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還是有一點希望的_風聞

你們上次提到那個在武漢大學的演講，有個同學問我對台灣的民主有什麼看法？

我説這個台灣的制度不行的，我説它選出來領導人還不如上海一個區委書記。

後來有些人質疑説這個觀點到底怎麼樣，我説這是很簡單道理，因為這個我多次講過這觀點，可以説 20 多年前我就提這觀點了，我自己走訪了 100 多個國家之後，我得出很慎重的結論，一個非西方國家或者非西方社會，如果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那麼是兩種結局，從希望到失望，或者從希望到絕望，像烏克蘭就是兩種全部趕上了唉。所以今天就是把國家命運給毀掉了。

那麼對台灣，我因為去過台灣很多次，我的分析是這樣的，現在毫無疑問它是從希望到失望，你看是可以找到的民調都是這樣的。

那麼我還是講這麼個觀點，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幫助的話，那麼對不起，台灣將從希望到絕望。

但我説也有一種機會，就是很多這個採用西方這個政治制度的，它碰到這個困難就一進這個邏輯之後就永遠跳不出來了。但台灣還是有一點點希望，就是什麼呢？祖國統一之後，台灣進行真正的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確立真正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民主制度，這樣才有可能真正走上我講的高質量的民主道路。

所以台灣還屬於稍微有一點點希望的，其他的這個國家或者地區情況會更加困難一點，這是我想到的一點。

另外從這個道理上看也很容易分析，因為這些問題我都是幾十年前就給它做了一個比較詳盡的分析。

西方民主制度有三個基因缺陷，第一個就是它的預設是理性人的假設，就人都是理性的，通過自己思考可以投出莊嚴的一票。

隨着時代的發展，科技的發展，社會的變化是越來越難，現在有金錢的捲入、有高科技的捲入、有人工智能的捲入、有社交媒體捲入等等，都使人保持理性變得越來越困難，而政客往往就是利用人的非理性部分，然後製造對抗，製造分裂。

台灣就是典型的這樣的例子之一，還有其他很多例子，我可以舉出 100 個例子，這失敗的概率是100%，只是大小程度不同。

第二就是權利是絕對，只講權利，不講義務，大家都講自己的權利。

台灣一些大嘴特別喜歡在講權利，沒有用的，我跟你説，這樣只會把台灣給毀掉的。

最後就是隻要是程序正確，什麼都對，程序是代表一切。

我們中國人講問題、談問題都講一個道和術，程序是術，上面有個道，道是人民整體的全面的利益。

如果這點都不懂，你不能搞政治。中國模式特點就是我們非常強調“道”，“道”如果有所變化的話，那麼下面的數就要有所變化。我之前舉過這個例子，我在武漢大學，我也對學生説的，我説你看美國多數這麼多的民調都證明，老百姓希望槍支有某種程度的管控，但管控不了。

為什麼？因為有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修正案對不對？這個對於修改憲法的要求太高了，大概是 3/ 4 的參議院、眾議院、州議會等等通過，那麼才可能修改憲法，那麼在現在美國這種高度政治分裂的這種政治版圖下，修憲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麼管控槍支問題也就永遠解決不了，所以美國成一個典型的解決不了問題的國家。

台灣可憐的就是當時在台灣進行所謂的這個“民族轉型”的時候，台灣這些就是很多都是從美國學習政治學、人文社科這些理論回去，這些人主導當時台灣的政治轉型。

我不排除台灣的原來制度有很多的問題，這個也是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的，但是他們把美國模式看作是一種理想模式，這是最大的敗筆。

好在我們中國學者包括我在內很早就指出來美國模式不行的，一路走衰的。

我最典型的就是2011 年跟福山的辯論，他説中國需要政治體制改革，我説中國、美國都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你的制度政治改革這迫切性比中國還要強，因為你這個制度設計是前工業革命時期，根本適應不了21世紀。

現在特朗普的勝利，特朗普的當選，兩次當選再次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