背地來到物業中心，狼狽地站在門口，只見項目經理盯着電腦，喝着茶，空調在頭頂嗡鳴，室內突然襲來的冷氣讓她打了個寒戰。

“電梯壞了。”高靜涵説。

“已經通知維保單位。”經理用標準的職業化語調回應——看似禮貌卻透着傲慢。

“什麼時候能修好？”高靜涵追問。

“已經通知維保單位。”她得到同樣機械的回答。

她想看看電梯維保合同，卻遭到拒絕。“我交着錢，受着罪，你們倒是舒坦。”那一刻，她覺得服務購買方和提供方的地位完全顛倒了。

受訪者供圖

高靜涵決定維權。業主們嘗試過撥打12345熱線，向街道和區裏反映情況，但都沒用。她想，只有靠成立業委會“自救”了。所謂“自救”，不只是維修電梯，她想進行“地位的調換”。

她算了算，小區物業費是每月2.8元/㎡，由1.49元的基礎服務和1.31元的增值服務構成。所謂“增值服務”，業主們幾乎沒有見過，比如那按標準本應配備的警犬。

小區定位高端，服務卻跟不上。就拿監控來説，2022年，高靜涵放在電梯間外的墊子不見了，要求查看監控，物業稱“正在升級，無法查看”。陸續有不少業主想調監控，物業換了各種理由，任誰也無法查看。直到籌備成立業委會時，高靜涵報警進入監控室，才發現，所有監控屏幕一片藍屏，沒有任何信號。原來整個小區一二期監控系統早已全部癱瘓。

曾有業主向物業反映樓道牆壁膩子粉大片剝落的問題，得到的卻是理直氣壯的回覆：“批一個膩子粉都要批半年，你回去等着。”慢慢地，業主心生不滿，很多人覺得自己無力抗爭，選擇了消極抵抗：不再交物業費。

高靜涵是從去年開始拒繳物業費的。既然物業提供的服務根本不值2.8元，而自己此前多年都全額繳費，她覺得，算下來反而是物業欠了自己的。她試圖通過溝通和反抗，爭取到更合理的收費標準。

除了這裏，在更多城市的更多角落，越來越多的業主因為無法享受到約定的服務，拒絕繳納物業費。

四川資陽，業主小伊已經三年沒交物業費了。每月1.3元/㎡的費用，三年累計了3000多元欠費。她對物業服務很不滿意，比如化糞池一整年不清理，夏季臭氣熏天，連窗户都不敢開。去年10月，她樓下鄰居家被下水道淹了，物業派人上樓疏通時，竟將小伊家的下水道捅破，導致洗碗時髒水四溢，流滿廚房。事後，她沒有得到任何道歉，只能自己用不乾膠修補了管道。

在瀋陽，業主林朔也有同樣的苦惱。“物業只收費不辦事”，林朔住在頂樓，最頭疼的就是屋頂常年漏雨、外牆滲水，每次下雨都要把塑料布、盆盆桶桶擺滿一屋。一提到維修，物業總是推三阻四，聲稱維修基金難以啓動。就這樣，林朔也不再繳納物業費了。

03

越來越多業主被起訴

因為不繳物業費，小伊收到了法院傳票。那是在今年3月，她第一反應只有驚訝：“卧槽，真有傳票啊！”

從兩年前開始，她家門上就常張貼半頁A4紙大小的催收單，蓋着律師事務所公章，警告“不交錢就起訴”。小伊忐忑地查詢了相關信息，又把心放回了肚子裏：自己不準備貸款、沒開公司，甚至沒班上，即便敗訴影響徵信，也沒什麼。

與小伊一同收到傳票的，還有3位業主。他們組建了微信羣，準備應訴材料。在社交平台上輕易就能找到訴狀模板，用微信轉文字，快速整理出來，一打印就好了。接着她在小區裏隨手拍拍髒亂差的環境，刻錄成碟。把這些全部準備完，也才用了兩三個小時。唯一影響士氣的，是看到其他人的敗訴判例，他們越來越沒自信了——“就當去玩一下午‘劇本殺’吧”，他們自嘲。

“劇本殺”開始了。欠費業主一同走進法庭，整個氛圍莊嚴肅穆。但小伊仍是遊戲心態，她的關注點有些瑣碎和荒誕——書記員像極了小學老師，不時維持着法庭紀律，提醒“説話慢一點，記不過來”；誰和誰看着像是情侶，頻繁聊天被喝止了；對方律師看起來喪喪的，微信頭像十分滑稽……

她站在被告席上漫不經心地觀察着這一切，不覺得自己是來接受審判的。

待到自行辯護時，她回過神來，指出小區綠化長期無人打理、消防設施年久失修，物業合同也早在2023年就已過期。隨後，對方馬上又出示了自管委（業主自發組織並選舉產生的自治機構）的接管證書，相關人員的簽字畫押證明物業入駐小區的合法性。交鋒結束，小伊覺得，“這場劇本殺，只發揮了70%戰鬥力”。

在最後陳述環節，小伊樓下那位曾被下水道污水倒灌的鄰居，情緒激動地説：“我家都被髒水淹了，臭氣滿屋，這是物業管理失職，應該是物業賠我錢！”

應訴期間，小伊曾在社交平台發帖求助，沒想到收穫了3000多條回覆和點贊，原來同樣經歷的人還有不少。5月初，小伊收到了判決結果——全款繳納物業費。“看來沒戲了”，她把手機一擱，連判決理由都懶得細看。

另一邊，林朔已經是第二次被物業告上法庭。第一次是2021年，最終法院判決打8折繳納物業費，他按比例繳清以前的費用後，繼續拒繳新產生的費用，2021年以來累計了2800多元。這次，法院直接判他全額繳費。

林朔也不甘示弱，2022年就合同公平問題起訴物業公司，還徵集了100多個業主的電子投票和10多個業主的線下簽名，但一審、二審都敗訴了。法院給出的理由是，單個業主無權起訴。

雖然他的物業費只有0.65元/㎡，但他覺得，物業入場合法性存疑，小區公共收益在未經業主同意的情況下，被充了物業費，考慮到種種因素，物業收費至少應打7-8折。

業主在羣裏質疑公共收益用途，受訪者供圖

“難道就只能物業收錢，業主就不能維權嗎？”他覺得不服。

04

降費潮起

高靜涵、小伊和林朔，可能不知道，自己為私或為公、消極或積極的一點點抗爭，滿身狼狽，已經成為了一場浪潮的微小浮沫。長期處於話語權優勢地位的物業公司，正面臨渴望質價相符的業主們的全面圍剿。

自2023年萌芽、2024年下半年逐漸聲勢浩大，物業“降費”的呼聲，已經席捲大江南北，一呼百應。多地密集出台物業費指導價政策，一些小區業主通過聯名上書、拒繳物業費的方式倒逼物業降價。2025年初，武漢、重慶、南昌等城市超100個小區官宣降價，平均降幅20%-35%。

最先感知到這種行業震盪的，就是物業一線員工了。

“網上都説……”只要聽到這個開場白，物業經理何廣俊就能猜到接下來的話——“現在網上都在説物業降費，你們什麼時候降？”僅4月，就有6户業主找他詢問，前台接到的相關諮詢更是多達40起，甚至有業主放話：“不降物業費，就不繳費”。

這些業主，大多是何廣俊印象中的“優質客户”：平日裏積極配合工作，按時繳費，嚴格遵守各項規定。他先是耐心解釋：“目前沒有接到降價通知，物業費是依據前期物業服務合同來定價的，而且我們提供的服務與收費是相匹配的。” 業主不死心，反覆確認後拋下一句：“再等等看”。

何廣俊從業15年，他所在小區的物業費每月1.61元/㎡，在他看來並不算貴。他納悶，怎麼業主忽然想降費了？他把這些變化歸咎於今年有委員提出物業費改革的提案，特意搜出相關新聞報道，在評論區留言發泄自己的憤怒：“你知道物業費的構成是什麼嗎？這樣胡説八道。”

在長春市，物業員工小玖對降費浪潮也有體感。她所在的小區定位高端，共有一千多户業主。物業費每平方米4塊多，在當地不算低，因此一直以來都有業主提出降費訴求。

“以前還沒有物業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在了”，一些上了年紀的回遷房業主情緒激動，常常説着説着就哭了。有一次，一位業主張口謾罵，質問為何別的地方有空置房減免政策，而這裏沒有。小玖只能用通用話術回覆，即使這些聲音上報給公司領導，得到的也只是一句“降費？不可能”。

不少小區的業主等不及政策調整了，“揭竿而起”，像高靜涵一樣，選擇了更直接的對抗方式。一家物業公司的負責人老孫，藉助自己對各種樓盤業態的接觸，做起了自媒體。為了加強與業主的聯繫互動，他也會幫各地業主成立業委會、協調降費或者換物業。

今年，他在社交平台上收到的各地求助信息越來越多了。最近，浙江寧波一小區的業委會聯繫到他，説小區物業費標準為3.4元/㎡，130平的房子，一年光物業費就要交6000塊錢，巨大的開支讓業主們很有痛感。

老孫特意前往這個小區考察，發現小區綠化管養不夠精細，安保人員配置縮水，服務與物業費標準並不匹配。

他走訪過不少城市，虛高的物業收費很普遍。重慶許多新開發的超高層小區，物業費起步就是每平米三四塊錢；內蒙古一些七八年前交付的大規模小區，物業費也定到了2.5元/㎡以上；高端項目甚至突破5-10元/㎡。

近十年，各城市物業費逐年攀升，年均漲幅超過8%。怎麼就要降費了？大家都還不太習慣。

05

被催費逼瘋的物業人

最不習慣的，就是小玖。

降費，讓不少原本正常繳費的業主，也進入了觀望狀態。而她，原本是物業公司的內勤採購崗，從2023年年中開始，不得不協助物業管家的催費工作。這可不是什麼好差事，看人臉色不説，收費任務完不成，還要面臨加班和停休。

每個季度末都是關鍵的收費節點，這些月份通常都要加班五六天，而6月和12月幾乎整月無休，要電話甚至上門催費。去年年底，小玖有一次催完費回到家，已經快12點了。

集團下達了嚴苛的催費指標。以4月為例，催收額度需達到50萬，分配到平均每天約1萬多。若連續兩三天不達標，就要面臨10-20個蹲起或蛙跳的懲罰。體罰之後，還要被扣100-500元的工資。

指標監管越來越嚴格，以前季度末的節點，正悄然爬向每一個月初。從2023年起，基本每月20日後都要停休加班，到了去年，這個時間提前到15日甚至10日。當催費情況特別糟糕時，從每月1號開始，領導就會緊緊盯着指標，讓小玖每天都感到窒息。

從這高壓績效要求轉過身去，小玖又要應付業主們五花八門的拒繳理由。她清楚記得，有一位業主連續三四天，早上來到物業辦公區，一進門就躺在沙發上，一直到晚上才離開，全程一言不發。後來才知道，這位業主拖欠物業費不到5000元，曾稱自己不在小區居住，要求減免費用。現在他聽説預繳費可贈送禮品，又跑來軟磨硬泡，索要價值8000元的魚竿，“要拿去送領導”。

但公司不允許線下采購，這禮品又價格過高，她們只能拒絕業主的要求，最後鬧到法院調解才收場。

何廣俊也遇到過這樣的情形。最近，物業集中清理了殭屍車，一名40多歲的業主來到辦公室，堅稱物業弄壞了自己的電瓶車。可實際上，那電瓶車早就只剩一個架子，輪胎都沒氣了。物業提供了清理時的工作視頻，但業主不依不饒，最後擠出一句：“不交物業費了。”

“他已經拖欠了兩年物業費，這不過是又找了個藉口罷了。”何廣俊説。

去年底催繳時，公司將“釘子户”業主單獨列了名單，約有30多户。他記得，其中有一户業主已經欠費5年，每次催收，只回一句：“你去告我呀！”

但其實，物業公司起訴欠費業主的成本極高。物業經理沈嶽告訴鳳凰網《風暴眼》，一個萬户小區，一年最多起訴10户，大多數時候，只是為了“殺雞儆猴”，對於多數欠費業主，物業公司束手無策。“業主違法成本太低了。”他説。

在降費潮的洶湧聲勢中，物業人更被動了，有人調侃自己“患上了‘催繳羞恥症’。”他們曾經覺得收物業費天經地義，如今，看到別的小區紛紛降費，自己收費時沒了底氣，也沒了有效的應對話術。

沈嶽發現，周圍不少項目經理，催費積極性很低，甚至能拖就拖，只等着倒逼公司降費。

06

地產失血

從前的物業公司，可謂是一塊肥肉，誰都想來分一杯羹。那時候，業主“不差錢”，物業背靠着地產商大樹，更是“好乘涼”。但如今，隨着房地產行業下滑，這兩個資金來源，都枯竭了。

小伊是2023年被裁員後才回到老家資陽的，幾次求職失敗後，靠着存款維持生活。她很慶幸，六年前直接50萬全款買下這棟二手房，沒有房貸，否則負擔更重了。如今，房價直接腰斬，加劇了她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一年上千的物業費，雖然看起來不值一提，但也讓她十分“肉疼”。

物業費收不上來，過去還有地產商撐腰。但現在，地產商自身難保，還常常需要物業公司輸血。

高靜涵所在小區的物業公司隸屬於景瑞控股，如今景瑞控股已深陷債務危機，公司2022-2024三年連續虧損93.64億元，2024年僅借款就高達159億，今年還多次被清盤呈請。高靜涵懷疑，業主交的物業費，被拿去補貼地產板塊了。“按照估算，小區一年的物業費加上公共收益，大概有1000萬。可十年下來，可見的公共收益卻只有120萬左右。”

景瑞控股2024年年報截圖

當業主詢問資金去向時，得到的答覆永遠是：“錢都交到上海總部去了，要用的話，得層層往下批”。由於資金緊張，物業公司拖欠了保潔、保安的外包費用，甚至惹出保安公司在小區鬧事、保潔人員罷工的鬧劇。

景瑞控股拒絕了鳳凰網《風暴眼》的採訪訴求，上海景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電話則始終未能接通。

現金流吃緊的不只它一個，各大物企都在想方設法回血。去年碧桂園甚至成立了由公司高管組成的“欠款追討委員會”。融創等8家上市物企則與關聯房企開展了十餘筆以資抵債交易，合計抵消應收賬款超26億元。

小玖所在的公司，已經開始縮減採購預算了。如果同一物品採購量過多，會被領導反覆盤問用途和使用情況，細細落實到具體位置和使用人。在平台上採購的應用額度不變，但付款週期拉長了。此外，雖然節慶氛圍活動還在增加，但總體資金不變，每樣活動都辦得更“節儉”了些。

沈嶽不理解的是，明明已經那麼多物業公司經營困難了，很多公司還熱衷於花好幾萬搞“百家宴”、“烤全羊”等社區活動，或者在婦女節舉辦美甲活動。他認為，這樣的活動，一個2000户的小區，能覆蓋的業主也就50户，只是為了短期提升品牌影響力，卻花費大量成本。

在他看來，這樣不平衡的資金濫用，是一種新的“內卷”。

行業形勢愈發嚴峻，哪怕是為了保盤，這費也非降不可了。沈嶽感慨：“經營好的時候，10個項目中有1個降費，另外9個項目都會罵它擾亂市場。但現在，只要有6個降費，剩下的4個項目，很快也就扛不住了。”

07

趕走那個爛物業

交不起物業費的業主，和收不到費被扣錢的物業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都碰到過刁鑽的對手，都不樂意聽多方多説一句。他們的積怨，最後全部化作對價格的錙銖必較上。

對高靜涵來説，成立業委會既是迫不得已的無奈之舉，也是矛盾長期積壓後必然的爆發。這本質上是一場話語權的爭奪戰。

業委會成立之初，她本希望能與物業良性溝通，實現質價相符——要麼降低費用，要麼提升服務。然而，業委會連續三次發出溝通函，物業都直接無視了，既不移交資料，也不公開賬目。

高靜涵想，既然無法溝通，那就召開業主大會解聘它，“物業公司‘躺着賺錢’的時代該結束了。”

沒想到，景瑞物業在多次對她進行舉報之後，又出新招。在業委會開始為解聘跑票的第三個晚上，小區裏突然貼滿降費通知：景瑞決定將物業費從2.8元/㎡降至1.8元/㎡。在高靜涵看來，這既沒有通知住建局，也沒告知街道和社區，顯然是試圖籠絡人心，挽回局面。但為時已晚，業主早已看清其中的套路，最終，以超過80%的支持率，與景瑞物業解除了合同。

從去年12月經歷幾番曲折成立業委會之後，高靜涵一邊忙着準備各類物料，一邊應對各種突如其來的舉報，忙得不可開交。有一次深夜回到家，不到兩歲的寶寶因拉肚子渾身無力，不停地哭喊着“要媽媽”。她看着孩子軟蔫蔫的模樣，滿心愧疚。

她自己好像也脱了層皮。回頭看去，才發現原來這臨門一腳，從跑票到開會投票，把物業解聘掉，只用了短短10天時間。原來，這事兒本就不該那麼艱難。

換物業，之所以難於上青天，正是因為很多物企背後都是盤根錯節的地產商，服務時“店大欺客”，要撬動其根系時，更無疑是動了別人的蛋糕。每個小區都像一個小型社會：對抗，詭計，人性，在這裏你方唱罷我登場，好不熱鬧。

有物業從業人員在社交平台分享鬥爭經驗：“不要設業主羣，業主羣是糾紛聚集地。”一場物業與業主的較量，演成了諜戰劇，物業的首要任務，是儘量避免業主團結起來。

那個助業主成立業委會的老孫，想反其道而行之。他覺得，過去業主只能被動接受前期物業合同定下的價格，在權益受損時難以發聲。有了業委會，才能扭轉小業主所處的弱勢地位，爭取議價權。

那個找到他的寧波小區業委會，讓他印象深刻。業主與物業積怨已久，業委會主任是個公司高管，認知較高，也很強勢，當發現物業公司面對維修問題只會推諉扯皮、為地產商的不作為兜底“擦屁股”時，他直接放下狠話：“哪怕以後賣掉房子，不住這兒了，也要先把物業踢出小區！”

然而，折騰了許久，也只是換了一個項目經理。“即便成功成立業委會，真正能實現調價的小區也寥寥無幾。”老孫説，“多數情況下，物業公司只是略作妥協，‘仨瓜倆棗’就打發了。”

08

被舉報不是最傷心的事

被三次舉報的高靜涵沒有哭過。但終於解聘物業公司後，她卻哭了。

那是在她把為候選物業公司擬的合同發給業主後，2.2元/㎡為上限的價格，掀起一場軒然大波。業主在羣裏質問：“我們辛辛苦苦幫你跑票成立業委會，結果物業費就只降了6毛錢？”“憑什麼定2.2元，誰給的權力？是不是有黑幕？”

她剛結束工作準備開車回家，一看消息，發現正在惡語相向的，竟然都是那些維權路上曾並肩作戰的夥伴。想到為制定合同熬夜到凌晨的那些日子，她忽然覺得“一切都不值得”，崩潰大哭起來。

馬上，她又壓住心中的委屈，解釋道：“這只是徵求意見稿。價格是根據小區面積、户數、物業服務人員成本等初步測算出來的。”她覺得，小區原本定位高檔，如果要達到服務標準，物業費過低，很難吸引優質的物業公司接盤。但業主馬上又對成本測算的每一個細節提出疑問，比如聘請一個物業管家，3000元還不夠嗎？

業主的不安全感、物業和業委會都要面臨的質疑和委屈，歸根結底是信息黑箱帶來的。畢竟，資金使用不透明、公共收益被挪用的情況，都不是什麼新鮮事。老孫告訴鳳凰網《風暴眼》，南京一個剛交付5年的小區，4000多萬的公共維修基金，一年多時間就被套用了將近1000萬。

高靜涵不是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和質疑，新合同特意採用陽光酬金制。與傳統的“包乾制”不同，所有物業費將留在小區的共管賬户中，每一筆支出都公開透明、定期公示。

業主維權專家舒可心二十多年來一直在探索更透明的資金管理模式。他在各處推行信託制物業模式——每個項目擁有獨立銀行賬號，與物業公司自有資金嚴格區分；資金使用高度透明，通過雙密碼賬户實現業主隨時查賬。他告訴鳳凰網《風暴眼》，從2019年至2024年，僅成都一地就有大約1000個小區採用了這一模式。

其實，以前的物業公司對公開透明避之唯恐不及，但如今，信託制卻成了一些物業公司的救星。“那些公司已經深陷虧損泥潭和信任危機，主動嘗試信託制，至少還能保住10%的利潤率。”舒可心説，“這是‘立地成佛’了。”

物業從業者也開始意識到，越公開透明，與業主之間的矛盾越少。沈嶽為此費了不少心，他發現，業主並沒有時間看公示欄和又臭又長的報告，會把現場作業情況拍下來或者直播，用視頻的形式讓業主看到，他們平時做了大量不被注意的繁瑣工作。

但在他看來，由於物業多年來快速擴張，大部分項目經理並不專業，懼怕矛盾，迴避衝突。什麼也不如好的制度更可靠。

高靜涵明白業主質疑自己的心理，畢竟和物業“穿一條褲子”、為自己謀取私利的人，在業委會領域也並不罕見。她也從制度入手，業委會設為五年一屆制，防止有人鑽空子。

她又想起領導的囑咐，“槍打出頭鳥”。等陽光酬金制過了磨合期，小區管理步入正軌後，她想回歸原本的生活。她年輕，不願在不合理的現狀面前妥協，懷着改變的衝勁。但衝得再靠前，終歸還是為了，回到自己的小區、小家時，能夠平淡而滿足地生活。

【文章轉載自鳳凰網財經，文中高靜涵、小伊、林朔、小玖、沈嶽、老孫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