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眾信任崩塌：為何選重罪犯卻不選檢察官？_風聞

美國民眾信任崩塌：為何選重罪犯卻不選檢察官？

撰文：雅禮學人

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

儘管左翼進行了所有事後分析，儘管右翼幸災樂禍，但很少有人對 2024 年大選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人會選擇一名被定罪的重罪犯而不是一名檢察官？這是妥妥的黑色幽默，滑稽劇的編導也不敢這樣編排！

這一結果猶如一顆重磅炸彈，引爆了美國社會的輿論場，人們不禁紛紛追問：在法治健全的美國，為何會出現如此荒誕的局面？其實，這背後反映的是美國公眾對刑事司法系統信任的全面崩塌。

信任危機：從少數族裔到主流社會的蔓延

長久以來，美國少數族裔深受司法系統不公正對待的困擾。喬治・弗洛伊德事件，不過是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在這起事件中，白人警察的暴力執法行徑令人髮指，弗洛伊德被跪壓頸部長達數分鐘，最終在絕望中離世。他那一聲聲 “我無法呼吸” 的哀求，彷彿穿透屏幕，直擊人們的心靈，成為了美國種族歧視與司法不公的標誌性吶喊。這一事件的曝光，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聲討美國種族主義的浪潮，也讓美國國內長期被壓抑的不滿情緒徹底爆發。“取消警察資金” 的口號一時間響徹大街小巷，這不僅僅是一句簡單的呼籲，更是對司法系統根本性改革的強烈訴求，反映出少數族裔對現行司法體系深深的失望與憤怒。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對司法系統的不信任，不再僅僅侷限於少數族裔羣體。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呼籲取消對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的資助，雖然其動機和目標與少數族裔的訴求大相徑庭，但卻意外地在對不受約束的執法權力的不滿上，與少數族裔達成了一種奇特的 “共識”。這種左右翼在該問題上的共鳴，標誌着對司法系統的信任危機已如洶湧的潮水，突破了少數族裔羣體的界限，迅速席捲了主流社會。美國民眾，無論處於何種政治立場，都已普遍厭倦了執法權力被肆意行使的現狀，對司法系統的公正性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懷疑。

 安嫩伯格公共政策中心的報告，更是用數據直觀地揭示了這一信任滑坡的嚴峻態勢。在過去的 20 年裏，美國公眾對聯邦司法機構的信任度呈現出驚人的下降趨勢，從 2000 年的 75% 鋭減至 2025 年的 43%，降幅高達 32%。其中，對最高法院的信任度下降尤為顯著。政治極化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特別是民主黨支持者對最高法院的信任崩塌嚴重。多布斯案，即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成為了信任危機的一個重要導火索。多數美國人認為，法院在這一裁決中偏向了富人階層，法官難以擺脱政治偏見的影響，無法公正地行使司法權力。這一系列事件，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不斷削弱着美國民眾對司法系統的信任根基。

系統痼疾：信任崩塌的內在根源

美國的刑事司法系統，如今已近乎完全異化為一個 “辯訴交易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檢察官手中掌握着過大的權力，他們將量刑指南和強制性最低刑期當作大棒，無情地揮舞在被告頭上。為了避免可能面臨的更嚴厲刑罰，許多被告不得不被迫放棄憲法賦予自己的受審權利，無奈地選擇認罪。這種扭曲的運作模式，導致了美國監禁率居高不下，冠壓全球。每 10 萬人中就有 655 人被監禁，這一數字與英國（140 人）、法國（75 人）等同類國家相比，簡直高得離譜。但這絕非意味着美國社會比其他國家更危險，恰恰相反，這是美國司法系統運作嚴重扭曲所結出的惡果。

 毒品執法領域，清晰地展現出美國司法執行過程中存在的階級與種族鴻溝。想象一下這樣兩個場景：一邊是大學生在派對上吸毒，被發現後，通常僅僅面臨校園行政處分，其學業和未來幾乎不受太大影響；另一邊，在貧困社區，個體因同樣的吸毒行為，卻可能被貼上毀滅性的犯罪記錄標籤，從此陷入 “罪犯” 的深淵，難以翻身。這種鮮明的對比，深刻地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美國，“罪犯” 與 “守法公民” 的界定，遠非基於中立的標準，而是深受文化偏見、系統性種族主義以及社會經濟地位（階級主義）的嚴重侵蝕。法律，在不同階層和種族面前，似乎失去了應有的公平與公正。

 此外，聯邦和各州的法律繁雜如麻，數量眾多且相互矛盾，對於普通民眾而言，猶如置身於一個佈滿陷阱的迷宮，稍有不慎就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觸犯刑律。而審前拘留體系更是極度不公，窮人由於無力支付保釋金，只能無奈地被關押在看守所中。這一關押，往往帶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他們可能因此失去工作，進而失去住所，生活陷入絕境。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有人為了換取自由，不得不選擇認罪。而那些經濟條件優越的人，卻可以輕鬆繳納保釋金，逍遙法外。這無疑是在向世人宣告：在美國的司法體系中，在審判定罪之前，自由已經被明碼標價，財富成為了決定自由與否的關鍵因素，司法公正的天平嚴重失衡。

檢察官角色異化：失落的司法守門人

檢察官，本應在司法體系中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是糾正警方錯誤、維護司法公正的關鍵力量，如同守護正義之門的忠誠衞士。然而，在美國的現實中，絕大多數檢察官由選舉產生，這一制度安排使得他們深陷政治壓力的漩渦之中。為了在選舉中獲得成功，他們往往將高定罪率和強硬姿態作為自己的政績標籤，而忽視了對每一個案件公正的追求。在這種政治導向下，檢察官的行為逐漸偏離了其原本的使命，他們更像是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者，而非正義的守護者。

 更為嚴重的是，檢察官在工作中即使存在嚴重的不當行為，例如隱匿對被告有利的證據，也極少受到實質性的懲罰。柯蒂斯・弗勞爾斯案，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悲劇。弗勞爾斯因同一罪行，被同一位檢察官六次審判。在前五次審判中，由於檢察官存在嚴重的不當行為，如系統性地排除黑人陪審員，導致定罪結果均被上級法院推翻。即便如此，這位檢察官的不當行徑雖然受到最高法院的嚴厲譴責，卻依然穩穩地坐在自己的職位上，繼續行使權力。這一案件，猶如一面鏡子，清晰地映照出美國檢察官權力不受制約的現狀，成為了檢察官權力濫用、侵蝕司法公正的生動教材，也極大地加劇了公眾對司法系統的不信任感。

重罪犯身份再定義：環境產物而非道德標籤

美國擁有着全世界最為龐大的在押和曾監禁人口及其關聯家庭網絡。如此龐大的羣體，使得 “重罪犯” 這一身份不再能夠簡單地被視為個人道德品格的終極否定。在當今的美國社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重罪犯” 身份的背後，往往是特定社會地位（如貧困、少數族裔）與險惡環境（如治安過度、法律陷阱、無效辯護）相互交織、任意組合的產物。當整個司法系統被廣泛認為是腐敗不公的時候，它所施加的 “罪犯” 標籤的權威性和道德分量，在相當一部分選民心中便如同紙糊的城堡，轟然倒塌。選民們開始反思，那些被貼上 “重罪犯” 標籤的人，或許並非完全是因為自身的過錯，而是成為了不公正司法系統的犧牲品。

 美國刑事司法系統深陷合法性危機。從警察的暴力執法，到檢察官的權力濫用，再到法官被質疑的公正性，以及整個司法制度設計的缺陷，美國公眾對司法系統的信心已經全面瓦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選民選擇一名被司法系統（可能不公地）打上 “重罪犯” 烙印的人，而放棄代表該系統的檢察官，這一行為具有極其深刻的象徵意義。它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政治選擇，更是對美國司法系統系統性失靈的絕望控訴，是對所謂 “司法公正” 神話的幻滅宣言，同時也是對徹底變革的無聲吶喊。

 美國刑事司法系統要想重建公眾信任，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這需要從多個方面進行深刻變革，包括直面量刑不公的現實，堅決消除執法過程中的歧視現象，改革檢察官問責制度，重塑司法獨立的公正形象（尤其要避免諸如總統特赦等政治干預行為引發的信任危機）。只有通過這些全方位、深層次的改革舉措，美國的法治之光才有可能真正普照每一個角落，重拾民眾對司法系統的信心與尊重。

**參考文章：《為什麼美國人選的是重罪犯而不是檢察官？》**5月29日載於《華盛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