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四大行長“批量落馬”，撕開金融圈“校友門閥”面紗_風聞

導語：原工行浙江分行行長沈榮勤，中行、建行、農行浙江分行原行長郭心剛、高強與馮建龍接連落馬。

國有四大行分行行長，為何齊齊折戟於浙江？

5月30日，根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信息，中國工商銀行浙江分行原黨委書記、行長沈榮勤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調查。

沈榮勤是原工商銀行（601398.SH）浙江省分行行長。沈榮勤之外，過去一年餘時間裏，郭心剛、高強、馮建龍等中國銀行（601988.SH）、建設銀行（601988.SH）和農業銀行（601288.SH）浙江省分行的三位原行長已接連落馬。

就在四位行長落馬前一年，2023年5月，原浙江省副省長朱從玖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後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在朱從玖分管浙江省金融工作的時期，上述四位行長也同樣身居要職，在任時間高度重合；在已查證的違法違紀事實中，均涉嫌濫用信貸審批權。

這場風暴中，沈榮勤尤為引人注目。

業內人士透露，沈榮勤與朱從玖私交甚篤——朱還曾為沈榮勤出版的書籍《大銀行小掌櫃》作序。

而沈榮勤的另一重歷史，或揭示了浙江金融系統一種隱秘、但影響更為深重的金融腐敗網絡。

01 “行長製造”

沈榮勤是浙江銀行學校（現為浙江金融職業學院，下稱“浙江銀校”）84屆畢業生。

沈榮勤之前的工商銀行浙江省分行行長，同樣是浙江銀校校友，還擔任過該校校友總會會長。

浙江銀校是名副其實的“行長搖籃”。

它成立於上世紀70年代，當時隸屬於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一所央行直屬的中專院校，浙江銀校起初的使命，是為浙江省及周邊地區的銀行系統培養基礎金融人才。

據2020年的官方信息介紹，彼時浙江銀校已為全國金融機構輸送了6萬餘名經濟金融人才，約佔全省金融從業人員的四分之一。

令人矚目的是，在浙江銀校的歷屆校友中，擔任各級各類行長者超過5000人，近百名校友成為省級分行及以上領導。

沈榮勤所在的84屆畢業生中，不僅產生過證監會高層，還有多家全國股份制銀行董事長、行長等一眾重量級人物。這些校友，在全國金融系統核心機構迄今仍佔據重要位置。

令人遺憾的是，浙江銀校的校友圈中，也出現了多位涉嫌腐敗的金融系統高管。

例如，原農業銀行副行長樓文龍、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何興祥、國家開發銀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長倪賢孟等人，均因涉嫌腐敗問題而被調查。

其中，樓文龍之妻吳曉敏亦從該校出身，曾任國信證券（002736.SZ）投行部總經理。

這些落馬高管的案例，揭露出一個令人不安的跡象——類似這樣的金融校友圈，既是人才輸送的管道，也形成了一些腐敗的網絡。

02 校友“門閥”

浙江銀校校友圈之所以能在金融系統中形成如此深遠的影響，與其獨特的地域就業閉環，以及金融行業的特性密切相關。

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省份之一，浙江省內對金融專業人才的需求長期旺盛。大量浙江銀校畢業生選擇本地就業，深度滲透至各大銀行、信託、財税及監管體系，構建出以浙江為核心的本地校友金融圈。

在這個圈層中，早期畢業生通過基層崗位積累逐步升遷至銀行高層，再反過來提攜後輩，形成了“地域－院校－職位”的封閉通道。

以工行為例，浙江省分行曾連續多年由84屆浙江銀校校友掌舵，其內部“傳幫帶”文化尤為典型。

1995年，浙江銀校正式成立校友總會，並迅速在全省11個地市鋪設網絡。這一組織原本旨在校友聯絡，促進學生就業。

校友網絡的緊密聯繫，為金融行業高度依賴人脈、信任機制的運行模式提供了天然支撐。

然而，當多位重量級校友躋身權力高位，校友會的功能，也在某種程度上漸漸異化為小圈子內的“資源配置平台”。

動輒數億的信貸項目，靠熟人降低信息不對稱和操作風險，是業界慣例。

但在地方金融圈，這種人脈機制被過度放大，且表現得更為集中。一旦規則失守，就極易演化為“關係腐敗”的隱形鏈條。

在浙江省，地方金融權力高度集中，銀行系統的核心決策權多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與此同時，浙江銀校的校友圈幾乎涵蓋了整個浙江省的金融系統，使得不正當的利益交換愈加容易發生。

正因為其畢業生基數龐大，總有部分人能躋身領導層。這些領導再“提攜”後輩，從而形成牢固的“金融門閥”。

類似浙江銀校構建方式的地方金融院校，在中國造就了龐大的校友金融生態。

例如，已落馬的前光大集團董事長李曉鵬，即是河南銀行學校77屆校友。與浙江銀行學校84屆類似，僅在河南銀行學校這一屆校友中，就湧現了40餘位省級分行行長。

隨着越來越多校友進入金融系統的核心位置，屬地“關係型”校友網絡，又產生了新的層級鏈接，乃至向上逐級“聯動”。

03 升級的圈子

浙江幾大行的行長在任時的共同點之一，便是與原“金融副省長”朱從玖關係密切。

朱從玖是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85屆（下稱“五道口85屆”）畢業生。

學術期刊《經濟管理》的一項研究表明，校友之間的專業差異和年齡差異越小，校友關係的作用越明顯。而校友間的關係越緊密，其腐敗的風險越高。

巧合的是，“五道口85屆”也是“高危批次”之一：原中國銀行董事長劉連舸、原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證大集團創始人戴志康、原人保集團（601319.SH）董事長羅熹等人，皆出身該屆。他們之中，有人落馬獲刑，有人被免職。

“五道口85屆”校友朱從玖與浙江銀校校友圈一線地方的直管權力結合，形成了更為複雜的金融腐敗結構。

過度依賴人情與校友關係的權力運作機制下，制度和規則被邊緣化、監管形式化、流程形式化，為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要打破這種“校友－權力－資本”循環，必須推動金融機構從“關係型”向“規則型”的轉型。

例如，提升信息公開透明度，強化信貸審批和投資流程的規範性，淡化血緣、地緣、乃至校緣，對金融決策的干預。

金融行業本質上應是一套規則驅動、信任至上的市場體系。只有在制度治理中重建信任，中國的金融體系才能真正擺脱隱秘網絡的羈絆，走向穩健、透明、可持續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