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對中美關係為何總是誤判_風聞

作者：伍國

2025-06-11 

研究和闡釋當代中國對外關係的中國學者，應該儘量擺脱對中國歷史迷思和文學作品的依賴。

《三國演義》這種古代文人的總結和感慨，並不能解釋兩個語言文化、文明特質、歷史背景、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大國，如中美之間的歷史與現實關係。筆者可以肯定地説，中美雖然“相遇”，但中美關係史從來不是，也不會是所謂的“分分合合”關係史。

自幾年前開始，筆者就注意到在中國和美國華人學界，盛行的一種對中美關係的盲目樂觀態度。中國學者的盲目樂觀其實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向來以天真可愛聞名於世。但是，如果“天真可愛”已經影響到對世界的準確判斷，那或許只能説，作為人是個好人，作為朋友也肯定是個好朋友，但作為對客觀世界進行嚴謹的觀察和研究的學人，似乎還差點火候。

好幾年前，筆者就注意到某位知名學者反覆對公眾聲稱，新冷戰打不起來，中美關係和中蘇關係完全不一樣，緊密的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云云。因此，筆者早在2020年的一篇微信公號文章中即明確提出，中美之間在人文教育交流、經貿關係、中國與美國的所謂盟友之間的領土爭議，以及台灣問題，只會導致中美關係的矛盾和衝突，比陣線分明的美蘇爭鬥還要複雜難解。換句話説，合作緊密既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筆者當時還指出，美國政府完全可以動用行政力量，實行中美經濟、技術、教育全面脱鈎， 把中國學者以為中美共享的牢不可破的“同一個體系”撕裂。

當然，筆者的判斷並非基於一味的悲觀，而正是建立於對美國文化、社會，及中美歷史關係的長期觀察和文獻研讀之上。這些觀察還包括十幾年間，與美國大學生和大學教授的多次面對面交流。筆者認為，中國很多學者對中美關係的判斷確實存在一廂情願、天真可愛的缺點，認識不到在美國人（即便所謂知華派）眼裏，美中關係的開展基本上是基於現實的地緣政治考量，對自身利益和安全的綜合算計，其間含有居高臨下的施捨和“改變中國”的夢想，更有“值得”還是“不值得”的反覆權衡。在美國人眼裏，從來就沒有牢不可破的美中關係。

中國學者以及一批在中國成長、求學，近中年才赴美求學的學者，還有另一種思維誤區，就是無限重複和引用中國一些官式外交套話和陳舊的歷史模式。例如，如果中國官方曾經以“鬥而不破”定性中美關係，這些中國學者就會反覆論證中美關係如何“鬥而不破”，不論客觀事實是什麼，都永遠用“鬥而不破”來描述和預測中美關係；明明陷入僵局，也大呼改善中美關係“此其時也”。這可以説是認知上的一種典型的“刻舟求劍”。這種僵化迂腐而自得其樂的思維方式，在深入研究美中關係的美國學者的英文論述裏，確實看不到，因為不論立場如何，美國學者治學的思維倒是不僵化也不教條的。

另一個誤區就是筆者已經批評過的，對所謂熊貓外交的依賴。筆者想再度指出，可愛的熊貓能起點作用，前提是人能解決問題；人都無法解決的問題，熊貓就更不可能解決。

依賴演義和小説解讀中美關係

還有一個誤區就是無限依賴中國的歷史演義。筆者其實長期對於中國文科教授，為何如此痴迷於筆者實在不屑的金庸地攤小説感到困惑。雖然個人文學趣味無可厚非，但一個現代社會科學學者的頭腦，如果過度被什麼東邪西毒、華山論劍、葵花寶典、揮刀自宮之類宰制，同樣無助於理解真實的現實世界。在對中美關係的認知中，一些學者也很容易陷入這類“路徑依賴”。例如，《三國演義》裏那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陳詞濫調，就很容易被中國學者反覆引用，從而又強化了對“鬥而不破”的想象。與“鬥而不破” 的恩怨情仇相比，“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更像一種看似客觀但似是而非的大歷史觀，侷限性是明顯的。

在《三國演義》的第一回，“話説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下一句，其實是明代文人對先秦和秦漢史的系統闡釋：“週末七國紛爭，併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紛爭，又併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這種大歷史觀基於中國歷史上的分裂、統一、結盟、爭鬥，但成立的前提是中國人之間，在先秦時代已經形成前現代的準民族國家認同，並經歷秦朝的文字、領土和行政統一，其後才有基於這一前提的分裂和再統一，即所謂的“分”與“合”。

這種古代文人的總結和感慨，並不能解釋兩個語言文化、文明特質、歷史背景、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大國，如中美之間的歷史與現實關係。筆者可以肯定地説，中美雖然“相遇”，但中美關係史從來不是，也不會是所謂的“分分合合”關係史。

筆者在某種意義上不完全反對用《三國演義》中的魏蜀吳關係，來類比中美俄之間的合縱連橫，因為確實有幾分相似。但是，這個類比同樣有漏洞。第一，除了諸葛亮征討“南蠻”以外，魏蜀吳基本上就構成當時的“天下三分”和全部博弈；而當代世界除了中美俄之外，尚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政治勢力和集團可謂多矣。當今的三國關係之縱橫捭闔，恐怕很大程度在於其中任一國家，如何處理與三國之外的那些國家、地區、聯盟——如歐盟、亞細安、非盟、中東、拉美之間的關係。這些都超越古代的經驗。

第二，論者關於蜀國和東吳兩弱必然聯合對付曹魏，絕不可能形成蜀國—曹魏或東吳—曹魏媾和的論述，在《三國演義》的敍事中也並非絕對。在《三國演義》第九十六回中，司馬懿已經道破諸葛亮也有吞吳的志向，只是“恐中原（曹魏）乘虛擊彼，故暫與東吳結盟”。在第一百回中，諸葛亮收到情報，獲知“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大驚之後倉促退兵。小説中不僅多次描述西蜀與東吳之間後期的猜忌與防範，也早在第八十六回中就描述過孫權為求自保稱臣於魏的舉動。

筆者當然無意糾結《三國演義》的情節，只是想指出，即便要進行歷史比附，也必須注意到這種比附或許有用，但也有限，根本問題仍然在於，研究和闡釋當代中國對外關係的中國學者，應該儘量擺脱對中國歷史迷思和文學作品的依賴。

筆者認為，每個國家的根本問題都在於自己內部。但願如今特朗普窮兇極惡的脅迫，能推進中國國內減輕對美貿易的依賴，加強內需，以促進民眾收入增長和改變消費觀念的方式，擴大國內對各類消費品的需求，同時進一步發展高附加值的產品供出口，而非一味依賴加工服裝玩具運動鞋。當然，這肯定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伍國是美國阿勒格尼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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