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朝的最後十三位狀元，都去哪了？_風聞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光緒三十一年（1905）是一個在中國近代史上極為特殊的年份。

這一年，日俄戰爭宣告結束，沙俄戰敗。日本的勝局令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升起一絲“以夷制夷” 的希望，朝野上下視 “立憲強國” 為救命稻草。數月後，五大臣端方、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紹英，出國考察西方國家的憲政制度。

這一年，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正式成立同盟會。“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綱領被正式提出。

而也正是在這一年，從隋煬帝大業元年（605）開創進士科算起，延續了整整1300年的科舉選官制度，走到了歷史的終點。9月2日，清廷頒佈上諭：

“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

短短二十餘字的詔書，宣告了科舉時代的正式落幕。

光緒三十一年間的十三位狀元，就此成了最後一屆“天子門生”。

光緒二年（1876）恩科狀元曹鴻勳，於年初升任陝西巡撫，正摩拳擦掌，欲興邊政。

光緒三年（1877）狀元王仁堪，逝世已有十二年，他無從見證這一歷史的到來。

光緒六年（1880）狀元黃思永，正與光緒二十年（1894） 恩科狀元張謇南北呼應，攜手推動實業救國。

光緒九年（1883）狀元陳冕，英年早逝，其賑災義舉名留青史。

光緒十二年（1886）狀元趙以炯，感慨仕途艱難，歸鄉講學而病重，正於病榻上整理一生所作。

光緒十五年（1889）狀元張建勳與光緒十六年（1890）狀元吳魯一同，在雲南致力於興辦邊疆教育。

光緒十八年（1892）狀元劉福姚，歷任多屆鄉試考官，因性格剛正，仕途難暢，正在期待改革的到來。

光緒二十一年（1895）狀元駱成驤、光緒二十四年（1898）狀元夏同龢、光緒三十年（1904）恩科狀元劉春霖，均在着手準備來年前往東京法政大學的留學旅程。

光緒二十九年（1903）狀元王壽彭，正在隨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國，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和實業的路上。

這些取得傳統社會中士子最高榮耀的狀元們，因時代變化，恰處在近代化轉型的動盪節點。窺斑見豹，片葉知森，十三位狀元的個人浮沉映照出整個傳統知識精英羣體在時代鉅變中的困頓與抉擇。

拓荒者的命運

曹鴻勳字仲銘，又字竹銘，號蘭生，山東濰縣（今濰坊）人，清光緒二年（1876）丙子恩科考取魁首。作為光緒朝首位狀元，按照慣例，第一任職務是翰林院修撰，後被調派學政系統，於1901年外放雲南永昌府任知府，1905年升遷陝西巡撫，完成從文教官員到封疆大吏的轉型。他的前半生循規蹈矩，除因勸諫修頤和園被外放外，沒有太大波瀾。其任職陝西期間正值清廷推行預備立憲，作為傳統科舉出身的高級官員，曹鴻勳在地方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最具先鋒意義的是開採了位於陝北延長的延長油礦。

延長油礦在漢時已昭著於世。《漢書·地理志》即雲：

上郡高奴縣（按今膚施以東延長等境，即古高奴，董瞿王所都也）有洧水（按今延長志，洧水即延河），肥，可燃。

然而，近代以前，關於延長石油利用的方式，不外乎薰衣制墨、燃燈照明、敷瘡療癬；利用的規模一年也不過幾百餘斤，有人對此嘆言：

“地實藴蓄千古莫泄，詎不可惜，獨是中國科學幼稚，人鮮究研，不知探取提煉以供民生之需。”

曹鴻勳上任之時，延長的石油資源已經引起了西方列強的注意，局勢十分不利。而國內護路保礦的鬥爭正如火如荼，受此影響，曹鴻勳便決定立即自行開辦石油礦井，於當年十月上奏清廷，獲得許可。1907年3月，第一部石油鑽機在延長縣城西門外油苗露頭處安裝，6月開工鑿井，9月井深鑿到81米處完工，日產原油1至1.5噸。這就是被稱為“中國第一口油井”的“延一井”。

同樣積極護路保礦，開拓國內工業的，還有黃思永。

黃思永，字慎之，號亦瓢。本籍安徽徽州休寧五城人，寄籍江寧（江蘇南京）。在考取狀元之前，黃思永已在軍機處任職三年有餘，這或許令他親身感知到中國所面臨的危機之深，從而萌生“實業救國”的念頭。光緒六年（1880）得中狀元后，儘管受限於學政體系，但始終密切關注洋務。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上書奏請開辦商辦鐵路，提議由商人集股修築津鎮鐵路，試圖打破洋行對鐵路修築權的壟斷。獲批後，黃思永便奔走於南北，聯絡各地商人，四處籌集股金。雖因列強幹涉與清廷內部矛盾，此計劃最終流產，但他並未氣餒，次年，又在北京創辦北京工藝商局，致力於推廣新式工藝技術，培養實業人才。該局引進西方先進機器，聘請外國技師傳授技藝，生產玻璃、肥皂、火柴等日用商品，以抵制洋貨，挽回利權。

甲午戰後，清廷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賠償軍費2億兩白銀，並約定分8期在3年內付清，逾期則需加付5%的年息。這筆鉅額賠款相當於清政府兩年的財政收入，使本已捉襟見肘的國庫雪上加霜。在支付第四期賠款後，光緒帝深感財政壓力，下詔要求羣臣“籌劃開源之計以償付賠款”。黃思永上書光緒帝，提出以發行“股票”的方式籌集賠款。他建議以田賦、鹽税作為擔保，募集庫平銀1億兩，年息5釐（即5%），分20年償還，並強調此借款關乎國家自強，故提議將股票命名為“自強股票”。

黃思永的方案得到户部侍郎張蔭桓的支持，將其更名為“昭信股票”，取“昭示國家信用”之意，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正式發行，並同時頒佈《昭信股票章程》，規定由户部設立昭信局，各省設分局，負責股票發行事宜。“昭信股票”因發行過程強行攤派而激起民憤，不久後被中止，黃思永也因此被牽連罷官。

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設立商部，標誌着官方對工商業發展的重視。黃思永被商部尚書載振重新啓用，與另一位狀元實業家張謇一同聘為頭等顧問官，兩人並稱“商部兩狀元”，成為大清實業的主打招牌。

“狀元”實業的波瀾

較黃思永，張謇“狀元實業家”名頭倒是更為響亮。

張謇，字季直，號嗇庵，江蘇通州（今南通）人，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狀元。作為十三人中名氣最大，也是最有成就的狀元，張謇投身實業的決心比之前輩，要更加堅定。在考取狀元的第二年，他就在張之洞的支持下，和同治十三年 （1874）的狀元陸潤庠一起，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在創辦大生紗廠過程中，他創新性地採用“官招商辦”模式，即官方（張之洞）以設備作價入股，商人（張謇等）負責募集資金並自主經營，形成官商合營、政企分開的新型企業制度。這一創新模式在實施過程中經歷了巨大挑戰。最初商股募集十分困難，直到1897年才勉強集齊所需資金。張謇曾回憶道：

“幾乎無人敢應，百計勸説，應者寥寥。”

最困難時，他甚至不得不靠賣字來維持籌辦處運轉。經過四年艱難籌備，大生紗廠於1899年正式投產，成為中國近代民族紡織工業的重要里程碑。

1903年，張謇與黃思永被同時聘為商部顧問，志同道合的兩人攜手頒佈了諸多獎勵新辦鐵路、礦務的公司和商會章程。其中，張謇因創辦紗廠艱難，而重點關注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黃思永則以其在北京工藝商局的運營經驗，着力於手工業改良與技術創新。他們共同起草的《獎勵公司章程》《商會簡明章程》等政策文件，構建了中國最早的工商業制度框架。

二人特別注重“官商合力”的發展模式：一方面推動政府放寬民間設廠限制，給予税收優惠；另一方面倡導商人組織商會，建立行業自治。在他們的努力下，1904-1908年間，全國新設工礦企業達400餘家，民族資本迎來首個發展高潮。

輿論對狀元實業家的事業開拓，也大加讚賞，《申報》評價道：

以狀元之才行商賈之事，以翰墨之手繪實業之圖，此千古未有之奇也。

然而，受制於清廷的體制侷限，黃張二人的改革未能徹底改變中國經濟面貌，辛亥革命後，黃思永自覺年老，退出政壇，隱居上海。臨終前，他仍念念不忘實業救國理想，曾對家人感嘆：

“吾志未酬，國運多艱，後生當勉之。”

張謇則始終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艱難求索。隨着一戰的爆發，大生企業陷入原料短缺、外資擠壓的困境，1922年被迫接受日本資本滲透。軍閥混戰更使南通實業遭受重創，畢生心血幾近破產。貧病交加中，他仍堅持辦學、治水，臨終前，張謇回顧自己跌宕一生，不禁悲嘆“恨不能見中國之強”。

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如此堅定地選擇實業救國的道路，更多科舉精英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躊躇：是固守傳統士大夫的榮光，還是擁抱未知的新世界？

跨越新世界

科舉選官體系的終結，令作為“學而優則仕”最佳代名詞的狀元們陷入一種尷尬的局面。

一方面，他們是舊制度下當之無愧的“勝利者”，儒家傳統文化正是他們獲得地位、榮譽的階梯。

另一方面，社會現狀要求積極引入西洋新學，這不僅挑戰了身為傳統士子賴以成功的知識體系和價值觀念，如何接納和學習新學也成為擺在眼前的難題。昔日金榜題名時的榮光被迅速沖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文化上的尷尬和實用性的質疑。苦讀數十年所獲得的知識體系，正在一個工業化、現代化的世界中失去價值。

當整個社會開始質疑、甚至拋棄傳統文化時，狀元們經歷着比常人更為劇烈的精神衝突。他們既是舊時代的遺民，也或被迫或自覺地成為近代中國革新的探路者。這一點在光緒後期的狀元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作為清廷新生代的中堅力量，他們更多選擇走向新世界。

駱成驤（1865—1926），字公驌，四川資中人，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狀元。他在殿試策論中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的慷慨之辭打動光緒帝，從而一舉奪魁，成為清代四川唯一的狀元。中狀元后，駱成驤按慣例進入翰林院，後外放山西學政，主持地方教育。面對甲午戰敗、庚子國難後的危局，他並未固守舊學，而是順應時代潮流，投身新政。

1906年，清廷推行預備立憲，駱成驤受命赴日本考察憲政，深入研究各國政治制度。在日本期間，駱成驤與留日同僚合作，編譯《憲法議院法淵鑑》，收錄美、英、法、德、日等十六國憲法及議院法規，並親自作序。他在序言中強調，立憲政治“無損於君權，而有益於國”，敦促清廷早日施行憲政。此書進呈朝廷，成為清末立憲運動的重要參考文獻。

與駱成驤幾乎同一時間奔赴東瀛的還有光緒二十四年（1898）狀元夏同龢與光緒三十年（1904) 狀元劉春霖。前者於1904年自請自費赴日留學，上海《東方雜誌》特別撰文盛讚他：

“夏修撰以鼎甲之尊、翰苑之貴，甘為他國學子，胸襟抱負，實非常人所及！”

後者則由官派，於1905年前往日本留學。二人歸國後，都積極投身於中國的現代化改革事業，成為清末民初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

夏同龢參與創辦中國最早的法政專門學校之一京師法政學堂（1906），並擔任監督。民國成立後，他出任北洋政府司法部僉事，參與近代司法體系的構建。作為中國第一個留學海外的狀元，開創科舉精英轉型的新模式，提出“以新知改造舊學”的理念。

劉春霖在日留學期間專攻法政，回國後歷任資政院議員、直隸法政學堂監督等職。他特別注重將日本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主持編纂了《直隸法政學堂講義》，系統介紹現代法律知識。辛亥革命後，他參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工作，後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但始終保持獨立的政治立場。1928年後隱居北平，賣字為生。

兩難者的困境

正如前文所説，身為科舉體制下的精英，狀元們比任何人都更深地受到傳統儒學的影響，而時代的洪流又迫使他們必須直面變革。既要守護讓他們功成名就的舊學體系，又不得不承認新學在實用層面的優越性的矛盾，往往使他們產生思想上的自我矛盾。

王壽彭就是這樣一個處在新舊之間的尷尬人物。

王壽彭，字眉軒，號次籛，山東濰縣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後不久，他便於1905年奉命隨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到日本考察訪問，回國後撰寫出《考察錄》一書，倡導改良教育，興辦實業。之後，王壽彭被調任武漢，任湖北提學使。在任職期間，他創辦了兩湖優級師範學堂，引進西學，設立的預算制度和制訂的學款獨立章程，使辦學經費專款專用，為當時全國之首創。

辛亥革命爆發時，為壯聲勢，革命軍急於把清朝官吏拉入革命隊伍，其中也包括動員已升任湖北巡撫的王壽彭加入。然而，王壽彭本質仍屬保守派，儘管提倡新學，卻並不贊同革命，於是婉拒邀約，暗中尋機回到山東老家。北洋政府成立後，王壽彭再次出仕，於總統府任職多年。

1925年5月，軍閥張宗昌任山東督辦，專程聘請王壽彭回魯擔任山東省教育廳長。王壽彭上任後，一改二十年前的先進思想，不僅公開批評五四運動，還開啓了一輪儒學的復興。1925年9月，他頒佈新政，規定山東各級各類學校，特別是小學三年級至高中各年級，一律添讀經書，讀、背方式一如舊塾；並大力倡辦或恢復私塾，大量印刷、推銷《詩經》《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傳。

1926年7月，王壽彭將省內原有的山東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山東公立商業專門學校、山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山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山東公立醫學專門學校、山東公立礦業專門學校合併，又增設文科，組建了山東大學，並親自兼任校長。王壽彭的辦學宗旨“尊德性” “明人倫”“拒邪説”。

“拒邪説”的核心即為反對革命思想，抵制進步文化。他禁止學生閲讀《嚮導》之類的進步書刊，禁止學生集會、結社及參加一切政黨。每逢開學典禮及孔子誕辰，王壽彭還要求全校師生一律長袍馬褂，由他親自帶領，向孔子神位行跪拜叩首禮。當時的《山東雜字》一書曾諷刺王壽彭：

前清老腐敗,看着作笑談,欲把私塾立,怕來查學員。濟南教育廳,佈告各縣傳,學堂帶《論語》,《孟子》念七篇,五經四書注,古詩五七言。

王壽彭逆流而行的做法，自然招來了各界人士的不滿。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局動盪，王壽彭因 “辦學思想陳舊，因循陋規”，受到大規模反對，他一時間難以招架，乾脆 “憤而辭職”。次年，王壽彭在天津鬱鬱而終。

觀王壽彭一生，他似乎既未能守住傳統的純粹性，又未能真正順應歷史的潮流，最終成為新舊時代交替的犧牲品。這又何嘗不是時代大變革中數以萬計的普通士人命運的縮影。

光緒朝的十三位狀元，如一面映照時代變遷的明鏡。既有劉福姚、吳魯等恪守儒臣本分，雖身處末世仍堅守“致君堯舜”的傳統士大夫；也有王壽彭這樣左右搖擺，舉棋不定的尷尬角色；更有張謇、黃思永、夏同龢、駱成驤這些，在科舉制度崩塌的二十年間，於各自領域躬耕的精英知識分子和愛國志士。

個體命運的寫照，折射出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曲折前進與艱難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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