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印度自詡“全球南方領袖”，為什麼非要悖逆主流支持以色列？_風聞

作者 | 丹尼爾·馬基（Daniel Markey）

編譯 | 江怡

編者按

2024年2月，美國和平研究所南亞事務高級顧問丹尼爾·馬基（Daniel Markey）發文比較了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中印在這一熱點事件和地區問題上的利益和立場。作者指出，兩國在這一地區利益相近，鑑於影響力受限，中印安全政策均以維護自身利益、規避風險為主要特徵，在危機進程中未擔當核心角色。但從外交層面出發，中印兩國在外交層面的處理方式存在着非常有趣的重要差異。這些差異映射出兩國全球和地區層面截然不同的戰略目標，凸顯出其顯著的政策轉變。中國着力塑造“巴勒斯坦捍衞者”形象，試圖將危機轉化為與美國博弈的外交籌碼，從美國所陷入的戰略困境中獲益。而印度則堅持與以色列的夥伴關係，除了出於“伊斯蘭恐怖主義受害者”的共情外，印度希望繼續推進“新中東”戰略，避免“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計劃擱淺。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外媒

加沙戰爭威脅着中印兩國的重要物質利益，尤其在其干擾紅海航運、可能升級為更廣泛地區衝突等方面。這些威脅自然也影響了中印在戰事應對政策上的許多方面。

然而，由於中印兩國均未將此次戰爭視為重大威脅，且對沖突行為或結果都缺乏足夠影響力，因此兩國的應對政策反而映射出偏狹的目標。首先，中國更傾向於將戰爭作為與美國博弈的外交籌碼，而印度則囿於戰前“新中東”戰略的設想。就目前而言，中國的策略似乎回報更明顯，而印度的政策服務於了國內重要政治目標，從長遠來看仍有望獲得成果。

一、共同物質利益影響政策

儘管本輪巴以衝突造成了嚴重人員傷亡，但中印兩國都未受到以色列、加沙或約旦河西岸暴力局勢的直接威脅。然而，胡塞武裝襲擊紅海航運導致的衝突升級已造成嚴重損失。由於集裝箱運輸改道好望角，安全風險增加，運輸週期延長，全球生產商和消費者均受波及。上海至北歐的20英尺標準箱運費從戰前的581美元飆升至2024年1月的3000美元以上。對印度而言，其約一半的出口和30%的進口貨物通常需途經蘇伊士運河，本財年出口因戰爭將損失預計300億美元。

在某些方面，中印對這一威脅做出了相似回應。兩國都未選擇加入美國主導的“繁榮衞士（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聯盟，也未主動攻擊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而是將這類高風險任務移至他國。然而，據報道，中國海軍正為少量通過紅海的中國商船提供護航，而印度海軍則擴大了反海盜和救援任務的範圍，以配合其他海上安全行動。

在外交方面，中印均對伊朗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都未尋得有效的手段迫使伊朗向胡塞武裝施壓。對中國而言，鑑於其現在是伊朗原油的最大買家，目前情況可能令人尤為惱火。中印兩國外交官可能都在試圖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壓力，但迄今為止還未有突破的跡象。

地區衝突的進一步升級將威脅到中印兩國的其他利益，包括兩國在海灣及其周邊地區大量工人的安全，以及在以色列的越來越多印度工人的安全。不過，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印兩國不會為了任何目的而參與高風險的軍事任務，除非是為撤離本國公民。

二、外交分歧

在全球外交舞台上，中國和印度對加沙戰爭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這些戲劇性的時刻主要在聯合國和其他一些論壇上上演，中印領導人在這些論壇上向全球南方國家領導人發表講話。總體而言，他們截然不同的態度反映出了各自與加沙戰爭本身關聯有限的其他訴求和關注。

從哈馬斯10月7日發動恐襲至今，中國始終將自己塑造成巴勒斯坦事務的堅定捍衞者，試圖向許多一貫反對以色列的國家發出呼籲。在公開聲明和政府支持的宣傳中，中國未對哈馬斯進行任何實質性的譴責，反而一貫模仿普遍的、甚至明顯反猶的敍述。在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上，中國始終堅定地投票支持停火決議，並在國際法院聲援巴勒斯坦的事業。

然而，在整個事件中，中國的主要目標實際上是美國。中國未採取重要的實質性措施來援助巴勒斯坦民眾，但嘲諷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立場是對自由原則的“雙標”，是美國虛偽的體現。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美國式説教的批判者，並熱衷於質疑美國的動機，以削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如今，中國興致勃勃地抓住了這一機會。

與中國相同，印度也在尋求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發揮領導作用。但不同的是，印度早期將其公共外交重點置於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恐襲之上，之後才逐漸調整立場，支持12月聯合國大會對加沙人道主義停火的投票。對印總理納倫德拉·莫迪領導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政府而言，伊斯蘭恐怖組織構成的威脅仍然是這場衝突中最具政治相關性的特徵。這標誌着一個與前幾屆印度領導人不同的重大轉變，前幾屆領導人往往不願將印度的恐怖威脅視為類似於以色列的恐怖威脅，傾向於支持巴勒斯坦事業，並對美國在中東的角色更多持批評態度。

三、對以色列問題的決定性轉變

的確，中印兩國對加沙戰爭的反應最鮮明的差異在於如何處理與以色列的關係。如上文所述，儘管中印都與阿拉伯海灣國家和伊朗保持着重要聯繫，但中國的政策使其與以色列的關係受到嚴重質疑，而印度則更加堅決地加倍深化與耶路撒冷的夥伴關係。

以色列對中國的任何行動都不滿意。2023年10月，中國接待了譴責以色列早期在加沙進行軍事行動的阿拉伯聯盟領導人。隨後的11月，中國發布的政策聲明隻字未提恐怖主義或哈馬斯，反而將關注巴勒斯坦建國問題。2024年1月，以色列國防軍聲稱已經發現哈馬斯使用的中國武器庫存（儘管中國否認提供武器）。

相比之下，在10月7日襲擊發生後，莫迪發表推文稱，“在這艱難時刻，我們與以色列站團結一致。”這一信息建立在數十年來日益友好的雙邊外交基礎之上，但在莫迪2017年訪以時被突然公開。除長期安全合作、國防和科技貿易外，兩國還共享“伊斯蘭極端主義受害者”的世界觀，莫迪和以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攜手構建中東新願景。

在10月哈馬斯襲擊前數週，印度公佈了新願景的重要組成部分“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IMEC是繼“I2U2”（由印度、以色列、阿聯酋和美國組成的非正式組織）等其他幾項創新外交倡議之後推出的，其創建基於2020年《亞伯拉罕協定》的基本邏輯。所有倡議都基於一個共同假設，即巴勒斯坦問題可以被擱置，而中東（包括以色列但不含伊朗）調動集體資源、促進經濟發展，並深化與歐亞夥伴的互聯互通。

自10月以來，印度始終堅守IMEC的承諾，其領導人持續稱讚其作為一項長期戰略的潛力。印度沒有將加沙戰爭視為致命打擊，而是繼續推動與歐洲領導人的議程，並強調其潛在的地緣經濟價值。印度還進一步深化與海灣夥伴的直接關係，特別是與阿聯酋的關係。比如，莫迪總理2024年2月第七次訪問阿聯酋。顯然，除非以色列能重返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內的海灣國家的談判桌，否則印度難以實現IMEC。但是，印度顯示出的種種跡象表明將竭力保持這一選擇的開放性，並仍致力於與以的夥伴關係。

四、對未來的教訓

總體而言，在提供集體安全方面或在領導核心外交倡議方面，中印都未在加沙戰爭中發揮核心作用。兩國的安全政策的特徵以自身利益和風險規避為主，這與人們對這兩個崛起的亞洲大國的過度期待相悖。

話雖如此，自加沙戰爭暴發以來，中印兩國在外交層面的處理方式存在着非常有趣的重要差異。這些差異映射出全球和地區層面截然不同的戰略目標，凸顯出其顯著的政策轉變。中印的反應肯定與十年前大相徑庭。

目前，中國的做法似乎更為明智。不可置否，中國從美國陷入的戰略困境中獲益。中國不僅能輕鬆地將自己與受支持的巴勒斯坦事業聯繫在一起，而且在美國再次捲入中東（更不用説歐洲）衝突的漩渦時可以袖手旁觀，至少現在是如此。即便算上運輸成本，中國仍可有所獲益。

與此同時，印度因其與以色列的密切關係（甚至傾向於美國的態度）在全球南方和世界其他地區付出外交代價。但是，這一代價也不算很高——在國外，印度長期直言不諱的反帝國主義立場使其免受諸多批評；在國內，莫迪的政治主導地位及其興起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同樣也使其免受嚴重批評。甚至其對內塔尼亞胡強硬的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令其在核心選民中大受歡迎。展望未來，若加沙戰爭能在變成更具破壞性的地區衝突前平息，印度在該地區持續培養的多邊關係或將重啓IMEC經濟走廊，推出類似的跨區域合作倡議。

作者簡介：

丹尼爾·馬基（Daniel Markey），美國和平研究所南亞事務高級顧問，兼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本文編譯自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re on Asia and Globalisation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2024年2月29日文章，原標題為Chinese and Indian Responses to the Gaza War，原文鏈接：https://lkyspp.nus.edu.sg/cag/publications/centerpublications/publication-article/detail/chinese-and-indian-responses-to-the-gaza-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