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避免：中美人工智能博弈及其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的影響（林珂昕）_風聞

作者 / 林珂昕

上海大學碩士研究生

美國在人工智能算力和算法上長期保持着相對優勢，而中國在數據資源、科技成果轉化與科研帶動創新等方面的發展勢頭十分強勁。由於人工智能技術的戰略重要性以及中美各自的利益考量，中國和美國之間無可避免會在人工智能領域內展開一場博弈。

然而，人工智能領域的問題、威脅與挑戰，攸關全人類的命運。因此，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進行的博弈，也進一步影響了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格局，使之出現了割據對立化、規則碎片化、交流壁壘化、發展分級化的特徵，嚴重阻礙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的構建。

一、中美人工智能博弈成因

想要探討中美人工智能博弈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的影響，首先應釐清中美之間在人工智能領域內展開博弈的深層次原因。國家的行為往往反映了國家的利益訴求。中美之間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一系列博弈行為，實際上説明了中美雙方的核心利益產生了難以調和的嚴重分歧。縱觀當前的人工智能博弈戰，其背後的主要成因可能有如下幾點：

第一，人工智能是多維度、強賦能、高潛力的新興技術，被國家視為最關鍵的戰略性技術工具之一。人工智能技術被認為是當今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前沿技術之一，它能夠與近乎所有的領域進行深度鏈接與融合，為該領域強勢賦能。其中，人工智能技術與軍事、政治、經濟等敏感領域的結合，又是各個國家關注的主要內容。正是由於人工智能技術的巨大發展潛力與影響力，國家之間為了爭奪人工智能技術優勢，勢必會展開激烈的競爭。

第二，美國希望通過保持永久性的技術領先優勢以維持其全球霸權地位。美國的文化里根植着基於技術優勢的制勝傳統，過往的勝利經驗使得美國對於技術優勢盲目痴迷。面對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發展的“一路凱歌”，美國擔心中國可能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滲透其本土社會、竊取國家數據、擾亂民主體制運行、威脅國家安全甚至最終將挑戰其全球霸權地位。為了繼續做所謂的世界霸主，美國不惜與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內展開激烈競爭，利用自身政權力量遏制中國人工智能的研發創新，以進一步奪取全球人工智能規則制定權與發展領導權。

第三，中國有理由、有實力、有底氣向美國叫板，堅決捍衞人工智能發展自主權，致力於確保人工智能技術走向有益、安全、公平。得益於國內豐富的大數據資源，中國近幾年在人工智能領域，尤其是在產品帶動研發的技術領域內的表現突出。面對美國次次無理的挑釁行為，中國有理由捍衞自身的正當權利。基於中國不斷提升的全球地位與綜合國力，中國有實力同美國展開公平競爭。站在堅決維護《聯合國憲章》的立場上，中國有底氣公開批評美國惡劣的技術民族主義行徑。

二、中美人工智能博弈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產生的影響

作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發展領先的兩個大國，中美之間的人工智能博弈不僅影響着兩國的未來，而且影響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的穩定以及治理體系的構建。因此，當下激烈的中美人工智能博弈，使得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呈現出如下特點：

一是割據對立化。立於第三次抵消戰略和絕對安全觀，美國在國際範圍內以意識形態對立與集體國家安全為藉口，構建起人工智能領域內的科技聯盟，與盟友聯合形成串聯優勢，對華構築“小院高牆”。在此情況下，中國也在努力破局。一方面，中國始終堅持在聯合國框架下進行人工智能治理；另一方面，中國持續廣泛開展人工智能國際間合作。由此，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出現了割據化的特徵，對立情況較為嚴重，阻礙了人工智能治理共識的達成與全球性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的形成。

二是規則碎片化。中國和美國在人工智能治理理念上存在的無法調和的差異，也進一步體現在其二者倡議或者制定的人工智能技術標準與治理規則之中。美國強調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與應用要符合所謂的“民主價值觀”。美國在其科技聯盟內部，不惜動用自身的政治力量，要求聯盟夥伴將美國倡導下的人工智能標準與規則內嵌進國內的標準與規則內容中。中國則向全世界提供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國方案，發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堅持科技向善。為此，鑑於治理理念的不同，國際上出現了各有側重的人工智能治理標準與規則，這對於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統一來説，無疑增加了許多難題。

三是交流壁壘化。交流壁壘化同時包涵了物質流通壁壘以及科研學術溝通壁壘兩方面的內容。美國聯合一眾聯盟夥伴，共同對華進行強勢科技脱鈎，計劃與華全方位斷鏈，對中國的芯片、軟件、設備、公司等實施出口管制與制裁。與此同時，為了進一步遏制中國的人工智能發展，美國方面擬立法全面禁止美國與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任何技術交流。人工智能潛在的威脅與挑戰關乎全人類的福祉，需要中美合作來共同應對，而構建起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是應對人工智能危機的重要途徑之一。中美人工智能博弈所導致的交流壁壘，是對未來合作的可能性的消減與抹殺。

四是發展分極化。在中美人工智能博弈中，為了防止中國的技術趕超，美國不斷加緊提高國內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水平。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對人工智能研發的扶持力度也在持續加碼，不斷刺激國內人工智能的創新研發與轉化落地。在此情況下，國家之間的人工智能水平發生極化，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人工智能領域內的技術能力與話語力出現雙重失衡。人工智能技術的興起，加劇了全球範圍內的數字鴻溝現象。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中的缺位，不利於一個健康、合理、公平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的構建。

綜上所述，中美人工智能博弈對於構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但是，由人工智能技術引發的潛在危機對全人類構成的威脅也是不容忽視的。鑑於以上對中美人工智能博弈成因的分析，中美之間應儘量尋求機會化解矛盾並彌合分歧，以達成初步的人工智能治理共識，共同助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的儘快建立，並儘早攜手籌劃如何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的巨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