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4個月提“漲工資”,背後有何深意?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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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決羣眾急難愁盼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出台。
《意見》立足民生需求,從增強社會保障公平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擴大基礎民生服務普惠性、提升多樣化社會服務可及性等方面作出部署。
從內容看,《意見》提出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會保險制度,加強低收入羣體兜底幫扶,推動教育資源擴優提質,推進優質醫療衞生資源共享,大力發展“一老一小”普惠服務等十條意見。

△圖源:圖蟲
6月10日上午,國新辦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有關政策情況。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肖渭明在新聞發佈會上説道,《意見》是“十八大”以來,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出台的綜合性民生政策,既要系統集成,又要突出重點。
這也表明,《意見》將成為指導未來民生建設的“總施工圖”。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十條民生保障意見中,“增強社會保障公平性”被列為首要任務。其中,“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再次被提起。據時代週報記者梳理,今年以來,中央政策文件已連續4個月提及收入增長問題。
那麼,當前社會保險制度面臨哪些挑戰?又將如何有效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連續4個月提“漲工資”背後有何深意?

社保擴面
十條民生保障意見,社保被排在了第一位。
《意見》明確指出,有效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落實取消靈活就業人員在就業地參保的户籍限制,實施更加靈活的參保繳費方式。
社會保障作為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承擔着民生保障的重要支柱,其發展歷程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緊密相連。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已構建起相對完備的社保體制。
人社部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全國基本養老、失業、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10.7億人、2.5億人、3億人。其中,快遞、外賣、網約車司機等平台從業人員,參保人數已經超過1000萬人。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向東向時代週報記者表示,隨着就業形態方式的多樣化加快發展,部分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等人羣社保滲透率偏低,尤其是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羣體在就業地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户籍限制,存在“漏保”“脱保”“斷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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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現行《社會保險法》基於傳統勞動關係設計,未明確平台經濟從業者的參保義務與責任主體。户籍限制和制度分割阻礙跨區域參保,造成覆蓋範圍存在盲區,而且區域與城鄉發展存在較大差異。
例如,醫療保險城鄉存在資源調配不均,人口老齡化衝擊下養老保險“現收現付制”面臨收不抵支風險,同時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層次低,造成基金調劑困難等,因此本次出台的《意見》強調了“公平”。
“在此背景下,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一方面要全面放開靈活就業人員在就業地參加職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創新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羣體等參保機制,優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多繳多得’機制,激發參保積極性,適當對高校畢業生、困難人員發放社保補貼。”劉向東説道。
不僅如此,在勞動市場方面,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還有利於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
中國企業資本聯盟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柏文喜告訴時代週報記者,勞動者在選擇就業地時,不再需要擔心因户籍問題而無法享受社會保險,從而能夠更加自由地根據就業機會、生活成本和工資待遇等因素做出選擇,提高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和效率。
那麼,有了政策的指引,接下來該怎麼落實?
在發佈會上,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主任翟燕立指出,人社部將按照《意見》,重點推進“完善各類人羣參保政策、提高政策實施精準度、提升經辦服務可及性”三方面舉措。
在完善各類人羣參保政策方面,以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研究制定更適合新就業方式和收入特點的參保政策。
“同時,落實取消靈活就業人員在就業地參保的户籍限制,實施更加靈活的參保繳費方式,積極引導有條件的靈活就業人員在就業地或户籍地參加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穩妥有序擴大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通過完善費率等政策穩步擴大試點範圍。”翟燕立説道。
提高政策實施精準度方面,持續關注低保對象、特困人員、返貧致貧人口、重度殘疾等困難羣體,繼續做好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參保和代繳工作,確保精準幫扶,應保盡保。加強部門間數據共享比對,加快建成參保資源庫,開展精準擴面,定位不同羣體,分類施策。
同時,加快完善全國統一的社保公共服務平台,推動實現更多服務事項“一網通辦”;延伸服務網點,拓展服務渠道,比如藉助銀行等社會合作夥伴的力量,推動更多社保服務事項實現“就近辦、家門口辦”。

連續4個月提“漲工資”
今年以來,“漲工資”成為中央政策文件的高頻詞。
今年3月,在中辦、國辦發佈的《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中,“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被列為八大行動之首。
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要提高中低收入羣體收入,大力發展服務消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佈的《關於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提出,要推動企業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再到6月,《意見》提出,“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由此可見,連續4個月中央政策文件釋放了“收入增長”的信號。那麼,這背後有和深意?
具體來看,一方面是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的可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漲工資還能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激發內需潛力。

△圖源:圖蟲
具體來看,近年來,消費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數據顯示,2024年,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達到44.5%,拉動GDP增長2.2個百分點,均高於投資和出口。但與此同時,也面臨着居民消費能力增長放緩,消費信心不足,意願不強等問題。
當前,工資收入仍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支撐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的核心。
劉向東表示,要破除“需求收縮、就業不穩、收入預期下降”的負向循環,需要釋放更加積極的漲工資信號,通過推動剛性工資合理增長,實現從臨時性刺激轉向系統性改革,暢通“收入、消費、生產”循環。
與此同時,此次《意見》提出的“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實際上是構建公平相協調的新型收入分配機制。
“最低工資標準主要是託底作用,且和失業保險、病假工資的標準相關。一般來説,失業保險金標準為最低工資標準的90%,病假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80%。這意味着,通過加強低收入羣體兜底幫扶,不僅能重塑居民收入預期,縮小行業與羣體差距,而且還能增強民生保障,維護社會穩定。”劉向東説道。
知名經濟學者盤和林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投資邊際效益遞減和出口的雙重壓力,激活內需成為關鍵突破口,而內需的根本,在於提升居民收入。
“此前,大多數政策是圍繞刺激內需的方式,比如刺激消費的降準降息、鼓勵消費的國補政策,但這些政策容易短期效應明顯,長期來看,仍舊是保障民生,提高收入等措施才是根本上消除消費者、投資者的後顧之憂,讓消費者敢消費,投資者敢投資。”
此外,盤和林表示,取消就業地參保户籍限制是一項突破性改革,是通過降低制度性門檻的方式來普及社保。
記者丨阿力米熱
編輯丨黎 廣
運營丨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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