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長的屈辱：兄因反偽科學而死，弟卻“擁抱”仇人_風聞

在蘇聯科學的歷史上，有一對兄弟，都做過院長。哥哥尼古拉·瓦維洛夫（Nikolai Vavilov）是植物學家和遺傳學家，曾擔任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然而不幸的是，當1930年代李森科主義（Lysenkoism）興起的時候，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蘇聯遺傳學遭到毀滅性打擊，尼古拉成了最知名的受害者，於1940年被捕，1943年餓死獄中。

弟弟謝爾蓋·瓦維洛夫（Sergey Vavilov）小四歲，是著名的物理學家，行事穩重低調，1945年接受斯大林的任命後，做了蘇聯科學院院長。然而，作為院長的他不僅擁抱了李森科，而且稱斯大林為“科學天才”、“科學領袖”。

對於不少支持、同情尼古拉，同樣因李森科而落難的人來説，謝爾蓋的舉動難以理解，難以接受，或許一開始他就不該當這個院長。但無論怎樣，在這段特殊的歲月中，兄弟二人都承受了好似宿命般的、難以逃脱的屈辱，究竟是死去的屈辱更大，還是活着的屈辱更大，已經難以計較。

圖説：謝爾蓋從前線回到莫斯科探望家人，中間為母親，母親右手邊為兄長尼古拉，照片攝於1916年12月25日 | 圖源：見參考資料[5]

撰文 | 邸利會

人民公敵

1944年的5月，謝爾蓋終於得以重返列寧格勒。經過兩年四個多月的圍困，如今的這座城市已然面目全非。經過聖以撒主教教堂時，他停下腳步，走進附近的植物工業研究所。

這是哥哥尼古拉20多年前建立的研究所，也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種子庫，十年前所藏樣本就已有148,000份，是他花費20多年心血，走遍世界各大洲辛苦收集而來。這個研究所以前就像是哥哥的另一個家，如今卻家徒四壁，工作人員也寥寥無幾。

三年前，通往列寧格勒的最後一條鐵路切斷後，倉促之下，大部分的人員和種子藏品（包括約120噸的種子、堅果和塊莖，其中有6000個馬鈴薯品種）都滯留在此而無法轉移。幸運的是，即便經歷轟炸、嚴寒、鼠害、飢餓，這些珍貴的藏品竟然還保留了大部分，可代價是至少19位所裏員工犧牲。準確地説，他們是死於飢餓——寧願活活餓死，也不吃掉這些珍貴的藏品。他們的英勇舉動，若哥哥尼古拉泉下有知，當倍覺欣慰。

“如果上帝和這些英靈能再回到這裏該有多好。”謝爾蓋感嘆道。

從所裏出來後，謝爾蓋繼續前行，在經過哥哥以前住的公寓時，天色已晚，裏面亮着燈，微光從窗户投射到街上。這套公寓已經歸了別人，“人民的敵人”是不配擁有公寓的。不過，公寓事小，就連哥哥的名字、他的研究成果也一併從文獻中刪除了，好像這個人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一樣。

三年前，1940年的那個夏天，8月份，哥哥尼古拉在烏克蘭採集植物時被特工秘密帶走。他曾是享譽世界的植物學家，俄羅斯遺傳學的領軍人物。然而，他個人的力量終究無法對抗時代的大潮，他被捲走了。

1930年代的蘇聯因為集體化、糧食徵用以及乾旱歉收導致大規模饑荒。當局急切地想提升糧食產量，年輕的李森科乘風而起，吹噓在兩三年內就可以培育出新品種，不斷虛構糧食增產，在失敗後又歸咎於“敵人”的破壞。儘管其理論和所謂“春化”方法（vernalization）存在重大缺陷，但李森科本人卻得到了包括斯大林在內的高層支持。遺傳學家和農學家大多數反對李森科，很多人在大清洗中遭槍決。作為蘇聯農科院院長的尼古拉起初嘗試將爭論限制在學術範圍內，然而事態越來越政治化，他也無法倖免，先是被李森科取代了農科院院長的職務，之後突然被捕。

然而，很長時間內，有關他的消息被當局刻意封鎖，人們只知道他被捕，卻不知關在哪裏，生死不明。直到1943年秋，莫斯科的秘密警察叫謝爾蓋去簽署一份文件，確認哥哥的死亡，但只顯示日期為1943年1月26日，死因為何，葬於何處，均未寫明。

在哥哥被“失蹤”的三年裏，謝爾蓋的日記寫滿了傷痛——

“……他偉大而有益的一生，連同他親人的生活，正被摧毀。為了什麼？他一生為祖國和人民孜孜不倦地奉獻，除了工作別無嗜好，難道這還不夠明顯嗎？還能對一個人要求什麼？這是殘酷的錯誤與不公，甚至比死亡更可怕：科學事業的終結、誹謗、家人的苦難，以及揮之不去的威脅……我的日記寫滿悲痛：母親去世，妹妹離世，如今哥哥又遭此厄運。我無法思考其他事。如此恐怖，如此可悲，讓一切失去意義。幸好母親未目睹這一切，可恨我自己未能先死。這折磨簡直無法忍受。”（1940年8月）

“我開始像路邊佈滿灰塵的石頭一樣，以簡單、冷靜、冷血的方式看待未來，石化，麻木不仁是一種自我防衞的手段。”（1940年12月）

“這是我親人中最殘酷的死亡……我的反應：讓我死，怎麼死都行，趕緊讓我死……尼古拉是那麼想活下去……上帝啊，難道一切都是錯的嗎？”“我的靈魂已經凍結，變成了石頭。我像個機器人一樣生活和工作，拼命壓抑自己。我渴望一個安靜、迅速、無聲的死亡。”（1943年6月）

如果僅僅是自己死倒也算了，但問題是，哥哥的親人誰來照顧？作為“人民公敵”的親屬，他們的生活舉步維艱。

奧列格（Oleg）是哥哥的長子，與前妻所生，那時正就讀於莫斯科大學。他壯着膽子給秘密警察寫信，説自己經濟極度窘迫，可否申領父親八月份的工資，可否獲得父親的委託授權。信件如石沉大海，無人回應。

次子尤里尚年幼，是與遺傳學家埃琳娜（Elena Ivanovna Barulina）所生。埃琳娜曾試着申請到農學院工作，但作為“人民公敵”的妻子，她不可能找得到任何工作。

謝爾蓋盡其所能幫助他們。

奧列格畢業到了謝爾蓋任所長的科學院物理研究所（Physical Institut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 FIAN）工作。戰時，該研究所從莫斯科遷至喀山，而同樣由謝爾蓋領導的國家光學研究所（State Optical Institute）則從列寧格勒撤離到距喀山300公里的一個城鎮。謝爾蓋從這些地方寄錢給埃琳娜和尤里。

“我對您的幫助萬分感激，沒有您的援助，我們根本無法在這段時期生存下去。”在寫給謝爾蓋的信裏，埃琳娜表達着感激之情。

也許是從1941年6月開始的德軍入侵，也許是國防任務，也許是哲學家們在意識形態上無休止的攻擊，當然還有哥哥的死，謝爾蓋一度陷入深度抑鬱。死亡也許是最好的解脱，但他知道，目前唯有活着。

推向前台

圖説：謝爾蓋·瓦維洛夫（Sergey Vavilov）在辦公室，他手上拿的是列別捷夫（Pyotr Lebedev，1866-1912）的實驗儀器。他領導的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也叫做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1899年，列別捷夫首次在固體上量測到輻射壓，是享譽國際的物理學家。丨圖片來源：https://cerncourier.com/

一年後的1945年5月，隨着德國投降，歐洲迎來了久違的和平。6月，適逢蘇聯科學院建院220週年，大批國外科學家來到莫斯科慶祝這一盛事，75歲的院長科馬羅夫（Vladimir Leontyevich Komarov）主持了慶典。然而，僅過了兩週，他就向主席團提交了正式的辭職信，並提議謝爾蓋為下一任院長。

7月17日，科學院緊急召開會議選舉新的院長。科馬羅夫沒有出席，主席團的一名成員向會議通報了他的辭職，同時提名謝爾蓋。其他幾位院士隨後發言，不出意外支持這一提議——所有人早已心知肚明，謝爾蓋已獲得最高層的批准，會議只是走走形式。

“選舉是一場遊戲，有着相當嚴格的劇本和規則：儘管政治家們在幕後指導着行動，但所有公開表演都由院士們完成。”歷史學家科熱夫尼科夫（Alexei B. Kojevnikov）在其所著《斯大林的偉大科學》一書中寫道。

最終，謝爾蓋在94張選票中獲得了92票。一些傳言説，著名物理學家卡皮查（Kapitza）曾遊説反對謝爾蓋當選，他可能是投反對票的兩人中的一個。很長時間內，卡皮查對謝爾蓋的學術和人品都不以為然。他在1936年寫信給盧瑟福報道蘇聯科學界所見所聞時提到：

“瓦維洛夫……很年輕，才45歲。我懷疑你是否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工作是液體熒光。你知道那種工作，你讓一束光穿過一個裝滿液體的容器，然後垂直觀察光線。一旦安裝好，你就可以終生玩弄這個裝置，改變液體，液體的數量是巨大的，你也可以改變原始光束的光譜。因此，你會有如此多的組合，足以讓一個研究生忙碌一生，並讓他獲得正在進行科學工作的滿足感。他從未做過其他事情。我一直很奇怪瓦維洛夫怎麼會進入科學院，儘管我們物理學家儲備不足，但我們有斯科貝爾岑、福克等人，他們比瓦維洛夫強得多。我想你會發現秘密在於，瓦維洛夫是一個非常圓滑的人，他知道説什麼和什麼時候説什麼才能取悦所有人。”

寫這份信時的1936年，卡皮查正處於他人生的低谷，兩年前，他在回國訪學時被蘇聯當局強行扣留，不允許再出國。這意味他遠在英國劍橋的實驗室將無人主持，自己的科研生涯也面臨着斷送的危險。絕望的卡皮查曾一度考慮轉行，經過一番痛苦地掙扎後，勉為其難地同意蘇聯政府的“安排”，一比一複製購買劍橋實驗室的設備，在國內重建低温實驗室。但整個過程殊為不易，新的實驗室直到1937年初才開始運轉。他的這番牢騷不免帶着幾分嫉妒和憤懣，但也從側面反映了兩人性格和處事風格上的差異。

如今，54歲的謝爾蓋就要當上科學院院長，儼然新一代物理學家的領袖，此前的他已經身兼兩個研究所的所長。回頭看，他的職業之路順風順水，在短時間內迅速“躥升”，但卻不是他刻意“鑽營”的結果——他某種程度上是被時代推到了前台。

“在革命的最初十二年裏，尼古拉似乎將成為科學界的首席行政長官，而謝爾蓋似乎註定要成為一名普通的教師和研究員。”歷史學家大衞（David Joravsky）在其所寫的《瓦維洛夫兄弟》一文中評論道，“謝爾蓋欽佩的不是高飛的浮士德，而是他辛苦勞作的僕人瓦格納。”

的確，與哥哥的熱情、雄心壯志不同，內斂的謝爾蓋更像是一位安靜的學究——每個星期天都會逛舊書店，美術、文學、歷史盡覽眼底。在革命的最初12年裏，他默默地從事光學研究和物理教學，直到1929年，38歲的謝爾蓋仍在莫斯科物理與生物物理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並在莫斯科大學擔任類似私人講師的職位。但在之後不到三年的時間裏，41歲的他就成為了科學院的正式院士，並當了兩個研究所的所長。歷史學家經過分析後認為，他的快速晉升有某種機緣巧合。

一般認為，從1928年到1931年，蘇聯進行了所謂的“文化革命”，力圖削弱革命前老一輩資深“資產階級專家”的地位，提升年輕的政治激進分子作學術帶頭人。不過，瓦維洛夫雖然年輕，但政治上很難説得上激進。

“他遠非叛逆的改革者或激進的批評家，他似乎並沒有過多地參與鬥爭。儘管如此，他還是從一些資深同事的失敗中獲益。”科熱夫尼科夫分析道。

在這一時期內，蘇聯政府曾強制其科學院進行增選，希望通過增加院士名額削弱老輩科學家的影響，達到改造控制科學院的目的，讓其政治上更為可靠，同時更好地服務於計劃經濟。

1931年，經過物理學領域內五位院士的“內部平衡”，作為莫斯科物理與生物物理研究所拉扎列夫（Lazarev）院士的弟子，謝爾蓋當選為通訊院士。但恰恰在這年的3月，拉扎列夫被捕流放，謝爾蓋在次年3月29日“補位”，成為正式院士。

緊接着，另一位院士，國家光學研究所的羅日傑斯特文斯基（Rozhdestvensky）突然辭職（在應用研究和基礎研究的比例問題上，他與工業人民委員部官員、所裏的年輕共產黨員發生矛盾），隨後提名謝爾蓋為繼任者，理由是後者不僅是光學專家，而且是外所的，沒有捲入內部衝突。

短時間內，謝爾蓋的頭銜就多了兩個，可這還沒完。

1932年春，以伽莫夫、朗道為首的蘇聯年輕一代的理論物理學家意圖複製玻爾研究所，將科學院物理數學研究所的物理部分獨立出來，建立一個新的理論物理研究所，力圖擺脱理論為實驗打工的局面。然而，他們的想法遭到約費（Joffe）等老一輩物理學家反對，爭鬥的結果是，可以在科學院建一個新的物理研究所，但必須要由實驗物理學家領導，理論研究還是要附屬在實驗下面。在1932年4月的討論中，羅日傑斯特文斯基提議讓謝爾蓋擔任這個新研究所的所長。

就這樣，在進入30年代的頭兩年內，謝爾蓋由一位普通的科研人員，一下子不僅成了科學院的正式院士，更成了兩個研究所的所長。這似乎不是靠着“圓滑”就能實現的。

此外，1930年代，蘇聯科學在組織結構上也發生了重大的調整，一個突出的特點是重工業人民委員部（NKTP）權力的衰落與科學院的崛起。謝爾蓋再次成為了這個時代背景下的受益者。

1937年，重工業人民委員部遭到一系列清洗，解散為若干小型專業部委，之後三年間，其旗下許多科研機構併入科學院。最終，科學院超過大學主導了全國科學，性質上也從之前少數學者的學會轉變為了某種程度上的科學部，擁有多個研究所，獲得了政府科研資助中最大的份額。

伴隨着科學院在1934年由聖彼得堡遷到莫斯科，原來的科學院物理數學研究所拆分完成，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正式（Physical Institut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IAN）成立，與此同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資源。謝爾蓋抓住機會招兵買馬，從莫斯科大學挖來三位著名學者，蘭茲伯格（Grigory Landsberg）、帕帕列克西（Nikolai Papaleksi）和伊戈爾·塔姆（Igor Tamm），分別領導光學、振盪和理論物理實驗室，自己兼任核物理方面的負責人，研究所的規模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擴展。

同時，謝爾蓋還繼續領導着光學研究所，常奔波往返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地之間。除了這些，他還在科學院主席團裏任職，擔任了十幾個較小的委員會職務。謝爾蓋越來越忙。

“檔案文件顯示他試圖減少職責，卻事與願違，特別是他不想加入主席團，且願意放棄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領導職務，只保留光學研究所的職務。在給主席團的一封信中，瓦維洛夫指出，儘管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但行政事務佔用了太多時間，幾乎沒有空餘留給自己的實驗工作和閲讀。事實上，自1930年代中期以來，他只能偶爾進行一些絕望的嘗試來親手進行實驗。”科熱夫尼科夫寫道。

即便如此，謝爾蓋在科學上也沒有放棄追求，他也決非卡皮查口中的平庸之輩。

1933年，謝爾蓋向他的研究生切連科夫（Pavel Cherenkov ）佈置了博士論文題目：“硬伽馬射線影響下的鈾酰鹽溶液的發光”。在實驗中，切連科夫發現不僅鹽溶液會發光，純硫酸也發光——這是他不想看到的，純硫酸發光作為背景掩蓋了鈾酰鹽發光，給測量帶來了困難。他隨後要求導師更換論文題目，但謝爾蓋説服切連科夫繼續實驗，仔細提純酸；當發現怎麼提純都起不到作用時，謝爾蓋提出可否檢查其他純溶劑的發光情況。接下來，切連科夫研究了16種不同的高純度溶劑，發現所有純液體在伽馬射線作用下都以幾乎相等的強度發光，而且用盡了各種辦法消除，這種神秘的輻射依然存在。

謝爾蓋分析後得出明確結論：“這不是發光，而是一種科學上未知的全新光學現象。”他還提出了第一個解釋——這種新輻射是由伽馬射線從液體原子中撞擊出的康普頓電子產生的。

在研究所搬到莫斯科後，師生二人繼續研究這種輻射。謝爾蓋還與所裏的理論家共同討論，催促讓他們提出理論解釋這種現象。最終，弗蘭克（llya Frank）和塔姆於1937年給出了一個完整的理論解釋。

最終，弗蘭克、塔姆和切連科夫因為這個發現，榮獲了1958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塔姆在其諾獎演講中説：“我或許應該解釋一下，在蘇聯，我們使用‘瓦維洛夫-切連科夫輻射’的名稱，而不僅是‘切連科夫輻射’，是為了強調已故的謝爾蓋·瓦維洛夫教授在這一輻射發現中的決定性作用。”

可以想見，如果不是越來越多的行政事務，也許謝爾蓋在科學上會有更多的發現。他在短時內得到了這些外界看起來光鮮的“官職”，這是他“圓滑”導向的結果嗎？可能有部分作用，但他的確沒有主動追逐過這些職位，他只是接受了命運的安排。

然而，他的下一個職位，科學院的院長，卻不啻是上天向他開的一個殘酷的玩笑。

圖説：1945年的謝爾蓋，這一年他被斯大林敲定為蘇聯科學院院長。丨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接受任命

關於謝爾蓋如何被選為院長的，多年之後，曾經在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任職的物理學家葉·列·費因伯格（E L Feinberg）給出了詳盡的描述。

1945年，當政府決定替換年老多病的老院長時，主席團經過討論後決定推薦謝爾蓋。暫代老院長工作的第一副院長巴爾丁（Ivan Petrovich Bardin）跑去向斯大林彙報。聽完巴爾丁的話，斯大林思索片刻後問道：“維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會不會更合適？”巴爾丁解釋説，此刻院長得是個物理學家，還得是個知名科學家，如此物理學家可以與之交流。斯大林又思索了一會，同意了。

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當前院長人選得是個物理學家，巴爾丁沒有更多的解釋。不過，考慮到戰後的蘇聯馬上就要進行經濟建設，全力發展科技，國防成為重中之重，原子彈的研製也即將從實驗室研發進入生產製造，科學院在其中承擔了重要使命，此時提名一位物理學家做院長應該是在情理之中。

斯大林提到的維辛斯基，曾在1931年至1939年期間擔任蘇聯總檢察長，在大清洗中也曾扮演重要角色，是莫斯科審判和紐倫堡審判的公訴人。他還提出“被告供詞是證據之王”，並將其作為基本論點引入法庭審判的理論和實踐中，無疑刺激後續的刑訊逼供。這樣一個人作科學院院長，顯然是科學界不願意看到的。費因伯格認為，謝爾蓋之所以接受這個任命，是已經瞭解到，如果他不當院長，當的人可能就是維辛斯基。

不過，又有另外的證據顯示，院長的候選人名單並沒有維辛斯基。這是一份秘密警察向政治局提供的個人清單，簡短地介紹了每個人的特徵：

院士B（ardín I. P.），冶金領域的傑出專家。因妻管嚴，很少與同事見面；

院士瓦維洛夫S. I.，物理學家。處於其能力的巔峯。兄長瓦維洛夫N. I.，遺傳學家，1940年因在農業領域搞破壞被捕，判刑15年，死於薩拉托夫監獄；

院士V（inogradov I. M.）只在數學家中受尊敬。單身漢。大量飲酒；

院士李森科 T. D.，非黨員，遺傳學研究所所長。農業科學院院長，兩次獲得斯大林獎。院士李森科不受他人尊重，包括院長科馬羅夫。所有人都認為瓦維洛夫N. I.的被捕是因為他。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名單中出現了李森科。如果謝爾蓋已經瞭解到李森科也是候選人，他自然不希望這個“仇人”成為自己的上司。

至於哥哥這位“人民公敵”會不會對謝爾蓋當選造成障礙，歷史學家認為，考慮到蘇聯當時的政治文化，這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尼古拉的悲慘命運在謝爾蓋被考慮擔任科學院院長時肯定受到了關注。中層權力機構不會為提拔一位罪犯的近親承擔責任，而斯大林和政治局可以隨心所欲；事實上，可以説，能夠經受住親屬被捕考驗，反而是忠誠的證明。”科熱夫尼科夫寫道。

在斯大林的決定與科學院主席團的推薦下，謝爾蓋恐怕不得不接受這次任命。然而，對於這個職位，謝爾蓋的第一反應卻是驚懼。

據費因伯格，在1946年的6月，身在列寧格勒的謝爾蓋突然接到莫斯科的電話，要求他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宮。在路上，他順道拜訪了熟人、科學院出版社的主編利希滕施泰因。謝爾蓋向其提起了自己的困惑，不知道此去會發生什麼。結果，利希滕施泰因告訴他：“謝爾蓋，您將成為院長。”聽到這句話，謝爾蓋表現得十分驚懼，連連擺手説，“胡説些什麼，讓老天詛咒你的毒舌”。

“讓他感到恐懼的並非是與工作相關的困難。作為一個極其聰明的人，他早已清醒地預見到：在如此殘酷的時代身居高位，意味着他將被迫言説和書寫自己並不認同的言論，不得不作出可恥而屈辱的讓步與妥協，他也將成為愚昧壓制科學的無力的旁觀者。而他摯愛兄長的悲慘命運，更為這一切覆上了一層卡夫卡式的荒誕底色。”費因伯格解釋道。

同時代的很多人，都知道尼古拉是如何死的；他們也同樣清楚，謝爾蓋一旦接受這個任命，將會對他的名聲造成巨大的損害。

“誠然，謝爾蓋不僅從未遭受迫害，反而榮任蘇聯科學院院長；而其兄尼古拉·瓦維洛夫卻於1940年被捕，並於1943年1月26日瘐斃獄中。這便成為某些人指控他背叛兄長的口實。”曾在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任職的物理學家金茲堡（Vitaly Lazarevich Ginzburg）在回憶所長的文章中寫道。

金茲堡還特別提到，著名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羣島》中寫道：“偉大的兄長遇害後，院士謝爾蓋·瓦維洛夫竟成了俯首帖耳的科學院院長。（那個蓄着大鬍子的暴君如此安排，正是為了嘲弄人心。）”

那麼，謝爾蓋為何最終接受了這個任命呢？

就其自身意願而言，當他接受任命的1945年，科學院剛剛慶祝了建院220週年，許多外國科學家參會，空氣中瀰漫着樂觀的氣氛，一些蘇聯科學家相信，戰後的社會會變得較為寬鬆和自由，被隔絕了多年的國際科學合作也有望再次活躍。

“類似的希望也體現在瓦維洛夫擔任院長第一年甚至1947年的著作中，並且一定影響了他對1945年夏天提議的理解。”科熱夫尼科夫在其著作中寫道。

不過，費因伯格認為，謝爾蓋對未來的期望也許並不像其他人那麼樂觀，他有着一定的清醒，當同意成為院長時，他明白自己將要面對什麼；但之所以繼續接受這個職務，是為了科學，為了延續文化——

“他以千年的尺度思考文化。他知道，藝術家或科學家受到屈辱，他們的成就被殘酷的權力持有者利用，同時他們的個性被完全忽視，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普遍現象。古代如此，文藝復興時期如此，羅蒙諾索夫時代亦是如此。所有這一切似乎不可能發生在20世紀，但它確實發生了，而且不僅僅發生在我們國家。對傑出科學和藝術人才的羞辱程度和消滅規模，甚至超越了歷史上發生過的一切。”

在他看來，謝爾蓋明知艱難，但也要薪盡火傳，忍辱負重地向前。

無論如何，對於生活在那個的時代下的蘇聯知識分子，多少都有些“忍辱負重”的味道，謝爾蓋的選擇不算是個特例，只是因人因事，有程度上的差別罷了。看看他物理學界的同行——

即便自視甚高的卡皮查不也在當局限制其出境、科研被迫中斷後，頂着絕望與憤怒重新建立實驗室，把鼻子貼在實驗桌上埋頭工作？還有年輕一代的才華橫溢的伽莫夫，在建立理論物理研究所受挫，不允許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後選擇逃亡他國；還有桀驁不馴的朗道，在1938年的大清洗中被捕入獄，被關一年險些命喪黃泉，在卡皮查數次給當局寫信求助之下才死裏逃生，餘生甘願做“科學的奴隸”。還有哥哥尼古拉，多次忍受着李森科等人的無理攻擊，仍然堅持遺傳學是真理，直到被關押，被消亡……

對博聞多識的謝爾蓋而言，他的生存與忍讓的哲學也不是簡單的膝跳式反應，而是有着深廣的歷史認知作為支撐，或者説已經內化為了某種人生信仰。歷史學家大衞注意到，早在1939年，謝爾蓋在科學院做的一次有關法國大革命時期科學的講演中就已透露出這一點。

“當時正值大清洗時期，謝爾蓋將加斯帕德·蒙日（Gaspard Monge）奉為革命科學家的典範——儘管他有雅各賓派情懷，但他始終忠誠地為革命服務，經歷了所有的衝擊和變遷，甚至包括帝國時代的‘穿靴子的革命’。這次演講比任何關於間諜和破壞者的陳詞濫調都更有效地向謝爾蓋的同事們傳達了信息：默許吧，科學會進步的。”大衞寫道。

幾年後，在戰火紛飛的後方，為了紀念牛頓誕辰300週年（新曆1643年1月4日），謝爾蓋推動出版了五部有關牛頓研究的專著，其中包括他親自執筆的《牛頓傳》。費因伯格和金茲堡認為，這部著作是謝爾蓋對人類文化延續、拯救與傳承的卓越貢獻；但在歷史學家科熱夫尼科夫看來卻是“心意相通”之作，他尤其注意到謝爾蓋借牛頓表達了自己的生活策略。

牛頓在寫給弗朗西斯·阿斯頓的信中説：

“當你進入一個新團體時，1，觀察他們的習性；2，適應你的舉止……3，你的言談應多用疑問和懷疑，少用武斷的斷言或爭論……你會發現，看似比你同伴更聰明或更無知，幾乎沒有任何好處。4，極少貶低任何事物，即使它再糟糕……與其過分貶低某物，不如過分讚揚它更安全。”

對於這些生活策略，謝爾蓋評論道：“一些傳記作者將這封信描述為年輕牛頓天真之作，甚至是玩笑……這個結論是不公正的。策略性規則可能因其老式的表達而顯得天真，但實際上它們非常深謀遠慮，即使現在也沒有失去其重要性和實用性。”

如果謝爾蓋真的把蒙日和牛頓視作榜樣，也許就不難理解他的所作所為。

屈辱與死亡

圖説：李森科於1935年在克里姆林宮發表演講，他身後最右邊是約瑟夫·斯大林。丨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存在於1945年的樂觀氛圍很快就消失了，冷戰帶來的排外、意識形態的收緊將給知識界帶來更為猛烈的風雨，而作為院長的謝爾蓋不得不面對更為艱難的時刻。

戰後，蘇聯的生物學家以及外國同行對李森科也一直有批評，然而斯大林篤信李森科的正確。李森科的觀點，環境在生物性狀轉變中起關鍵作用與斯大林關於人類改造自然的認知頗多契合；此外，李森科所反對的遺傳學，正好可以稱之為西方資產階級的學問，也是斯大林願意去打壓的。1947年的5月，斯大林曾對三位作家説——

“拿我們中的知識分子來説，科學知識分子、教授、醫生，在蘇聯的愛國主義方面，他們沒有受過足夠的教育。他們對外國文化有一種毫無道理的欽佩。他們都覺得自己還未成年，沒得滿分，他們習慣把自己想成是永遠的學生……開始是德國人，之後是法國人，對外國人崇拜……一個簡單的農民，不會平白無故地摘下帽子，低頭；但這些人，沒有足夠的尊嚴和愛國主義，不瞭解俄羅斯扮演的角色。”

如此言語就不難理解，為何代表“本土”的李森科可以戰勝國際著名的遺傳學家尼古拉。

隨着李森科和遺傳學家衝突的加劇，他開始尋求斯大林的保護。1947年10月27日，李森科致信斯大林：“孟德爾主義-摩爾根主義、魏斯曼的新達爾文主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並非為農業目的而發展，而是服務於優生學、種族主義等反動目的。農業實踐與資產階級遺傳學理論之間毫無關係。”他要求政府應該採取措施打擊遺傳學，斯大林表示同意。

1948年7月31日至8月7日，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VASKhNIL）會議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召開，李森科的主旨演講“生物科學的現狀”佔據了一整天，其講演稿事先得到了斯大林逐字逐句的修改，把只要是存在“遺傳物質”的陳述歸類為反動、唯心主義；而有關獲得性遺傳的陳述則是唯物主義。

在會議閉幕的前一天，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宮召見李森科，告訴他需要在會議上宣佈“黨中央已經批准了他在生物學上的方向”，並口授了李森科總結髮言的第一段。次日的閉幕式，李森科照辦，當着與會者宣佈：黨中央審查了我的報告，並予以批准。此刻，所有人都明白，這個問題已經定了性。

這次決定性的會議後，“反對者”或被捕，或開除出黨，或自殺，他們的部門和實驗室遭到關閉。蘇聯科學院遺傳學發展史委員會主席斯特魯姆尼科夫（Strumnikov）院士寫道：“僅1948年秋季，就有127名教師被解僱，其中包括66名教授。在1948年的會議後，被解僱、降級或免去領導職務的總人數達數千人。”高等教育機構負責人按照指示，確保“對教育和研究活動進行根本性重組，使學生和研究人員掌握開創性的、進步的米丘林主義學説知識，大力根除反動的唯心主義魏斯曼主義（孟德爾主義-摩爾根主義）分支”。多本生物學教科書以及學術著作被銷燬。

而李森科派系卻是各種榮譽加身，獲得加薪、公寓、別墅和私家車等物質獎勵，他本人則是在50歲之前又一次獲得列寧勳章。李森科儼然成了科學的化身，國家的英雄，他的畫像懸掛在科學機構，他的半身像在藝術商店出售，他的紀念碑樹立在城鎮。而那個曾經的國際著名的遺傳學家尼古拉似乎被完全遺忘了。謝爾蓋在日記中寫道：“報紙上盡是李森科，這是他的勝利。”

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的會議開完不久，8月24日至26日，蘇聯科學院主席團召開擴大會議。生物科學學部主任、生理學家列昂·奧爾別利（Leon Orbeli）因拒絕悔改被撤銷職務，由李森科的支持者代替。作為院長的謝爾蓋“承認”李森科的思想在科學上是正確的，並承諾將盡一切努力確保“米丘林生物科學在生物研究所、期刊和出版活動中得到充分發展”，同時徹底消除“反動唯心主義生物學”。

謝爾蓋向李森科屈服了，他在日記中寫道：“一切都如此可悲和可恥”。

一些檔案影片繼續記錄着謝爾蓋後續的“可悲和可恥”。其中一段展示了他代表科學院向李森科院士的週年慶典致敬並與之擁抱；另一段是他在科學院全體大會上發表演講，結束時感謝斯大林“對科學的關懷”。還有他那些留存下來的歌頌斯大林是“科學天才”“科學領袖”的文章。

儘管如此，謝爾蓋並非完全地放棄。1949年，他給斯大林寫信，回憶了兄弟兩人的童年，哥哥對自己人生的巨大影響，在哥哥的幫助下他才成為一名科學家；他還詳細介紹了尼古拉的科學工作，以及學術上的坦率和正直，以及哥哥絕不可能參與任何敵對行為。他懇請斯大林為哥哥平反。

“如果我的兄長得不到平反，我將無法再擔任科學院院長。”謝爾蓋寫道。這份信先是被送到了警察頭子貝里亞的辦公桌，接着被蓋了章：“不予批准。”這份信清楚地表明，謝爾蓋已經無法繼續屈從於現實，忍受於侮辱。

斯大林是否看到了這份信不得而知，但在這一年的7月14日，兩人有過一次直接的一個半小時的會面。謝爾蓋在日記中寫道，會談內容是“關於科學院和《蘇聯百科全書》……他（斯大林）起初接見我時相當嚴厲，沒有笑容……但送我出門時卻在微笑……他抱怨科學院無所作為，一事無成……我提交了十五份材料。總體來説，不知道是好是壞。我充滿焦慮，必須休假，一切都太不明朗了。”謝爾蓋是否當面提起為哥哥平反一事，不得而知。

一年多後，1951年1月25日，謝爾蓋心臟病發作離世。作為政府高官，他的葬禮莊嚴而隆重，棺材周圍鮮花擁簇，供前來弔唁的人們瞻仰。

在哥哥去世的那幾年裏，謝爾蓋有時會有幾分恍惚，他曾經把桌面上自己的倒影錯看成哥哥；有時候是在夢中，哥哥瘦弱的身影浮現，身上的傷疤帶着乾涸的血跡。他終於迎來了死亡，不用繼續受苦了，可以永久地解脱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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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rinskaya, S. A., Ermolaev, A. I., & Kolchinsky, E. I. (2019). Lysenkoism Against Genetics: The Meeting of the Lenin All-Unio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August 1948, Its Background, Causes, and Aftermath. Genetics, 212(1), 1–12.

[3] Kojevnikov, Alexei B. Stalin’s Great Science: Th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Soviet Physicists.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04.

[4] Joravsky, D. (1965). The Vavilov Brothers. Slavic Review, 24(3), 381–394.

[5] Feinberg, E. L. Physicists: Epoch and Personalities. Translated by A. V. Leonidov,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1.

[6] Ginzburg, V. L. About Science, Myself and Others. CRC Press, 2019.

[7] Tolz, V. (1997). Russian Academicians and the Revolution: Combining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8] Boris M Bolotovski, Yuri N Vavilov, Alevtina P Shmeleva, Sergei Vavilov: luminary of Russian physics, http://cds.cern.ch/record/1733700/files/vol44-issue9-p03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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