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孃家是客人, 在婆家是外人”: 為什麼中國女性婚後拼命“奪權”？_風聞

翁堂梅、李紅陽

 上海大學（刊發時）

【導讀】近年來，在家庭生活中年輕媳婦地位的上升受到廣泛關注，而一些人認為，“婦女奪權”的後果是家庭養老功能的削弱、孝道的衰落。那麼，青年婦女的家庭角色正經歷着什麼變化？在表面的權力升降背後，她們的真實訴求是什麼？

本文指出，在婚嫁過程中，女性由“從父居”到“從夫居”的居住變化，同時帶來了情感、權力的一系列改變。因為在出嫁前，青年女性活在“終究會成為別人家的人”的預設中，所以更可能遭到父母的不公平對待。而“做女兒”的不順會影響其婚後對孃家的感情——婦女出嫁後，與孃家的關係在實質上已經從親子關係，轉變成了制度層面的親戚關係。面對“在孃家是客人，在婆家是外人”的尷尬處境，青年女性急需建立核心家庭找尋歸屬感，所以要奪權。

具體表現在，如果青年夫妻成家之後依舊與公婆同住，那麼承擔家務勞動的主要是婆婆。青年女性則負責日常事務的決策，夫家的父輩通常放權。憑藉孃家的支持，以及在生養子女、照料家人等方面的付出，青年女性會積極爭取建立核心家庭，在小家庭中當家做主。這意味着，在更多的情況下，青年婦女的訴求是建立“小家庭”，即核心家庭，而不是在大家庭裏當家做主。 

本文原載《河南社會科學》2019年第10期，原題為《婚後奪權？——農村青年女性的性別實踐歷程與權力重建**》，**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婚後奪權？

——農村青年女性的性別實踐歷程與權力重建

**▍**研究緣起

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女人的家庭地位從“弱勢的從屬地位”成功地提高到“強勢的主導地位”。農村青年女性的“奪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離不開性別視角的探討及青年婦女性別實踐的路徑依賴機制。女性的婚嫁是一個經歷性別並體驗性別的過程，伴隨着“從父居”到“從夫居”的這一居住方式改變的是一系列情感、權力的改變。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也與女性在婚嫁前後的居住方式的變化相關，這是一直被忽略的事實，是由社會構建的性別角色規範所導致的。女性很難與這種從屬地位相抗爭，但嫁到婆家的農村青年女性採取了各種行為來謀求其權力，作為對其從屬地位的補償。首先，在女性從屬地位的背景下，婚嫁前後居住方式的改變誘發了女性的歸屬感和適應性的問題，女性從孃家到婆家的這個過程，往往有一個長達數年的適應期，從原生家庭“脱嵌”到在夫家“立足”的過程中，生育行為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農村的青年女性對於這種性別不平等地位的反抗，高額的彩禮，對於男性的經濟和原生家庭的要求越來越高……這些，都是女性對於從屬地位的反抗行為。而且，農村的青年女性婚後開始了對家庭內部權力的爭奪，在農村地區，出現了青年婦女奪權的現象，這似乎也可以視為對其附屬地位的補償機制。 

女性的婚嫁涉及性別與家庭研究的交叉領域。從青年女性婚嫁的過程可以看出傳統文化對於性別的作用模式依舊非常堅固。“婦女出嫁後，與孃家的關係在實質上已經從做女兒時的親子關係，轉變成了制度層面的親戚關係，出嫁女在心態、行為原則上都較做女兒時有很大變化。”婚嫁涉及女性居住方式的改變，即由“從父居”向“從夫居”的改變，這種表面上的轉變背後藴含着中國傳統家庭“重男輕女”思想的部分機制，女性是從孃家到婆家的這一過程中生活空間和生活方式轉變的唯一個體。性別問題滲透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裏，然而在當今信息傳播迅速、社會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性別不平等又是一個容易被大眾忽視的問題，甚至一些人大代表提出解決當前社會就業困境的方法之一就是讓女性回家，這樣能夠減少職場競爭，這種剝奪個人發展權利的主張被提出也意味着公眾在性別方面的傳統意識依舊根深蒂固。雖然有很多現象表明，女性的獨立意識在崛起，比如結婚率的下降證明青年羣體選擇是否進入婚姻的自主性增強，女性單獨購房率的上升證明女性的自我意識的崛起，不再作為傳統的依附品。雖然農村的青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話語權和決策權有明顯上升趨勢，但是，這種改變對於根深蒂固的男權制還沒有形成挑戰。 

**▍**對豫南某村的調查

對於農村的青年女性而言，其作為未成年女孩的性別體驗，作為待嫁女兒的性別體驗，作為已婚婦女的性別實踐，在這一動態過程中，性別與家庭內部權力相互作用。通過對豫南某村的6位農村青年婦女的訪談發現，儘管青年婦女在家庭權力上有所增長，挑戰了中國傳統的家庭制度要素之一——父權，但仍舊無法挑戰其餘兩個要素：父居和父系。青年女性出嫁後，與孃家的關係在實質上已經從做女兒時的親子關係，轉變成了制度層面的親戚關係，出嫁女在心態、行為原則上都較做女兒時有很大變化。在農村女性婚嫁的過程中，籠罩在相對閉塞的文化傳統下，社會性別建構的穩定性凸顯：其一，婚後對婚前的影響——“終究會成為別人家的人”這一預設對於農村女性在原生家庭生活的影響。正是因為青年女性活在出嫁從夫居的預設中，所以在“做女兒”的時候會遭到父母的種種不公平對待。其二，婚前對婚後的影響——做女兒的不順會影響其婚後對孃家的感情，所以渴望奪權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和親密關係（在孃家是客人，在婆家是外人，急需建立核心家庭找尋歸屬感，所以要奪權）。家庭內部的性別實踐，作為待出嫁女兒的性別實踐——出嫁的未來期許對“閨閣”生活的影響。作為已出嫁的婦女的性別實踐——維護與孃家的關係，建立在婆家的家庭地位與權力，如圖1所示。計迎春通過對上海幾十位大齡未婚女性的深入訪談發現，儘管生活在現代化都市的女性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都非常獨立，但是她們依舊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在擇偶和家庭觀念上，依舊願意遵從傳統的性別規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地位的上升只是相對而言，是局部的，遠不可能顛覆中國男權主義的傳統。婚後的性別實踐——農村青年女性婚後真的“奪權”了嗎？儘管青年女性出嫁後在家庭內的地位有所上升，甚至有奪取夫家父輩權力的趨勢，但是，依舊改變不了女性處於從屬地位的事實——父系和父居的影響深遠，且堅不可摧。 

圖1 女性婚嫁前後家庭關係與性別實踐的變遷。

**▍**出嫁前：嫁人預設與重男輕女

在具有父居、父權和父系三要素的中國傳統家庭中，養兒（特指兒子）防老，強調了男性的主導地位。“固定成員”兒子在壟斷家庭各項支持和繼承權的同時也被正式規定了對於父母的贍養職責和義務。女兒因為身份的不連續性和歸屬的模糊性，得不到家庭的資源支持，也不需要為父母提供養老資源。她們往往是作為丈夫家庭的成員，以兒媳的身份長久地生活在婆家。對於農村青年女性而言，出嫁前的性別實踐，是父母的不公平對待。在經濟條件不太好的家庭，早早讓女兒外出打工，只供兒子接受高等教育在農村中也較為常見。為什麼女性在嫁人之前的家庭生活中會受到父母歧視，甚至會遭到親生父母的厭棄呢？男權制在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很多情況下大家都習以為常，所以就不會察覺到某種行為或者事件其實是性別歧視。中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程度較高，父權制的持續影響較為嚴重。“傳統的中國社會中，儒家文化對於等級制度的強調使得整個社會的父權制趨於完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現代社會更加註重個體的發展，注重個人的私密性和情感，通過情感和愛來加強兩性之間的關聯，儘管兩性之間的地位依舊不平等，但是女性受情感的傳統文化的影響，會將家庭內部的不平等安排視為常態。 

一般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性別解放發生於新中國成立之後，受到從上而下的制度的影響，女性走出家門參與社會勞動。但這並非女性本身反抗的結果，而是國家的作用，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女性似乎並不主動去尋求更多的權利，儘管可能需要負擔家庭和工作上的雙重勞動，但女性並沒有為這種境遇而反抗。因此，這種女性的地位的改變實際上不是主動的，而是依賴性的。這種被動性改變的誤區是，不能真正實現性別平等，因為制度的制定者大多數是男性，他們無法真正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為女性爭取權益。第二個誤區是，這種被動式的改變只能是短暫的，而且與政策制定者本身的取向有關，無法長久地解放女性。父權制在中國根深蒂固，難以動搖。特別是在倡導女性氣質的消費時代，女性迷失在化妝品和時裝所能帶來的短暫快樂中，追求愛情和依賴的同時可以放棄自我發展的權利和機會，甚至努力追求所謂的“女性氣質”來取悦男性。而且，因重男輕女而導致的溺嬰、虐嬰等現象，導致了中國男性多於女性，在1986年，男女的出生性別比是108.4。在適婚年齡段的女性會形成一種優越感，因為男性較多、女性較少，所以適婚年齡的她們在婚姻市場上佔有優勢，但她們卻拿這種優勢尋求短暫的利益——比如增加彩禮。一旦成婚，這種優勢就消失殆盡，所以社會上很多男性在婚前和婚後的差異巨大。 

（一）嫁人預設：早晚是別人家的人

由於兒子始終是自家的，女兒會成為別人家的，在這種預設下，養女兒就是一種“賠本”的行為，所以農村的父母往往會將兒子和女兒區別對待。在某村，女性嫁人的那一天被稱為“回去”，村婦們聊天往往會拉家常這樣問，“你啥時候回來的呢？”“她啥時候回去的呢？”這裏的“回來”意思是嫁到這裏來，“回去”的意思是“嫁出去”。所以即便是在農村的青年女性做女兒的時候，也會經常在聊天中被提到“等你將來回去的時候……”，在這種預設下，女性心理上也會有一定的意識——這裏不會是永久的家。特別是在有哥哥或者弟弟的農村家庭中的女性，成長的過程中普遍地都會遇到父母重男輕女的事情，比如本文的訪談對象WH沒考上縣裏的重點高中就沒上，當弟弟上高中的時候也沒考上縣裏的重點高中時，父母幫弟弟拿了高學費才進去的。現在她有兩個小孩了，當跟她談生育觀時，她就堅持還是兒子好。“你現在有兩個兒子，感覺怎麼樣呢？想不想要女兒呢？”“我覺得兩個兒子挺好的，要女兒幹嗎？女兒早晚是別人家的人。” 

（二）重男輕女：穩固的父居與父系

無論是傳宗接代還是養兒防老的觀念都不能完整地解釋親代對子代的偏愛行為。在性別偏好方面，傳統的“傳宗接代”的解釋過於籠統且片面化了。傳宗接代的視角是縱向的，是個體為了家族的繁衍而做的，但是，在家庭中往往可以看到，在多子的家庭中，親代對於不同的兒子的支持和情感聯繫也是不同的，往往會出現更加偏受小兒子的現象。這個在性別之外的對子代偏愛的現象，足以證明“傳宗接代”並不能很好地解釋親代對子代的偏愛行為。親代往往更加偏愛未來可能同住的子代，也就意味着，是否在成年之後同住也是親代對子代偏愛的一個因素。由於女性的生命歷程中有着由“從父居”到“從夫居”的轉變，所以同住往往意味着經濟上的關聯，代際形成經濟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正如2019年初熱播劇《都挺好》女主角的母親在苛責女主角時所説，“我們只負責把你養到18歲，等你嫁人了，就和我們沒有關係了”。 

父居的穩定性意味着，在經濟方面，兒子與父母一直是經濟共同體，但是嫁出去的女兒成為別人家的人，在經濟方面就隔斷了，只是逢年過節贈送禮品，甚至贍養老人的責任都被視為主要由兒子承擔。父系的穩定性，意味着兒子的孩子都隨父親姓、都是自家的後代，但是女兒的後代卻是別人家的小孩。 

**▍**嫁人後：“孃家的客人”與“婆家的外人”

從農村青年女性在婚嫁前後居住方式上的改變可以看出，其從屬與依附的身份仍舊未能改變。這些青年婦女在嫁人後在身份上會有一段時間的尷尬期，成為“孃家的客人”與“婆家的外人”。 

（一）居住方式的改變與適應期

1.“從父居”到“從夫居”

在漫長的生命歷程中，除了獨身女性之外，女性普遍的居住方式往往是從父居和從夫居這兩種方式，這是父權制恆久的影響之一。其次是子嗣隨父姓。但是父權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有研究者推斷，在遠古時代男女兩性可以和諧而且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在母系社會中，男性需要到女性家中遵循從妻居的婚姻居住制度。如果真正發展到個體化社會，按理説男性和女性都應該從原生家庭中脱離出去建立新的核心家庭，這也是中國許多城市中的青年最常見的婚姻居住模式，因為無論是與男方家長居住在一起還是與女方家長居住在一起都可能會出現代際矛盾和涉及隱私權等多處不方便的地方。 

宗法制是建立在血緣關係的基礎上的父權制，宗族制是對宗法制的具體運用，並隨着社會情境的變化而變化。在強調父居、父權、父系三要素的中國傳統家庭中，父系是最為穩固的要素，父居具有雙重含義——從父居和從夫居，無論是在城市家庭還是農村家庭中，父權已經受到挑戰，父居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分家。父系在一些較為開放的地域中也有了新的內容，比如在子代的姓氏上，據統計，越來越多的孩子姓名是父親與母親的結合，甚至社會上還出現了夫妻因爭執孩子姓氏的問題而離婚的現象。 

對於這個居住安排，新婚婦女也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樂於接受，一是拒絕。其一是樂於接受，可能是在孃家生活得不好，嫁到婆家能夠改善家庭地位；其二是拒絕接受這種安排，拒絕又分為內心拒絕和表面拒絕，前者可能採取權宜之計，暫時住在一起但依舊琢磨着未來怎麼與公婆分開住，後者則會直接鼓動新婚丈夫分家，不和公婆住在一起。農村只有一個兒子的家庭現在還是比較普遍的，在這種情況下，往往在兒子成家之後不會分家，但是新娶回來的媳婦則實踐着個體化，在為自己爭取權力。隨着父輩權威的減弱，青年女性的權力增加，很可能會加重農村的老年羣體的照料負擔和經濟負擔。 

2. 適應期：初婚的兒媳

在《孃家與婆家：華北農村婦女的生活空間和後台權力》中，李霞博士將女性的親屬實踐總結為兩方面：一是建立和經營一個以自己為核心，不同於制度（父系制）家庭的生活家庭；一是在“婆家—孃家”框架下構建出一個有利於其生活家庭的親屬關係網絡。在實踐過程中，女性實際上持續跨越了孃家與婆家這兩個生活空間，並在兩個空間之間進行資源調配和策略行為的實施。藉此，她不但成功地在婆家這一父系制度家庭中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生活家庭空間，而且以這一空間為依託不斷開拓發展有利於這一空間的親屬關係網絡，同時發展出更為廣闊的社區公共生活空間。 

如今農村的青年女性觀念已經發生變化，已與李霞所描述的2002年之前的情形大不相同了，農村的青年女性的權力增加了，但依舊無法反抗男權，無法反對父系繼嗣，無法反對從父居。青年婦女在家庭的日常決策權力增加了，但是卻無法真正顛覆男權。本文的訪談對象YQ説：

“在我的觀念裏，我一直以為結婚是兩個年輕人都脱離原生家庭，然後一同去建立新的子代家庭，但是沒想到真正到結婚後才發現，原來對於女性來説是脱離原生家庭，而青年男性不僅沒有脱離原生家庭，反而還把女性帶回他的原生家庭，無論是男方家庭還是女方家庭，都將青年女性視為夫家的人。”

（二）回孃家：孃家的客人

本文訪談對象的原生家庭中都有兄弟姊妹，有弟弟的青年女性嫁出後沒幾年，弟媳就被迎娶到家中，成為新的女主人；那些有哥哥的青年女性，則是在待嫁的時候，家中就有了嫂子。隨着青年女性在家庭內地位的上升，這些弟媳或者嫂子成為孃家的女主人，孃家已經被沒有血緣關係的新人所佔據。 

青年女性的後台權力與孃家情感的維繫，使農村的青年女性出嫁之後的處境改變了，新婚女性的自我歸屬定位，雖然不像傳統的觀念裏那樣，“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但也不再是真正屬於孃家的家人了。婚姻不僅轉變了女兒的身份，切斷了女兒與孃家的聯繫，也讓女兒的整個生活在婆家的預期之下展開，缺乏屬於個人的主體性地位。完全喪失主權的青年婦女，從孃家嫁出去之後就喪失了歸屬感，也不認為婆家那個家是自己的，就變成了“我沒有家”的狀態。 

ZHY去年和老公在縣城買了房子還沒有裝修好，除了過年，平時基本上都不回老家，她跟着丈夫在合肥生活，孃家弟弟也早就娶了媳婦，還生了兩個孩子，爸媽都跟兒子和兒媳生活在一起，所以孃家她也很少回去，回去就被當客人。真正讓她有家的感覺的也就只有她老公和兩個兒子的那個家了。 

WH婚後已經有兩個兒子了，兩個孩子都放在老家讓公婆照顧着，她跟老公在珠海上班，過年回村的時候聊起對家庭的感受，她説：

“我跟老公婚後還沒有買自己的房子，現在想買房子了，因為我一直感覺自己結婚以後就沒有家了。回孃家的時候感覺也變了，在孃家我是客人；回婆家呢，婆家這房子是公婆自己掏錢買的，把我當外人……”

（三）在婆家：婆家的外人

嫁到婆家之後，一般的青年女性都會經歷一個與婆家的家人和親屬熟悉的過程。越來越多的青年女性掌握了婆家的主要權力，但是卻無法挑戰父權制的核心內容，即從夫居和子代從父姓。這是一種補償機制，女性從原生家庭脱離，到婆家之後，已經從傳統的賢妻良母的角色中脱離，在婆家不做家務，只做決定，為什麼夫家的父輩一定要讓着她？因為農村娶個媳婦不容易，如何改變這種狀態呢？娶媳婦，不僅僅是兩個青年人的結合，對於青年女性來説，是一個從孃家到婆家的過程。 

YQ是村裏小學的一位數學老師，她於2017年初嫁到X村，婚後她的丈夫一直在武漢市工作，初婚的小夫妻長久地處於兩地分居的狀態，她在婆家待着也不是很適應，經常跟她年輕的老公訴苦，她老公説，“你在那家舒服就在哪家待着吧，我也不是非要你在咱家，你要是回孃家也沒人説你”。雖然YQ現在已經結婚兩年多了，但是由於在婆家和孃家兩處輪換着生活，所以至今在X村能叫出名字的人還比較少。  

**▍**青年婦女的奪權：家庭權力重建

所謂的農村青年婦女的奪權，是指在農村的主幹家庭或者聯合家庭中，父輩喪失了權威，青年婦女成為家庭裏當家做主的人，日常生活的大小決策都由青年女性來做，但更多的情況下，青年婦女的訴求是建立“小家庭”，即核心家庭，而不是在大家庭裏當家做主。 

（一）在婆家奪權

在主幹家庭中不做家務。傳統的“媳婦熬成婆”就意味着婦女可以翻身做主，不用再受婆婆的氣了，但是現在，權力角色發生了變化，在農村家庭，如果青年夫妻成家之後依舊與公婆住在一起，那麼承擔家務勞動的主要是婆婆。 

日常生活中做決策。對於青年婦女為何能夠在家庭中越來越有權力，其一是因為農村男多女少的現狀，導致了青年女性在婚姻市場佔據優勢；其二是因為隨着經濟體制的改革，生產方式的轉變，農業生產收入已經沒有優勢，青年人掙的錢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掌握了家庭主要的話語權。這些就是學者近期表述的農村青年女性的奪權。 

（二）孃家的支持與幫扶

女兒養老的增多，意味着女性在家庭內部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在上升，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從情感上來説，女性與孃家的關係親密。孃家給的嫁妝也往往成為青年女性建立核心家庭的資本。由於計劃生育的影響，農村的多數家庭的子代數量也有所減少，多數家庭只有兩個孩子，無論家長是否有重男輕女的傾向，在子代數量較少的情況下都能投入一定的情感和經濟支持，所以目前農村家庭的女兒與父母的情感聯繫也較為緊密。 

而且在青年婦女與婆家發生矛盾時，孃家往往成為青年婦女強有力的後盾。為什麼農村的青年女性不嘗試在原生家庭當家做主，卻試圖在婆家當家做主呢？在孃家的地位是與生俱有的。一是血緣關係的穩定性，血濃於水；二是對於女性來説，即便父母重男輕女，也沒有反抗的辦法。但是在婆家就完全不同了，可以爭取建立核心家庭，在小家庭中當家做主。往往農村的青年女性的孃家對此也是非常支持的。如果不是從父居的模式，也就沒有所謂的代際權力下移，所以現在女性在爭取的不是在大家庭（主幹家庭和聯合家庭）中當家做主，而是主張建立小家庭（核心家庭）的福祉。所以青年女性婚後也在挑戰着農村一直以來的從父居，究其緣由，也是因為其在大家庭中找不到歸屬感。即便是分家建立核心家庭，大多數農村青年家庭也會在夫家所在的地方建立新家，而不是建立在孃家的附近。 

（三）生育行為與權力的確立

農村的青年女性在婆家的地位上升也與生育行為有一定的關聯，婆家依靠着年輕的兒媳為家庭繁衍子孫，即“續後”，為了實現父系的繁衍，農村家庭對青年婦女更加遷就。但有研究表明，對於農村的女性而言，婚後可能會有一個階段的家庭地位較高的時期，但是在生育了孩子之後，家庭地位可能會有所下降。那些能夠在家庭中爭奪權力的青年婦女，究竟是什麼給了她們的勇氣呢？一是為夫家生育和培養了子嗣所以覺得有功；二是整天為丈夫和孩子提供照料所以覺得有自我犧牲；三是覺着在中國男多女少的情況下自己有性別優勢，所以夫家不敢得罪，害怕好不容易娶來的媳婦要離婚。 

總的來説，青年婦女依舊活在男權制的陰影之下，但是現代化的發展對這個制度有了一定的衝擊和破壞，卻無法真正地撼動男權制度的根基。 

**▍**結論與討論

關於女性在孃家與婆家之間的互動和權力建構，是對傳統女性一直處於附屬地位的認知的挑戰，也是對現階段青年婦女奪權的去污名化，對於截至目前的漢族社會之親屬關係和親屬制度的研究具有某種重要的意義。在農村，父系依舊十分穩固，父居雖然已經有了新的形式，但依舊非常穩固。總體而言，並非王敬、海莉娟所研究的那樣，“女人的家庭地位從‘弱勢的從屬地位’成功地提高到‘強勢的主導地位’”。相反，農村青年女性只有在追求核心家庭的幸福時才彰顯其權力，尚未挑戰父居與父系這兩個要素。 

傳統的中國女性基本上經歷了當女兒時依附於父親，嫁人後依附於丈夫，生子後依附於兒子的人生三階段。在現代化的社會中，隨着女性走出家門、走向工作崗位，他們逐漸地改善了自身的社會地位。在女性就業問題上的影響因素，一是經濟的發達程度，另外一個是文化因素的影響。比如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是女性的社會地位依舊很低。文化因素會形成一種延續的影響，形成一種思維觀念，引導着人們的行為和態度。在農村家庭中，青年婦女的權力有所上升這一現象被熱議甚至被詬病，被視為孝道的喪失，對農村的家庭養老功能有削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