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股洶湧而至的浪潮，正迫使中國重新回答：誰是朋友，誰是敵人？_風聞

 《文化縱橫》編輯部

特朗普2.0時代的到來，令人目不暇接。從大幅壓縮公務員規模，到亟欲從烏克蘭抽身，從關税戰的大打出手，到對傳統盟友歐洲的背刺……短短一百多天，特朗普新政攪亂了美國，攪亂了世界。

如何認識特朗普2.0時代的執政規律，在其近乎隨心所欲的行為模式背後究竟有哪些不變的東西起着支配性作用？特朗普2.0時代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如何？世界將為此發生哪些改變？這些問題，對於充滿焦慮的各國人民而言，都是亟待找到答案的緊迫問題。

從2016年特朗普第一輪上台執政，到2024年特朗普2.0時代開啓，我們都可以清晰感受到他的執政基礎是美國社會廣大的失落人羣，以及由這些失落人羣推動的新右翼保守主義社會思潮。特朗普並非從天而降，也非隨心所欲，他是這股強大思潮的產物，是結果而非原因。認識特朗普，必須從其社會基礎和社會思潮入手，才能找到其行為邏輯的內在依據。

這股在西方社會普遍蔓延的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與傳統的美國新保守主義不同，它以鮮明的反自由主義為標誌，其表象特徵為反對移民、反對性別相對主義、反對自由貿易，其內在特質則體現為反全球化、反民主、反建制。它不再追求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的普世性，不相信自由主義烏托邦的許諾，進而退守到美國本土，以美國第一為追求，同時，其行為的價值觀基礎，則普遍迴歸基督教傳統，尤其迴歸白人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傳統。

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的全面興起，源於自由資本主義的泛濫，在冷戰結束後的30年裏，自由主義思潮下的資本全球擴張無遠弗屆，個人主義價值觀全面氾濫，美國的資產階級貪婪無度，導致貧富分化加劇，社會道德滑坡，共同體被瓦解。此刻的社會亟須與市場力量相對抗的社會保護運動，新右翼保守主義就是這種社會自我保護的徵候。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資本主義存在着週期性的擴張和收縮的運動規律，由於生產的過剩，過度積累普遍發生，由此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資本主義的內在平衡被打破。這種週期性運動在民族國家邊界被不斷穿透的全球化時代，則表現為不平衡快速擴展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個角落，進而推動新興強國不斷崛起，傳統強國不斷衰落。而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正是傳統資本主義強國衰落的典型特徵。

新右翼保守主義是自由資本主義下降週期的社會思潮，其發生發展都有着一定的規律。第一，它具有世界性，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化擴張的產物，它的發生一定是世界範圍的；第二，它具有長期性，自由資本主義導致的貧富分化、共同體瓦解現象一日不解決，新右翼保守主義的思潮就一日會存在，它的規模和影響的大小，與自由資本主義的治理弊端恰成反比；第三，它具有本土特徵，新右翼保守主義會與不同國家的歷史和國情相結合，呈現出具備不同特色的右翼保守主義；第四，它具有時代特點，比如今日歐洲的新右翼，就不能公開反對民主制度，因為西式民主制已成為政治正確，否認它將付出極大代價。

由於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具有長期性，特朗普時代僅僅是它的開端，因此分析它與世界和中國的關係，就顯得極為迫切和必要。

面對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世界格局將會劇烈重組，混亂將會是常態。由於新右翼保守主義的價值觀是反自由主義的，戰後70多年形成的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同盟會發生分裂，西方世界的敵我友關係會改變。由於美國實行戰略收縮，將包袱甩給歐洲，美國的傳統盟國會尋求戰略自主，擺脱對美國的依賴，西方的一些中等強國會重組新的聯合陣線，並由此引發歐洲力量關係的重新調整。與此同時，世界的新右翼保守主義會尋求建立右翼價值觀聯盟，尤其美國與歐洲的新右翼，會迅速建立精神與物質上的深度聯繫。在此情形下，南方國家則處於被新右翼美國邊緣化的狀態，他們的發展訴求和安全訴求，將不再被美國重視，殘酷的現實會逼使原先追隨西方和美國的某些南方國家尋找新的出路。更為重要的是，在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席捲全球之際，冷戰結束以來通行於世界的規則體系將被打破（甚至打碎），原有的世界規則會普遍失靈，而新的規則體系卻難以建立起來，因為世人面對的是“美國第一”的狹隘民族主義，類似WTO、WHO等國際組織的效能將大幅下降。

新右翼保守主義裹挾下的西方國家，由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佔據主流，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極易發生衝突，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矛盾衝突引發戰爭將不難想象。

對於中國而言，新右翼保守主義也將帶來極大挑戰，並隱含着許多新的機遇。

首先，在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衝擊下，中國的敵我友關係也會發生深刻調整，在美國特朗普政府仍然以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格局下， 由於美國社會思潮的右傾，原來以價值觀作為外交第一原則的歐盟，會在自身利益受損的情況下拉開與美國的距離，重新調整與中國的關係，而日本、韓國等美國的亞洲盟友，也會因為美國以狹隘民族利益為核心追求，進而調整彼此之間及其與中國的關係。

其次，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鬥爭側重將發生重大變化。從以往面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為主的意識形態鬥爭，轉向與“美國第一”為特徵的國家利益的鬥爭。由於新右翼保守主義的反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自我保護的排外特徵，它不再具備類似自由主義的普遍性價值，從而大幅度喪失對人類社會的號召力，也因此，它將導致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國際政治鬥爭主要矛盾的轉換，從價值觀鬥爭為主轉向國家利益為主的鬥爭。

再次，由於美國新右翼保守主義普遍性的喪失，而人類社會在大亂之世愈發渴求新的普世性價值，因此，中國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就是對人類社會這種渴求的深切回應。自習近平主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併發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中國就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提出了足可替代腐朽的西方自由主義的嶄新價值觀，為人類社會找到了新的方向。當今天美國新右翼保守主義普遍氾濫之際，中國應更加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並對其深層的理論內涵進行政治經濟學及哲學的闡釋，使之體系化、學理化，以在大亂之世號召世界、拯救人心。

最後，在新的敵我友關係劇烈變動之際，中國仍應堅持以全球南方作為主要的戰略方向，團結多數南方國家，形成新時代的統一戰線。這其中道理並不複雜，美國雖然戰略收縮，將資源力量集中於美洲和國內，但其與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競爭卻是結構性的，美國統治階級不會放棄遏制中國的圖謀，歐盟則會因價值觀問題左右搖擺，而唯有全球南方，尤其是那些渴求多極化世界、尋求擺脱美國單極世界的南方國家，應該是中國新型國際體系構建的主要朋友。與毛澤東時代三個世界戰略的不同之處，在於今天中國的全球南方戰略，不僅是在美蘇爭霸之際開拓廣大的中間地帶，而且是要帶領全球南方國家，為創造一個平等有序的多極化世界而努力。

特朗普2.0時代來臨，意味着一個大亂世道的開啓，今後的混亂只會愈演愈烈，並會不斷超出我們的想象，為此，人們必須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