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洛杉磯”？——為什麼“身份政治”構成美國大變局的核心密碼_風聞

編者按

近日來，因美國聯邦機構執法人員實施針對非法移民的突襲搜捕行動而在洛杉磯引發的對峙、騷亂在8日升級，數千名示威者走上街頭，抗議美政府部署國民警衞隊。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社交媒體平台“真實社交”上發文稱，洛杉磯已被非法移民和罪犯“入侵佔領”。他指示國土安全部長諾姆、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和司法部長邦迪等官員，協同相關部門與機構採取一切必要行動，“將洛杉磯從移民入侵中解放出來，並結束這些移民暴亂”。本事件再次反映出，美國國內的社會矛盾和政治極化已經到了較為嚴重的地步。本文指出,近年來，美國正在發生一場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大變局，這一變局的基本邏輯是美國政治正在從過去一百年來的進步主義週期，進入到一個保守主義的週期，它不僅深刻影響美國，而且深刻影響世界。而這場大變局的根源是基於美國的身份政治邏輯，這一邏輯將驅動一個新美國的誕生。本公眾號特推出本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美國大變局及其根源

趙可金｜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5年第5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近年來，美國正在發生一場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大變局，這一變局的基本邏輯是美國政治正在改變過去一百年來的進步主義政治形態，開啓一個新的保守主義政治形態，它不僅深刻影響美國，而且深刻影響世界。2024年美國大選結束，美國政治地圖出現了一波“紅色浪潮”。美國很多選區出現了藍州翻紅現象，民主黨長期主導的藍牆州（Blue Wall States）紛紛陷落，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獲得312張選舉人票，不僅贏得全部七個搖擺州的選舉人票，在全美的普選票也領先哈里斯500萬票之多。同時，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改選中，共和黨在參議院獲得53席、在眾議院獲得218席的多數黨地位。縱觀2024年美國大選，特朗普成功組建了一個“美國優先聯盟”（Coalition of American First），獲得了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由富蘭克林·羅斯福組建“新政聯盟”式的勝利，在美國政治中開啓了一個保守主義主導的新美國週期。

特朗普所掀起的美國政治“紅色浪潮”製造了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美國大變局，它造成了美國國家方向調整的“換軌效應”。從2024年美國大選的結果來看，選戰呈現一些新特點。第一，農村包圍城市。支持民主黨的藍色地區主要是大城市及其周邊，支持共和黨的紅色地區大多為鄉村郊區。紅色戰勝藍色，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第二，選票追隨族票。美國的身份政治更多集中於族裔身份，白人精英大多支持特朗普，少數族裔的中下層更多支持哈里斯，美國政治天平重新偏向白人精英。第三，中間選民陷阱。這次大選中的選民投票傾向出現了偏轉，中間選民大大縮小，所有搖擺選民採取了非此即彼的選擇，美國政治極化更加嚴重。基於以上三點，2024年美國大選的意義在於自羅斯福新政以來主導美國的“政治正確”被打破，根深蒂固的“自由民主共識”呈現分化和極化趨勢，身份政治成為美國政治的主要分界線，特朗普用“國民身份”之美國身份政治最大公約數邏輯打敗了哈里斯的“亞文化羣體身份”之美國身份政治最小公倍數邏輯，標誌着美國政治開始向着保守主義的軌道行進。

從長遠來看，對於特朗普當選帶來的“換軌效應”，在理論上無論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因為它造成了美國研究範式的危機，意味着長期以來認識和理解美國的思維框架失靈，要求所有研究美國的人們重新認識美國，並發展出與之相適應的新美國學。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理解美國大變局的學術意義在於突破長期以來主導美國研究的知識體系，從區域國別學的視角重構美國研究的自主知識體系。如何解釋美國大變局，成為美國研究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

美國大變局的解釋困境

面對美國大變局，既有研究更多基於制度主義路徑和國家主義視角，無法解釋美國大變局的歷史動因和底層邏輯。從被譽為“美國文明之父”的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喊出“相信你自己”的口號開始，美國研究就開闢了一種“理解我們自己”的自由主義道路，確立了以自由和民主為目標的制度主義研究路徑。這一路徑從早期強調追求“民主的文學”和“山巔之城”的夢想，一直到美國學界恪守 “在某種程度上應從事支持自由民主政體的活動”。無論是主流的自由派思想家，還是左翼和右翼的學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美國作為新大陸，把世界其他地方作為舊大陸，美國研究意味着不斷完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燈塔”，猶如傳教士一樣承載着照亮世界的“天定命運”。20世紀80年代後，瀰漫在美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形形色色的新制度主義理論就是明證，即便是在充斥着現實主義陳詞濫調的國際關係研究和戰略研究中，也一直把自由民主共識作為一切研究的前提和基礎。然而，對於制度主義路徑來説，美國大變局被解釋為“民主的困惑”，特朗普當選及其對“政治正確”肆無忌憚的冒犯被認為是自由民主的噩夢，無論是來自保守主義陣營的薩繆爾·亨廷頓的“我們是誰”的困惑和約翰·米爾斯海默的“大幻滅”的揶揄，還是以約翰·艾肯伯瑞（John Ikenberry）為代表的主流自由派的苦惱，都宣告制度主義的研究路徑行進在一個艱難時刻，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美國信條”顯然被特朗普帶來的大變局所動搖了。

相比美國學界在美國研究上的制度主義路徑，其他國家的美國研究則更多采取了國家主義的視角，將美國理解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從區域國別學的角度“傾向於政治學、國際關係等研究”，致力於探尋自身與美國的相處之道。資中筠先生就提出：“中國的美國研究或許可以從根本上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為中國走向現代化做出一些貢獻。”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無論是對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的研究，還是對美國曆史、文化、文學的研究，都具有一種“為我所用”的初衷。國內涉美研究機構的美國研究從本質上都是遵循國家主義路徑的區域國別學研究，研究美國的最終目的是探尋如何以美國為鏡鑑、如何與美國相處的治國策。國家主義路徑將美國大變局解釋為美國霸權的衰落，即由於實力下降，美國正在從一個“例外國家”轉變為一個“正常國家”。

無論是制度主義路徑的民主困惑論，還是國家主義路徑的霸權衰落論，都僅僅看到了美國大變局的表面邏輯，將美國大變局視作一個孤立的現象，沒有看到美國大變局背後的底層邏輯。它們都是以道德論史，而非以技術論史，沒有看到美國所處時空方位的變化，導致對美國大變局的解釋侷限於美國自身變化的原因。事實上，美國大變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部分，美國的國家體系及其制度框架沒有發生本質性變化，但美國賴以立足的生態體系和社會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有必要確立生態制度主義的視角進行分析。

從生態制度主義視角出發，可以將美國曆史理解為時間與空間相結合的大歷史。解釋美國大變局，需要確立大歷史眼光。在大歷史觀視閾下，理解美國大變局已經不能從美國政治體系來研究，也不能從國際體系來研究，需要確立生態體系的視角，即從美國與世界關係的總體性變化角度來理解美國所處的生態體系，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歷史視野來理解美國大變局。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空方位中，美國大變局是時間維度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和空間維度的經濟全球化共同作用的產物。從時間上來説，美國面臨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的挑戰，數字化和智能化催生了數字時代的保守主義選民，來自技術前沿的技術右翼和來自數字空間的社會右翼結合起來，導致美國社會中形成了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並存的極化趨勢，確立了一個強大的保守化社會集團。從空間上來説，美國面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非西方世界的挑戰，導致美國將來自非西方世界的挑戰界定為安全威脅，迫使美國內政和外交越來越行政集權，日益出現“帝王式總統”。保守化社會和“帝王式總統”結合，推動了美國大選的“紅色浪潮”，成為美國大變局的直接根源。

世界大變局的美國效應

從生態制度主義視角來看，美國的未來並不取決於美國內部各利益集團的矛盾和鬥爭，而是取決於美國應對世界大變局的韌性與適應能力。美國大變局導致美國在國內和國際維度都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轉型：在國內社會，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推動美國越來越成為一個建制主義與反建制主義二元競爭的國家；在國際社會，經濟全球化的轉型推動美國越來越成為一個全球主義與本土主義二元競爭的霸權。

（一）二元美國的競爭

2024年大選表明，美國兩黨之爭的形式雖然還存在，但實質發生了變化，已經成為建制派與反建制派的政治競爭。特朗普是反建制派的領導人，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旗幟下，反建制派召集了一批來自硅谷的科技右翼（Tech Right）羣體、社會保守主義者、福音派基督徒和退伍軍人羣體及執法人員、鐵鏽地帶的藍領居民等，他們對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充滿憂慮，擔心經濟全球化衝擊傳統價值觀，認為建制派精英（無論是民主黨建制派，還是共和黨建制派）已經從根本上背離了美國精神，美國需要一場徹底的“文化革命”。在2024年大選中，共和黨內部建制派的第一道防線早在初選階段就崩潰了，布什、麥康奈爾等建制派大佬脱離了美國數字化社會的實際，已經遭到MAGA選民的拋棄。在大選階段，特朗普整編了共和黨建制派和非建制派力量與民主黨建制派對決，最終贏得了巨大的勝利。從2024年大選來看，美國存在着自由主義美國與保守主義美國的競爭，且競爭的性質已經從建制派內部的利益政治之爭轉變為建制派與反建制派的身份政治之爭，美國的未來取決於自由主義美國與保守主義美國之間的政治角力。

美國原本是一個以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立國的國家，保守主義在美國政治中並不佔有重要地位。美國保守主義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最初是平衡自由主義政治思潮的產物，且主要侷限於國內事務，在里根總統的保守主義革命時期達到一個高峯。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進入一個經濟全球化和網絡化快速轉型的歷史進程，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克林頓政府擱置了冷戰期間的“星球大戰”計劃，大力發展知識經濟，以互聯網革命為核心的數字化轉型推動了美國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深刻變革。一方面，數字化和智能化進程催生了一大批新興科技巨頭，比如蘋果、微軟、亞馬遜、Alphabet（Google）和Facebook等日益主導全球數字產業鏈，推動美國經濟和就業結構從傳統制造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轉型。在美國3億人口中，超過96%的成年人使用互聯網。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改變了美國政治的基本盤，網民尤其是Z世代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力在快速提升。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內部的階層分化、種族分化、性別分化、性傾向分化等後物質主義矛盾日益上升，尤其是隨着Z世代日益走進社會輿論中心，美國社會中的文化保守派和進步派圍繞性別、移民等議題的文化衝突越來越頻發。

一個最突出的變化是，美國政治出現了科技領域的右翼保守主義，以硅谷的風險投資家和科技新貴為主體，包括PayPal的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特斯拉和SpaceX的CEO埃隆·馬斯克、風險投資家和比特貨幣投資者大衞·薩克斯、瀏覽器之父馬克·安德森、Oculus VR創始人帕爾默·拉奇等，他們通過資本運作和輿論操控倡導技術至上，倡導突破“反壟斷法”和自由派對科技企業設置的種種倫理約束，反對針對保守派言論的內容審查和“取消文化”，批評政治正確、社會正義運動等進步主義思潮，支持民族主義和具有排外色彩的移民政策，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外交和國際經濟政策等。自奧巴馬政府以來，來自硅谷的科技右翼代表被三任總統延攬入閣，在決策過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同時，科技右翼的保守主義與社會中下層的文化保守主義合流，尤其是活躍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的年輕一代，更容忍多樣性和尊重社會複雜性，更易於情感表達極端化，更關注社會性價值的權威分配，這對強調價值絕對主義的老保守主義和強調價值相對主義的進步主義均形成了巨大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説，美國國內保守派與自由派的競爭是長期的。在可見的未來，由於來自科技右翼的技術保守主義和社會中下層的文化保守主義一起形成了對進步主義思潮的相對優勢，決定了美國政治的未來很可能會更多呈現保守主義的基調。當然，由於進步主義和建制派仍然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美國的保守主義還不會走向法西斯主義。

（二）二元世界的競爭

實際上，美國國內的二元競爭在空間上是美國與世界競爭的產物，無論是美國科技右翼的技術保守主義，還是美國社會的文化保守主義，都是美國與世界關係變化的結果。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脛而走，華盛頓共識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由於缺乏類似於冷戰期間蘇聯那樣的實力相當的大國制約，美國成為“孤獨的超級大國”，整個世界也步入了“單極時刻”，甚至一度被認為是“歷史的終結”。然而，隨着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顯現出來，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反建制主義所驅動的反體系運動在世界範圍內升温。事實上，美國出現的逆全球化思潮、反建制主義和“脱鈎斷鏈”“廢約築牆”的行為根源於經濟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悖論。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最早提出了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我們不能在擁有超級全球化的同時擁有民主制度和國家自主權。我們最多能在三者中取二”。為了克服“不可能三角”悖論，在不對國家制度做根本性調整的前提下，美國主要通過兩條途徑：一是改變經濟全球化政策，以向外部世界轉嫁矛盾的方式釋放一些壓力，努力緩解民主制度與國家自主權的張力，這就是逆全球化思潮和一些國家採取“脱鈎斷鏈”行為的根源；二是提高政府債務規模，以向全體民眾轉嫁壓力的方式，平衡不同社會羣體之間的矛盾。近年來，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高企，目前已經超過36萬億美元，通貨膨脹十分嚴重，這也是為了緩解“不可能三角”悖論造成的。

然而，經濟全球化“不可能三角”悖論更深層的根源來自世界一體化與社會多樣化的張力。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將美國和世界連為一體，世界是一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之網，一些學者稱之為“世界是平的”。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伴隨着社會多樣化，被捲入相互依賴之網的各個行為體之間仍然存在不可逾越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歷史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差異，所有這些多樣性差異在世界一體化中的張力和摩擦越來越嚴重。尤其是隨着一系列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興起，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安全化並存，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的同時，也面臨着以經濟效率為核心的全球供應鏈與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本土供應鏈的張力。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旗手和推手，美國在最先獲得經濟全球化之利的同時，也最先感受到了經濟全球化之弊。從2024年大選來看，美國也面臨着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安全化的二元選擇困境。在世界上，美國認為自身面臨着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等強大外部競爭對手的挑戰，這對美國來説不是“歷史的終結”，反而是“歷史的迴歸”。

在2024年大選中，美國討論的問題涉及移民、俄烏衝突、巴以衝突和中國崛起等。所有這些問題的討論都涉及美國究竟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面對來自二元世界的安全困境，美國希望首先要維護國家安全，其次在大國競爭中勝出。尤其是對於科技右翼來説，他們反對對科技施加問責限制，認為美國不應該在海外促進民主。因此，美國需要一個強大的領導人，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説，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不過是對美國身份的強調，核心是強調本土主義。然而，經過了全球化洗禮後的美國不會走向孤立主義，而是會平衡推進全球主義和本土主義，最可能的未來形態是全球本土主義（Glocalism）。

美國大變局的身份政治邏輯

身份是一種界定個人和集體的品質、信仰、個性特徵、外形和表達的機制。對於一個人來説，身份是從童年時期就確立的理解自身的概念，且在不同生命階段都持續保持的特徵，這一概念強調個人對自身以及與其他人相同點的心理認知意象。身份認同涵蓋了不同的職業認同、宗教認同、國別認同、族羣或種族認同、性別認同、教育認同、代際認同以及政治認同等。

一般來説，不同行為體之間的利益是可交換的，而身份是不可以交換的，身份政治具有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立特徵。在社會學中，身份往往與集體和組織聯繫在一起，個人認同會強有力地與界定其成員特徵的集體角色掛鈎，在彼得·伯克（Peter Burke）看來，“身份往往告訴人們我們是誰和對外向他人宣佈我們是誰”。因此，身份往往引導人們的行為保持一定的角色化和模式化。在心理學中，身份往往用於描述個人獨特的品質，與個人概念、個人認知、個人自信和個人性聯繫在一起，個人的身份與環境相適應，且隨着環境變化而自我調整。比如埃裏克·埃裏克森（Erik Erikson）關於身份認同的研究體現在心理發展理論中，身份認同被視為一種自我認同理論，被描述成個人的持續認知，這一認知包括兩個主要特徵：一是個人的特徵和發展；二是影響個人認同的社會文化因素和角色。內部個人世界和外部社會世界之間存在着一種張力，這種張力往往界定個人的身份認同。因此，身份揭示了界定羣體內（in-group）和羣體外（out-group）的認知會對人們評估自身與其他人的關係產生微妙的影響。

顯然，對於美國來説，身份政治包括美國內部的身份政治和美國與世界的身份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基於特定身份（比如種族、國家、宗教、性別、性傾向、社會背景、種姓和社會階級）的認同的政治現象，往往用於解釋一定社會壓制行動對一個人的生活及其身份產生影響的社會現象，這一壓制導致過分強調羣體間的差異而忽視羣體內差異。《牛津英語詞典》將身份政治追溯到1973年，從那個時候起，女性主義者、少數族裔、性少數羣體等批評主流羣體對自身的擠壓，採取身份政治標籤來動員政治行動。無論是數字化轉型造成的二元美國的競爭，還是全球化轉型造成的二元世界的競爭，美國大變局的核心邏輯不是基於利益政治的邏輯，而是基於身份政治的邏輯。從身份政治視角來看，美國大變局意味着美國不僅面臨國內建制主義與反建制主義的身份政治，也面臨國際上全球主義與反全球主義的身份政治，兩種身份政治複雜的非此即彼關係共同導致了美國大變局的產生。

首先，在國內社會，美國越來越成為一個建制主義與反建制主義二元競爭的國家，二元美國競爭在本質上是一種身份政治。在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看來，儘管美國的身份政治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民權時代，在自由民主社會中存在着有權者與無權者的分界線（比如種族、族羣、性別等），但當時政治角逐的目標還是為不同身份羣體獲取平等的政治權利，核心邏輯仍然是將處於邊緣地位的羣體納入主流文化和主流羣體，而非通過明確身份邊界而永久維繫不平等地位。然而，隨着民權運動的發展和社會身份地位的固化，美國身份政治的重心已經轉移到關注身份本身上來。尤其是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將身份政治用於激勵解放婦女、同性戀和少數族裔羣體的身份至上性上來，從而將不同身份羣體之間的界限絕對化了。有學者批評，過分強調身份政治導致從根本性的政治問題上轉移了能量和注意力，以西德尼·塔羅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身份政治導致孤立的、宗派的和分裂的運動，無法擴大成員資格，擴大吸引力，並與潛在的盟友談判。還有一些學者從意識形態光譜角度批評身份政治存在更多偏見，背離了傳統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流路線，類似於歷史上的分而治之策略，沒有政治能量聚焦在一些更根本性的社會壓制行動之中。近年來，無論是在美國內政中的“政治正確”問題，還是在美國參與全球治理中的ESG（環境、社會與治理）問題，都集中體現了美國身份政治導致的不同羣體間張力上升的趨勢。面對建制派製造的“政治正確”標籤，來自科技右翼和社會右翼的反建制主義則顯然採取了非此即彼的態度，因為兩者屬於不同的身份羣體，彼此的關係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因此，美國國內建制主義與非建制主義之間的競爭在性質上更多屬於身份政治之爭，而非利益政治之爭，這是美國政治不斷極化的根源所在。

其次，在國際社會，美國越來越成為一個全球主義與本土主義二元競爭的霸權，二元世界的競爭在本質上也是一種身份政治。對於美國的世界角色，多數研究將其界定為霸權，對於美國霸權的研究也主要納入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的框架，將美國與世界的關係理解為霸權護持問題。在這一框架下，即便是關於美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歷史文化問題的研究，也傾向於將維護霸權的底層邏輯歸結為國家利益和權力政治，而價值和道德因素僅僅作為辯護的理由。早在1814年，托馬斯·傑斐遜就指出，如果“整個歐洲都屈從於一個霸主”，美國的安全就將受到嚴重的威脅。

從華盛頓的孤立主義到羅斯福的自由國際主義，美國霸權的邏輯從來都是捍衞美國的利益。事實上，與美國一直標榜的“美國例外論”不同的是，美國與世界的關係（早期是歐洲，後來拓展到整個世界）一直沒有擺脱黑格爾所説的“承認的辯證法”，這是一種基於不同身份的政治關係。對處於不同歷史方位的美國人來説，美國代表着光明，而歐洲、非洲、拉美、亞洲等都有一個“黑暗的傳説”。當美國面對這些地方的時候，無非是選擇將其視作“古巴的椰子”（熟透了就會自己掉下來），或者選擇由美國牛仔以傳播“基督福音”的名義對其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摘除。從這個意義上説，美國和世界的關係與其他國家和世界的關係沒有什麼本質性的差異，都是不同身份羣體之間你死我活的“戰爭狀態”。從美國兩百多年來的外交實踐看，無論是早期的種族問題和獨立問題，還是後來的“門羅宣言”和“羅斯福推論”，一直到冷戰期間的意識形態對抗和冷戰後的“輸出民主”，貫穿美國外交歷史的主線不是利益問題，而是身份問題。換言之，只要美國將對方視作朋友，他們之間就是朋友關係。反之，只要美國將對方視作敵人，他們之間就是敵人關係。從這一底層邏輯出發，全球主義和本土主義之間的張力，絕非因利益而起，歸根到底還是取決於美國的身份認同。特朗普口口聲聲大談特談“讓美國再次偉大”，其潛台詞不過是一切都任憑美國為所欲為，而不聽命於所謂的“國際社會”，底層邏輯仍是身份政治。

總之，國內身份政治和國際身份政治的邏輯共同推動了一個新美國的誕生，這就是美國大變局的核心密碼。在美國國內，建制主義與反建制主義的身份政治催生了美國政治的極化，硅谷的科技右翼和華爾街的主流建制派之間的爭論絕不是利益分配和交易交換問題，而是不同身份之間非此即彼的政治選擇問題。建制派和反建制派均動員自己全部的資源和力量，通過參與選舉和攪動輿論將身份政治注入美國政治過程，塑造了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角逐的政治惡鬥，且在此種日趨極化的政治惡鬥中，彼此的開放度和包容度都在下降，無論哪一方掌控國家機器，都會立即調集全部力量將對手置於死地。近年來，特朗普被判34項罪名成立和拜登、哈里斯、希拉里等15人在特朗普上台後很快就被取消特勤局的安全許可，都是身份政治惡鬥的典型案例。在美國國外，美國一直傾向於將一些對自己構成挑戰的國家界定為“競爭對手”“假想敵”甚至“敵人”，在戰略上採取最壞情況下可能的情境分析，甚至不惜破壞親手締造的國際關係準則，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採取霸道霸凌霸權的遏制、打壓和制裁措施，成為國際緊張局勢的策源地。歸結起來，美國的國際政治邏輯一直沒有擺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二元身份思維，此種先入為主的二分法在近年來的美國全球戰略思維中逐漸從深層走向表層，導致美國外交越來越懶得以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言辭修飾，甚至連“美國的事情就是做生意”的交易邏輯都不再堅守。在此情況下，只要一個國家被美國鎖定為“對手”，無論你怎麼辯解都無濟於事了。正是從國內身份政治和國際身份政治的雙重邏輯出發，我們才得出美國已經發生本質性變異的結論，今天的美國已經不再是兩百多年前的美國，甚至與十年前的美國也存在着本質的區別。美國之所以發生脱胎換骨的大變局，核心的密碼都在美國的身份政治邏輯之中。

結論

美國正處於大變局之中，這一大變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部分。美國大變局之所以發生，從根本上來説不是因為政治體系和國際體系變了，而是因為美國所處的生態體系和時空方位變了，是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美國所引發的政治反應。從時間維度來看，美國面臨着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挑戰，美國年輕人越來越依賴於數字化生存，要求衝破建制派的重重羅網，突破自由主義主導的觀念圖譜。從空間維度來看，美國面臨着經濟全球化和大國競爭的雙重挑戰，美國越來越被撕裂為倡導全球化的建制派和倡導本土化的反建制派，導致國家越來越集權，越來越重視經濟安全化。集權化的國家和保守化的社會兩股潮流交織在一起，最終促成美國大變局。

從美國大變局的宏觀視野來看，特朗普當選所掀起的衝擊波是美國大變局的集中體現。2024年選舉是一次關鍵性選舉，當下的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現了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優先聯盟”，而且很可能會開啓一個持續時間很長的保守主義年代。在美國內政方面，特朗普政府新任期會重點關注美國身份政治、反腐敗、政府機構改革、能源問題、減税與關税、移民問題等。特朗普的MAGA將步入實質性推動進程，可能會引發美國的文化革命和社會革命。事實上，也許保守主義在美國的興起從根本上就是對當年新政聯盟及其進步主義思潮的反動。美國保守主義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積蓄能量，經過了里根的保守主義、小布什的新保守主義，一直到特朗普的另類保守主義。保守主義從思想界的萬涓細流最終匯成覆蓋全美的磅礴能量，很可能驅動美國發生一場深刻的“保守主義革命”。特朗普對美國的改造至少可以持續四年，如果MAGA議程推進順利，特朗普主義可能會持續更長時間，美國保守化趨勢會進一步加強，極化也會進一步加強。特朗普首要的工作是清理“華盛頓沼澤”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用企業家精神改造政府，其47條日程會不同程度地推進。展望未來，由於特朗普衝擊波必然會引發美國自由主義建制派的反抗，美國內政會出現雙方持續的較量，並在國際社會產生外部性，導致中美關係與美國內政的聯繫將更為緊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大變局的犧牲品。

美國大變局是世界生態變化的產物，世界已經發生了新舊時代意義上的大變局。經濟全球化撕裂世界，也撕裂了美國社會，美國內政的變化就是對經濟全球化新生態的反應，推動美國政治分界線正在從利益政治走向身份政治。對中國來説，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將不得不面對一個特朗普影響下的美國所引領的反體系運動崛起的世界，且反體系運動最猛烈的震盪地帶來自美國的科技右翼和社會右翼。經濟全球化越深入，科技右翼和社會右翼的反體系運動越激烈。因此，中國與美國打交道，需要在戰略上將重點聚焦到全球性問題和中間地帶上，加強與中美之間的第三方聯繫，在身份政治上爭取中間地帶的支持。中間地帶不完全是一個國家的概念，更多體現為跨國資本的世界市場、跨國社會的國際組織。因此，對美外交要堅持重心下移，更多集中於大城市和地方政府的交往，不斷夯實中美關係的社會基礎和民意基礎。同時，與特朗普政府打交道也必須堅持就事論事，既要抓住機遇，積極在一些問題上尋求合作，也要在一些問題上堅決鬥爭。總之，中國對美外交必須適應大變局，並通過積極引導大變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