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難得一見,莫迪政府智囊內部視角談印經濟的成色和底色_風聞
南亚研究通讯-南亚研究通讯官方账号-35分钟前
作者 | 阿努帕姆·馬努爾(Anupam Manur)
編譯 | 喻琬淋
編者按
近日,印度政府和媒體大肆鼓吹“印度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印國內對經濟前景預期走高,在各場合高調宣傳經濟發展強勢勁頭。熱潮背後,也有印學者發聲“需審慎看待印經濟增長”。作為多次參與莫迪政府重大政策規劃的智囊,馬努爾教授為我們帶來了難得一見的“內部人”視角。他圍繞“印人口稟賦與市場潛力的關係”“印企拓展海外市場的侷限性”“印經濟一體化真實現狀”“印融入全球價值鏈與保護主義政策的結構性矛盾”“印高失業率與高缺位率並舉的矛盾從何而來”等問題作出鞭辟入裏“十二答”,為我們勾勒出更清晰的印經濟發展圖景。總體看,印經濟體量的確不容小覷,但其實際情況也似乎並未像其大力鼓吹那樣勢不可擋。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網絡
➤問1:請介紹您本人,分享您近期關注的領域。
➤答1:我叫阿努帕姆·馬努爾( Anupam Manur)是經濟學教授。我對兩件事情充滿熱忱:一是讓經濟學變得生動有趣,讓更多人能夠接觸;二是推動經濟自由。我的寫作成果大多是這兩個理念結合的結果。當前我的研究興趣在於更好理解“平台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platforms),並找出造成扭曲最少的監管方式,倡導更開放的貿易政策,在印度找到更有助於創造就業崗位的政策方案。不過更多時候,我也會置評那些侵犯個人自由的政府政策,在經濟領域尤是如此,在印度這類干預遠比我樂見的要更加頻發。
➤問2:印度已成為全球最令人興奮的經濟傳奇。您認為,印度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以至於大幅提高其國際地位?或者説,印度仍在轉型之中,只是在中美地緣博弈、中國增長放緩股市趨弱的背景下,才獲得了媒體和投資者的更多關注?
➤答2:印度的成就和經濟轉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印度1991年啓動經濟自由化改革以來,就始終處於上升軌道,而每一輪的自由開放新舉措都帶來新的增長紅利。當全球環境利好時,印度增長動力就更強。20世紀初,美聯儲寬鬆貨幣政策帶來巨大市場流動性後,印度收穫大量外資,連續多年獲得超過9%的經濟增速。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疊,再加上中美貿易摩擦和地緣政治博弈,推動全球資本都積極尋找替代選項,而印度恰好是重要候選。
儘管面臨全球經濟放緩、俄烏衝突等逆風,印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後強勢復甦,2021-22財年經濟增速達9.1%,2022-23財年也高達7.2%。印央行預測2023-24財年增速有望達到7%。
由於體量上能和中國比較,制度上又是民主政府,印較其他國家更受矚目。這並不要壓制對於印度的興奮之情。印度當前經濟和未來發展前景都有諸多值得興奮的亮點。宏觀層面,即便疫情後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印債務水平仍可控;盧比匯率穩定;服務出口和資本流入能夠平衡商品貿易逆差;外匯收支狀況良好;疫情後通貨膨脹也迅速穩定下來。
與此同時,人們不免為印未釋放的潛力扼腕。正如洛克菲勒國際(Rockefeller International)董事長、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策略師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所言:“印度總是讓樂觀者與悲觀者雙雙失望”。
➤問3:拋開輿論炒作,您認為外國投資者在印度哪些產業部門和哪些邦能遇見真正的機遇?印度決策者有何戰略雄心,外國企業和投資人又該如何將這種雄心納入考量?對於爭相湧入印度市場的參與者,他們最有可能出現哪些誤解和誤判?
➤答3:印度國家層面的修辭往往折射中央政府所排列的優先議程。當前莫迪政府明確提出2027年將印度建成5萬億美元($5 trillion)的經濟體、2047年將印度建成發達經濟體,後者被稱為“發達印度”願景,同時也是印人黨的競選口號。為實現“發達印度”願景,印人均收入需增長五倍,這意味着年均增速需從當前的6-7%提升至9%左右。
若無重大經濟結構性改革支撐,這一目標恐難達成:印農業及相關領域生產率需大幅提升;龐大勞動力羣體亟待提高技能水平;製造業必須創造就業的基礎性產業;面向公私部門的投資也必須持續增長。
輿論炒作背後,有個點非常重要,值得考慮:印度雖然已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但這並不意味着同樣龐大的消費市場,這一點很多來到印度的外資企業想必已深有體會。富裕階層人數稀少;中產階級可支配收入有限,而許多人即便已脱貧,但卻難以成為外企的潛在客户。從絕對數量上看,印度潛在市場規模固然可觀,但樂觀仍需謹慎。經管可能有點老舊,但《經濟學人》對此話題的剖析仍然適用。
➤問4:印度國內經濟一體化程度如何?在印開展業務能否做到暢行全國?莫迪政府大力投資基建,但物流體系真實發展情況如何?未來哪些方面還需要加強?
➤答4:我過去曾評價,印度自獨立以來作為政治共同體表現可圈可點,但作為經濟共同體還有較大的提高空間。歐盟公民可在任一成員國自由居住、置業、經商,並從事任何形式的經濟活動。然而,印度公民跨邦購置土地、運輸貨物、就業居住仍存在限制,甚至跨邦購車行駛過境都會遭遇巨大阻力。
不過,印度出台商品及服務税(GST)後就統一了全印的税收結構,消除了大量區域層面的額外税負。過去十年,基礎設施發展速度快的驚人(增量達300%),削減了貨運時長,降低了物流成本。新出台的《國家物流政策》(National Logistics Policy)目標將物流成本的GDP佔比從約14%降至10%以下。
➤問5:您是否認為印度經濟增長本質上是內向型的?除一些知名科技企業外,印度企業大多聚焦本土,鮮見出海擴張。這種聚焦國內巨大市場機遇的路徑是否合理,抑或是錯失外部機遇的失誤?印市場真的足夠大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種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市場機遇?
➤答5:除塔塔汽車(Tata Motors)、印孚瑟斯(Infosys)、塔塔諮詢(TCS)等少數企業,鮮有印企建立全球影響力或真正具備國際競爭力。為方便起見,很多人把這種現象可以歸因於印度國內市場龐大複雜,因此耗費了印企大部分的經營精力。然而,這充其量是部分原因。
印企之所以未能尋獲海外市場機遇,另外的一個原因其實是研發創新投入不足。印度所有創新指標(專利、學術論文等)均排名靠後,且印企研發支出佔比極低。此外,印度的政策環境也並不特別鼓勵研發投入。
此外,我還發現了一個特別有説服力的解釋:印企經常落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印度官方政策傾向更加親商而非親市場,這必然會帶來相應的後果:許多企業發現,他們比起艱苦創新、追求卓越,更容易的是影響政府施政,並塑造一個特殊的市場環境,在其中操控市場運行、設置准入壁壘、隔絕外資競爭。經常阻礙跨境貿易的市場準入問題,其實對印企來説並非阻礙拓展海外市場的主要因素。印企在歐美、中東、日韓及東南亞等目標市場均享有投資貿易自由,僅在在中國市場受到某些限制。
➤問6:中國通過對外資外企開放市場、投資基礎設施、吸納最佳實踐、擁抱低成本製造業核心地位,並不斷向價值鏈上游攀升,已成為經濟和貿易強國。中國政府研究並借鑑其他發展模式,並將使之與中國自身情況相適應。這是一種非常成功的戰略,所以您認為印度是否也會朝這個方向發展?莫迪政府(或在野黨)可能降低進口限制並放寬監管嗎?如果印度商業大亨和精英優先在排除外國競爭的條件下發展本土企業,那麼他們是否仍會歡迎此類開放政策?
➤答6:印度經歷了多輪自由化與保護主義的交替波動。1991年以來,印經濟總體朝着自由化方向發展,平均有效關税率由1991年的46%降至2023年的13%,但也有少量反對這種自由化趨勢的政府幹預。2014至2017年間,印實施了多項貿易自由化改革,並降低關税。然而,受廢鈔令、商品及服務税實施後導致國內經濟放緩,以及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印度逐漸提升某些商品關税。疫情期間,官方政策修辭也轉向“印度製造”“自給自足”“為本土發聲”等明顯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詞彙。
保護主義穩步增加的勢頭從簡單平均關税變化就可見一斑:2010-11財年簡單平均關税為8.9%,而到2020-21財年已經升至11.1%。關税率超過15%的商品佔比也從2010-11財年的11.9%升至2020-21財年的25.4%。
然而,2023-24財年,莫迪政府對貿易似又展現略微開放態度,包括削減電子產品消費税,積極推動印佔據全球價值鏈更重要的位置。富士康和蘋果在印設立製造中心堪稱里程碑事件——印政府為此清除了監管障礙並放寬進口限制。這為其他公司在“中國+1”(China+1)戰略下在印投資設廠提供了範例。
➤問7:近年來,印度看待資本主義和市場作用的觀念發生了怎樣的演變?在中國,市場經濟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間存在微妙平衡。印將市場經濟與其政治、文化、歷史遺產相結合時是否還面臨一些獨特挑戰?經濟自由是否正在印度社會紮根?您認為這又意味着什麼?
➤答7:這個問題需要複雜而精妙的回答。印度1991年滿懷喜悦告別“社會主義”經濟,這一自由化改革直到如今仍廣受讚譽。然而,經濟自由並未像政治自由、言論自由那樣受到同等重視。相反政府經常肆無忌憚地踐踏印度公民的經濟自由,且不受懲罰。政府通過許可證對生產、分銷和銷售的經濟控制依然強大。
公眾往往支持價格上限或禁令,這表明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仍舊受到歡迎。全國各地的教育、藥品、心臟支架和醫療器械、電影票、機票、出租車費、農產品都實施價格管控,而經典的租金管制和最低工資標準仍在延續。
這種經濟干涉主義的態勢經由“印度製造” 倡議、“自力更生”意識形態(其大致含義為自給自足或自我依靠)、生產掛鈎激勵計劃,以及越來越多弊大於利的貿易干預發酵,連同諸多以各種微妙形式偏袒本土企業、歧視外國企業的做法而變本加厲。莫迪總理呼籲民眾 “為本土產品發聲”,這彰顯了典型的內向型政策立場。電子商務領域的規則即為明證——印商工部下涉的產業政策與內貿促進部(DIPP)修訂外國直接投資規則,禁止電商採用垂直整合的庫存模式。這導致亞馬遜、沃爾瑪等跨國零售巨頭難以實施垂直整合,但是信實工業、塔塔集團這些本土財團卻能夠做同樣的事情。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就是經濟民族主義日益高漲。儘管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主義已被21世紀20年代的軟性經濟民族主義或“自力更生”(Atmanirbharta)取代,但有時他們卻產生了非常相似的結果。這種經濟民族主義體現在強化補貼、國家支持、針對外商的歧視性政策,以此提振國內生產,並突出強調“市場從屬國家,服務國家利益”的理念。
➤問8:國家在印度經濟中扮演什麼角色?政府幹預是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還提供了問題的答案?政府真能在市場中挑選“贏家”嗎?強硬幹預手段的風險是否壓過收益?公私部門的分界是否會隨時間改變,還是兩者能共存且共同發揮積極作用?
➤答8:印度政府既“太大”又“太小”。在政府本應該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領域,包括警察、消防、司法等,政府人員不足和能力低下問題十分突出。但同時,政府又涉足諸多本不該進入的領域,包括生產肥皂、經營酒店、壟斷全國鐵路網等。印度政府的悖論在於,“抱負遠大,但能力太小”,連自己出台的法規都無法實施。這種矛盾同樣體現在市場領域。政府未將有限資源用於培育市場,包括完善合同執行機制、促進司法公正、產權保護,反而介入價格調控、實施貿易保護、補貼特定產品和服務。
產業政策在全球各地興起,印度也不例外。當前,印度產業政策主要有三:一是聚焦遴選印度國內具有全球潛力的優勢行業;二是實施與產量掛鈎的補貼措施;三是藉助貿易壁壘保護特定行業。然而,此做法本質上存在缺陷,因為可能扭曲市場,且極大程度依賴政府押注“贏家”的能力。
➤問9: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您如何看待國家鐵路網?您認為該領域面臨的挑戰,以及可能更新改善舉措是什麼?中國快速發展的高鐵建設模式能否提供借鑑?
➤答9:是的,我們應該借鑑中國升級鐵路網的經驗。目前,印鐵路部門陷入停滯甚至倒退。2022年,印鐵路貨運佔比僅為20%,遠低於20世紀80年代的60%。多年來,貨運列車平均時速停滯在25公里/小時,若要使鐵路運輸成為可行選擇,就必須大幅提速。在改進貨物集散流程的同時,還必須提高列車的準點率。此外,列車貨運處理能力需要成倍增長,包括貨車規模需翻倍。通過鐵路網絡運輸貨物成本也相對較高,因為客貨鐵路存在交叉補貼的情況。為提高效率,需引入私營資本參與鐵路網絡運營。這是因為雖然政府能夠並且會對現有基礎設施進行一些微調,但要實現重大變革則需要引入私人資本和專業知識。
➤問10:外國投資者普遍關注印合同執行、產權保護、司法救濟以及其他執法問題。例如,2015年《破產法》(The Insolvency and Bankruptcy Code)曾引發期待,但實施卻遭遇阻礙。你認為這些領域是否取得進展?未來幾年預期如何?
➤答10:《破產法》本是改變規則的標誌性立法,但它沒能落地實施,這非常令人失望。《破產法》實施面臨兩大阻礙:一是破產解決流程延誤嚴重,二是債權方需承受鉅額損失。2019年3月至2023年9月期間,回收率(編者注:貸款違約時收回的金額)從43%降至32%,而平均破產解決時間從324增至653天,但規定時間僅為330天。
據印信用評級機構CRISIL分析,此情形背後原因有二:一是司法人員配置有限,違約認定和確認環節遲滯嚴重。二是《破產法》頒佈前就存在的嚴重延遲(從2019-20財年的450天增至2022-23財年的650天),進一步拉低迴收率。這反映出印度司法體系或在更大範圍內存在問題。印度最高法院現有8萬起案件處於待審狀態,而全國所有法院總計約有5000萬起案件懸而未決,這使判決出現極不合理的拖延。在印度,仲裁程序同樣遲緩且代價高昂。在世界銀行此前公佈的《營商環境報告》中,印度在合同執行這一維度的評分長期處於低位(暫不考量該報告及其評估方法本身存在的問題)。
➤問11:一個目前討論熱度很高的話題是印度年輕人羣以及人口紅利。當前印度教育能否支撐年輕人勝任職業崗位?印度目前也面臨高失業和技能崗位空缺並存的困境,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什麼?
➤答11:印度教育已解決“量”的問題:初等教育毛入學率(在校生佔相應學齡人口總數的比例)超95%,但高等教育中這一比例確有所下降。印度教育更大的問題在於“質”。印度“年度教育調查報告”(ASER)顯示,50%五年級學生無法閲讀或理解一年級課本(編者注:原文並未説明是哪一年的報告)。因此,儘管印擁有人口優勢,但絕大多數適齡勞動力並不具備有效參與有組織製造業和服務業所需的教育水平和技能。這就是印度“高失業率與高缺位率”並存的原因。
在工程學等高等教育領域,印度的教學質量也令人擔憂。雖然許多畢業生能夠勝任日常工作,但從事高端精密工作以及前沿研究創新的企業卻很難招到技術嫺熟的員工。印度軟件行業同樣需要大規模技能升級,才能保持比較優勢。印度政府已經並且將持續向各等級的教育投入資金,重點是技能傳授、技能再造、技能提升。但是,印度還需要進行更大刀闊斧的改革:允許營利性實體進入基礎教育領域,將精力重新聚焦於補貼私立教育,而非自己開辦學校(公辦學校教學成果表現不佳),並且退出高等教育的課程設置和監管工作。
➤問12:印度培育出世界級科技公司是信息技術服務和軟件開發領域重要的國際參與者。莫迪政府力推電子製造業發展,希望印度融入全球價值鏈。這一戰略是否可行?還需要哪些政策和監管支持?這可能還需要與中國加強合作與融合,帶來了額外的地緣政治考量。更寬泛的看,數據是未來科技和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要素。為此,印度政府在數據收集、使用、保護方面是否制定了指導理念或政策導向呢?
➤答12:莫迪政府正在戰略層面押注電子製造業,謀求在全球價值鏈中佔據更重要的位置,併為此制定“信息時代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age)。這與其他國家紛紛出台產業政策的趨勢相符,例如美國的《芯片法案》。該戰略雙管齊下——補貼國內產業與實施貿易保護並舉。國家主要通過“生產掛鈎激勵計劃(PLI)”實施補貼,但效果不及預期。以手機制造行業為例,企業僅將PLI補貼用於組裝環節而非製造。
這種新型產業政策的目標和宗旨存在根本性矛盾。印度想要融入全球價值鏈,就必須開放經濟並允許自由進口。一個國家不能採取保護主義立場,卻又指望融入全球價值鏈。因此,PLI 的一個大問題是,許多公司最終從政府那裏獲取補貼,卻用這些補貼來支付零部件的高額進口關税。要想成為全球價值鏈的一部分,印度需要制定開放的貿易政策,包括從中國進口所需零部件。
在數據治理領域,印度近期出台了相對較新的《數據保護法》。積極變化體現在莫迪政府放寬了嚴苛的數據本地化要求,這將利好潛在投資者。業界普遍認為,新出台的隱私法,在保護個人數據方面簡單易懂、具有可執行性,並且加強了隱私保護。這部法律適用於企業,在防範個人數據免遭政府濫用方面保護力度不足。
➤問13:請分享一些您喜愛的書籍、博客、播客或者其他能加深讀者對印度及印度經濟理解的內容。
➤答13:播客:“可見與不可見”(The Seen and the Unseen)、“All Things Policy” 每日播客、“印度之思”(Ideas of India)
簡報:“預見意外”(Anticipating the Unintended)
書籍:《第三條道路與隱私3.0》(The Third Way and Privacy)、《當芯片告急時》(When the Chips are Down)、《服務共和國》(In Service of the Republic)
博客:“Urbanomics”“Mostly Economics”
期刊:《印度公共政策評論》(Indian Public Policy Review)
作者簡介:阿努帕姆·馬努爾(Anupam Manur)系印智庫塔克西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助理教授,聚焦經濟、科技、公共政策等交叉研究,近期主要關注平台經濟(編者注:由數字平台促進的經濟和社會活動)、印就業危機、國際貿易和經濟政策。此外,2024年1月出版其合著的新書《我們,公民:強化印度共和國》(We, the Citizens: Strengthening the Indian Repub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