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斷資風波”，美國“文化戰爭”的縮影_風聞

世界知識

2025年06月09日 09:01:51

4月11日，特朗普政府官員致信哈佛大學，提出根除校園反猶主義，叫停“多元、平等與包容”（DEI）項目，招收更多保守派教師等多項政治性整改要求，並以削減該校聯邦資金相威脅。出於對高校自治傳統以及學術自由信念的捍衞，哈佛大學嚴正拒絕。特朗普政府隨即宣佈將凍結對該校總額22億美元的多年期撥款，以及6000萬美元的多年期合同款項，還揚言將取消該校招收國際學生的資質，剝奪其免税地位。哈佛校方稱此舉嚴重違憲，決定與特朗普政府對簿公堂。那麼，“哈佛斷資風波”產生的根源是什麼？又折射出怎樣的問題？

一場遲到的“文化倒查”

特朗普政府對哈佛大學斷資的最初誘因可追溯至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衝突的爆發。巴以衝突爆發後，哈佛學生組織聯名發佈公開信，稱以色列應為本輪巴以衝突“負全責”。該公開信迅速引發全美激烈爭議與政治博弈。公開信立場被指過於傾向巴方，學生組織成員隨即被貼上“反猶”標籤。事發後，校方試圖保持中立立場，既不聲援公開信內容，又出於“言論自由必須被保護”的信念，拒絕懲罰涉事學生，重申反對仇恨暴力，強調保護多元聲音。在美國高度政治極化的大背景下，校方持中間立場不但未能平息爭議，反而使哈佛大學陷入被左右兩派同時詬病的窘境。哈佛大學校長蓋伊迫於巨大的輿論和政治壓力，於2024年初辭職。特朗普贏得大選後，美國左右兩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議繼續發酵，保守派將高校描繪為“失控的左翼堡壘”。在保守派眼中，哈佛大學已從“學潮事件”參與方演變為象徵性的“敵方陣地”，是美國“文化戰爭”中需要“收復”的領地。

事實上，“哈佛斷資風波”並非孤案，哥倫比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康奈爾大學等多所美國高校也因處理校園抗議、反猶主義和多元化項目未能滿足政府要求，遭遇聯邦資助凍結或削減。這場聯邦政府主導下的高校審查和資助削減事件被廣泛視為美國“文化戰爭”的一部分，不僅標誌着美國高等教育界與特朗普政府之間的持續鬥爭日益白熱化，還藴含着遠超司法追責的政治象徵意義。其既將“誰擁有塑造高校價值觀與言論邊界的權力——是學術共同體，還是政治權力？”“一個社會能否允許大學作為相對中立和多元的思想空間繼續存在”等“時代拷問”公開呈現在美國精英和民眾面前，又通過“整肅”被認為站在保守主義價值觀對立面的大學，而使其成為保守派與自由派角力的又一關鍵戰場。此次斷資風波或將成為美國“文化戰爭制度化”的重要分水嶺。

2025年4月12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數百名示威者抗議特朗普政府威脅削減哈佛大學經費。

學術自由還是政治服從？

究其本質，“哈佛斷資風波”不只是財政問題，而是聯邦權力通過資源配置干預文化話語的極端表現。“文化倒查”則將高校變成“政治審判場”，使學術自由與機構中立性面臨實質性挑戰。然而，學術自由與政治服從之爭並非首次出現在美國公眾視野，類似的政治干預教育、以撥款或審查施壓高校的現象曾在美國社會陷入迷茫和意識形態對立的歷史時期反覆上演。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20世紀50年代，一些大學教授曾因被指“與左翼有染”而遭到解職或拒聘，大學則被要求配合聯邦政府調查“思想不純分子”開展自我審查。20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大學成為民權、反越戰運動的中心，政府就通過撥款限制來“懲罰激進高校”，校方不得不因此配合警方驅散抗議學生，甚至造成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等流血衝突。20世紀80年代，右翼保守政治興起，其對“激進知識分子”與“左翼學術”持敵視態度，里根政府多次將聯邦資助與“課程意識形態是否平衡”掛鈎。步入21世紀，9.11事件的爆發又將穆斯林學者推向爭議旋渦，政府及社會輿論對“批判美國外交”“同情阿拉伯世界”的學術立場產生敵意，一些教授因批評以色列被撤職或拒聘。可以説，從麥卡錫時代至今，美國高校始終面臨一個反覆上演的問題：當社會陷入意識形態對立時，大學是要堅守自由，還是服從政權？

美國高校之所以長期在“學術自由與政治服從”之間搖擺，背後有着深層的制度結構、文化傳統和政治環境誘因。首先，大多數公立高校嚴重依賴聯邦或州政府的財政撥款。即便像哈佛大學這樣的私立名校，雖然財政相對獨立，但也同樣依賴聯邦科研資金和税收優惠政策。這給政府利用財政槓桿向高校施壓，甚至懲罰不合意立場創造了條件。其次，高校普遍擁抱多元、包容、全球主義、反種族歧視等進步價值觀，這在保守派眼中不啻為“左翼思想洗腦工廠”，故而其常以“反偏見”“反歧視”“維護中立”為由對高校進行文化清算。特別是在美國社會趨向異質價值“零容忍”的今天，保守主義陣營與自由主義陣營在種族、性別、外交等議題上的分歧更加劇烈，高校表達任何立場都可能觸怒某一方，被指“站隊”。再次，隨着特朗普等保守派領袖將對抗“覺醒文化”視為政治號召和競選籌碼，為了守住選民基本盤和回應競選承諾，崇尚自由主義文化的高校自然而然成為其排斥、打壓的對象。在美國“文化戰爭”中，高校既是靶子也是載體，如果堅守學術自由，可能遭受政治報復、財政懲罰、公眾指責；如果選擇政治服從，則可能意味着學術獨立、社會公信力與學生信任的徹底喪失。

“文化戰爭”的泛化與治理邏輯的轉變

“哈佛斷資風波”體現了美國“文化戰爭”的泛化趨勢，即原本侷限於社會議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正全面滲透進高等教育治理、科研資金分配、教師聘用與課程結構、學生團體組織活動等具體領域。聯邦政府以斷資打壓文化異己，折射出美國“文化戰爭”治理邏輯的深刻轉變——從過去通過話語塑造輿論、影響民意，到直接藉助行政權力和財政工具進行制度性干預，代表“文化戰爭”脱離“象徵政治”，邁入“制度重構”階段。顯而易見的是，把“財政懲罰”當作文化治理工具具備一定優勢：一是便於弱化打擊行為的合法性爭議，通過“納税人不應為錯誤價值買單”“政府有責任監管經費使用效率與道德標準”“撥款是行政行為，附帶條件理所當然”等話術，“合情合理”地達到整肅高校、示範性威懾和政治造勢的目標。二是能夠簡化法律程序，藉由行政命令或預算控制直接執行打壓，大大降低操作成本。三是聯邦政府無需直接干涉具體課程設置，只需有針對性地設置經濟撥款前提，即可迫使高校開展自我審查。

需要指出的是，“財政懲罰”只是美國“文化戰爭”走向硬性制度治理的渠道之一，其背後則是治理工具的系統性變化，即從通過煽動輿論風波、媒體圍剿，迫使“不聽話”的高校負責人道歉或辭職，升級為“州政府立法限制課程與學術方向+聯邦或州層面斷供撥款+大學管理層被國會聽證會傳喚，以及問責+司法系統介入調查或起訴”的多管齊下模式。隨着治理模式的轉變，治理目標也發生了調整：從短期修正偏頗言論轉向深度重塑制度方向與文化取向，從快速危機管理變為長期政治忠誠塑造，從保持教育自治蜕化為將高校納入國家意識形態工程。換言之，當前的治理邏輯已經不滿足於讓大學“低頭認錯”，而是要求其在結構上順應特定政治文化導向。治理邏輯的轉變體現了兩大政治意圖：一是在控制高校基礎上防止“左傾思想氾濫”，重建美國價值觀的統一標準；二是通過強調只有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機構才有資格享受公共資源，將公共資金作為“文化忠誠”的槓桿。

風波只是開始？

“哈佛斷資風波”預示着美國的教育與知識機構不再是“社會結構中的中立部分”，而是國家意識形態競爭的核心場域之一。該事態若不加控制或扭轉，未來美國社會恐將發生三重變革：其一，另類高校或“意識形態定向大學”浮出水面。鑑於當前美國社會極化現象突出，左右兩派都寄望於通過重新篩選、佈局本派知識精英、技術官僚、課程標的等實現知識供應鏈重組，構築價值同温層，以搶奪高校陣地，這種趨勢將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美國的“教育意識形態分區”。

其二，多元價值體系衝突將從“偶發性”衝突變為“結構性”衝突。哈佛事件的本質之一是“身份政治的溢出”引爆了社羣之間的信任危機。未來，美國的文化衝突將越來越體現為多元價值體系之間的結構性摩擦，性別、種族、階層等傳統爭議點將藉着白人保守中產階層與進步派之間的文化裂痕、猶太羣體與穆斯林羣體之間的社羣矛盾等持續發酵。特別是在當今美國校園這種“價值密度”高度集中的場域，任何全球性政治摩擦都可能迅速本地化為校園政治衝突。

其三，“去精英化”與“學術自由”的制度博弈將長期持續。此次哈佛危機暴露出保守派長期對自由派主導的精英學術機構的不信任。未來，美國高校將陷入“去精英化”與維護學術自治之間的拉鋸戰：保守派主張高校反思“自我合法性”，要求透明化政治傾向、人事標準與課程內容；自由派則更加警惕“意識形態問責”侵蝕大學最核心的自治權、研究自由與學術獨立性。兩方持續尖鋭對立，或將導致教師、學者謹言慎行的“寒蟬效應”在學術生態中迅速蔓延。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截稿於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