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濤 |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建設指標體系構建_風聞

朱濤｜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10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社會建設被賦予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重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系統部署了社會建設相關體制機制改革，指出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當前，我國社會建設領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表現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社會結構優化有較大空間，離人民羣眾的期待仍存差距。同時，實現社會建設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面臨着發展過程中各種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在人民美好生活嚮往與發展差距的張力下，要衡量社會建設的成果，離不開一套比較完善科學的指標體系，即從不同的維度進行梳理，用一系列結構性變化的指標來解釋發展事實和評價引導體制機制改革，並隨認識的深化動態調整指標體系，完善發展戰略。為此，本文在回顧社會建設相關指標體系研究基礎上，力圖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社會建設的理論邏輯，完整準確地理解社會建設的內容及現代化目標以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立足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有力應對社會建設現代化進程中的風險挑戰。

圖源｜澎湃新聞

社會建設指標體系的研究進展

指標是概念在現實中的標示，但自社會建設概念提出以來，在評價其現代化程度方面還沒有一套比較成熟通用的指標體系。鑑於社會建設的宏大指向和複雜性，要説明其全部內容較為困難，因此只能轉而關注社會建設的關鍵方面，即社會建設的若干指標或標準等。

（一）涉及社會建設的綜合性指標體系

**在這類指標體系中，社會建設現代化往往與經濟、政治、文化、生態文明建設的現代化相併列，基本集中在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務範圍內討論社會建設。****一是現代化指標體系。**國外的現代化評價包括“箱根模型”“列維模型”“布萊克標準”“英格爾斯標準”等；國內的現代化評價典型的如中國《社會指標》課題組的指標體系、《中國現代化報告》中的評價指標體系等。**二是全面小康社會指標體系。**典型的如經國家統計局多次修訂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統計監測指標體系”，陳友華的“全面小康評價指標體系”，宋林飛的“中國小康社會指標體系”，許憲春的“中國平衡發展指數”。**三是共同富裕指標體系。**典型的如劉培林等從總體富裕程度和發展成果共享程度兩個維度構建共同富裕測度指標體系，李實從收入、財產、基本公共服務三個方面提出分階段共同富裕的相關指標，上述指標體系綜合性較強，社會建設相關指標往往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且被拆解分散在經濟、文化等各類子指標體系中。

（二）聚焦社會領域的指標體系

**此類指標體系主要從生活質量、社會質量、社會支出、社會治理等角度展開研究。****一是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其主要內容包含物質生活質量、文化生活質量、生命質量、經濟發展及環境支持等，關注提升個人的生活水準進而提升社會成員的幸福感。**二是社會質量指標體系。**其研究焦點從對個人生活的考察轉向整個社會，沿着社會經濟保障、社會凝聚、社會包容、社會賦權四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倡導包容性社會政策理念以改善所有社會羣體的總體福祉狀況。**三是民生或社會支出指標體系。**其側重反映政府在民生投入與增進人民福祉上的作為。如嶽經綸等構建了中國社會支出指標體系。**四是社會治理指標體系。**代表性的“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指標體系”涵蓋多元共建、有效共治、社會共享三個方面的31個客觀指標和16個主觀指標。這些指標體系側重點分別落在個人生活、社會生活、社會支出和社會治理方面，難以全面體現新時代社會建設內容，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對社會領域、社會建設的理解。 

圖源｜澎湃新聞

綜合來看，既往社會建設的指標體系名目繁多，其構建思路和評估標準各有特色，但聚焦社會建設的指標體系研究仍比較薄弱。其突出表現在社會建設概念被拆解於相關的社會發展類概念中，社會建設指標體系構建的理論邏輯還不夠明確，且隨着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實踐的持續推進，諸如“如何準確把握其全新時代內容、如何從理論邏輯上明確其具體衡量標準並回應現實等”，都成為亟待研究的問題。有鑑於此，本文擬以我國社會建設的理論演進為邏輯起點，進一步勾連理論邏輯與具體指標設計以界定新時代社會建設的評價維度和標準，嘗試更有效地解釋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建設實踐，並以指標體系來評價引導體制機制改革和研判發展戰略。

社會建設的理論邏輯及現代化指向

（一）社會建設的理論演進

從字面看，社會建設既是歷史概念又是時代概念。作為歷史概念，1917年孫中山先生撰寫的《民權初步》一文最早提到“社會建設”，其內容大體包含民權和民生建設。在知識界，20世紀20年代開始就陸續有人討論社會建設，影響較大的如1935年孫本文在《社會學原理》一書中對社會建設的定義，“依社會環境的需要與人民的願望而從事的各種社會事業，謂之社會建設”。不過，上述對“社會建設”的早期歷史理解，與現今“社會建設”這一時代概念存在差異，目標和任務也相去甚遠。

**作為一項重要的學術和政策命題，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提出與國家現代化建設緊密相連。**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社會建設”。2007年黨的十七大將社會建設作為“四位一體”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寫入黨章。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體”總體佈局，指出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社會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2022年黨的二十大進一步從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等角度將社會建設的意義提升到紮實推進共同富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高度。可見，社會建設事關人民的美好生活，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以及現代化強國建設中負有重大使命。綜合來看，作為政策命題的社會建設，其內容相對穩定，涵蓋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社會治理、收入分配、中等收入羣體等方面。

伴隨“政策範式”的推動，社會建設的研究不斷深入。一是關於社會建設的概念和內容，典型的有民生事業論（社會福利與社會需求理論）、社會管理論（社會衝突與社會控制理論）、社會重建論（市場轉型與能動社會理論）、社會結構論（社會結構和階層關係理論）、資源和機會合理配置論（社會運行和社會轉型理論）等。二是關於社會建設的目標，典型的如建設社會現代化、改善民生與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與建設和諧有序社會、以公共性促進當代社會團結等。三是社會建設與相關概念的關係。“社會”作為一個獨立領域的重要性日益得到承認和尊重，但社會建設一詞極具中國特色，在國外沒有直接對應的概念。一些研究在介紹新中國社會建設的歷程以及國外相關經驗時，將社區建設、社會事業改革、社會福利政策、社會治理乃至社會整體發展變遷等內容均納入社會建設範疇。

由此可見，儘管社會建設是一個多維度、多層面的複合概念，但其內在理論邏輯在當代日漸清晰，即不斷增進社會全體成員的民生福祉，完善社會治理秩序，優化社會結構，進而實現社會領域的全面現代化。社會建設植根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背景之中，社會建設的現代化是對社會建設各方面優劣程度的價值判斷，不僅包含社會建設的過程和結果，還涉及對社會建設產生影響的多重因素。

（二）社會建設的現代化指向

遵循社會建設的理論邏輯，社會建設現代化具體可表現為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建設（動力層面），社會建設的民生福祉、社會治理和社會結構維度（內容層面），兼具過程和結構屬性的社會建設（特徵層面）。

1.動力層面：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建設

**經濟發展是社會建設的動力源和基礎。**中國式現代化是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社會建設需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是因為中國走向現代化呈現出跨越式、並聯式發展特徵，用幾十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發展歷程。2023年中國的人均GDP已達到1.27萬美元，處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在經濟實力的跨越式發展中，我國社會建設仍存在諸多短板和不足，需採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舉措，着力解決好人民羣眾急難愁盼問題，健全公共服務體系，不斷提升人民羣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量力而行，是因為規劃社會建設既要清醒地認識到福利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不同規則，民生保障要隨經濟發展同步提升；也要警惕福利的超經濟增長，不能超出國家財力盲目與西方福利國家攀比，違背“量入為出”準則會讓經濟發展背上難以承受的重負。

2.內容層面：社會建設的三個維度

當代中國社會建設仍處於發展中國家開展現代化建設的場域中，國家擔當現代化建設的支柱力量並處於強力規劃指導的地位。在中國式現代化“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社會建設在內容層面側重突出民生福祉和社會治理的政策導向，同時體現社會結構的變遷態勢。

**在民生福祉維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意味着要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具體體現在勞有所得（就業）、學有所教（教育）、病有所醫（醫療）、住有所居（住房）、幼有所育（育幼）、老有所養（養老）、弱有所扶（救助）等方面，民生福祉維度重點反映人民羣眾的急難愁盼問題，體現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程度。**在社會治理維度，核心內容是妥善處理活力與秩序的關係。**以往的社會管理帶有較濃的維穩色彩，更強調國家主導下的秩序穩定，而倡導社會治理意味着對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全新理解，在多元共治中兼顧活力和秩序，既要通過豐富和暢通社會連結，培育和增進社會團結，激發社會活力；也要通過規範訴求表達，協調利益關係，化解矛盾糾紛等實現社會安全，維護社會秩序的總體和諧穩定，形成“活而不亂、活躍有序的動態平衡”。**在社會結構維度，要反映資源和機會在不同社會成員中的配置，具體包括城鄉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階層結構、人口結構、家庭結構等。**在實踐中，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縮小城鄉差距，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等，都是社會結構優化的重要表徵。

圖源｜央視新聞

3.特徵層面：兼具過程和結構屬性的社會建設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社會建設兼具過程和結構屬性。**一方面，現代化通常被描述為一種社會類型向另一種社會類型的全面轉變，實際是連續譜式的結構改進過程。由於現代化本身就是作為走向現代的過程性概念，社會建設現代化就是關於構建現代社會建設體系的問題，其本身體現過程屬性。如中等收入羣體的比重應隨着社會建設現代化而相應提升。另一方面，由於社會建設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和基本任務都包含各系統要素的現代化建設，通過諸要素來實現整個體系的現代化，這體現了其結構屬性。如中等收入羣體的比重反映了社會建設中社會結構的發展水平，但該比重也應與一國的現代化發展階段相適應。

可見，社會建設現代化需要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在物質保障前提下不斷促進民生福祉、社會治理和社會結構三個維度的建設，同時“現代化”兼具過程性和結構性特徵，需要不斷調整優化。因此，構建指標體系不僅要關注各要素的功能性及其建設績效，也要對各要素的現代化水平進行動態評估；既要考察當前的社會建設狀況，評價其與判斷標準的差距，也要探討達到判斷標準的方法路徑，前瞻性應對社會建設可能面臨的風險挑戰，實現對社會建設全方位、深層次和動態性的評估。

社會建設現代化指標體系的構建思路和核心指標

基於以上理論邏輯，結合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段性目標願景，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階，中等收入羣體比重明顯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社會保持長期穩定，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本文力圖構建一個富有新時代特點的社會建設現代化指標體系。

這一指標體系的構建遵循如下思路：一是充分反映新時代社會建設的內容和理論邏輯，從民生福祉、社會治理、社會結構三個評價維度出發，包含13個核心指標以科學評估社會建設現代化的進展；二是根據數據的可得性選取評價指標，便於統計、觀測、評估，使得各項指標易於動態跟蹤，體現過程和結構屬性；三是突出指標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所選指標充分反映社會建設各關鍵領域發展變動的情況。需要説明的是，建立指標體系所選擇的指標不可能面面俱到，否則會使指標體系十分繁雜，過多過濫的指標會大大影響指標體系的使用效率。相關研究表明，指標越多，解釋指標的故事就越複雜，指標之間關係的假設就越多。基於上述思路，本文設計了社會建設現代化指標體系（見表1），並將根據評估內容對各個指標予以説明。

表 1　社會建設現代化指標體系與主要指標

**注：**作者自制。

（一）民生福祉

社會建設的民生福祉指標需衡量現代化的社會富足水平，滿足人民的公共服務需求，主要包含就業、教育、醫療、住房、育幼、養老、社會救助等方面的內容，需立足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人民生活品質，到2035年爭取實現民生“七有”到“七優”的發展。該維度的目標值既體現現代化進程中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的過程，也反映民生類指標的結構特徵。

**1.就業狀況選擇的指標是城鎮調查失業率。**該指標全面反映全國城鎮就業形勢，充分體現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就業政策。2018至2023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4.9%、5.2%、5.2%、5.1%、5.5%、5.2%，根據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將調查失業率設定在5.5%以內視作基本實現充分就業，處在社會可接受、政府可控的範圍之內。

**2.教育狀況選擇的指標是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該指標反映高等院校在校學生數佔國家規定高等教育年齡組人口總數的比例。2023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60.2%，總規模達4763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預計在2030年超過65%，2035年將達到70%左右，接近OECD國家平均74.4% （2019年）的水平。只有大多數適齡人口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才能凸顯中國式現代化中人才是第一資源的導向。

**3.醫療狀況選擇的指標是千人擁有執業（助理）醫師數。**1980至2022年，我國千人擁有執業（助理）醫師數從1.17人增長到3.15人，其中城市地區從3.22人增長到3.84人，農村地區從0.76人增長到2.53人。另根據國家衞生健康委2024年8月的統計公報，2023年我國千人擁有執業（助理）醫師數已達3.40人，為實現更高水平的醫療基本現代化，預計2035年將達到4人。

**4.住房狀況選擇的指標是城市人均住房建築面積。**2020年我國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41.76平方米，其中城市家庭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36.52平方米。當前我國城鄉居住面積差異較大，農村、小城鎮的人均居住面積通常遠大於城市。住房狀況以城市人均住房建築面積作為衡量指標：一是因為大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的住房還比較緊張，如2020年北京、上海的城市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分別為33.41平方米、30.58平方米；二是因為城市的流動人口中，不少人在農村的老房子面積還不低，但他們實際在城市生活工作，農村的房子往往是空置的。也因此，城市人均住房面積更能反映人民住有所居的情況。

上海市黃浦區建國東路68街坊和67街坊東塊所在區域

新華社記者方喆攝

**5.育幼狀況選擇的指標是學前教育毛入園率。**該指標是指學前教育在校學生數佔學前教育國家規定年齡組總數的比例。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明確提出，2035年學前教育毛入園率超過95%，力爭超過97%，更加體現幼兒教育的公平性。從國際經驗來看，學前教育具有極高的私人收益率（ 終身受益） 和社會收益率，普惠性學前教育符合人民對“幼有所育”的期盼。

**6.養老狀況選擇的指標是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該指標是指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口/政策規定應參保人口（16週歲及以上人口減去其中的全日制在校學生和現役軍人）×100% 。2020年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已超過91%。按照應保盡保、自願參保原則，考慮到參保人員基數已較大、少數人口自願選擇不參保等因素，預計2025年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可達95%，到 2035年可實現基本養老保險接近全覆蓋。

**7.社會救助選擇的指標是貧困發生率。**貧困發生率也稱貧困人口比重指數，指生活在貧困標準以下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貧困標準是變動的，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國力的增強，我國兩度提高貧困標準，共使用過三條農村貧困線，分別是 1978 年標準、2008 年標準和 2010 年標準，三個貧困標準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水平。當前我國絕對貧困已經消除，但緩解相對貧困仍是長期的任務，2035年實現基本現代化既要繼續重視農村返貧問題，也要關注城市低收入者的貧困問題。

（二）社會治理

社會治理的核心議題是活力與秩序，可區分為社會活力、社會秩序兩個一級指標，在“活躍有序”中不斷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其中，社會活力具體化為基層民主參選率指標，社會秩序具體化為社會安全感滿意度指標。需要説明的是，社會治理本身是一個較為複雜的概念，一般包含社會組織建設、矛盾糾紛化解、治安和犯罪防控、公共安全等多個領域。但一些採用“大社會治理”觀的研究將民生福祉類內容也納入社會治理。本文考慮到整個社會建設指標體系不能過於繁雜，在社會治理維度選擇兩個核心指標來對應“活力”與“秩序”，而非枚舉各個具體領域。

**一是基層民主參選率，即在基層居（村）委選舉中，參與投票的居（村）民選民數佔登記選民總數的比例。**作為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評價指標，當前我國各地的參選率一般保持在80%以上，預計2025年參選率能穩定在90%以上，2035年將達到93%以上。當然，能體現社會活力的指標還有不少，如國外常用的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但社會組織的高質量發展不能光看數量增長，我國也已明確提出推動社會組織發展從“多不多”“快不快”向“好不好”“穩不穩”轉變，從注重數量增長、規模擴張向能力提升、作用發揮轉型。

**二是社會安全感滿意度，即人民羣眾對社會治安環境和自身安全的感受以及對政法機關執法辦案工作的滿意程度。**安全感水平是衡量社會穩定和治安環境的綜合指標，與人們的生活品質和社會治理成就密切相關。當前我國各級政府廣泛通過電話隨機抽取調查對象的方式來開展安全感滿意度調查，內容涵蓋居住安全感，對政法機關工作滿意度，對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掃黑除惡、防範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等工作的滿意度等。

上海市官方委託第三方“零點公司”，通過電話、入户等形式對各街鎮轄區內治安環境、警務服務情況開展的隨機抽樣調查。

圖源｜天目西路街道派出所

（三）社會結構

**社會建設的社會結構維度包含分配結構、階層結構、城鄉結構、數字社會結構等。**指標的變化需體現不斷優化社會結構的趨勢，其中構建合理的階層結構是關鍵，而數字社會結構尤其關注當前數字社會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滲透態勢。

**分配結構選擇的指標是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伴隨共同富裕不斷推進，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從2010年的2.99倍下降至2023年的2.39倍，到2035年應力爭降至2倍以內，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均衡發展。

**階層結構選擇的指標是中等收入羣體佔總人口比重。**國家統計局測算2018年我國中等收入羣體約佔總人口的28%，約4億人。但在國際比較中，學術界更傾向於使用相對標準，用居民收入中位數測算，我國中等收入羣體佔比約40%，約5.6億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的中等收入羣體是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羣體。未來，在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仍保持基本同步的背景下，更高質量的城鎮化將推動更多低收入者邁過中等收入門檻，高等教育的發展也將持續給中等收入羣體提供人力資源儲備。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中等收入羣體比重普遍超過50%，2035年我國中等收入羣體比重應力爭達到55%。

**城鄉結構選擇的指標是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當前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穩步推進，2023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16%，相對西方發達國家仍有發展空間。預計到2025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達到約70% ; 2035年將達到75%左右。這一比重雖然低於 OECD國家（超過80%）的城鎮化率，但考慮到農業大國的國情，該指標值較為穩妥。城鄉融合發展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有助於縮小城鄉收入消費和公共服務等差距，在尊重城鄉地域特色的基礎上消除生活品質的差別，使城鄉居民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

**數字社會結構選擇的指標是互聯網普及率。**近年來我國互聯網普及率不斷提升，已從2010年的34.3%升至2023年的77.5%，網民規模達10.92億人。其中，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83.3%，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66.5%。從省級層面看，上海、北京的互聯網普及率約為90%，而甘肅、雲南、貴州的互聯網普及率不到70%，非網民的主體是農民、老年人、殘疾人、低收入人羣等，城鄉和區域的發展差距均較為明顯。從國際經驗看，2023年全球互聯網普及率達到了67.9%，其中發達國家的互聯網普及率超過85%，北美、英國、日本等超過90%。未來隨着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新興數字產業發展壯大，我國互聯網普及率將進一步提升，預計2035年能達到85%以上。

2024年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之光”博覽會上，觀眾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下體驗操作一款全息智能醫學影像系統  

圖源｜新華社記者黃宗治

**上述社會建設現代化指標體系，分設民生福祉、社會治理、社會結構三個評價維度，正向指標和逆向指標兼具。**從現階段看，對標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大部分指標發展態勢良好，也有一些指標（如城市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中等收入羣體比重等）的發展狀況相對薄弱。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在資源稟賦、人文環境、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就決定了不可能齊頭並進、整齊劃一地推進社會建設現代化。社會建設現代化的目標在全國層面有總體的要求，具體到每一個地區則必然有先有後，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因此，社會建設現代化的指標體系也應是動態調整的，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指標體系的構建既要有助於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比較趕超，體現社會建設現代化的過程性特徵；也要立足國情突出我國社會建設的特點，展現新時代社會建設的結構性變化特徵。

達成社會建設現代化預設指標面臨的若干風險及防範機制

在現代化的連續譜式結構改進過程中，從温飽到小康，到全面小康階段，再到基本現代化和全面現代化階段，不同的階段要解決不同的突出發展問題和突破不同的發展瓶頸社會建設肩負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使命，但社會建設現代化必然有一個過程，新時代新徵程達成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建設現代化的各項預設指標依然面臨着風險挑戰，還需加以防範。

（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與社會建設並舉

**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是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其中第一步是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按照世界銀行當前的標準，進入高收入國家的人均GDP門檻大致是1.27萬美元左右，我國已經站在高收入的門檻線上，但並不意味着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世界發展歷史看，後發國家的趕超和轉型並非易事，目前只有極少數中等收入國家成功晉升至發達國家，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會出現經濟增長乏力甚至停滯，難以真正實現現代化。

**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社會建設的民生福祉支出、社會治理支出等以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為基礎。**一方面，需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做大蛋糕”；另一方面，社會建設也是一種社會投資，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人力資本和穩定環境，有助於克服經濟風險。為預防“中等收入陷阱”，如期達成社會建設現代化指標，一要積極開展教育和衞生健康類的社會建設來產生正向的社會回報，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提高，提升發展的人口質量紅利；二要改革完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通過高效的社會治理為經濟發展提供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三要在社會結構上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完善城鄉融合發展和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增加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並縮小差距，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等。

（二）警惕“高福利負擔陷阱”，立足國情綱舉目張

**社會建設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立足我國超大規模國家的國情。**就人口規模而言，14億多人口是社會建設的基數。2023年年末，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21.1%，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5.4%；同時，我國人口總撫養比連續多年上升，而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2023年僅為6.39‰，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48‰，連續兩年出現人口負增長。超常規老齡化、低生育率已是我國社會建設的深刻背景。就疆域規模而言，我國幅員遼闊意味着不僅有較為發達的城市和東部地區，也有欠發達的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是重要的國情。用社會建設的標準衡量，我國的發展軟肋是較大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集中體現為不同地區提供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特別是教育、醫療、養老、育幼等資源在城市和發達地區的集中。因此，共同富裕不是無差別的富裕，也不是超越國情發展階段的高福利。

圖源｜央視網

**本文提出的社會建設主要指標，主要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標值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重點是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社會建設。**為化解社會建設罔顧國情而被“高福利”綁架的風險：一要強化民生基本保障，明確政府承諾兜底保障的範圍，對基本公共服務重點保什麼、保到什麼程度要按照國家標準、各地具體實施標準來；二要在治理中明確不同權責，政府承擔基本公共服務主要保障責任，引導市場主體和公益性社會機構補充供給，非基本公共服務則需要政府、社會、公民個人共同承擔；三要提倡因地制宜，不同地區在基本公共服務增項、提標、擴面時，需根據地方財政承受能力加強事前論證評估。

（三）警惕“數字鴻溝擴大”，深化數字社會建設

伴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迭代創新，數字社會迅猛發展，數字化的輻射範圍和影響程度前所未有。在民生福祉領域，線上教育、線上醫療、線上辦公等蓬勃發展並同線下經濟深度交融，提升了教育、醫療、就業等重點民生領域數字化、均等化、便捷化水平，但區域、城鄉、人羣、行業之間的數字鴻溝仍然明顯，如適老化設施和產品不足，數字化在提升老年羣體生活質量上還存在短板。在社會治理領域，政府部門在線上就可為羣眾提供更加豐富、便捷的服務，開展智慧治理，實現“數據多跑路，羣眾少跑腿”，但需警惕數字社會中的治理風險，如有研究顯示我國傳統犯罪全面觸網，互聯網從犯罪對象和工具嬗變為犯罪空間，網絡犯罪佔我國犯罪總數的1/3且呈上升態勢。

而在社會結構領域，數字技術創新以多種方式影響收入和地區差距，一方面是數字化促進商品、技術、人才和資源自由流動，降低要素報酬和商品之間的城鄉差異，有助於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是數字高技能、高層級管理工作形成了一批高收入人士，也出現了低技能勞動者收入的持續下降。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數字基礎設施完善、政策和制度環境開放，東部與中西部地區數字社會建設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弱勢羣體更容易被“甩”在數字社會之外。

中國移動工作人員正在為老年人科普手機營業廳APP使用界面

圖源｜紹興網

面向數字社會，為消弭“數字鴻溝”擴大帶來的風險，一要增進數字民生福祉，讓弱勢羣體感受到數字化發展帶來的便利，如推進智能終端產品與服務的適老化改造，通過數字技能培訓服務提升老年人的數字素養。二要提升數字化社會治理水平，如針對涉網新型犯罪，相關部門應重點懲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竊取國家和企業數據、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網絡平台應履行責任，升級監管技術及時發現風險。三要縮小城鄉之間、各地區之間的數字化發展差距，如加強農村、欠發達地區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城鄉高質量互聯互通；發揮人工智能在推動優質資源普惠中的覆蓋作用，實現“互聯網+”教育、醫療、就業等向農村深度延伸。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場整體性、全方位的歷史變革。在“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高質量的社會建設能有效地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為推動對社會建設成效的科學評估，以及社會建設各具體領域體制機制改革，本文嘗試構建社會建設現代化指標體系，明確民生福祉、社會治理、社會結構三大評價維度。**社會建設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兼具過程性考察和結構性要素。相應的指標體系不僅要關注各要素的功能性及其建設績效，也要對各結構要素的現代化水平進行動態評估。而以往涉及社會建設的綜合性指標體系、聚焦社會領域的指標體系對社會建設的核心內容界定不夠明晰，枚舉重點的指標設計方式難以體現社會建設的理論邏輯，也未能及時回應新時代社會建設的發展趨勢。這就促使本文以社會建設的理論演進為邏輯起點，銜接理論邏輯與具體指標設計以界定新時代社會建設的評價維度和標準，並根據發展階段變化動態調整指標體系。

實現社會建設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發展過程中面臨國際國內各種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為更好地規避各類風險，需發揮社會建設預設指標的戰略導向作用，既要立足國情，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高福利負擔陷阱”等以防社會建設脱離實際，也要從民生福祉、社會治理、社會結構等具體維度開展積極的社會建設，實現體制機制改革，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期待，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性。當然，本文的研究尚存在不足，如在核心指標的選擇上，指標的代表性意味着反映某一方面社會建設內容的侷限性；指標體系的組成內容存在動態變化的可能，各項指標的目標設計也應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調整等。因此，未來持續而深入地追蹤研究社會建設實踐創新仍將是完善指標體系構建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