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韋東奕爆火是造神的公知，自己又是什麼?_風聞

文 | 飛劍客

　　最近，青年學者韋東奕開通短視頻賬號，一條僅4秒的自我介紹視頻——“大家好，我是韋東奕”——在3小時內點燃了百萬關注。幾日之內，粉絲數如野火燎原般突破兩千萬大關。這極簡至極的信息與其網絡標籤“韋神”之間形成的巨大反差，精準觸發了平台算法的核心邏輯。正值高考臨近的巨大流量洪峯，“韋神”之名被洶湧的信息浪潮迅疾推送至全民視野。

　　在大眾文化中，“天才”常被塑造成行為古怪、不諳世事、沉浸於自我世界的形象。這種現象絕非單一文化特例——無論是中國、歐美還是日本，大眾文化都偏愛這種設定。從媒體將愛因斯坦刻畫為“頭髮蓬亂、行為古怪”的原型，到各國影視文學中層出不窮的奇特天才（如偵探、黑客、哲學家），從《美麗心靈》中的納什到《生活大爆炸》中的謝爾頓，再到日本動漫裏的千空（《Dr.STONE》）或L（《死亡筆記》），以及歐美傳記電影中的霍金和圖靈——這些例子無不印證，對“奇才”的獵奇是消費社會的文化生產機制，對“異常”的關注、對角色化形象的塑造與消費，是現代大眾文化工業的成熟運作機制。

　　需要強調的是，這場由公眾自發推動的關注度井噴，**其原點並非流量佈局。正如韋東奕所述，其開通賬號的本意純粹是為了“去偽存真”，**旨在對抗網絡上大量惡意剪輯其言論和冒名賬號的亂象，期望通過這個可控、官方的渠道，真實地分享數學知識。其初心在於“溝通”而非“變現”。

　　公眾的熱情響應，在回應了他尋求真實表達的渴望之外，也被捲入了更宏大、也更無意識的現代文化敍事之中——那便是我們對“奇才”符號永不枯竭的好奇心消費。

　　當公眾的讚歎如潮水般湧向韋東奕，另一種聲音也隨之而起，過去總有人説”科學家無人問津，戲子家事天下知“，現在韋東奕關注爆火，又開始出現反思黨，科學家被冷落時批判“戲子當道”，科學家（廣義的）受關注時又批判“造神”，這種想法也很正常，當學者的熱度以如此極端（算法驅動的短期爆發）的形式出現時，這種巨大的對比本身就會刺激部分人敏感的神經，他們也可能將之前的不滿情緒部分轉移到對這種“爆火”形式的懷疑上。

　　再者除了短期的流量爆發和口號式的尊敬，如何建立長效機制讓科學家得到穩定、持續且與其工作性質相符的尊重和支持，仍然是難題。

　　不過我還是看到了一篇某些知識掮客“雖遲必到”的反思文，海邊的西塞羅（現在叫忘川邊的但丁）寫了《從過火的“韋神”熱潮，看國人的“聖人崇拜”》，其認為“公眾對韋東奕的圍觀，在膜拜、推崇的外表下，其實是非常殘忍的”，徑直溯源至孔子的“生而圩頂”或顏回的“簞食瓢飲”，甚至更突兀地把俄國東正教的“聖愚崇拜”都拎出來類比，將公眾對韋東奕的關注和驚歎簡化、等同、溯源到“聖人崇拜”或“聖愚崇拜”，不過是某種“前現代”遺毒的證明。

　　無獨有偶，知乎上那位以“自由派”標榜、熱衷辯經的林先生，也彷彿拿到了同一份“反思指南”，不約而同地將“聖愚”這頂帽子，扣在了韋東奕的關注者頭上。看來，這個詞儼然是他們這個小圈子心照不宣的**“狗哨”**，類似的狗哨比如酒桌文化是蘇聯人帶來的——只要一吹響，同道中人心領神會，立刻腦補俄國人通過十月革命給中國人帶來的危害。

　　俄國東正教的“聖愚”（Юродивый， Holy Fool）是出於宗教獻身目的，故意表現出瘋狂、貧困、流浪、自虐以反襯世俗價值，挑戰社會常規的神聖化人物。其宗教獻身屬性和韋東奕專注於數學探索（沉浸、專業性），無論從內核、動機、社會功能不同。這種類比非常生硬且缺乏基本文化比較研究的基礎。

　　非要強行類比的話，中國文化裏最接近“聖愚”的是濟公，看起來好像瘋了吧唧的，實際上腦子裏都是大智慧、大般若，只是世間的俗人看不穿罷了。

　　説實話韋神爆火，我看到很多網友説他“純粹”，筆者也想到了在中國文化裏，這種“不在意”可能被視為一種超然，所謂的“心無旁騖”，道家推崇“見素抱樸”，儒家的“安貧樂道”，不事雕琢、保持本真被視為一種美德。

　　韋東奕的形象（樸素衣着、簡單生活、沉浸學術）被不自覺地代入這種這個框架，被視為一種精神上的“超然”和“本真”，這是一種帶有倫理判斷的審美認同。在今天被很多人解讀為對抗消費社會“精緻焦慮”和“人設疲勞”的精神符號。這種重構本身依賴現代媒介，其運作邏輯完全是現代性的。

　　你可以不認同這一倫理觀，**但是用非理性來定性這一現象，這就是不帶隱藏的東方主義。**公眾的審美、好奇心這些完全被抹殺了，還要生拉硬拽俄國人的“聖愚”，潛台詞是，相當多的中國人（以及十月革命中的俄國人）是“不夠現代”、不夠理性的主體，需要啓蒙者（如海邊的西塞、林先生）來點醒。這極大地貶低了中國公眾參與現代生活、進行復雜意義生產的能力。

　　它將對公眾對數學家的大規模正面關注（這本身應是科學傳播與社會進步的標誌），曲解為一種“儒家前現代的、類宗教的狂熱”，彷彿唯有按照西方精英知識分子的標準徹底“祛魅”後，這種關注才變得“文明”和“現代”，**即只有他們定義的“尊重個體”方式才代表進步，而廣大公眾自發的、包含傳統審美元素的心理反應則是落後的、需要被“啓蒙”的原始素材。**這種“反思”，將推動“現代性”的責任完全壓在“不夠現代”的大眾肩上，鞏固了西方作為現代性定義者和標準頒佈者的地位。

　　説白了，來回就是“啓蒙不足”、“啓蒙失敗”。但讓他們失望的是，筆者倒是認為，我國的官方和公眾在這一方面反倒是啓蒙主義的，甚至比已經進入後現代的西方（普遍對於宏大敍事、科學的質疑），我國尚在啓蒙主義的高峯階段。

　　啓蒙運動推崇理性，同時試圖剝離科學中的神學、信仰、政治等“前現代”立場。然而牛頓的案例證明：科學動機與神學未必是那樣涇渭分明的。牛頓研究力學不僅為探索自然規律，但就像韋斯特福《近代科學的建構》等科學史發現的，如果牛爵爺不是為了證明自然神論的“天上天下，唯耶和華獨尊”的立場，未必會出現統一天上天下規律的“萬有引力”。認為科學家就是萬古一致的“科學共同體”中蹦出來的孫猴子，生來就會勤學好問和火眼金睛，澄清萬里埃，就能無限推薦科學，本身就是一種啓蒙主義的典型立場。

　　在啓蒙話語體系中，科學作為“進步”的象徵，使科學家被塑造成推動人類解放的“先知”。中國“科教興國”戰略對科學家社會地位的提升，部分延續了這一邏輯——科學家不僅是技術提供者，更成為現代化合法性的符號。

　　中國民眾對數學家科學家（如陳景潤、袁隆平）的推崇，雖然在看起來沾點傳統倫理和審美，但其內核是實為啓蒙科學觀的表達。這種觀念在當代中國表現為以科學為價值尺度：無論是轉基因還是人工智能等爭議，常被簡化為“科學與愚昧”的對決，科學結論被賦予道德正確性和權威性。

　　我們來看看一百年前啓蒙主義高峯時期的西方，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資本主義的理性化進程本承諾繁榮與和平，卻催生了大蕭條，世界大戰與生態災難，鮑曼也洞察到了“科學方法和官僚體系”成為種族屠殺的完美條件。科學技術的發展，其初衷本是為優化人類生活的各領域服務，之後用於戰爭，如今卻在現實中演變為算法體系和走向賽博朋克的遠景。這無疑也是對理性科學追求本身的一種分裂。而後現代理論雖持相對主義立場，也往往僅聚焦於複雜社會的單一片面。它們都未能導向真正的人類福祉。

　　西方將其發展路徑塑造成現代化的“唯一範本”，成功掩蓋了其依賴殖民掠奪起家的本質。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自由主義者對此持有獨斷傾向，或懷有一種近乎宗教的“現代性信仰”。

　　他們認為當下的社會只是“現代性未完成”的狀態，因而在諸多層面批評現代性本身是徒勞的。無論是本土與全球市場深度融合下特定的階級關係，性別議題的國際化接軌，以及所謂的不平衡理論這種對當前現代性模式的揭露——如果忽視這些矛盾，他們那種斷言“中國不存在現代性”的批評，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封閉的獨斷論。

　　當前許多自由主義的批判呈現某種“自我取消”的特性：看似對某些政治現狀或民族主義表達着激烈的應激反應，但其核心敍事——通過對（本國的）“現代性欠缺”之否定，來達成對（西方的）“現代性實現”、“文明”之肯定——

　　這最終仍落入了對全球資本主義合理性的背書，別説無法構成體系性的改變力量，甚至在當局視角下也顯得保守乃至構成阻。這些羣體在輿論上的“團建”，恰恰是建立在本土深度參與的全球市場規則、勞工境遇與剝奪性積累等現代資本主義普遍運作機制的刻意忽視之上。

　　比如指責胖東來“爹味”這個事情，筆者在《你不能只在你過得不好時才想起你爹》提到：

　　胖東來這種企業/組織領導基本都是高度個人魅力型的領袖/老闆，企業/組織文化或多或少是以家長制倫理為核心——但你別急，不要看到家長就想到封建落後壓制自由個性之類，而我們的媒體恰好這樣一看到白胳膊就想到大腿（魯迅語），就好像不要冷戰戰敗後一看到“現代”、“現代性”就恨不得跪下去磕頭，一看到現代性內部的矛盾就破防了一樣。

　　需要澄清的這裏的“家長制”並不等同於封建落後，而是企業對員工私人利益的高度關切。一個人無法既要求公私領域界限絕對分明、權利清晰（這是現代個體主義的經典訴求），同時又期望在充滿風險的經濟領域中，個人的生存和利益能被一個外部力量（組織、企業、國家）像“家長”般關愛與保護。這種關愛式責任，恰恰是現代福利國家內在邏輯的重要體現之一。胖東來的實踐，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對現代性自身內部矛盾——特別是勞動與資本的緊張關係（剝削）——的一種積極回應和改良，而非“前現代的東西”。

　　類似模式在學術上被稱為“國企法人社會”，可見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國企或東歐國有制社區。這些組織不僅僅是經濟實體，更承擔着員工生活、再生產的維護和兜底的功能。這本身就是現代性在社會組織層面的一種展現形態。

　　作為本土歷史進程的參與者和承擔者，我們應當直面這些已然湧現的實踐形態——即使它可能並不符合某種理想化的普遍期待。這些實踐作為現實的存在，已經深刻塑造了當代的系統環境、個體身份認同，併為未來提供了若干可能的路徑方向。關鍵在於如何對其進行審視、分析與優化。

　　最後回到韋東奕被廣泛關注的話題上來。筆者還注意到一篇部分現代青年及其不滿的抽象文章《韋東奕爆火：“苦難崇拜”在我國頗有市場》，其中最高讚的評論是這樣的：

　　怎麼説呢，這類評論比較片面，卻在相當一部分現代青年中引發了共鳴，至少，它捕捉到了現代性深層結構的某種社會心理投射：在工具理性主宰、競爭焦慮瀰漫、生活複雜性令人無所適從的時代背景下，韋東奕的形象被部分家長羣體符號化了。他成為了一個被想象出來的“完美運行模型”——

　　其表徵的價值，正是“效率極致化”、“成本最小化”、“結果最優化”、“過程可控化”等現代性核心訴求的極端化身。因此，承認、面對這種根植於現代性自身的內生性矛盾帶給當下青年的焦慮，並着手解決，顯得愈發迫切和必要。

　　韋東奕引發的喧囂，終會隨算法退潮。韋東奕會迴歸熱愛的方程式，而喧囂澱為時代情緒的註腳。輿論需要的，絕非否定公眾熱情、貶斥其為“愚昧”的所謂啓蒙，而是要正視和接納這股社會能量，探索一條能兼顧個體尊嚴與結構關懷、讓純粹熱愛不被“最優化”機器碾壓，屬於我們自身的現代性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