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馬斯克高估了！馬斯克的政治實驗：科技資本與民粹政治的根本矛盾_風聞

當地時間5月30日，特朗普同馬斯克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馬斯克正式離職，標誌着他短暫的“政治實驗”落幕。在此之前，馬斯克在美國《華盛頓郵報》5月27日的專訪中坦言，改善華盛頓官僚體系是一場“艱苦戰鬥”，對聯邦政府低效的不滿溢於言表。這一事件可以作為美國科技巨頭深度介入政治後的現實反思——即便擁有“硅谷明星”和“世界首富”的光環，也難以撼動美國根深蒂固的官僚體制。

DOGE項目失敗？政治理想與現實的碰撞

作為特朗普政府“效率改革”的核心抓手，政府效率部（DOGE）在2025年1月20日總統就職典禮當天，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高調組建，旨在通過“電鋸式”裁員和數字化改造等措施結束“官僚主義的暴政”，根據命令，必須在2026年7月之前完成工作。

馬斯克最初聲稱該項目將實現高達2萬億美元的政府開支削減，後將目標降至1萬億美元，然而截止到馬斯克離職，DOGE實質上只實現了其中的一小部分——1700億美元（該數字被《衞報》等多個媒體質疑存在誇大）。儘管馬斯克希望DOGE能夠持續運營，但布魯金斯學會的分析認為他留下的只是一支“士氣低落的聯邦勞動力”隊伍，難以完成大額削減的目標。

事實上，DOGE一經“出生”就面臨着三重致命困境：

1. 法律地位的先天缺陷

該項目完全依賴總統行政令倉促設立，作為非正式聯邦機構繞過國會審批程序。這種缺乏立法授權的運作模式直接導致其改革措施面臨系統性法律風險——僅針對DOGE行動的訴訟就已超過31起，涵蓋不當解僱、缺乏正當程序、侵犯隱私等指控，引發聯邦機構間的法律管轄權爭議。例如，在DOGE強行解散中央情報局（CIA）DEI部門時，美國地區法官Anthony Trenga支持了19名前DEI員工的訴訟請求，裁定允許這些工人重新分配至其他職位。

2. 執行團隊的專業偏差

DOGE成員普遍缺乏行政經驗，許多關鍵崗位由未接觸過政治事務的科技界人士擔任。據美國《連線》雜誌2月份的報道，DOGE團隊中的6名成員平均年齡僅22歲、全員科技背景。這些年輕軟件工程師雖擅長技術思維，卻難以應對聯邦機構複雜的法律、安全和公共管理要求。缺乏政治根基也使得該項目迅速淪為政治博弈的犧牲品。當地時間6月1日，馬斯克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採訪時表示，他所領導的“政府效率部”成了眾矢之的，被當成了所有裁員（無論真假）的“替罪羊”。

3. 核心目標的結構性矛盾

特朗普政府推動的政策與DOGE的裁員減支目標形成根本衝突。上週，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税收與支出法案在美國眾議院以215:214的微弱優勢驚險過關。據估計，該法案將在未來十年內使美國國債增加逾3.3萬億美元。

5月27日，馬斯克在個人社交媒體上公開抨擊該法案“加劇赤字、削弱DOGE成效”，到6月4日，馬斯克變得“無法忍耐”，開始大肆批評該法案及它的投票者並轉發了數十條反對法案的推文。到5日，馬斯克轉發了其支持的一項憲法修正案的推文，該提案將在赤字超過3%GDP的時候禁止所有在任國會議員連任。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Karoline Leavitt）則表示，儘管已經知道馬斯克的立場，特朗普仍然堅持他的支出和税收法案。

馬斯克公開批評“大而美”税收與支出法案（圖源：馬斯克個人X賬號@elonmusk）

儘管馬斯克的商業利益與法案存在直接衝突（該法案削減了電動汽車税收抵免），但這次矛盾也揭示了特朗普政策與DOGE核心目標之間存在根本矛盾，一個可能的思考角度是，特朗普的政治利益是否實質上無法支持DOGE大規模的裁員？減税需要財政平衡來支撐，大規模裁員政策則會侵蝕税基。

迴歸科技賽道：馬斯克的戰略轉向

事實上，在官宣離職之前，馬斯克便多次放出將“大幅”減少為特朗普政府工作的消息，這與他面臨的嚴峻的商業現實有關：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特斯拉在2025年第一季度遭遇嚴重業績滑坡，營收同比下降9%至193億美元，遠低於華爾街預期的214.5億美元；每股收益僅為27美分，較市場預期的43美分大幅縮水。更嚴峻的是，公司淨利潤暴跌71%，從去年同期的13.9億美元驟降至4.09億美元。

特斯拉自美國選舉後的股價變化（圖源：FactSet Research Systems(FactSet)）

除了股價波動，前不久還出現了董事會曾聯繫獵頭公司規劃CEO繼任的傳聞，再加上SpaceX的星際飛船在最新測試中於印度洋上空解體，這一連串挫折促使馬斯克快速進行戰略調整：將重心從政治事務（DOGE項目）全面迴歸核心業務。據馬斯克宣傳，他將加速推進特斯拉自動駕駛技術商業化、穩定SpaceX發射任務、聚焦xAI人工智能研發，重建市場信心。

在馬斯克迴歸消息傳出後，特斯拉市值也從低谷反彈，飆升至1萬億美元以上。商業邏輯的勝利在此凸顯：當政治博弈損害核心業務時，科技巨頭仍需迴歸本業，馬斯克目前宣佈的商業規劃如表1所示。

表1 馬斯克商業規劃（來源：作者自制）

“特馬聯盟”的未來：利益紐帶與結構性矛盾

1. 合作基礎：短期利益互換

儘管馬斯克與特朗普的關係存在明顯張力，但雙方仍維持着基於短期利益的政治同盟。這一合作建立在相互需要的基礎上：對特朗普而言，馬斯克不僅是其競選活動中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承諾提供1億美元政治獻金），更是“創新美國”敍事的關鍵象徵。特別是在2024年特朗普遭遇未遂刺殺事件後，馬斯克通過X平台的高調聲援、巴特勒農場集會造勢以及力推萬斯等一系列操作，為特朗普的勝選提供了決定性支持。

作為回報，特朗普在多個關鍵政策領域作出讓步，包括在備受爭議的H-1B簽證問題上轉變立場，公開支持馬斯克的主張；授權其主導“政府效率部”（DOGE）的政府改革計劃；據知情人士透露，為安撫馬斯克，甚至推遲了OpenAI的中東項目公告並取消與奧特曼一起的公開活動。

這種合作本質上是一場精明的政治交易：特朗普需要科技巨頭的資金影響力和創新光環來鞏固權力，而馬斯克則試圖通過政治渠道推進其商業議程。然而，這種建立在實用主義基礎上的同盟關係，由於雙方在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上的根本分歧，在以下關鍵議題上難以統一（見表2）。

表2 特朗普和馬斯克的核心分歧（來源：作者自制）

2. 聯盟前景：利益捆綁下的結構性裂痕

儘管馬斯克已正式退出DOGE的日常運作，但雙方的合作關係並未完全斷絕。在5月30日的新聞發佈會上，馬斯克與特朗普相處融洽。這位科技巨頭強調，自己仍將以“總統顧問”的身份繼續提供建議，但不再承擔具體行政職責。

值得注意的是，馬斯克巧妙地利用“特殊政府僱員”130天的服務時限規定（自1月20日就職日起算），為自己的退出創造了制度化的“體面台階”，但據美國時政新聞網站Axios 6月3日的報道，馬斯克曾試圖在任期結束後繼續擔任該職務，但最終白宮官員表示，馬斯克無法繼續擔任該職務。

事實上，特朗普2.0時代，馬斯克並未公開單獨指責過特朗普，這可能源於其政治立場的複雜演變軌跡：從特朗普第一任期時自詡“温和自由派”的疏離姿態，到拜登任期內與拜登政府的徹底決裂——2022年收購推特（後更名為X）並裁撤內容審核團隊，使其平台迅速蜕變為保守派輿論陣地，再到如今，在完成政治站隊後，馬斯克正試圖在保持對共和黨影響力與維護商業利益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點。

“特馬聯盟”作為特定政治經濟環境下的權宜結合，可以預期雙方因利益捆綁難以決裂——馬斯克難以重返民主黨陣營，不得不維持與特朗普的表面同盟，儘管馬斯克相對於其他硅谷資本的個人色彩比較鮮明，但DOGE項目的失敗也暴露出了科技資本與民粹政治的根本性矛盾。這種基因差異體現在兩個層面：

其一，硅谷的加速主義創新邏輯與特朗普的裙帶資本主義治理模式的衝突。硅谷追求技術突破和效率優先，特朗普團隊更依賴人際關係網絡和短期利益交換，導致雙方需求難以匹配。

其二，馬斯克不加掩飾的精英主義立場同時激怒了民主黨建制派與MAGA草根羣體，既被自由派批評背離社會進步理念，又被保守派指責脱離基層民眾實際訴求，陷入左右為難的輿論困境。

這種結構性矛盾預示着，當商業理性與政治現實持續碰撞時，科技資本難以在華盛頓的權力遊戲中長久生存。馬斯克撤退不僅是個體挫敗，也揭示了科技巨頭參政的困境：在民粹主義時代，資本可以購買政治影響力，卻難以改造政治生態的本質規則。

值得關注的是，馬斯克的產業深度嵌入中美戰略競爭核心領域，“特馬聯盟”的不穩定性可能為中國創造以下機遇：

第一，連接馬斯克的商業利益：基於馬斯克在中國產業鏈的深度參與，其商業立場相對沒有那麼意識形態化。我們應推動務實合作，促進雙邊關係良性發展，並在美國對華政策層面創造更多溝通空間。

第二，聚焦特朗普的交易邏輯：傳統科技資本（如OpenAI CEO山姆·阿爾特曼）長期的左翼傾向使其實際上對華敵意深重，合作空間有限，而特朗普的商人特性更靈活務實。我們應繞過意識形態壁壘，利用其“利益優先”思維促成戰略性交易。

作者：閆佳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校對：詹藴第，初審：覃筱靖，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