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鴻評《長安的荔枝》: 大歷史的浮世繪，小人物的悲喜劇_風聞

作者｜尹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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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小説《長安的荔枝》，構思巧妙、意藴豐滿、充滿戲劇性，一出世就成為影視劇改編的寵兒。它從貴妃“日啖荔枝三百顆”的“歷史”中，合理地想象出一個在沒有冷鏈快遞的時代，如何跨越幾千裏將新鮮荔枝從嶺南送到長安的“背後故事”，又虛構了一個當年京漂如何在專制體系下，被作為一枚棋子扔進了一個死局之中的掙扎。歷史、傳奇、危機事件、強烈動機、命運翻轉、悲憫同情，幾乎所有重要的戲劇性元素都完美地聚集在一起，就像契訶夫名噪千古的短篇小説《公務員之死》一樣，既有讓人忍俊不禁的喜劇性，更有讓人唏噓不已的悲劇性。小説原型可以説為劇集改編提供了最有想象力的資源。

原著七萬字的有限篇幅，改編成長篇電視劇必然會面臨眾多新的挑戰。對於劇集來説，最重要的就是將這部作品的“悲喜劇”精華，在特定歷史情境下，充分而生動地呈現給觀眾，同時又通過二度創作，為觀眾提供超出小説的新信息、新理解、新意藴。將小説視聽化、將原作豐滿化，必然會成為劇集改編創作的新目標。

雷佳音出演的李善德，相比較原作中人物的憨厚，多了幾分職場生存的算計，但是依舊保持了他小人物那種膽怯而執拗的核心性格。這讓作品的主題進一步得到了昇華。在一個等級森嚴、上爬通道狹窄的官僚體系中，原作中的李善德，好人被欺、善無好報實數“當然”，而即便是劇版中的李善德，機關算盡、左右突圍，最後也不過是甕中之鱉、籠中之鳥，似乎更道出了官場之險惡。劇集的喜劇風格也因為李善德形象的“左右斡旋”獲得了更多的可能性。從長安到嶺南，從高官門第到地方勢力，在李善德與鄭平安的幾番較量中，觀眾看到了小人物在深不見底的體系中，越掙扎越陷落的無可奈何的困境，也呈現了小人物絕地反抗、破釜沉舟的掙扎。小人物命不由己的主題更加有了某種滑稽性，小人物逆天改命的努力也有了某種悲壯感。在生死考驗面前，李善德知其不可為而強為之的行為，在喜劇的外表下似乎有了悲劇感，喜劇的人生轉化為了悲劇的命運，使劇集的黑色和幽默都得到了加重，成為了黑色+和幽默+。

劇集與小説不同，原著小説表現的是“一件事”，但電視劇體現的是“一個世界”。劇集的敍事很難過於線性，每個場景、每個段落、每場衝突，都需要關係的橫斷面、需要一種可以被觀眾看見的典型環境和典型的人物關係，這客觀上會迫使劇集創作者將小説中那些省略、簡略、忽略的人物、事件、場景的空白處呈現出來，構成畫面的豐富性、情節的豐滿性、環境的真實性。於是劇集中就出現了一些新人物或者是人物的一些新面貌。如誇誇其談自稱長安“颯騎馬”的鄭平安，這位劇版原創人物曾專門向觀眾演繹了家道中落後當“陪酒侍郎”初的心路歷程，當他隔着一道門聽到昔日受過恩惠的諸“友”的奚落時，用一副面具完成了自己的人格轉換。這個人物為李善德的命運提供了一個參照背景，成為勾勒大唐“天寶盛世”的底色之一。

嶺南掌事趙辛民，劇版也通過十二年的對比，把曾經豪情天縱的青年才俊與如今唯利是圖的奸猾商人刻畫得更加具有今夕何夕的滄桑感，李善德的何去何從便有了更加厚重的環境渲染和人格對比。

新增的人物或者強化、變化的人物，有的是為更豐富的線索和更復雜的戲劇性提供可能性，但更多的則是為了讓李善德的性格和命運有更多樣化的人際參照、社會氛圍。原著僅以李善德的主視角讓觀眾隨其進入“盛世”，而劇集中則是通過不同人物、生活場景、敍事線索的增加，兼具了文學厚度與戲劇張力，讓劇集有了大歷史的格局。芸芸眾生、大千世界、衣食住行，呈現了長安與嶺南、京城與邊疆、北方與南方相互對比的生動鮮活的大唐煙火。

劇集在視聽呈現上，則體現了一流的製作水準。攝錄美服化道，都儘可能將歷史、環境、氛圍融為一體，無論是朝堂宮殿還是市井煙火，無論是田間地頭還是千里江山，一方面讓人物有一種歷史人物的準確定位，另一方面也讓兩千年前的歷史場景儘可能得到視聽的還原。在畫面構圖、鏡頭運動、剪輯節奏方面，則充分發揮長劇不可倍速的精細化呈現，提供了沉浸式的觀劇體驗，夢迴大唐、眼見長安，甚至荔枝的色香味都能通過熒屏撲面而來。這種精品化追求，在一個影像消費的快餐時代，更加顯示出其獨特的稀缺價值。

馬伯庸作品，向來以似真似假、似古似今而成為自己的創作追求。劇集在最大程度上想傳達出這種內在的創作精神。當然，由於介質不同、篇幅不同、文學化的描寫與視聽化的呈現不同、觀眾心中的一千個李善德與雷佳音飾演的這一個李善德不同，引起人們的爭議和熱評自然不足為奇。重要的是，通過這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故事新解，李善德這個大唐時代的“小官吏”“小人物”一路狂奔、穿越千年，引發了當代觀眾的關注、共情、共鳴，一方面體現了藝術穿山越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藝術不僅關心大時代大歷史，而且開始為被歷史遺忘和忽略的渺小個體命名的新轉向。在越來越多的當代藝術中，正在出現越來越多的佝僂而倔強的小人物形象，雖不偉岸高大，卻依然頑強努力着逆天改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