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史上最腐敗的40年，竟是“鍍金時代”的真相？_風聞

分肥者：犬儒時代

✪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 哥倫比亞大學

本文選自《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一部美國版<史記>》一書

政黨的建立靠的不是儀態舉止，不是女性雜誌，更不是高談闊論。——羅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

除卻榮譽，別無他損。——吉姆·菲克斯（Jim Fisk）

**▍**1

從南北戰爭結束到19世紀末，幾十年間美國民眾在美洲大陸一半的土地上得以定居，建立起龐大的鐵路系統，並憑藉着豐富的煤炭、金屬、石油和土地資源在世界舞台上壯大起來。在整個美國曆史上，沒有哪個時期的政治發展能如此受制於經濟形勢變化，也沒有哪個時期的國民生活能完全受制於工業企業家。

鍍金時代的工業家們崛起的環境正如人們所料想的一樣，只要成果豐碩便可肆意揮準，誘惑無數卻限制無幾。他們大都是暴發户，舉止粗俗；但他們也是英勇無畏的開拓者——精明強幹，富於進取，貪婪專橫，永不滿足。他們主導了國家的財富增長，緊抓機遇，治理腐敗，奠定了時代的基調和色彩。

在商界和政界，工業巨頭們明目張膽地謀求事業，冷漠無情、憤世嫉俗。他們剝削工人、壓榨奶農、賄賂國會議員、收買立法機關、窺視競爭對手、僱傭武裝警衞、炸燬資產，像恐嚇、陰謀和武力等這樣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還嘲弄頭腦簡單的紳士們關於自由放任體制下國家發展能保有國格且有所剋制的理想。他們的勳績改變了道德氛圍，使得E.L.戈金（E.L.Godkin）這樣一位可敬的老派保守主義者評價道：

五十年前，我懷着崇高而美好的理想來到這裏……現在，一切皆已破滅。顯然，我只得另覓他處，以繼續保有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微弱希冀。

然而，如果你認為商業大亨們的良知已經泯滅，那可大錯特錯了。就他們良知所依賴的底層邏輯而言，他們之所以能夠在政治和工業領域如此愉快又隨心所欲地掠奪財富，是因為他們有最合理、最深切的理由説服自己正在做着終極大善之事。如果説他們能做到心安理得地收買國會議員，而毫無羞愧之心，那是因為他們運作得當，或者説他們認為自己正在促成一場意義重大的温和改革。他們認為自己的事業影響深遠，必將流傳千古、發揚光大，實在不必為當下日復一日的惡行而煩惱。在他們的字典裏沒有謙遜和愧疚，有的只是自誇自大、傲慢無禮。科利斯•P.亨廷頓（Collis P. Huntington）在信中向一位政治代理人談及他對南太平洋行賄之事的看法：

如果必須花錢才能把正義的事情辦成，那花錢便是唯一公平公正的手段。如果一個人手握大權，可隨意幹壞事，只有受賄才會使他去幹點正事，那麼我認為，當攀附權貴、賄賂法官成為一個人的行事準則時，他的付出就一定有回報。一個嚴詞討伐他人的人，自己也必行賄賂之事。如若沒有，我會毫不猶豫。

他並非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他不過是將自己狂熱的美國信念示於人前，他自詡有完全正當的權利達到他的目的，而那個時代的大享們是否和他持有同樣的原則，這一點仍值得商榷。設想一下，如果連這樣的人都夜不能寐，那簡直就是浪漫的傷感主義了。在鍍金時代，連天使都為他們唱讚歌。

**工業巨頭們無時無刻不將自己的行為真誠化、合理化。也許最常聽到的為他們自己辯解的理由便是他們正在締造一個偉大的工業帝國；雖然浪費極大，但美國還浪費得起。**他們中的一些人，比如傑伊•古爾德（Jay Could），很明顯是投機者、剝削者和破壞者，但大多數人都自詡工業巨頭，不僅善於投機和兼併，更擁有史詩級的工業創造力。

此外，**他們是美國神話中“平凡之輩也有機會出人頭地”的傑出代表。工業巨頭們出身底層或中下階層；早年生活大多窮困潦倒，卻勤奮刻苦、節儉躬行。**19世紀末期，安德魯•卡內基曾公開表明，“主導社會的百萬富翁一開始都是一貧如洗的少年，在最殘酷卻最高效的學校經受錘鍊，而這個學校的名字叫貧窮”。除了他本人，卡內基還指出，這樣傑出工業家比比皆是。這一觀點得到許多傳記的證實。當然，也有像威廉•範德比爾特（William Vanderbilt）這樣的人，他的財產是他的准將父親留給他的。還有一些人出身即富貴，如愛德華•哈里曼（Edward Harriman）和亨利•維拉德（Henry Villard）；還有一些人則與世家大族沾親帶故，比如亨利•克雷•弗裏克（Henry Clay Frick），他的母親出身著名的釀酒世家——奧弗霍爾特家族（Overholts）。但卡內基則是一個赤貧如洗的蘇格蘭織布工的兒子。菲利普•阿瑪爾（Philip Armour）、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Gustavus Swift）、丹尼爾•德魯（Daniel Drew）和傑伊•古爾德也都是貧寒的農民家庭出身。吉姆•菲斯克的父親曾是一家小型“流動貨攤”的老闆，而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父親則是一名售賣專利藥的流動推銷員。傑伊•庫克（Jay Cooke）和詹姆斯•J.希爾（James J.Hill）一開始也不過是在邊境當小職員。利蘭•斯坦福（Leland Stanford）雖然出身於中上階層家庭，受過良好教育，但初到加利福尼亞州時也是身無分文。科利斯•P.亨廷頓14歲時便已自立。這些人足以信誓旦且地向世人宣稱，他們今日取得的財富和權力皆是努力工作、天賦異稟的成果，足以成為緊抓經濟發展重大機遇的典範，向雄心勃勃的美國中產階級展示自己。況且，他們只是取得了人人都渴望的成功，且免受道德譴責，這在20世紀的病態回顧中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他們足夠自信，認為一切皆是囊中之物。這一觀點之荒謬，以至於像希爾也不禁滿腔怒火，他在北方證券的反壟斷訴訟中這樣説道：“回首往事，的確舉步維艱……我們不得不同那些無所事事，只會裝腔作勢，坐享薪水的政治冒險家們進行生死較量。”費城鎳業壟斷巨頭約瑟夫•沃頓（Joseph Wharton）對暗示他的企業“依附”關税優惠的言論頗為不滿：

我向政府提供的支持和幫助遠遠大於我接受到的支持和幫助。我既不是窮光蛋，也不是律師。我是創造和維護國家財產的一分子，使國家能夠脱離執迷不悟、性情古怪的立法者的魔爪，得以生存。

就連所經之處寸草不生的傑伊•古爾德，也猛烈抨擊了那些想調查他的參議員：“是我們讓國家變得富有，是我們讓國家發展壯大。”約翰•D.洛克菲勒更是直言：“我的錢是仁慈的上帝給的。”卡內基説喬治•普爾曼（George Pullma）“壟斷了一切”，並評價道：“很好，就該這麼幹。能管事的人已經來了，資源也該歸他所有。”

那個時代的觀念由商業大亨們量身打造。經濟學家、記者、教育家和作家爭先恐後地向其致敬，並在達爾文生物學和斯賓塞哲學中找到了極有道理的理論，年復一年，這一理論的受歡迎程度有增無域。自1859年達爾文所著的《物種起源》出版以來，美國知識界便一直如飢似渴地學習這一新的生物學理論，為自己構建新的宇宙學。從達爾文及其追隨者那裏，他們瞭解到生活是一場激烈而持久的鬥爭，只有適者才能生存。

**將進化與進步混為一談，這對於新興階級和新興國家信心十足的發言人來説，是十分自然的。他們認為，競爭性產業的激烈衝突似乎完美地映射了達爾文眼中的自然界，它正在催生緩慢但必然的文明進步。**那些脱穎而出的產業顯然是最適合生存和繼續競爭下去的。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的進化哲學中頌揚了必然進步，他全力支持這樣一個論點，即必須允許自然經濟過程在不受改革者阻礙的情況下繼續進行。斯賓塞在美國廣受崇拜，而這是此前其他哲學家從未享受過的待遇。事實上，他在1882年進行了一次國事訪問。東方的知識分子和社會領導階層都對他致以崇高的敬意，記者們則熱切地報道了他是如何將自己的頭號贊助人安德魯•卡內基譽為他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因此，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自然會説“大企業的成長只是適者生存罷了”，而美國這朵玫瑰的輝煌只能通過犧牲周圍早熟的花蕾來實現。詹姆斯•J.希爾斷言：“鐵路公司的命運是由適者生存的法則決定的。”而喬治•赫斯特（George Hearst）則進入一個商業巨頭雲集的參議院（人們也因此普遍稱為“百萬富翁俱樂部”）宣佈：

我對書知之甚少，也鮮有讀過；然而我遊歷無數，看盡世間冷暖。所有的這些經歷，都令我的信念愈發堅定——參議院成員是遵循“適者生存”法則的。

通常，**鍍金時代的百萬富翁們覺得沒有必要立即通過大規模的慈善事業來證明自己。**儘管他們在1865年至 1900年所賺取的錢是許多大型慈善基金會的資金來源，但幾乎所有基金會都是在 1910年之後建成的，當時它們的創始人早已是風燭殘年或與世長辭了。安德魯•卡內基相信“積累財富是最糟糕的一種偶像崇拜”以及“很少有百萬富翁能夠擺脱造成社會上乞丐激增的罪名”。卡內基很早便深感內疚，這幾乎是前所未有的。工業百萬富翁認為他們的剝削和統治是安全、正當的，因為當時的知識分子確信他們的工作具有進步和文明的價值，除此之外，他們也因作為機會秩序的典範而備受鼓舞，並因以自己的力量使國家富強而振奮不已。

政治商業傳承了工業商業的模式和風格。通過積累財富和富裕的生活，工業家們為不那麼謹小慎微的政客樹立了行為榜樣。他們獲得和享受的財富為消費和競爭設立了新的標準，這種標準氾濫到政界，在政客之間增加了發財的機會。政治成功的標準發生了變化。典型的政客追求的不僅僅是自我表達、公共服務或榮譽了——而是金錢。布萊斯（Bryce）子爵發現，美國政治中的凝聚力是“對公職的渴望和將公職作為謀利的手段”。分肥者將政治權力視為參與瓜分財富的手段，就如同工業領袖一般，以小規模的方式和較低的標準致富。其動機之強，誘惑之豐，前所未有。

**▍**2

美國後南北戰爭時期，黨派的基礎主要依賴贊助，而非原則；他們瓜分戰利品，而不是分工解決問題。**儘管美國政黨從來沒有因原則上的尖鋭分歧而名聲大噪，但它們在這個分肥者大時代卻格外引人注目，因為人們對公職的極度渴望已經上升到了一個共同信條的高度。****“**美國各黨派現在仍繼續存在着，因為它們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佈菜斯子爵在其著作《美利堅聯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中寫道。直到1908年，一位著名的記者才對他説：“兩黨就像兩個瓶子。每個都貼有一個標籤，表明它所裝的酒的種類，然而兩個瓶子都是空的。”1879年，年輕的伍德羅•威爾遜用兩句話表達了他對日益腐化的美國政治的厭惡：“沒有領袖，就沒有原則；沒有原則，就沒有政黨。

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的主要區別在於是否成功。自戰爭和重建開始，當共和黨積極地通過支持美國工業家的政策來加強自身的社會基礎時，它就與資本主義利益處於一種極不合理且常常相互敵對的關係中了。抱着對贈予土地、關税、賞金、有利的貨幣政策、免受監管的立法和經濟改革的憧憬，資本家們提供了競選資金、費用，乃至採用賄賂的方法，向政客提供投資機會。西沃德曾説，“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一個政黨就是一個股份公司，在這個公司裏，那些貢獻最大的人指導企業的行動和管理工作”。這些利益集團在兩黨之中都佔有重要的份額，但在他們看來是政客的過度要求下，他們偶爾會顯得焦躁不安。事實上，在19世紀80年代之前，這些集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官員對政黨財庫的貢獻。**在見識過他們的權力之後，企業家們才開始以更大的規模親自參政，政黨才更充分地受到他們的支配。在企業學會以“批發”的方式購買政治家之前，它必須通過零售購買特權。此舉花費了大筆資金。**一位心懷不滿的俄亥俄州國會議員在1873年宣稱：“眾議院就像一個拍賣場，在議長的拍賣錘子下處理的價值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例如，在1866年至1872年，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將40萬美元用於賄賂；從1875年至1885年，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貪污金額高達每年50萬美元。難怪像沃爾特•Q.格雷沙姆（Walter Q. Gresham）這樣誠實的老派共和黨人也會稱他自己所在的政黨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艾奧瓦州參議員格菜姆斯（Grimes），一位重要的前領導人，也曾在1870年説出這樣的話：“我相信，這是有史以來最腐敗、最無底線的政黨。”亨利•亞當斯總結道：“人們可能會在 1870年至1895年這25年間搜尋整個國會、司法部和行政部的名單，但卻發現它們早已身敗名裂。”

動產信貸公司**（Crédit Mobilier）****的案例是鍍金時代倫理觀點的典範。**動產信貸公司是一家由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董事組織建立的建築公司。作為鐵路和動產信貸公司的股東，他們允許自己的公司為建設工程支付超高的價格。由於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是近 1000萬英畝公共土地的受益者，因此潛在的危險也應運而生，即國會可能對其交易進行集中調查。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國會議員兼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股東奧克斯•艾姆斯（Oakes Ames），將動產信貸公司的大量股份分配給了頗具影響力的國會議員。1872年競選時，國會調查了此案。眾議院以182票贊成，36票反對的決議“絕對譴責”了艾姆斯的行為。然而，國會議員的態度才是最重要的。之後，議員們立即圍住艾姆斯的辦公桌並向他保證：他們採取的行動並非出於個人意願，而且他們完全相信他的意圖是好的。新聞界普遍同情艾姆斯和他的賄賂受益者，順帶一提，他們並沒有受到相同的紀律處分。在不歪曲事實的情況下，艾姆斯本人拒絕承擔任何罪責。他説，給國會議員分配股份“就像進入一個商業社區，給予領頭的商業人士股票來提起他們的興趣”。在給同事的信中，艾姆斯這樣寫道：“我認為，國會議員有權擁有自己選擇投資的財產。”還有一次，他發現“説服男人管好他們自己的財產簡直易如反掌”。其含意是顯而易見的——可以預料到，國會議員會利用政治權力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投資，整個過程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

由於相信大部分公眾輿論會支持這種政治道德觀念，這樣的辯護應運而生。這是同時代的人對本傑明•富蘭克林•巴特勒行為的判斷。在擔任新奧爾良軍事總督期間，他從該市的一家銀行徵收了8000美元，但他卻從未説明這筆款項的用途。為此，銀行後來聘請了一名律師起訴巴特勒——銀行最終勝訴——律師對巴特勒提出指控，稱其靠倫來的錢維持生計，連他的鄰居都對他不屑一顧。巴特勒回應道：“那些人會因為我沒有拿走兩倍的錢而覺得我是個傻瓜。”瑪麗•阿比蓋爾•道奇（Mary Abigail Dodge）報道稱，當約翰•賓厄姆（Jobm Bingham）因擁有動產信貸公司的免費股票而受到人們的奚落時，他卻回應説，他“要是能擁有再多出十倍的股份就好了”。亨利•亞當斯總結稱，公眾並不關心改革：“道德像憲法一樣，已經過時了。”

當然，也有一些政客未蒙污名，因此受人尊敬。格蘭特（Grant）很高興他的內閣中有漢密爾頓•費什（Hamilton Fish）為其謀事，因為他人剛正不阿，他在內閣中好比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一股清流。卡爾•舒爾茨（Carl Schurz）的品行可謂無可挑剔，他在海斯（Hayes）總統在任期間成為內政部長。海斯和哈里森作為當時五位共和黨總統中的兩位，享有一定的聲譽；但這兩位總統既不卓越也不腐敗，他們在美國編年史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為他們默默無聞。鮑斯•馬特•奎伊（Boss Matt Quay） 對哈里森在 1888年大選中險勝後講話的反駁，清楚表明了他們與政治現實之間的關係。身為貴族的哈里森鄭重其事地説：“天意，我們的勝利就是上天的旨意。”“看看這個人，”奎伊輕蔑地説，“他應該知道上天與此事毫無關係。”他補充道，哈里森永遠也不會知道“為使他坐上總統之位，有多少人被迫徘徊在違法犯罪的邊緣”。哈里森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他曾在西奧多•羅斯福面前悲嘆道：“當我上台時，我發現黨內當權者把一切都歸為己有。我無法任命內閣成員，他們為了償清選舉經費，把所有官職都賣光了。”

剩下的三位總統不必贅述。格蘭特政府因腐敗而臭名昭著。海斯的繼任者，偽善的加菲爾德（Garfield），雖然基本上算是一個誠實可敬的人，仍然身陷一些小丑聞的困擾。加菲爾能遇刺後，切斯特•A.亞瑟（Chester A. Arthur）繼任總統，在被提名為副總統之前，他曾是康克林聲名狼藉的紐約海關機構的主要成員，一個逐利機構的分肥者。（據報道，他的一位朋友曾驚呼：“我的上帝呀！切斯特•亞瑟竟然能夠入主白宮！”）然而，亞瑟在其位，謀其職，兢兢業業地推動一些收效甚微的改革，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他簽署了《彭德爾頓法案》，使其正式生效。

為政府機器注入動力的不是幾位總統，而是共和黨的派系領導人和黨魁，比如羅斯科•康克林和詹姆斯•布賴恩。儘管過去他們彼此都看對方不順眼，但現在看來這兩個人似乎又有很多共同點。其中最為相似的一點是他們都把生活視為一場有趣且有利可圖的智力遊戲。

康克林是個性張揚的人。他身材高大、舉止優雅、引人注目—身着白色法蘭絨長褲和花哨的馬甲——是個驕奢淫逸的利己主義者。亨利•亞當斯評論道，這種利已主義過於荒唐滑稽，已經不只是可笑的程度。觀看他在參議院表現的人可能很難判斷這是一名演員在滑稽模仿一名參議員，還是一名參議員在滑稽模仿一名演員。加菲爾德稱他為“一個偉大的鬥士，他更多的是受到仇恨而不是愛的鼓舞”；他因與布賴恩的激烈交流以及對喬治•威廉•柯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和其他改革者的無情抨擊而為人熟知，他將這些改革者稱為“跑龍套的、半吊子和遊手好閒的政治騎士”。《紐約時報》（The NewYork Times）曾十分嚴肅地將他描述為“一個典型的美國政治家——未來人們將根據他的政績和品行來評判現在的政治標準”。

康克林出身於紐約一個富裕的家庭，他的父親是美國地方法院的法官。他的早期職業經歷十分典型：作為一名律師，他在父親的法庭上審理的第一個案件並且勝訴。他與妻子的家庭條件都十分優渥，他不必貪污腐敗就能隨心所欲做自己喜愛的事情。他沒有接受過賄賂，但生活在一個貪污受賄的環境中。他是格蘭特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紐約海關富有的資助人，一個卓越的政治機器產物，也是公然蔑視試圖挑戰正統政治的改革者。政黨無非是用機械方法操縱的機器，女性雜誌的老闆們還有什麼其他的經營方法呢？

我們得知共和黨是一台機器。是的，政府是一台機器；教堂是一台機器；軍隊是一台機器……紐約州的公立小學系統是一台機器；政黨也是一台機器。

康克林深陷於正統政治的卑鄙行徑之中，他認為改革者不過是相互競爭的經營者。他曾宣稱，“他們真正的目標是升官發財”——這是他唯一能想象出的參與政治生活的合理目的。因此，“當約翰遜博士將愛國主義定義為無賴的最後避難所時，他還沒有意識到改革這個詞所藴藏的潛力”。

布賴恩富有個人魅力，是他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共和黨人。他雖然只有一次被他的政黨提名為總統，是在1884年。但在1876年至1892年的所有其他大會上，他都有望獲得提名。在他帶有污點的財務記錄變成公開的談資並受到一部分人的關注後，很長時期內他仍廣受歡迎；雖然一些小過失可能成為他競選總統的不利因素，但他們從未將他排除在總統候選人名單之外。

以同僚們的標準來看，布賴恩的實際違規違法行為並不十分嚴重。身為眾議院議長，他在否決一項議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排除了阿肯色州向小石城和史密斯堡鐵路公司授予土地的阻礙。他是自願這樣做的，不是受人所託也並非受利益的驅使，因此嚴格來説，他沒有接受直接賄賂的嫌疑。但他隨後趁機向緬因州的朋友出售鐵路債券，從而獲得了非常優厚的佣金。結果他並未從這筆交易中獲利，因為他的朋友們在投資上遭受了損失。布賴恩雖然公共責任感不強，但卻很講朋友義氣，他補償了朋友們的損失。然而，這起事件只是布賴恩眾多鐵路交易中的一個典型案例；顯然，這位共和黨領袖有一個龐大的家庭和幾套房子，享受着富有舒適的生活，他的花銷要高於自己的收入所得。

引起我們關注的不是布賴恩與鐵路公司的關係，而是這些關係串插着一系列明目張膽而戲劇化的謊言。1876年，在布賴恩有望獲得總統提名的黨代表大會召開前不久，他與鐵路公司的種種交易受到了國會的審查。布賴恩大膽地拿走了那些私人信件，這些私信中保留着對他最為危險的證據，他從中挑選了一些無關緊要的片段在眾議院宣讀，並巧妙地向調查人員提出了一項虛假但貌似合理的指控，指控他們密謀隱瞞證明他無罪的證據。雖然這段表演讓共和黨中他的仰慕者相信了他的清白，但焦慮讓這位當時野心勃勃的主角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他的朋友兼官方傳記作者蓋爾•漢密爾頓（Gail Hamilton）為他刻畫了令人難忘的形象：他病倒在家裏的沙發上，舉起握緊的拳頭，表現出大義凜然的樣子，情緒激動地説道：“當我想到，當我想到，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竟有人質疑我的人品，我當初就該留在…⋯”他只揮了揮手，就結束了這句話。不久之後的一個星期天早上，他恰巧在他參加活動的公理教堂門口暈倒。

於是，人們更願意相信布賴恩的話過於誇張了。在1884年競選期間，《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Post）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清楚地記錄了布賴恩講的關於他的私人金融交易的十大謊言。布賴恩甚至不情以小石城和史密斯堡鐵路公司職員沃倫•費雪（Warren Fisher）的名義寫了一封信寄給自己。這封布賴恩杜撰的費雪的來信中談道：

……你的行為像陽光一樣光明磊落，起初事業失敗的時候，我知道你遭受了多嚴重的經濟損失，你是多麼正直勇敢地去面對它的……你的行為是最磊落誠實的。

布賴恩代表自己本人所捏造的證詞，讀起來頗具教海意味。他是共和黨的“羽翼騎士”（Plumed Knight）——這是伊利諾伊州的羅伯特•G.英格索爾（Robert G.Ingersoll）上校給他的稱呼——他的聲譽建立在對高保護性關税的讚頌上，認為高保護性關税是美國繁榮的真正根源；建立在向被征服的南方地區揮舞血衣上；建立在為了他的愛爾蘭和厭英派追隨者的利益而與英國雄獅的周旋上；建立在認為在南美洲推行帝國主義這一不可靠不成功的計劃必須得到保護上，彷彿這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以無望的謊言為代價，拼命地宣傳這一思想。

布賴恩被同時代的人和歷史學家認為是一個有着不同尋常的政治才能的人。他的主要學術成果——兩卷本的鉅著《在國會的二十年》（Twenty Years of Congress）至今仍有一定的價值。但他的執政理念過於簡單化了，認為共和國只有在共和黨手中才是安全的，共和國是否安全可以從它缺少了什麼來判定，也可以從它包含了什麼來判定。例如，布賴恩認為對格蘭特政府的腐敗和醜聞隻字不提並無不妥。這就是他的特點：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掩蓋真相上，甚至他的歷史散文也充斥着謬誤和藉口。人們普遍認為，他是一個極具個人魅力的人，他私下待人親切熱情，公眾場合更是温柔可親，遇事能隨機應變，十分引人注目。然而，他並沒有留下什麼建設性的成就，甚至連一個建設性的建議都沒有，他對美國政治的主要貢獻就是降低了美國政治的基調。1884年，當羅斯科•康克林被要求為布賴恩競選總統助選時，他故作病態、帶有敵意地説道：“不，謝謝你，我從不幹違法的事情。”這一次康克林的選擇是正確的：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布賴恩是人畜無害的，但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他是反社會的。“羽翼騎士” 布賴恩曾經對他的妻子説：“當我想要一件東西的時候，我就會不擇手段地得到它。”這可能是當時整整一代美國人的座右銘，他們迫切想要什麼，就要把什麼拿走。

《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一部美國版<史記>》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06

ISBN：978-7-5236-0541-7

【內容簡介】

美國政治傳統的締造者，不單單有英雄與智者，也有貪婪的利益集團。他們，同為歷史的主角。

本書選取了美國從獨立戰爭到二戰之間的十二個代表性人物和羣體，包括開國元勳、傑斐遜、傑克遜、卡爾霍恩、林肯、分肥者、老羅斯福和小羅斯福等，娓娓道來他們在歷史舞台上的政治表現。這裏沒有完美的理想主義者，只有在信念與利益之間騰挪輾轉的政治人物，他們的爭鬥與妥協，共同塑造了美國的政治傳統。

【作者簡介】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社會達爾文主義》《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改革時代》《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等。其中《改革時代》和《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分別獲1956和1964年普利策獎。

他是一位極具原創性和洞察力的學者，反智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都是因他的作品而廣泛“破圈”，成為世人皆知的名詞。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開國元勳：現實主義時代

第二章 托馬斯·傑斐遜：美國民主之父

第三章 安德魯·傑克遜：自由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四章 約翰·卡爾霍恩：“主子階級的馬克思”

第五章 亞伯拉罕·林肯：自立自強的神話

第六章 温德爾·菲利普斯：出身名門的鼓動家

第七章 分肥者：犬儒時代

第八章 威廉·布賴恩：提倡信仰復興的民主黨人

第九章 西奧多·羅斯福：身披改革派外衣的保守派

第十章 伍德羅·威爾遜：崇尚自由主義的保守派

第十一章 赫伯特·胡佛：美國個人主義的危機

第十二章 富蘭克林·羅斯福：器宇不凡的機會主義者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