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權到海陸權：地理大發現之後的人類歷史_風聞

引言

      十五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徹底重構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軌跡，標誌着陸地帝國主導時代的終結，以及海權時代的開啓。從此，陸地帝國的傳統主導地位讓位於海洋霸權，國際貿易主軸也由駝鈴古道轉向了萬里波濤。五百年風雲激盪，一部海權與陸權交織對抗的宏大史詩鋪陳開來。英國憑單洋海權建立“日不落帝國”，美國以兩洋海權成就全球霸主。然而，每一次海權巔峯均以與陸權力量的激烈衝突為標誌，從拿破崙戰爭、克里米亞戰爭到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及後冷戰衝突，陸權國家被長期排斥於海權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之外，淪為地緣博弈的“失落者”、全球利益分配的“門外人”。衝突消耗着既有霸權的根基，也推動着霸權秩序的迭代。今日的世界，正處於這一漫長演變的關鍵節點——中國作為全球唯一的海陸權複合型大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海陸文明大融合，即將終結500年來海陸國家對抗的宿命，開啓了人類文明協同發展的新紀元。

千年未有之變局——地理大發現與人類歷史的轉折

      在漫長的人類古典文明時期，歐亞大陸的核心經濟命脈緊緊依附於跨越大陸的“絲綢之路”網絡。這條古老的貿易通道，將中華帝國、波斯、印度、阿拉伯及地中海文明區緊密連接，其中流轉的商品、思想與技術構成了前現代全球化的基石。古老東方的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沿着絲綢之路傳入西方。掌控東亞陸權的中華帝國、圍繞跨歐亞陸權興起的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等，依靠龐大的內陸體系控制着財富流通和文明交流的路徑。帝國的政治與軍事實力根植於對廣袤陸地的治理能力。威尼斯、熱那亞等依靠地中海區域貿易的海洋城市國家，儘管展現出了一定的商業活力，但其能量與影響力終究受限於地域規模，無法主導整個時代的發展走向。

      在大明鄭和船隊下西洋一個甲子之後，1498年，葡萄牙的達伽馬船隊成功繞過非洲好望角抵達印度，首次開闢了歐洲直接駛向富庶東方的全新海路。這一關鍵性的航海壯舉，從根本上撕裂了舊有的陸地貿易壟斷格局。緊隨其後，1492年，西班牙的哥倫布航抵美洲，為歐洲引入鉅額的貴金屬資源，以及龐大的殖民地體系。1522年，麥哲倫領導的西班牙船隊完成人類首次的環球航行，最終確認了海洋連為一體的客觀現實。航海技術的突破性發展，例如星盤、新型帆船的應用，使人類具備了持續深入遠洋並進行跨洋活動的技術可能。至此，海洋不再是文明交流的障礙，而是轉化為塑造全球權力格局的新軸線。

      地理大發現最直接且深遠的結果，是全球貿易發生了一次歷史性的範式轉移，其核心形式從人類古典文明時期的陸權主導轉移到海權主導。人類近現代文明由此開始。海洋承運以其更大的運載能力、更遠的活動範圍、相對較低的運輸成本，迅速取代了依賴驛站和駝隊的長途陸運，成為洲際商品和貨物流通的主要模式。那些能夠建造先進遠洋艦隊、擁有優質天然良港、具有全球視野的沿海國家，迅速躍升為新的世界中心。西班牙、葡萄牙率先憑藉着新開闢的航路，建立起了跨洋帝國，並以子午線瓜分新世界。荷蘭依託自身在金融以及物流方面的優勢，開創了高效的海上貿易體系，成為17世紀的“海上馬車伕”。最終，以英國為代表的海權巨擘，通過奪取關鍵的海上戰略據點，以及構築全球的軍事投射鏈條，將自身塑造成為了“日不落”霸權。

     在地理大發現之後的新世界，歐洲海權國家不僅控制了全球財富流通的要道，同時也重塑了世界貿易的運行規則。

單洋海權時代——日不落帝國興衰

      英國的海權崛起依託其精妙的國家戰略選擇與地緣優勢的充分發揮。16世紀下半葉開始，伊麗莎白一世女王的長期統治見證了英國海軍逐步加大對私掠船及正規海軍的建設力度，致力於挑戰西班牙霸權。1588年，“無敵艦隊”的覆滅終結了西班牙在大西洋的絕對統治，極大地提升了英格蘭的國際地位。此後，克倫威爾時期推出《航海條例》，規定進入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貨物必須由英國船隻或商品原產地船隻運輸。該法律直接挑戰了荷蘭“海上馬車伕”的地位，標誌着英國系統性地確立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由此爆發的三次英荷戰爭最終以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後邀請荷蘭執政威廉三世成為英王、實現兩國政治和解以及海上優勢向英國徹底轉移為結局。18世紀中葉爆發的七年戰爭實質上是英國與法國爭奪世界殖民霸權的決定性戰爭。在北美、印度及遼闊海域的激烈衝突後，1763年，兩國簽訂《巴黎和約》，確認了英國在北美和印度的絕對優勢，特別是從法國手中完全接管了對印度次大陸的控制權。

      19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期間，納爾遜勳爵指揮的皇家海軍在特拉法爾加海戰中徹底摧毀了法國與西班牙聯合艦隊。此次勝利徹底肅清了法國海上挑戰的威脅，確立了英國對大西洋貿易通道的絕對控制權。正是因為牢固地掌握了這條核心的海上生命線，海外的資源和工業品源源不斷地輸入大不列顛島，直接促成了工業革命的爆發。通過利用豐富的煤炭資源、機械發明和大西洋貿易市場，英國在19世紀中葉成功引領人類進入“蒸汽時代”和“鐵路時代”。19世紀中期，英國生產的工業品佔據全球總量的40%。倫敦金融城也成為無可比擬的全球資本分配中心。英國單一大西洋海權時代達到巔峯，其龐大的殖民帝國覆蓋了地球陸地面積的約四分之一，其海軍力量的標準成為整個世紀的國際標準。龐大的海軍、海上貿易網與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共同構築了這一霸權。

      然而，單一大西洋海權的固有弱點也在發展中逐步顯現出來。19世紀中葉，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試圖向巴爾幹擴張、向地中海奪取温水出海口。這對英國所把控的經由地中海通往印度的生命線，構成了嚴峻的威脅。作為回應，英國聯合法國於1853年挑起克里米亞戰爭，成功封堵了俄國南下的海洋通道。此役鞏固了英國的地中海霸權，但戰爭的鉅額開銷也暴露了依賴單一海洋的經濟脆弱性。進入20世紀後，工業基礎迅猛發展的德意志帝國，憑藉其雄厚的陸地與工業實力，尋求突破英國的海洋封鎖，並爭奪“陽光下的地盤”。為阻止德國挑戰其海洋霸權，英國被迫投入兩次世界大戰的鉅額消耗之中。這兩場空前慘烈且代價極大的全球戰爭最終徹底耗盡了英國長久積累的財力資源。1946年3月，丘吉爾在美國發表“鐵幕演説”，標誌着英國自願將西方領導權讓渡於同時具備跨大西洋與跨太平洋雙重製海優勢的美國。人類單洋海權時代由此終結。

     單一的、侷限於大西洋的海權體系已無力應對來自歐亞大陸大規模工業化強權挑戰，這正是單洋海權結構的歷史宿命。

兩洋海權時代——美利堅的全球投射

      美國地理位置所具有的先天優勢，預示了其海權帝國的潛力。19世紀，美國通過西進運動在北美大陸穩步擴張，為其奠定了堅實的資源基礎與遼闊的腹地市場。隨着美國在大西洋西岸的力量逐漸增強，1823年，美國提出“門羅主義”，將美洲視為美國勢力範圍。“門羅主義”實質上是挑戰歐洲傳統列強在美洲影響力的重要宣言。經過1898年的美西戰爭，美國取得關島、波多黎各，並將菲律賓納入勢力範圍，其海上力量正式進入太平洋縱深區域。1907年，老羅斯福總統派遣由16艘精鋭戰列艦組成的“大白艦隊”進行為期14個月的全球巡航。這支艦隊不僅繞航南美、橫越太平洋、訪問亞洲並最終經蘇伊士運河返回本土。其航跡明確宣告了美國同時掌控兩大洋的戰略意圖及其海軍技術能力，為“兩洋海軍”理念奠定基礎。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海軍力量首次大規模地赴歐參戰。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包含國際聯盟設想在內的“十四點和平原則”，積極謀求全球話語的主導權。二戰期間，1941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動員其國內強大的工業基礎，為英國、蘇聯等盟國提供龐大戰備物資。諾曼底登陸與太平洋戰場跳島作戰分別確立了美國在兩洋之上無可爭議的軍事主導地位。

      二戰結束後，美國立即着手構建兩洋海權體系，取代英國主導的單洋海權體系。1944年《佈雷頓森林協定》確立美元本位。1947年“馬歇爾計劃”通過鉅額經濟援助恢復西歐，構建美國主導的大西洋貿易體系。1956年，美國和蘇聯強迫英法停止蘇伊士運河行動，標誌着舊大陸殖民霸權被美洲新興兩洋霸權和蘇聯陸權所取代。冷戰中北約集團與西太平洋島鏈組成的體系，構成了美國全球力量投射的海權骨骼。然而，1945年至1970年，美國所構建的兩洋海權體系，其中一翼太平洋海權因缺少東方陸權的支撐，無法充分發揮其地緣戰略力量。因此這段時間美國僅憑大西洋海權力量和西歐陸權力量的聯合，在與佔據西方霸權戰略腹地中東歐的蘇聯陸權力量角逐中落入下風。1972年尼克松訪華及之後的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中美兩國開始共同構建太平洋貿易體系。

      美國兩洋霸權的地緣經濟基礎，在於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兩洋貿易體系。西太平洋區域在二戰後迅速發展為全球製造業重鎮，構成了跨太平洋的密集產業鏈條和供應鏈體系。以加州為主的美國西海岸高科技和金融經濟逐步成型。美國市場則成為東亞製成品的主要出口地。在跨大西洋方向，美歐形成了全球最主要的高端技術合作與金融服務互補網絡。以德國為中心的西歐製造業中心形成，並逐步發展成今日的歐盟。1974年，石油美元機制將中東石油出產與美國金融體系深度綁定，進一步鞏固了兩洋海權的經濟支柱。與此同時，美國在全球海洋關鍵通道如新加坡、巴林、迪戈加西亞等，設置戰略據點，遍佈海軍基地，有力地保障了貿易航道的安全。依靠東亞和西歐兩大製造業中心，美國形成以加州為主的西海岸和以紐約為主的東海岸兩大經濟中心，作為兩洋貿易體系的主要抓手。

      然而，海權時代的財富流向始終具有鮮明的地理烙印。掌控海岸線、海洋貿易要道的國家及其核心城市成為全球化紅利的最大贏家。美國東北海岸的紐約與西海岸的加州、西歐、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的東部沿海地區（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都是這一邏輯的直接受益者。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俄羅斯、伊拉克、伊朗等傳統陸權強國，難以有效接入以海權國家為樞紐構建的全球貿易與金融體系，成為全球貿易的“利益失落者”。這種深刻的利益分化，使得海權霸主與傳統陸權大國之間始終存在難以彌合的尖鋭矛盾，並無一例外最終都發展成為劇烈的戰爭。冷戰中後期到後冷戰時代，美國海權與東歐陸權蘇聯俄羅斯、中東陸權伊拉克伊朗之間持續不斷的地緣對抗正是此邏輯的展開。1990年代海灣戰爭、200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2022年的俄烏衝突、巴以衝突、伊以衝突，這些激烈對抗均是歐亞內陸強權等“海權全球化失落者”和“海權全球化支配者”美國之間的利益矛盾呈現。長期高強度對抗引發軍事上的鉅額投入與地緣政治格局的反覆震盪嚴重消耗了美國兩洋霸權。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產業結構的全球化外包與金融化趨勢不斷深化，實體經濟面臨空心化壓力。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國內經濟基礎遭遇重創，運行兩洋海權體系的成本逐漸超出美國自身承載。至2016年和2024年，秉持“美國孤立”策略的特朗普兩次當選美國總統。美國主導的兩洋海權時代正迎來無可挽救的衰敗，並最終走向終結。

海陸權時代——華夏文明的新天命

      世界海權秩序的演進脈絡清晰表明：從依附單一海洋的“日不落”殖民帝國體系，跨越到控制兩大洋的超級強國體系，地理大發現之後的人類歷史始終在海權與陸權二元格局的矛盾張力中推進。前一體系無力整合陸地強國的力量導致了自身崩潰，後一體系因對抗歐亞大陸主要陸權力量而消耗過度。破解海陸對抗的歷史魔咒，構建包含廣大海陸國家在內的新型國際秩序，正是地理大發現之後歷史發展至今的人類歷史核心需求。

      作為人類歷史唯一延續不斷的5000年文明古國，中國作為一個極其特殊的範例，因其超大規模且相對連通的陸地國土、漫長且具有戰略價值的海岸線，以及歷史上深厚的內外整合治理傳統，成為當今世界獨一無二的、兼具強大陸權基礎與有效海權發展潛力的“海陸複合型”國家。這一特性使其歷史性地肩負起一項重大使命：推動地理大發現五百餘年來因海權單極控制而分裂的世界實現真正的和解與融合，讓古老的陸上文明與新興的海洋國家在全球發展進程中共享繁榮。“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無疑是歷史在新時代賦予華夏文明的“新天命”——為人類文明開啓“海陸權時代”。

      在西方艦隊叩關前的漫長歲月中，中國以東方世界秩序的“天下”體系建構者而聞名於世，其影響力的核心立足於深厚的東方陸權傳統。然而，1840年鴉片戰爭的炮火以及19世紀後半葉沙皇俄國在東北亞持續的領土蠶食，使這一古老的陸權主導體系在海權衝擊與陸強挑戰下，逐漸走向瓦解。

      直到1949年新中國的誕生，特別是經過1950年至1953年抗美援朝戰場的鐵血考驗，新生政權憑藉強大意志與組織力量，成功擊退了來自美國海權的威脅，同時極大地抑制了蘇俄陸權在東北亞的過度擴張。中國重新奠定了其作為東亞區域核心陸權力量的結構性和歷史性地位。20世紀70年代初與美國的戰略互動以及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則是鞏固了東亞陸權的中華文明開始擁抱和主導現代海權秩序的關鍵步驟。中國開始與美國共同構建和發展太平洋貿易體系，依託東部沿海地帶迅速發展為世界工廠，不僅吸納全球化紅利，更在21世紀的頭十年裏，其製造業體量與貿易規模相繼超越美國，事實上成為全球海洋貿易體系的核心驅動引擎。而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歷史意義上遠超單一的經濟合作範疇。其宏偉構思——通過鏈接中亞、俄羅斯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與貫通東南亞、南亞、非洲至歐洲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物理層面和制度理念上，致力於彌合海權國家主導的藍色文明圈與陸權國家構成的廣袤大陸地帶之間的鴻溝，嘗試構建一個涵蓋基礎設施硬聯通與規則標準軟聯通的協同發展網絡。這清晰地標誌着由中國推動並引領、旨在克服歷史隔閡、整合海陸雙重空間的人類文明發展新紀元“海陸權時代”正在開啓其壯闊序幕。

      中國的“海陸協同時代”構想具有深刻的現實基礎。東部沿海作為全球最高效的製造業與貿易樞紐之一，本身已是現代海權體系的高度受益者與核心支柱，理解海洋通道的自由暢通對經濟繁榮的命脈意義。同時，遼闊的西部及北部腹地，通過“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中歐班列陸路幹線、中巴經濟走廊、與俄羅斯及中亞國家深化能源及基礎設施合作等，正在成為連接亞歐大陸內陸的陸權復興紐帶。中國力推的亞投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合作機制，旨在針對陸權國家基建薄弱這一歷史短板提供替代性融資支持，幫助它們接入更廣泛的區域乃至全球經濟循環體系。在規則層面，中國倡導的多邊貿易談判（如RCEP）、反對單邊制裁的外交實踐、以及對聯合國中心地位的維護，實質是對抗海權國家主導的排他性“俱樂部式”國際規則體系，意圖構建更具包容性、平等參與的新時代全球治理方案，尤其呼應廣大陸權發展中國家的核心關切。這與歷史上英美海權集團構建的排他性聯盟（如北約）、長期施行的單邊域外製裁（對伊朗、古巴等）、選擇性解釋國際法的做法形成路徑差異。

      促成海陸協同發展並非霸權競爭或替代路徑，而是旨在彌補地理大發現五百餘年後全球貿易體系內存在的系統性、結構性失衡——即貿易利益長期集中於海權國家或沿海狹窄地帶，而歐亞廣袤內陸地區卻難以深度參與並獲取合理收益。這種結構性失衡帶來的海權陸權的激烈衝突，致使海權國家和陸權國家皆淪為輸家：單洋海權的日不落帝國在二戰後灰飛煙滅；兩洋海權的美利堅山巔之城在冷戰、後冷戰的激烈對抗中跌落山巔；一戰、二戰更是給人類文明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中國推進的陸海聯動範式，讓資源豐富但地處內陸的中亞國家通過跨境管道與鐵路直接對接沿海消費市場；通過吉布提港口保障基地建設為東非高原內陸國家建立出海門户；啓動的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互通網絡工程幫助尼泊爾從地理封閉走向區域連接。中國當前發展階段所承負的偉大使命，是在歷史尺度上超越單一“海洋中心主義”或“大陸中心主義”的二元對立框架，以其唯一的“海陸權”地緣政治條件，構建陸海統籌、共同發展、包含全球所有國家的最完整版本的全球化。這也是地理大發現之後的人類文明之船最終所達之地，大明永樂時代的未竟之業，華夏文明的第三次巔峯——海陸權時代！

結****語

      500年前地理大發現的號角吹響，打破了以大陸帝國為核心的傳統世界構造。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直至稱霸海洋的大英帝國相繼建立了覆蓋全球、利益向海傾斜的單一海權體系。隨着工業發展進程推移，當歐亞大陸的陸權國家逐步實現工業化後便難以長期承受被海洋貿易體系邊緣化的困境，必然向海權霸權發起挑戰。從拿破崙帝國到統一德國的歐洲陸權挑戰，再到蘇聯這一橫跨歐亞的超級陸權體系崛起，直至後冷戰時代俄羅斯以資源為依託的抗爭，海權世界秩序始終承受着來自大陸腹地國家要求分割全球化利益的歷史壓力。歷史進程清晰表明：從依賴單一海洋的英帝國體系發展為覆蓋兩大洋的美國兩洋海權體系，其每一次權力中心轉移都在海權與陸權的對抗邏輯中完成，而每一次主導者的更替都因為對抗所消耗的巨大國力。

      當歷史行進至21世紀的今天，美國主導的體系在頻繁干預歐亞大陸衝突、維持兩洋霸權投入過程中呈現出深刻的統治成本危機。英國單洋海權和美國兩洋海權都因為海權陸權的激烈對抗而衰亡，歷史證明海陸對抗的人類文明發展模式不可持續。世界秩序正呼喚更公正包容的結構調整。中國作為五千年未中斷的東方文明體，其同時瀕臨太平洋廣闊水域並背靠歐亞大陸腹地的地緣條件，決定了其是歷史上唯一成功整合海洋貿易深度參與及陸域治理能力協調演進的大國。1840年以來戰勝海權與陸權的雙重侵略、實現國家獨立與富強的偉大實踐，塑造了中國對海陸關係複雜性的深刻理解。2013年開始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本質上是一個體系性解決方案：以基礎設施建設先行打通海陸循環障礙，實現港口連通腹地、內陸通達海洋；以亞投行等合作機制為平台；推動形成互利共贏的新型經濟地理生態。中歐班列的常態化運行成功將“陸鎖國”哈薩克斯坦轉變為亞歐物流樞紐。蒙內鐵路建設顯著提升了東非區域互聯。瓜達爾港運營則為中亞打通出海通道提供可能。

      人類歷史正迎來海權陸權並重的新階段，這一進程的本質並非海權內部重複霸權轉移的舊劇本，而是推動形成真正包容共享的全球秩序新體系。中國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智慧，將以資源、縱深為特徵的陸權稟賦與以貿易、創新為特徵海權優勢相融合，通過“一帶一路”實現麥金德“世界島”與馬漢“海權論”的辯證統一，必將帶領人類文明走向“海陸權”的新時代，必將實現“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