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與計劃，都要回到該有的位置_風聞

文 |  天書

　　前幾天我們在文章《董小姐蔣小姐之後，重新審視高考》中從抑制階層固化，維護社會公平底線和對抗全球化階級，維護凝聚本土羣體的主體性幾個層面對高考價值進行了再確認。但結尾我們也説到——

　　不過對高考價值進行再確認後，人們的困惑仍然在那裏。以文科就業問題為代表，今天的教育的確是面臨結構性過剩的；教育和前途間越來越高的不確定性導致的教育投入無意義內卷，也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另外，我們始終要明確，在市場經濟機制下，高考始終是一個“最公平的分流器”。也就是説，它是我們對“社會公平”這個認同的底線，而遠不是我們對社會公平的終極追求。這個底線當然不能被突破，但也不代表我們就可以停留在這裏。

　　先説中學教育的“卷”。教育投入總有一個邊際成本，在體面“白領”工作崗位容量已經過了快速增長階段，應屆生人數又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從就業角度而言，整個社會對教育的投入確實已進入了邊際遞減。

　　當競爭愈加全方位而捲入競爭的人越來越多，但回報果實則越來越少的同時，人才培養和教育方面就會徹底陷入過密化和無效內卷。在學生的內卷式培養中，不但意味着對國民經濟利潤的吞噬和浪費，更是對未來人力資本的嚴重損耗，還導致家庭作為社會最小單元的運行成本高昂。

　　這兩天中辦國辦發文，規劃新建改擴建1000所以上優質普通高中，並用5年左右時間，逐步實現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全覆蓋。通過實施“縣中振興計劃”，重點改善縣域普通高中基本辦學條件，提升辦學水平。同時要促進公平，合理規劃普通高中和中職學校招生規模，加快擴大優質普通高中招生指標到校比例，主要依據學生規模分配到區域內的初中，並向農村等學校傾斜。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享有同遷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權利。

　　這些政策確實是亟待進行，如果能基本落實，將會相當緩解義務教育階段的無效內卷。

　　但這只是解決問題的開始，就業是問題的另外一端。

　　當市場就業機制失靈

　　就如開頭所説，今天的教育的確是面臨結構性過剩的。當下，以房地產，各類銷售客服中介，互聯網基礎崗位，傳統邊緣灰產等低門檻**“就業萬金油蓄水池”崗位正在快速縮減。**新興產業，中高端製造業產業雖然蓬勃發展也有巨量人才缺口，但以“文科就業難”為代表，萬金油崗位對應的就業人羣多數很難以進廠之外的方式被容納進製造業升級通道中。

　　這就形成了兩個層面的就業危機。

　　首先是蓄水池危機。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農村是中國緩解就業危機的總蓄水池。後來農村基層逐漸凋敝，工廠，工地與城市基礎服務業和靈活就業，甚至灰色地帶又共同構成了城市的底層蓄水池。

　　此外，不同階層還有不同階層的蓄水池。比如，曾經各行各業龐大的銷售類崗位是所有基礎文憑以上人員的蓄水池，遊戲公司，灰產行業與曾經的P2P是互聯網高收入階層的蓄水池。中小餐飲業是個體户的蓄水池，快遞外賣和網約車則成了中底層城市居民共用的蓄水池。再比如以各種經銷商為代表的社會中間件和管道設施是有產者的蓄水池。

　　這些蓄水池的特點是長期來看不穩定，上限不高，多數人不想在裏面停留太久，但在中短期內可以大量吸納就業人口。因為市場經濟的非計劃性和週期性，經濟指標的發展經常與穩定就業規模不充分匹配，蓄水池的存在對緩解就業危機，維持社會穩定有關鍵性作用。然而社會結構越扁平，信息均等化程度越高，市場經濟中的蓄水池就越容易快速失去作用。

　　然後是市場主體危機。

　　不止是蓄水池，過往很多成熟行業在今天也面臨社會結構快速變化導致的顛覆。最近幾十年中，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的社會變革程度比中國更劇烈，且眼下變革的速度仍在加快。關鍵原因在於，中國是美國之後唯一一個在整個國家範圍內深刻實現了信息革命的超大國家。

　　迅猛變革的代價當然是巨大的。不提資本平台如何這些老生常談的話題，上過政治課的中國人都明白生產力的質變是要配合生產關係與社會形態的轉變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也沒有哪個國家的人像中國人一樣，如此普遍強烈呼喚一種新的經濟關係的到來。且不管呼喚的是哪種方向，起碼説明社會變革越快，新生產關係就越要加速到來。

　　然而到底應該呼喚哪種方向？從就業焦慮引發的輿論現象出發，我們可以一窺端倪。

　　曾經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早期計劃經濟嘗試最終都失敗了，資本主義世界自以為迎來了歷史終結。就事論事地説，在計劃經濟失敗後，以國有經濟為主體引入市場經濟，起碼有兩個基礎作用，發現產品需求與調節產品價格。然而，市場經濟也並非永恆神話，不提歐美普遍發生的去工業化，從作為當下最先進工業國的我國來看，市場經濟顯然有一個致命問題，與快速發生的生產力與社會結構迭代相比，市場經濟沒法有效平衡就業問題。

　　其實資本主義世界在以前就沒解決好過這個問題，過往靠戰爭，移民與黃賭毒來維持社會就業的穩定，進入21世紀後這些手段都趨近失靈。

　　我們可以把市場經濟通俗地理解為狹義和廣義。狹義市場經濟指代商品生產和價格的市場決定機制，廣義市場經濟指代附加在此上的各種政治和社會信條，意識形態圖騰等。

　　雖然我國的資本和金融喉舌們日常鼓吹廣義市場經濟，但在就業問題上，也很少有人敢明目張膽地鼓吹市場決定一切，失業淘汰有理，畢竟經濟神學再天花亂墜，也抵不過切實的生存問題。這就好像後現代小資們天天反對大爹，但真到了手停口停的時候比誰都需要大爹的存在。

　　所以，雖然喉舌們天天吹市場經濟神話，卻故意無視了市場經濟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淘汰與出清。現在有大批既不能滿足勞動羣眾對理想工作環境和勞動報酬，又跟不上產業升級方向，也已經不能創造正向利潤的企業在強行維持，在喉舌一側被以“私企神聖”為招牌無底線要求國家減負，要求勞動法不得嚴格執行，要求社會輿論不許監督。在政府一側，則是由於保就業而投鼠忌器，畢竟如果短時間大量出清，就業壓力將面臨極大壓力。

　　但一直將就不是辦法，不有序進行出清，虧損和落後的私企終究無法一直維持，且勞動羣眾和社會輿論的不滿和矛盾會越來越大。

　　所以，市場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就和穩就業之間形成了無解的矛盾——履行出清職能，就業問題無法靠市場化解；不履行出清職能，將點爆社會矛盾，拖累產業和經濟升級過程。

　　從企業側來説，未來私企這一社會組織形態本身也將極大程度上喪失社會就業的主體位置。

　　首先是產業升級的規模效應，AI時代的算力要求等等，不光讓傳統中小企業徹底喪失創造利潤的價值，規模和算力等的高門檻也會將多數傳統中小企業擋在轉型門外。

　　然後是流量時代的全民副業經濟和超級個體的興起。自媒體經濟成為全民副業，**本身就説明傳統商業社會的利潤機制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同時在流量集中效應和信息技術進步的影響下，出現大量的“超級個體”的營利能力遠超企業，以及各種“一人全能公司”和去公司化的網絡發包合作的普遍出現，也讓傳統中小企業形態喪失了靈活度和運營成本優勢。

　　**何況，**很多私企的老闆和管理層的管理能力之低下，觀念之陳舊，是職場人有目共睹的。我們這裏要強調一個概念，**私企內部並非是市場制的。**如果真的按市場競爭，很多老闆本人才應該是按效率被淘汰的那個。

　　總之，企業這種社會生產組織形態，尤其是私企，從來不是什麼自有永有的神聖之物，它隨時代而產生，隨時代的變革而變革或消亡也是正常。起碼，在當下這個時代，私企這個曾經市場上的“辦公室白領”就業主體正在快速失去作用。

　　傳統蓄水池危機加上私企就業危機的不可逆，直接動搖了當下普通高等教育羣體的就業信心，產生了教育投入和就業前景不匹配的迷茫，進而產生對高考本身的質疑。在已經不可逆的情況下，還去指望挽救這兩者來解決就業問題，也只能是緣木求魚了。

　　新自由主義“小政府神話”該徹底退場了

　　現在的考公熱也好，年輕人羨慕父母一輩一個鐵飯碗幹到老也好（這點實在有點諷刺，放二三十年前全國能有個正經班上的人比現在少太多了），體現的對國家解決問題的期望無非都指向那個老名詞——包分配。

　　在市場傳統主體和就業蓄水池失效的情況下，在擴大新興產業規模，提升靈活就業保障和搞活個體經營之外，擴大社會性公共性崗位的確將成為未來維持社會和就業穩定，和推進社會改革的關鍵。

　　人們自然會問，我們的社會缺少很多公共性崗位嗎？提供崗位的錢從哪來？這些崗位創造利潤嗎？

　　首先第一個問題，**我們的社會的確還缺少很多公共性崗位。**由於新自由主義推崇的“小政府”神話毒害，很多人都覺得體制內和公共性崗位應該越少越好，而政府也會經常因為財政問題打出精兵簡政口號。

　　但事實是，當代社會的超複雜性和公共領域的精兵簡政在根本上背道而馳，這點在發達工業體中體現的都很明顯。人浮於事往往是人沒有幹正事，而不是不需要人幹事。深入社會各領域和基層觀察我們就會發現，很多地方恰恰都是缺人，而不是人多。

　　何況，在市場經濟整體紅火，市場有足夠能力容納就業的時候，縮小公共崗位，人總還有個去處，但在市場進入就業分配失能階段，公共領域再兵簡政，那人們往哪去？

　　然後，提供崗位的錢從哪來？這些崗位創造利潤嗎？這兩個問題可以一併回答。這和當前國家對地方經濟貢獻需要改變單一GDP指標衡量，需要計算生產環節全要素貢獻的道理是一樣的。很多社會崗位的存在價值是維持社會本身基礎的穩定，平常看不出直接和經濟效益，但長期缺失後，後果就是整個社會的失能。所以不光地方間要進行轉移支付，社會崗位的生產要素貢獻也是可能衡量的，崗位間也要進行轉移支付。

　　而且，雖然我國不能像美國一樣搞發錢養流浪漢的行為藝術，也不適合搞所謂的全民基本收入，但提供大量社會基礎崗位，讓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參與社會激烈競爭的人有一個退出“卷”的機制，以公共性工作獲得基本生活保障，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我國在發展到中等階段之後的應有之義。只有重新獲得“包分配”的基本保障後，高考體系，教育體系的認同基礎才能重新穩固。

　　在勞動報酬上，作為保障性工作，傳統意義上的貨幣報酬恐怕沒法很高。**這需要回到社會保障託底和物質福利托底大於貨幣工資價值的路子。**八九十年代那種國企低工資+福利保障體系的解體，本質上是中國當時工業產能太薄弱，抵擋不住各種國外高價值商品對貨幣需求的衝擊。

　　但今天不同，人們不再硬性需要多少國外的商品，依託強大產能，中國的食品和工業產品不光完全滿足普通人生活需求，整體也處於不斷降低成本的趨勢。當今人們稀缺的是工業生產解決不了的稀缺社會資源，而貨幣報酬的整體性上漲對解決稀缺社會資源並沒有作用（醫院學校就那麼多，大家砸同樣的錢等於誰也沒砸錢）

　　而社會資源的稀缺性和不公平性，就是在解決社會基礎保障之後，公平性改革更難的一步了。

　　所以可以看出，解決教育“內卷”問題，解決就業難問題，解決日益廣泛的社會焦慮問題，**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整體性社會改革，**不是單一改哪個領域就有用的。而且每一件都事關我國未來的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和公平性建設。

　　市場與計劃，都要根據時代變化回到該有的位置

　　總之，通過大政府，大財政，計劃性地為就業兜底，就成了在生產集中化，信息智能化，社會扁平化時代，政府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更迫切的任務。這時候，過往廣義市場經濟學中那些PUA話術就會赤裸裸地在人們面前呈現出荒謬性，什麼守夜人，小政府，小財政，國家機構就應該精簡人員之類，在就業計劃性兜底這個需求面前，一切的哈耶克大手與自由主義精神都是扯蛋

　　而且注意，我們説的是就業，並不是像美國那樣號稱在每個流浪漢身上投入十萬美元。既然是對就業進行計劃性兜底，那就必然要進一步提升整個社會、經濟和產業結構中的計劃水平**，**讓市場經濟擺脱廣義魔咒，越來越精確地適用於狹義領域中。

　　聰明的讀者會想到，如果社會實現這種改革，我們的社會反而會在某種程度上比現在“固化”。公平推動的這種“固化”本質上通過減少社會過度分層和過度競爭而實現社會成本的降低。減少分層和競爭的過程也將伴隨着對階層“流動”的壓抑。拿股市打個比方，一個對韭菜理想的股市需要更低的波動，讓參與者的獲益更為平均，但這種股市也就越趨向於理財。

　　**這當然不是終點，只是一個起步。**讓資本對教育，醫療，房地產等這些稀缺資源中抽離出來，減少資本造成的階層分化和內卷加劇，降低社會成本；然後，社會成本的降低繼續推動生產力的解放，通過物質的低成本充分供應和大眾文化生產的豐富，縮減不同社會分工造成的勞動回報差異，降低貨幣收入代表的階層價值。

　　當這兩步充分發展之後，社會就會從韋伯式的複雜分層辯證發展至新一層次級分野。**屆時，我們社會的多數羣體將會更明晰社會前進的方向，**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因社會分層的複雜性而陷入一邊喊公平和反內卷，一邊加大要價階層上升的自相矛盾中。

　　回到當下。無論如何，在當前社會羣體因自身無法有效解決就業問題導致焦慮蔓延，以及青少年身心壓力加劇的情況下，改革的腳步必須堅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