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南洋路：馬、新、印尼華人的百年身份求索_風聞

百年前，我們的先輩們懷揣着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漂洋過海，來到被後人稱為“南洋”的東南亞。他們在馬來亞的橡膠園和錫礦、在新加坡的港口、在印尼的市集中辛勤耕耘，落地生根。然而，這片土地並非總是風和日麗。隨着時代變遷，特別是二十世紀中葉風起雲湧的年代，這些華人社羣如何在急劇變化的政治格局中尋找自己的位置，他們的身份認同經歷了怎樣的波折與重塑？讓我們一同走進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探尋那段鮮為人知的華人身份認同之路。

一、馬來西亞：在多元與單元間的平衡探索

馬來西亞的華人故事，與這片土地的多元文化背景緊密相連。英國殖民時期，華人因經濟需求大量湧入，逐漸在商業領域佔據重要地位，而馬來社羣則更多參與政治和行政管理。這種“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無形中劃下了族羣間社會分工的界限。華文教育在華人社羣內部頑強發展，成為傳承文化的重要紐帶，但也一度被殖民政府視為傳播外部政治影響的潛在渠道而受到關注和限制。

《幼稚讀本·看圖識字》第四冊，1937年

日本佔領時期，華人因積極抵抗而遭受嚴酷對待，許多華人蔘與了當地的抗日武裝力量，主要是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組織。這一時期的苦難，一方面強化了華人的族羣意識，另一方面也讓他們對腳下的這片土地產生了更深的歸屬感。然而，戰後初期的混亂，以及隨後因特定政治思潮引發的“緊急狀態”（1948-1960），使得華人社羣的處境變得複雜。官方將當時的社會動盪與華人社羣中的某些政治活動聯繫起來，華人新村計劃的推行，便是為了將華人居民點與當時的武裝抵抗力量隔離開來。

緊急狀態時的華人新村

馬來亞獨立後，聯盟政府繼承了殖民時期的一些治理思路。對華文教育的規範、對特定政治活動的限制仍在持續。例如，《拉薩報告書》和《拉曼達利報告書》等教育政策的出台，主張以馬來語為國語，推動國民教育體系的整合，引發了華社對華文教育前途的憂慮和一系列的和平請願活動。政府往往將這些活動解讀為受到外部不良政治勢力影響。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成為一個沉痛的轉折點。這場因選舉後族羣情緒激化引發的騷亂，促使政府開始深刻反思國家政策。

五一三事件

其後推行的“新經濟政策”旨在通過扶持馬來族羣及其他原住民來消除貧困、重組社會經濟結構，以期達致更平衡的財富分配。同時，“國家文化政策”則強調以馬來文化為核心構建國家認同。這些政策在客觀上對非馬來族羣的文化空間和發展機會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和限制。即便在主要的武裝衝突平息後，官方對特定政治活動（如左翼政黨、學運）的警惕依然存在，並常常將其與過去的“安全威脅”論述聯繫起來。例如，馬來亞大學華文學會的活動就曾被指責為傳播不良政治思想的工具。

歷史的框架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下來。內部安全法令在一段時期內仍被用來應對被認為是“安全威脅”的個人或團體。華人社團，如董教總以及一些以華人為基礎的政黨，在爭取文化和教育權益時，有時仍會感受到源於歷史的壓力和不信任。1999年的“華人社團大選訴求”事件，就曾一度被當時的領導人指責為挑戰國家基本原則的“極端”行為。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認同之路，就是在這種多元與單元、族羣訴求與國家建構的持續互動和張力中，艱難而堅定地向前邁進。

1999年馬來西亞華人社團大選訴求時期報紙

二、新加坡：從左翼風潮到高效治理下的身份整合

新加坡華人的身份故事，則在另一條獨特的軌道上展開。作為英國重要的貿易港口，新加坡吸引了大量華人移民，並迅速成為華人佔多數的社會。與馬來亞相似，華人社羣內部也存在“峇峇孃惹”和“新客”之分，前者更融入殖民地生活並接受英文教育，後者則與中國保持着更緊密的文化聯繫，重視華文教育。華校自辦，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堡壘。中日戰爭期間，本地華人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這其中亦有左翼政治力量的參與。

戰後英國重返，新加坡成為獨立的皇家殖民地。這一時期，反殖民浪潮和左翼政治思潮在華人社會，特別是華校生和工人羣體中廣泛傳播。馬共及其外圍組織在工會和學生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也與左翼力量合作，成立了“馬來亞民主同盟”，爭取本地自治。緊急狀態的宣佈，使得任何反殖或左翼的政治活動都容易被貼上“親特定政治派別”的標籤。1954年的“華惹事件”（《Fajar》雜誌因刊登反殖文章被控煽動）和反對國民服役的學潮，都顯示了當時華校學生高漲的政治熱情和反殖情緒。這些運動催生了“新加坡華校中學生聯合會”，李光耀曾是其法律顧問。

《Fajar》雜誌封面

由大衞·馬紹爾領導的勞動陣線政府（1955-1959）上台後，面臨着嚴峻的左翼運動挑戰。政府認為當時的左翼工會和學生組織受到不良政治勢力的滲透和操控，試圖通過“統一戰線”策略影響政局。著名的“福利巴士工潮”便是這一時期勞工與學生運動結合的體現。

福利巴士工潮事件

政府為此取締了包括"新加坡華校中學生聯合會"在內的多個組織，並對出版物進行嚴格審查。1959年，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人民行動黨內部很快也出現了以李光耀為代表的英文教育背景的温和派與華文教育背景的左翼之間的分歧，尤其在與馬來亞合併成立馬來西亞聯邦的問題上。1961年，人民行動黨左翼力量出走，成立了社會主義陣線。

這本名為《鬥爭路線學習專集》的“學習手冊”由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中央宣傳出版委員會出版

此後，人民行動黨政府將社陣及其關聯的工會、學生組織（特別是南洋大學學生）視為主要的“安全威脅”來源，指責其受外部不良政治勢力操控，反對合並。1963年的“冷藏行動”便是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對左翼政治人物進行大規模拘捕。

南洋大學，作為東南亞唯一的華文大學，從創辦之初就承載了華社對高等教育的期望，但也因其濃厚的華文背景和學生活動，被政府視為潛在的“問題中心”。政府通過《魏雅聆報告書》、《王賡武報告書》等推動南大改制，強調其應為所有新加坡人服務，並加強英文和馬來文教學。

這些改革引發了南大學生的抗議，但最終在政府的強力推行下，南大逐步轉型，最終併入新加坡國立大學。 1965年新馬分家後，新加坡獨立建國。人民行動黨政府確立了以英文為主要行政和工作語言，各族羣母語並存的雙語政策。這一政策以及後續的“講華語運動”（旨在統一華人內部方言，推廣華語），在國家建設和國民整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客觀上使得華文教育和方言的地位逐漸邊緣化。

即便在主要的左翼政治力量式微之後，新加坡政府依然對任何被視為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保持高度警惕。70年代，一些華文報社（如《南洋商報》）的負責人因被指“美化特定政治立場”、“挑撥沙文主義情緒”而遭拘捕。1987年的“光譜行動”中，一批包括天主教神職人員、律師和專業人士在內的社會活動家，被指控參與“馬克思主義陰謀”，意圖顛覆國家。這顯示了早期形成的“安全”框架如何被用於應對新的社會挑戰和異議聲音，內部安全法也成為一種長期存在的治理工具。新加坡華人的身份認同，便是在這樣一個強調國家安全、高效治理和國民整合的環境中，逐步演變和塑造的。

三、印度尼西亞：從整合的嘗試到同化的迷途

與前兩國不同，印尼華人在數量上始終是少數，其身份認同之路也更為崎嶇。荷蘭殖民時期，華人移民在印尼經濟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商業和貿易領域，這部分是殖民者“分而治之”策略的結果。華人社羣內部同樣存在“土生”與“新客”之分，以及不同的政治傾向。20世紀初，受中國國內政治變革和殖民地歧視政策的刺激，印尼華人也發起了民族主義運動，如成立“中華會館”推廣華文教育和中華文化。然而，荷蘭殖民政府對華人的高度歧視性政策（如通行證制度、居住區隔離等），以及華人主要集中於經濟領域，使得華人與蓬勃發展的印尼原住民民族獨立運動之間，始終存在一定的隔閡。

烈港的中華會館華文學校 攝於1914年

印尼獨立革命期間（1945-1949），華人因被部分原住民懷疑與荷蘭殖民者合作而遭受暴力攻擊。為求自保，華人在荷蘭殖民當局默許下成立了“保安隊”，但這反而加劇了原住民的疑慮和敵意，認為這是華人武裝對抗印尼獨立的表現。

蘇加諾執政初期（20世紀50年代），政府對華人的政策基調是“整合”。然而，華人社羣內部因對中國政局（北京或台北）的認同差異而存在分裂。同時，印尼政府對華人，特別是“外僑”華人的政治忠誠抱有疑慮，認為他們可能受到中國大陸政治宣傳的影響，成為傳播特定政治思潮的工具。為此，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收緊移民政策、限制華文書刊進口和傳播、加強對華校的管理，並禁止印尼籍華裔學生就讀“外僑”學校。 以蕭玉燦為代表的“印尼國籍協商會”主張華人作為印尼的一個民族融入主流社會，同時保留其族裔文化特性。他們積極參與政治，爭取華人權益，解決國籍問題。

蕭玉燦

但他們的主張與另一派主張華人應徹底“同化”、放棄華人文化特徵的“民族建設指導會”形成對立。 進入20世紀60年代，隨着蘇加諾推行“有領導的民主”，印尼政治急劇左轉，與中國結盟。印尼國籍協商會因其左翼傾向而與蘇加諾及印尼共產黨關係密切，而民族建設指導會則得到軍方右翼勢力的支持。華人問題因此被捲入印尼國內複雜的政治權力鬥爭中。儘管如此，針對華人的歧視性經濟政策依然存在，如1959年禁止外僑華人在農村經商的“第十號總統令”，不僅影響了外僑華人，也波及了許多印尼籍華人，並引發了中印之間的外交風波。

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成為印尼歷史的又一分水嶺。蘇哈托領導的軍方迅速將事件歸咎於印尼共產黨，並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清洗運動，數十萬被認為是印尼共產黨黨員或同情者的人遭到屠殺。華人雖然不是這次清洗的主要目標，但因印尼國籍協商會等組織被指與印尼共產黨有關聯，以及中國政府被指責介入事件，華人再次成為政治風暴的中心。

1966年10月從印尼撤離到中國的僑民

蘇哈托建立“新秩序”政權後，對華人推行了長達三十多年的強制同化政策。官方系統性地致力於消除華人的文化身份標記：禁止使用華文、關閉華校和華人社團、強迫華人更改印尼姓名、限制華人宗教習俗和節慶活動公開舉行，甚至在官方文件中使用帶有貶義的“Cina (Tjina)”一詞稱呼華人。與此同時，在經濟上，蘇哈托政權與部分華人企業家建立了特殊的庇護關係，這雖然造就了少數華人鉅富，但也加劇了普通原住民對華人整體經濟優勢地位的負面觀感和不滿。

1998年，蘇哈托政權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大規模社會抗議中倒台，期間再次爆發了針對華人的嚴重暴力騷亂。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後蘇哈托時代，印尼政府廢除了大部分歧視性法律法規，華人文化出現復興跡象，華人獲得了更大的表達空間，這一現象被稱為“再中國化”。 然而，長達數十年的同化政策和反華宣傳留下的烙印難以輕易抹去。社會上對華人的刻板印象（如富有、排外、不忠誠、過度影響經濟政治等）依然存在。近年來，隨着印尼國內保守伊斯蘭勢力抬頭以及對中國影響力的擔憂，過去那種將“華人”與“特定政治威脅”相聯繫的論調，在某些政治場合和選舉中再度浮現。印尼華人的身份認同之路，依然需要在歷史的陰影與未來的期盼中繼續探索。

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華人的身份認同之路，是一部充滿艱辛、調適與堅韌的史詩。他們在不同的國情和歷史機遇中，以各自的方式回應着時代的叩問。從最初的“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再到成為所在國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一代又一代南洋華人用他們的智慧和汗水，在風雨兼程中守護着族羣的薪火，也在不斷追尋和塑造着屬於自己的多元身份。他們的故事，遠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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