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向韓國財閥徵税的新總統，不一般_風聞

嚴飛、崔峨理河 |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歷經山重水複，李在明三度角逐大選，終登總統寶座。這個出身寒門的“草根政客”，以務實的改善民生政策和主張對財閥集團加税的強硬姿態，贏得了無數羣眾的支持。這場選舉不僅是進步陣營時隔三年重掌政權，更折射出尹錫悦治下更加尖鋭的階層對立與政治極化。

本文認為，韓國社會的割裂在傳統的“地域-世代”衝突上，疊加了更復雜的“階級-價值”對立：一方面，20-40歲年輕選民因房價失控、就業艱難而高比例支持李在明的經濟改革承諾；另一方面，保守派中老年羣體仍堅守“安保優先”立場，導致傳統票倉嶺南地區出現罕見的分化。更值得關注的是，自認“土勺子”的選民將經濟不平等視為首要議題成為了顯著現象，李在明的“金勺税”（對財閥世襲財富加税）可能成為了關鍵勝負手。

弔詭的是，仍有很多低收入羣體因意識形態或國家安全顧慮投票給保守陣營。這種“階級背叛”現象也在本文得到了印證：在房產世襲和教育壟斷（主要指私立教育）的夾擊下，韓國階層固化已使經濟議題與政治立場深度脱鈎。在李在明即將開啓的“反財閥改革”週期中，韓國能否真正打破“金勺霸權”？階級矛盾會隨經濟刺激政策緩解還是因既得利益反撲而激化？這場關乎韓國未來的“階級戰爭”，才剛剛開始。

本文原刊於《國外理論動態》2020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韓國社會階層分化的特點及趨勢

**整體而言，在過去50年的時間裏，韓國社會基本上每隔10年就會出現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遷。**1960年代的現代化建設幫助韓國摘掉了貧困的帽子，開始走上經濟發展的道路；1970年代的新村運動與十月維新為韓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全新的社會基礎；1980年代的光州運動與六月運動促使韓國政府推行政治改革與政府轉型；1990年代的金融危機使整個韓國社會陷入空前的金融風暴之中，導致國家經濟主權受到了嚴重破壞；2000年代新自由主義霸權地位的確立加劇了韓國社會的勞資衝突，進一步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2010年代的燭光運動在要求朴槿惠下台的抗議浪潮中，推進了改變韓國畸形的家族式財閥經濟、理順政商關係的變革。

韓國的社會變遷推動了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對韓國社會民眾的社會政治態度及其價值觀產生了重要影響。伴隨着階層固化現象和社會不平等的日益加劇，關注和研究韓國各個社會羣體、特別是社會下層的社會政治態度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本文將在梳理總結韓國學界對韓國社會結構變遷與階層分化問題研究的基礎上，重點剖析韓國社會階層劃分及其社會政治態度，以及最近20年韓國階層分化的特點與新的發展趨勢。

李在明最近入圍美國《時代》週刊2025年度全球百位最具影響力人物。在“領袖與革命者”類別中，他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副總統萬斯、阿根廷總統米萊、世界首富馬斯克等人一同上榜。**▍**韓國社會階層的劃分標準

自1960年以來，韓國社會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轉型，從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轉變成發達的現代化國家，與此同時，其社會結構也出現了重要變化。到1980年代，韓國的現代化建設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但現代化導致的社會結構變遷也越來越顯著，社會階層劃分問題因此成為韓國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的一個熱點話題。社會階層劃分有很多標準，其中生產資料的佔有、收入、職業、文化資源和社會資源等因素受到韓國學者們的重視。

首爾大學社會學系名譽教授，曾經擔任過韓國社會學會會長、韓國調查研究學會會長等職務的洪鬥承是一位專門研究社會分層問題的韓國社會學者。洪鬥承在其1983年發表的《韓國社會階層研究的預備考察》一文中指出，由於韓國社會仍然擁有比較龐大的農業人口，個體經營者在城市經濟人口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因此**韓國的階層模型應該考慮以“部門”作為分類標準，並按照資本控制水平在每一個部門內部作出上、中、下階層的細分。****“部門”具體可以分為三大類，分別為“組織部門”、“個體經營部門”和“農業部門”。**社會資本則包括權力、財產、聲望和教育等因素。與此同時，工業化的高速發展促進了韓國城市地區的社會流動。他把社會流動分為結構流動（structural mobility）與交換流動（exchange mobility），認為韓國社會經歷了比較高水平的結構流動，尤其是在工人階層與舊中間階層之間存在着比較大的流動性。

按職業標準，1980年代經濟轉型時期的韓國社會階層可以被劃分為“**中上階層、新中間階層、工人階層（組織部門）；上流階層、舊中間階層、城市下層階層（個體經營部門）；獨立自耕農階層、農村下層階層（農業部門）”**八大階層（參見表1）。其中舊中間階層特指個體經營者、技術工人等，新中間階層則指專業技術人員、行政管理人員、白領職業者和知識分子，包括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等。

在此分類的基礎上，洪鬥承與其合作者又進一步分析了1960年到2000年韓國階層的變動趨勢。如表2所示，1960年代以來，韓國社會結構的整體變化相對比較健康，源於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高速發展，農業階層的比重大為減少，新、舊中間階層的比重大幅增加，工人階層在總人口中的佔比增加了三倍，韓國的社會結構從錐型結構向橄欖型結構發展。

金泳謨、具海根等韓國學者也紛紛提出了不同的階層模型。**金泳謨將行業與職業地位作為劃分階層的標準。**他認為，韓國社會階層可以被劃分為資產階級、新中產階層、舊中產階層和工人階層。具海根認為，由於韓國社會超過一半的勞動力處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外部，只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會存在侷限性。因此，與洪鬥承一樣，他也提出了“部門”的概念，並將“部門”劃分為“企業部門”、“國家官僚部門”、“城市非正式部門”和“農業部門”四大類，以此作為階層分類的重要標準。

在此基礎之上，1987年，首爾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進行了一項全國範圍的“中產階層意識調查”，該調查共抽樣1000餘人，調查問卷包含60多個問題，涵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社會諸方面的內容。在調查問卷的基礎上，該研究所編寫了題為《韓國的中產階層：轉型時期韓國社會調查資料集》的報告。該報告明確提出了劃分中產階層的兩大標準———生活方式和人生機會，而不再採用傳統的以家庭月平均收入、教育水平、房屋面積、職業地位的分數作為標準進行的階層劃分（參見表3）。換言之，階層的分類既要有主觀標準（階層意識），也要有客觀標準（收入、學歷、職業、房子等）。1990年代之後，隨着韓國社會發展日益複雜而多樣化，階層劃分標準也趨於多樣化。此後，主觀階層意識與收入、學歷等客觀社會經濟指標成為階層劃分的重要標準。

此外，在1980年代韓國社會的轉型進程中，中產階層發揮了關鍵性作用，關於這一階層的研究也因此受到韓國學界的關注。洪鬥承於2005年提出的中產階層標準是一個比較全面的階層劃分標準。

根據洪鬥承的分析，**中產階層的定義應該包括經濟（收入、財產）、社會文化（教育水平、生活文化）等客觀指標與主觀階層認同這兩大要素。**洪鬥承指出，經濟學家一般會把收入當作階層劃分的標準，收入少於中位數50%的人為貧困階層，在50%—150%之間為中產階層，超過150%則為上流階層。而社會學家則會考慮收入、職業、財產、房子、階層意識等比較廣泛的因素。他指出，中產階層應該以包括上述諸因素的“生活水平”為標準。這一論斷相較於他在1983年提出的階層模型中按職業與部門劃分新、舊中產階層的定義更進了一步，反映了1990年代以來韓國社會學界階層研究的新趨勢。

**此外，一些學者從主觀階層認同的角度出發分析影響階層劃分的因素，**結果發現，出生地（出生於江源、忠清、湖南等地區的人其主觀階層意識較低，出生於首都圈的人其主觀階層意識則比較高）、婚姻（已婚者主觀階層意識較高，未婚者較低）、居住地（住在首爾的人主觀階層意識較高，住在首爾以外大城市的人較低）、居住形態（是否租房）、收入、家庭負債、對生活條件與社會關係的滿足程度等因素均會影響到韓國的階層劃分。

**▍**韓國社會階層的價值取向與社會政治態度

1980年代以來，韓國學界十分關注階層問題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有關階層價值觀與社會政治態度的研究也逐漸發展起來，成為韓國社會分層研究的一個重點。整體而言，各項研究均不同程度地發現，韓國各階層的價值觀及其社會政治態度存在顯著差異。

對韓國的上流階層/中上階層而言，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更強調發展主義（先富論）、民間主義（民間企業領導經濟發展）、企業的社會性主義（企業不僅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也是全社會的資產，因此不應過度批判企業）與基於儒家思想的共同體主義（強調公司與勞動者之間的共同體意識）。1960年代以來，韓國形成了政界與財界相勾結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下發展起來的韓國上流階層/中上階層受到了社會的批判。面對批判，中上階層強調企業的社會職能與社會責任，提出企業的社會性主義。在企業的社會性主義邏輯下，企業不僅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也是全社會的資產，企業在其活動中為社會做貢獻，因此不應過度批判企業。而發展主義強調國際經濟形勢對國家經濟與企業構成的挑戰，主張“先富論”，即為了國家的生存與發展，要“先增長後分配”，國家與社會應該全力支持企業活動。共同體主義源於傳統儒家觀念，強調公司與勞動者之間的共同體意識。在這種觀念下，企業是一個大家庭，無論是企業主還是工人，作為大家庭的成員都應該為企業發展而奮鬥。

**在價值觀念上，韓國中上階層更重視個人主動性、權力、享樂主義、仁愛和成就，而相對忽視安全、遵從、普世主義、傳統等價值觀；更重視個人主義價值觀，而忽視羣體主義價值觀。**一些研究強調，相比於其他階層，中上階層對自身階層的經濟利益更加敏感，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在經濟上積極支持新自由主義與市場自由主義，但對個人自由主義的態度與其他階層相比沒有顯著差異。他們傾向於提倡經濟自由主義，也更支持代表上流階層利益的保守黨派。

對韓國的中產階層而言，他們大多對社會具有批判意識，支持穩步的改革與進步，但不支持急劇的社會變革，意識形態上傾向於穩定。

**第一，中產階層的社會政治態度具有雙重特點，既支持社會改革，又尋求社會穩定。**在韓國的選舉中，地域感情和年齡是決定投票者政治選擇的重要因素，而階層的影響力相對較小。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新中間階層與舊中間階層的政治意識存在差異。即使屬於同一個社會羣體，中產階層的政治意識也具有較高的可變性。例如，在1987年之前，中產階層傾向於進步主義；而在1987年之後，由於韓國社會不斷出現各種勞動紛爭與社會混亂，中產階層開始轉向保守主義。此外，還有一些研究強調，應該全面準確地瞭解中產階層的進步主義傾向。譬如，樸濬植關於新中產階層態度的研究強調，雖然韓國新中產階層傾向於進步主義，但他們的進步主義具有不連續性、選擇性和雙重性等特點，並且僅侷限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而在道德倫理、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等領域，與其他階層一樣，新中產階層更傾向於集團主義、傳統主義與保守主義。**因此，新中產階層既可能成為社會改革的動力，也可能成為權威主義的支持基礎。**正確把握新中產階層社會政治態度的雙重性，激發新中產階層所具有的積極的一面，是影響韓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

**第二，在韓國中產階層中，不同的年齡、性別和教育水平羣體擁有不同的價值觀，其內部在價值觀方面存在混亂與矛盾，缺乏共同的生活價值認同。**中產階層中的中上層羣體普遍對自身實現階層上升的可能性具有更高的期待，對國家的未來具有更肯定的展望，對政府的信任度相應也更高。相對於中上層羣體，中產階層中的中下層羣體對政府的信任度則略低。

**第三，中產階層是新政治文化的支持者和傳播者。**研究顯示，韓國的中產階層普遍體現出如下特點：追求平等、分權和效率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經濟上傾向於保守，社會議題上傾向於進步，反對地域主義，更多地關注日常生活、環境、生活福利等。韓國中產階層在政治文化上的這些特點表明，中產階層具有超越黨派政治的分歧、為社會和諧做貢獻的可能性。

對韓國的貧困階層而言，他們十分關心教育，普遍認為教育是實現階層上升的有效途徑，再加上較強的文化認同感，所以韓國社會不存在美國社會學家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提出的“貧困文化”現象。與此同時，在1960—1980年代的社會發展過程中，韓國社會出現了“民眾”這一具有韓國社會特殊性的社會羣體。有韓國學者指出，“民眾”是1960年代以來韓國威權政治的產物。以軍人、政府與大型企業為核心的霸權集團壟斷權力，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重要決策過程中，普通羣眾被徹底排除在外。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出現了**具有主權在民思想、以解決原有體制的固有矛盾和建立新的體制為目的的新的社會聯盟：“民眾”。****“民眾”是為了反對統治階層壟斷權力而產生的被統治集團聯盟，因此“民眾”具有多集體聯合的性質。**根據韓國學者的研究，工人、農民、城市貧困階層都是“民眾”集團的組成部分。這樣的“民眾”會創建自己獨特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符號，以區別上層階層的精英意識形態和霸權文化，這可能是韓國不存在貧困文化的重要原因。

研究發現，“民眾”具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與社會政治態度，“民眾”認同是影響社會政治態度的重要因素。具有“民眾”認同的人更傾向於進步主義，支持社會改革，但並不贊同激進主義。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民眾”集團內部，階層仍然是影響人們社會政治態度的重要因素，同時，“民眾”認同也獲得了部分中產階層的支持。

總結而言，韓國各社會階層的價值觀與社會政治態度具有以下幾大特點。**第一，儘管相互間存在差異，但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階層之間的價值觀衝突並不嚴重。**自1960年代以來，韓國社會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轉型，保持了較高的社會流動性，大多數韓國中產階層都是在社會流動中產生的，因此貧困階層對自己與國家的未來具有一定的信心。

**第二，在現代化過程中中產階層的數量迅速增長，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產階層對社會具有批判意識，他們會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支持改革。另一方面，他們傾向於穩定，不希望出現急劇的社會變革。因此，中產階層既是推動社會改革的動力，又是維護社會和諧的堡壘。

第三，在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權威主義體制下出現了獨特的被統治階層聯盟。具有“民眾”認同的社會下層展現出特定的價值傾向與社會政治態度，成為1980年代韓國政治現代化的核心力量。而同情並支持“民眾”認同的中產階層則反對激進主義，這可能是韓國民主化運動沒有發展成革命的一個原因。

▍韓國社會階層變動的最新趨向

1997年12月，韓國爆發金融危機，國家經濟處於破產邊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金大中政府開始採取各種改革措施。此時，早在金泳三政府時期就開始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成為韓國政府政策改革的重要方向，並給韓國社會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韓國學者對當代韓國社會體制的看法不盡相同，有“87體制論”、“97體制論”等。其中，“87體制論”以1987年韓國政治民主化轉型並形成總統五年單任製為當前韓國社會體系的重要標誌，這一體制確立了總統的絕對權力，從而導致了總統身邊親信的腐敗案層出不窮。“97體制論”則高度重視1997年金融危機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給韓國社會帶來的深刻影響，體現了1997年金融危機對當前韓國社會結構的重要影響。

**在金融危機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雙重影響下，韓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在金融危機前夕，韓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這表明韓國已經不再是擁有廉價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在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體制”下，韓國經濟政策深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干預，被迫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國家經濟主權遭到破壞，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控制能力大為下降。在擺脱金融危機之後，韓國政府大力培育手機、半導體、汽車等高技術產業，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2006年韓國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2018年則達到32046美元。然而，金融危機給韓國社會結構帶來的一些嚴重問題至今也沒有得到解決。

韓國社會學會在《處於十字路口的中產階層》一書中指出，全球化的衝擊導致韓國中產階層衰落，給整個社會帶來了結構性改變。從1990年代中期起，韓國開始出現中產階層兩極化現象，1997年的金融危機更是加劇了這一趨勢。一方面，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三星、現代等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在人均DP超過1萬美元之後，除專業人才等不受國際競爭影響的少數職業羣體外，以工人階層為代表的社會羣體面臨嚴峻的國際競爭，尤其是來自東南亞等地區的廉價勞動力成為他們最主要的競爭對手。**韓國的工人階層從全球化經濟生產中的受益者轉變為受害者。**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體制下經濟主權的喪失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削弱了政府保護和調整國民經濟的功能。**國家放棄了調整本國社會結構的部分義務，在保護弱勢羣體、推動社會結構健康轉型的過程中，沒有有效地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和推動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最近20年裏韓國社會的兩極化與階層固化現象日益嚴重，出現了垂直型的階層結構，導致了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筆下的區隔與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説的社會封閉現象的出現。由於社會缺乏分配正義，普通大眾會產生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從而對財團等富裕階層產生反感。

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韓國民眾收入的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如表5所示，在1996—2006年間，中間層與中下層所佔比例之和從68.73%降至54.61%，貧困層的比例則幾乎增加了一倍，上層的比例也趨向於增加，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趨勢。更為嚴重的是，這些數據並不能全面反映韓國社會兩極化的嚴重性。韓國學者的研究表明，詞典意義上的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羣體與人們普遍認為的中產階層概念（擁有舒適的房子、不擔心孩子的教育費用支出問題、過着幸福的老年生活）存在偏差，而後者所代表的主觀意義上（subjective）的中產階層在社會兩極分化的情況下遭到嚴峻挑戰，並正在趨於消失。研究發現，在1986—2018年間，韓國人均GDP從2803美元增至32046美元，增加了12倍。然而，主觀意義上的中產階層的比例從1980年代後期的60%—80%降至1990年代中期的42%，並且在1997年金融危機後進一步下降，到2013年僅為20.2%。

**換言之，在韓國中等收入羣體中，只有20%的人認同自己處於中產階層。研究進一步表明，伴隨着貧富差距擴大而產生的相對剝奪感是導致中產階層的主觀階層認同消失的重要原因。**經濟學家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提出的“增長社會限制論”（social limits to growth）指出，伴隨着經濟的發展，家庭支出中用於地位商品的比重會增加。在韓國，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增長能夠滿足人們對物質商品的需求，但卻無法滿足人們對重要性越來越大的地位商品的需求。1996年，韓國全國共有535萬個高質量崗位，有497萬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高質量勞動力。至2010年，共有581萬個高質量崗位，沒有顯著增加，而全國的高質量勞動力則增加了一倍，達965萬人，亦即幾乎每2個人需要去競爭一個工作崗位，而其中的一個人不得不接受失業或者降低薪資預期的命運。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中產階層的衰落事實上破壞了中產階層的階層認同，加劇了他們的相對剝奪感。

如前文所述，韓國人普遍認為教育是實現階層上升的有效途徑，在社會流動性較大的時代，只要努力學習、考上大學，就會出現階層上升的機會。然而，經過1997年金融危機、工作崗位出現兩極化之後，就業競爭越來越激烈，只有考上以“SKY”為代表的名校，才有機會在大學畢業後找到好工作。激烈的教育競爭導致“私立教育”（private education）氾濫，階層上升已經不再是隻靠個人努力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韓國學者的研究發現，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父親的受教育水平及家庭背景對孩子教育成就的影響力制約着韓國社會跨階層流動的可能性。也就是説，在文化資本累積的過程中，經濟資本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大，原本被認為是實行階層上升有效途徑的教育，現在正逐漸向階層世襲的途徑轉變。

私立教育的泛濫與教育環境重要性的增加給韓國社會分層帶來了深刻的影響。越來越激烈的教育資源的競爭導致與教育掛鈎的房價扶搖直上，並從兩個方面推動了階層的固化。一方面，加強了經濟資本對文化資本累積的作用；另一方面，財產而非收入成為階層劃分的決定性因素。有韓國學者指出，目前韓國社會是一個“房產階級社會”，房產才是社會階層分化的根本原因，經濟能力與社會地位由個人所擁有的房產規模決定，通過居住信息就可以推測出一個人的日常消費習慣、政治傾向與投票傾向。雖然房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階層劃分標準，但在當代韓國社會，房產已經成為判斷一個人的階層身份的重要指標。洪鬥承對近期韓國社會新出現的區隔與社會封閉現象進行了分析，指出中產階層並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與居住在貧困社區的孩子交往，由此可見房產階層化帶來的嚴重的社會後果。這種新的社會現象不僅加強了階層固化，也加劇了階層之間的矛盾。

伴隨着階層兩極化以及階層固化的日益嚴重，韓國出現了“勺子階級論”的新觀點。“勺子階級論”是韓國關於社會階層固化現象的一種新的説法。它根據父母擁有資本的多少將家庭背景不同的人劃分為“金勺子”、“銀勺子”、“銅勺子”和“土勺子”，認為家庭出身會決定人的一生，無論“土勺子”的才能如何出眾、如何積極向上和艱苦奮鬥，也很難超越“金勺子”。韓國青年人普遍認為，父母擁有的資本狀況，尤其是擁有經濟資本的狀況決定了自己的社會階層，而個人能力對主觀階層意識的影響力越來越少，“老鴰窩裏出鳳凰”的情形在當代已經不大可能出現。換言之，收入水平越低，實現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就越小。與此同時，處於不同社會階層的人與他們對階層固化現象的認同程度之間不存在顯著相關關係，這表明階層固化已成為社會各階層普遍接受的社會現象。此外，在政治認同層面，韓國社會目前正處於價值觀的混亂時代，出現了廣泛的“背叛階層投票傾向”的新現象。所謂“背叛階層投票傾向”，即下層階層不給代表本階層利益的進步主義政黨投票，轉而支持保守黨。其中的典型例子是在2012年韓國總統選舉中，很多下層階層的民眾投票支持保守主義政黨的候選人朴槿惠。

**為什麼下層階層的民眾會更加傾向於支持保守主義政黨？韓國學者的研究表明，韓國政府的管治策略與道德價值觀念是下層階層選擇保守黨的重要原因。保守主義一般傾向於國家主義，重視家庭，排斥社會福祉。韓國政府給社會輸入了這種保守主義的道德價值觀念，使下層階層樂意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特別是經濟上貧乏窘困的下層階層，他們更重視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維持“韓美同盟”、維護國家安全的主張是他們的最高政治目標，並希望通過實現他們的道德價值觀念獲得自尊感。**他們還認為，為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國家可以使用一些強制性手段來限制個人自由。

還有一些研究則認為，年齡是決定投票傾向的決定性因素，**收入低、受教育水平低的老年人傾向於投票給保守政黨是導致出現“背叛階層投票傾向”的重要原因。**尤其是60歲以上的下層老人，他們極力維護國家與社會秩序，並從中找到自尊感。如果控制年齡因素的影響，可以發現，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與政策偏好之間存在着一定的相關性，收入越高，越傾向於保守主義。**然而，在現實政治選擇中，年齡和地域是決定人們政治選擇的決定性因素，階層影響甚微。**有韓國學者以2003—2012年選舉為對象，分析了階層與投票傾向、政策態度之間的關係。研究表明，在控制性別、地域、年齡等變量的前提下，收入與投票傾向之間沒有相關性。但主觀階層意識與投票傾向之間存在着相關關係，主觀階層意識越低的羣體，越傾向於支持中間黨派和進步黨派。在政策態度方面，收入越高的羣體，越傾向於進步主義。有韓國學者在分析社會階層與政治態度差異時發現，與西方社會相反，韓國各階層之間對經濟議題的態度沒有明顯差異，不能以階級分析的框架概而論之。相反，對社會議題，即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價值觀之間的對立問題，主觀階層意識越低的羣體，則越傾向於保守主義。而對國家安保議題，主觀階層意識越低的羣體，越傾向於保守主義，重視“韓美同盟”，同時對政治制度與政黨的信任度就越低。

對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多數研究認為，這是**韓國各政黨都沒有完整地代表社會底層而導致的結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韓國社會分層的脱經濟化，即階層的社會政治態度越來越脱離經濟問題。**首先，在社會分化與兩極化狀況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同一個社會階層內部的利益關係也趨於複雜化，甚至會出現利益衝突。其次，在全球化時代，經濟體制的運作越來越複雜，普通人無法判斷誰最能代表自己的經濟利益。例如，目前韓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熱點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原本是一項為了緩和兩極分化、提高貧困階層工資收入、提升貧困階層消費能力的經濟政策，然而這項政策在現實中卻不是那麼簡單易行。對貧困階層的工人來説，由於最低工資的提高會增加僱傭者的用工成本，反而會變相導致僱傭者通過裁員來降低成本，從而增加了這些工人的失業風險，因此這些工人很難支持此項經濟政策。

**實際上，韓國的民主黨派以及進步政黨在綱領上十分重視貧困階層的利益，在政治實踐和政策活動中也更加關注貧困階層，但卻沒有換來貧困階層的完全支持。**相較而言，社會、國家安保和意識形態議題更具有清晰性，因此它們往往成為影響投票選擇的重要因素。在經濟利益關係越來越模糊不清的時代，不可忽視政治領導人的形象以及個人情感的特殊作用。曾帶領韓國實現工業化和經濟騰飛的總統朴正熙自稱“貧農的兒子”、“米酒總統”，在任期間經常熱情地接見新村領導人等農民幹部。朴正熙當年在農民中建立起來的良好形象可能是今日韓國老年貧困階層支持保守政黨的一個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